我十歲的時候趕上文革。“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嗨，就是好，就是好呀就是好呀就是好”，全民都挨刀。小小少年，就整天流浪。大人都被弄去革命。革命不是幹活，不是創造財富，而是學習扯淡，扯耄淡；扯氹淡。日子過得非常淡。
我二十歲的時候，中國的耄太陽終於落山了。“你辦事，我放心”，“交城山交城水在耄屍骨沒涼，就把傳江山給他的耄婆抓了。紅色江山傳，叫人心驚膽顫。
我三十歲的時候，按理說也算有了點功名。但日子依然淡。聽氹話：教書育人。教書教得行，育人完全沒有功能。育人得喂奶。日子過得還算拉倒，每天抽包破煙，吃個半飽，下午練練肌肉。一個人在北京“北京啊北京”。未婚老婆對我好，差不多兩個星期給我寫封信。
大學畢業三年，我結婚了。我們天各一方。雖說“有情若是久長時”，不在乎朝朝暮暮。但是，就像《高山下的花環》裏靳開來說的：旱的時候旱死，澇的時候澇死。哪個結了婚的男人不想和老婆熱熱炕頭。人家當兵的人，旱澇間隔時間更長。但是“咱當兵的人”，閻維文。為了誰（升調），為了誰（降調）？
我一“堂堂的知識分子（《苦菜花》裏王柬之語）每月的工資，除去吃喝，就是半年攢一張北京到西安的火車票錢。雖說四人幫到了，淡還是照樣扯。
一九八六年A，一個冷冬天開年，中國執政氹總書記胡耀邦去球了。沒有人知道他為什麼去球，報說是他不管“資產階級自由化”。不久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也去球了。開除出氹。
難道說執政氹又要領導中國又要去球？難道說，火車跑，沒領導？還好，城頭變換大王旗，扛旗的人是“要吃糧”。
我不會打橋牌。感覺中國就是一副牌。那年初，領導吩咐我寫批判胡耀幫的批判文章，我不寫。寫什麽寫，批什麽批？就是那一年，我決定去球。
在中國，人是個球，不想成天被臭球氹踢。就得主動去球，畢竟小胳膊擰不過大腿。去球並不容易。氹領導一切，包括你能否去球。氹不叫你去球，你就去不了球。更何況想去球去到“日薄西山，氣息奄奄”的美國。
去球美國，考托福，考GRE，還得人家美國大學的研究生院同意。先不說那些“洋獁”背著有多煩，光是攢那點考錢都很難。三十多的人了，總不能問媽要錢。一身嘎達肉，半夜想出去找個地方扛大包憑力氣掙點錢，也找不著地方。還是經過四年的“一天等於二十年”苦讀的“氣氣”級的國家281還是9什麽9的大學的“天之驕子”。想著上大學時懷著“駕長車，踏破賀蘭山闋”的氣概讀書，到頭還得美國決定你能不能從自家鍋去球。，跑人家鍋裏找機會進球。我生氣，真生氣。你跟誰生氣？（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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