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到十二隊，第一條消息就是劉大富家房子被燒了。他倆夫婦走後，其他人忙不過來，一天沒顧上喂雞。雞餓急了到處飛，撲倒了掛牆上的油燈。等火救下來，小半個院子已燒光了。
劉大富夫婦神情沮喪地坐在我們麵前。一個月不見，倆人都瘦了一圈，隻是眼睛還閃著倔強精明的光。
“我們決定去把這娃兒做掉了。”
“你總算想通了？”小琴冷冷地說，“早就跟你說過，跟共產黨的政策抗是不會贏的。”
“並不是怕你們。”劉大富的倔勁兒又上來了，“李瞎子跟我們算了命，肚子裏這個又是個丫頭片子，還是個災星。”
“李瞎子的話你就信？”二毛問
“不信也不行，剛算完命，家裏就遭了火。”
“好！”小琴氣得聲音都在發抖，“是李瞎子說得你同意做掉娃兒的。我們也不想跟李瞎子搶功。你的事我們工作組以後不管，自個上醫院手術去吧！”
小琴拂袖而去。工作組有紀律，不能當了工作對象的麵發表不同意見。大家隻好跟著小琴出去。我一步三回頭地走出劉家大院，心裏算盤著怎樣勸小琴不要跟劉家過不去。抬頭一看，小琴竄著頭在田埂上走得飛快，一邊走一邊抹眼淚。我喊了聲“小琴”追上去，不料腳下一滑，一跤摔倒在水田裏。
至今我都不明白，小琴為什麽氣，為什麽哭。她也許覺得蒙受恥辱。我們一次又一次地上門解釋科學道理，提供計劃生育的福利，到頭來不如李瞎子一句話。
三天後，我在醫院值班。清晨五點，全院的人都被聲嘶力竭的慘叫驚醒：“天絕我啊！天絕我啊！！”是劉大富看到從媳婦肚裏掉出來的男嬰後，捶胸頓足，嚎啕大哭。他媳婦也悲痛欲絕，拚命扯自己頭發。我試圖過去安慰她，快走到門口，劉大富仇恨地剜了我一眼，嚇得我退開了。
從那以後我們再沒和劉大富照過麵。隻聽說他大病一場。每次下鄉，從他家院壩前經過，我總轉過頭再三向裏張望。李子熟透了，掉落一地，也沒人收獲。兩條大狼狗仍然忠實地蹲在樹下，臉朝著主人的方向，不懂得它們的主人已經萬念俱焚，斷了發家致富的念頭。
一天我實在忍不住，悄悄來到劉家大院看看。大院裏死一樣寂靜。隻有僥幸逃出大火的幾隻雞在灰燼中趴著，偶爾撲扇出一點聲音。一抬頭，看見趙會計也在這裏流連，默默地繞房子走了一圈後，他聲音淒涼的說：“這家人完了，心死了。”他指著繞滿了籬笆，爬滿了牆頭，因為沒有澆水而幹枯的瓜藤豆蔓：“今年，這些先死。明年，到處就會長滿野草、毒藤。那些竹子，會因為缺水、缺肥和缺氧而要死不活。那果樹，會被偷吃的娃兒折斷丫枝......”趙會計又越說越激動，一把抓起我的手，把我拖到開闊地。他指點著江山：“你看看，除了劉家大院，這方圓十幾裏，哪兒還有一棵象樣的樹，一兜象樣的竹！每一寸土地都被開了荒來種糧食。”他頹然鬆開我的手，跌坐在地上變成了自言自語：“每一寸土都種了糧食，因為人均隻有七分地呀！計劃生育要是早十年搞，就不會是這樣。可你們一搞起來又是這個樣子！”他激動地衝我吼：“劉大富是農民的榜樣，農村富裕的種子。你們這樣搞法，把農村的良種滅了！”他好容易平靜下來，探究的看著我，象要從我的臉上看出答案來：“我經常做著帳就走神，想這農村啷個就搞成這個樣子。究竟哪一步走錯了，啷個才理得順？腦殼想痛了，也沒有答案。中國先賢們總是說‘治大國如烹小鮮’。可我們的政府這幾十年都折騰了些啥啊？幹什麽都一轟而起，一刀切。一個運動接著一個運動。吃錯藥了啊？！”
我無言以對。每周星期六的政治學習會上，熊書記和小琴他們一再強調從全國全省的高度理解計劃生育的重要性。堅定革命意誌，不要為一家一戶的具體情況而心慈手軟。自從好朋友月華的事發生後，我總禁不住要想，如果她們是我的親人，因為沒有生育指標，不得不去墮掉五、六個月大的胎兒，我會怎麽感覺？每次出現這種念頭，我就用文件上的冷酷的數據堅定自己的意誌：二十多年來，昌都縣的土地產量，隻從每畝大約300公斤增產到每畝350多公斤，而人口卻增長了近一倍。昌都縣人口已經膨脹到人均隻有七分地了，再不控製，這方水土，就養不活這些人了。
當時我並不知道，早在五十年代，一個叫馬寅初的學者，曾建議過政府控製人口。可他的理論遭到了批判。馬教授因此被劃為右派，失去了傳播自己理論和學問的自由。從一九五零年到一九七三年的二十多年間，中國的社會主義製度和意識形態極大的刺激了人們的生育本能，這個製度在食品、住房、能源等基本生活需求方麵采取平均分配的政策，意識形態又倡導艱苦樸素，不準人民追求高質量生活。大家庭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家庭所得按人口比例增長，但生活花費卻不是按比例增長的。其結果，人口從五十年代初的六億增加到現在的十億。正象趙會計說的：“上麵製定政策的人早幾年沒看到這步棋，事到臨頭了打急抓。” 人民，來承受人口膨脹的苦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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