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千年之交的問題
就在華爾街的交易部門如火如荼的轉戰於九十年代紛紜的曆次危機之間時，華爾街的投資部門也日以繼夜的書寫著另外一個神話。這就是大家更加熟悉，影響更大更廣的高技術泡沫（High Tech Bubble/Internet Bubble）。
在第四部分裏，我們已經討論過，華爾街的投資銀行利用新興的金融文化作背景，通過炒作“發展式估價模式”（Growth over Profits），把一個本來應該是伴隨實體經濟增長而增長的正常利潤也成功的轉化成為一輪財富再分配的遊戲。這種遊戲的核心就是“吹泡泡”：任何一個泡沫在形成和膨脹的過程中，都會展示出超乎尋常的強勁勢頭和無法抵禦的回報率，賬麵上出現極度的虛假繁榮，這時候掌握著方方麵麵控製權的華爾街就可以優先取出巨額的實質利潤，而這些利潤在賬麵上卻隻被表示成很小的市場份額，從而避免引起過多的注意。華爾街實力雄厚的熱錢進入股票市場造成股價的膨脹，華爾街道貌岸然的分析員進入電視新聞造成輿論的飛揚，巧到極點的是居然還有影影綽綽的千年蟲（Y2K Problem）錦上添花的推波助瀾在一旁！---- 千禧年的鍾聲趕走了莫須有的蟲子，大家歡天喜地的迎接納斯達克5000點的瘋狂。如果說華爾街對於東南亞各國貨幣與資產的炒作是豪奪的話，那麽在高技術泡沫中對於美國等國家普通民眾的誘騙大概可以叫做巧取吧。
納斯達克綜合指數（Nasdaq Composite)從1995的不到1000點，5年間坐著火箭飛，到2000年3月10日，達到了5132點。僅僅從1999年中期到2000年中期，華爾街幫助約500家".com"公司上市，IPO總值約770億美元，投資銀行僅僅通過上市這一項業務，就收取了6%的服務費（約45億美元）。但是主要的利潤卻還不是這“小小的費用”，華爾街投行對於每個希望上市的公司都要求有優先投資權，即他們擁有在先於公開上市的時候，以低於IPO價格購入相當比例的股份的權力。大家一定都還記得，在每家“.com”上市之後，華爾街駕輕就熟的資金炒作和輿論炒作使得每家公司的股價都成天翻倍，這中間的“奧妙”實在不難理解。
但是當年身在其中的芸芸眾生的注意力卻沒有集中在這個“明擺著”的“魔術手法”上，大家多數都被誤導著去考慮這個問題：“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實際上，從整體上講，答案是我們中國古人一句無奈的話：“有功亦誅，無功亦誅”。如果參與投資，那麽由於遊戲本身的極度不對稱性，除了少量的“幸運兒”（就像中彩一般），大部分普通玩家都注定是輸家；如果不參與投資，那麽泡沫帶來的通貨膨脹會使你辛苦掙來的積蓄自然貶值，仍然是輸家。
作為美聯儲主席的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在1999年的時候，為了金融股市的長遠利益，認為必須采取措施製止股市泡沫的繼續膨脹（以及它所隱含的對公眾財富無節製的掠奪），在一年間6次上調聯邦基本利率，以圖遏製過熱的經濟虛擬增長。大量資金逃離泡沫此時已是勢所必然，在2000年3月10日納斯達克達到了頂點之後的那個周末裏，大規模的拋售使得周一的開盤指數已經降至4879點，跌幅4%。從此納斯達克一瀉千裏，到2001年，大多數“.com”公司從股市上黯然消失，這其中的多數又從來沒有盈過一分錢的利。從2000年3月到2002年底，塵埃落定之後，高技術公司總體市值蒸發了5萬億美元。除了高技術拓荒人流中捷足先登的幸運兒們之外，華爾街的特權階層又一次成為大贏家。西曆2000年除夕，在紐約世貿中心（WTC）樓頂餐廳裏舉行著豪華而喜慶的公司年會，侍者們將驚喜地發現他們每人今晚的小費收入都會超過數千美元，但是他們很可能不知道這些慷慨大方的來自股票交易所的權貴中有不少人當年的個人獎金收入超過了1億美元。
風風火火的九十年代這樣過去了，曆次危機，尤其是LTCM的解體給華爾街提出了一些技術問題。一個是風險管理製度的必須加強，在以後的歲月裏，華爾街各主要機構都逐步增強了各自的風險管理部門，包括量化的風險管理體係。然而這種加強很大程度上隻是理論上的和形式上的，對於實際運作的影響究竟有多大還有待考驗。
另一個是特別關於信用風險（Credit Risk）的問題。傳統金融市場主要考慮兩種風險，一是由市場價格波動帶來的市場風險（Market Risk）,另一個是商務對手或者夥伴帶來的對手風險（Counterparty Risk）。當然，此外還有諸如政策風險，自然風險等等其他方麵也許要被考察。但是俄羅斯等國家級別的金融危機和LTCM的解體給金融市場帶來的不再是單個公司的對手風險，而是出於對於更加廣泛層次上的信用恐慌（比如整個國家或是龐大的資產組合），使得一類或者一組金融產品的市場價格突然大幅度變化的信用風險。1999年的時候，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的一次數量金融學術會議上，這個問題就已經引起了廣泛的興趣。人們認識到信用風險和大型自然災害有著很多類似之處，例如，它們都是相對小概率的突發事件，所以很難精確預測；它們都是一旦發生則破壞力巨大的災難性事件；在長時間尺度上，它們都是不可避免的等等。於是一種類似於災難保險的想法自然而然萌生了，信用衍生物（Credit Derivatives）即將成為二十一世紀最流行的新產品。
然而，對於華爾街的寡頭們而言，還有著比這些技術問題重要得多的實際問題要考慮：現在，亞洲，俄羅斯都炒垮了，納斯達克也死掉了，我們下一步怎麽賺錢呢？下一個炒誰？在哪裏炒？下一個泡沫在哪裏呢？
此刻，老百姓們除了憤怒，失望，迷惑，歎息，慶幸或是竊喜之外，還得一如既往的考慮日子怎麽過的問題，多數人既沒有時間也沒有精力，更沒有渠道站出來質問一下華爾街的種種作為。即使零星的在媒體中間出現一些疑問也多數集中在技術層麵上，很少有人能夠挑戰真正根源的利益分配問題，或者具體的說，就是華爾街的獎金分紅製度的問題。
就在華爾街的交易部門如火如荼的轉戰於九十年代紛紜的曆次危機之間時，華爾街的投資部門也日以繼夜的書寫著另外一個神話。這就是大家更加熟悉，影響更大更廣的高技術泡沫（High Tech Bubble/Internet Bubble）。
在第四部分裏，我們已經討論過，華爾街的投資銀行利用新興的金融文化作背景，通過炒作“發展式估價模式”（Growth over Profits），把一個本來應該是伴隨實體經濟增長而增長的正常利潤也成功的轉化成為一輪財富再分配的遊戲。這種遊戲的核心就是“吹泡泡”：任何一個泡沫在形成和膨脹的過程中，都會展示出超乎尋常的強勁勢頭和無法抵禦的回報率，賬麵上出現極度的虛假繁榮，這時候掌握著方方麵麵控製權的華爾街就可以優先取出巨額的實質利潤，而這些利潤在賬麵上卻隻被表示成很小的市場份額，從而避免引起過多的注意。華爾街實力雄厚的熱錢進入股票市場造成股價的膨脹，華爾街道貌岸然的分析員進入電視新聞造成輿論的飛揚，巧到極點的是居然還有影影綽綽的千年蟲（Y2K Problem）錦上添花的推波助瀾在一旁！---- 千禧年的鍾聲趕走了莫須有的蟲子，大家歡天喜地的迎接納斯達克5000點的瘋狂。如果說華爾街對於東南亞各國貨幣與資產的炒作是豪奪的話，那麽在高技術泡沫中對於美國等國家普通民眾的誘騙大概可以叫做巧取吧。
納斯達克綜合指數（Nasdaq Composite)從1995的不到1000點，5年間坐著火箭飛，到2000年3月10日，達到了5132點。僅僅從1999年中期到2000年中期，華爾街幫助約500家".com"公司上市，IPO總值約770億美元，投資銀行僅僅通過上市這一項業務，就收取了6%的服務費（約45億美元）。但是主要的利潤卻還不是這“小小的費用”，華爾街投行對於每個希望上市的公司都要求有優先投資權，即他們擁有在先於公開上市的時候，以低於IPO價格購入相當比例的股份的權力。大家一定都還記得，在每家“.com”上市之後，華爾街駕輕就熟的資金炒作和輿論炒作使得每家公司的股價都成天翻倍，這中間的“奧妙”實在不難理解。
但是當年身在其中的芸芸眾生的注意力卻沒有集中在這個“明擺著”的“魔術手法”上，大家多數都被誤導著去考慮這個問題：“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實際上，從整體上講，答案是我們中國古人一句無奈的話：“有功亦誅，無功亦誅”。如果參與投資，那麽由於遊戲本身的極度不對稱性，除了少量的“幸運兒”（就像中彩一般），大部分普通玩家都注定是輸家；如果不參與投資，那麽泡沫帶來的通貨膨脹會使你辛苦掙來的積蓄自然貶值，仍然是輸家。
作為美聯儲主席的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在1999年的時候，為了金融股市的長遠利益，認為必須采取措施製止股市泡沫的繼續膨脹（以及它所隱含的對公眾財富無節製的掠奪），在一年間6次上調聯邦基本利率，以圖遏製過熱的經濟虛擬增長。大量資金逃離泡沫此時已是勢所必然，在2000年3月10日納斯達克達到了頂點之後的那個周末裏，大規模的拋售使得周一的開盤指數已經降至4879點，跌幅4%。從此納斯達克一瀉千裏，到2001年，大多數“.com”公司從股市上黯然消失，這其中的多數又從來沒有盈過一分錢的利。從2000年3月到2002年底，塵埃落定之後，高技術公司總體市值蒸發了5萬億美元。除了高技術拓荒人流中捷足先登的幸運兒們之外，華爾街的特權階層又一次成為大贏家。西曆2000年除夕，在紐約世貿中心（WTC）樓頂餐廳裏舉行著豪華而喜慶的公司年會，侍者們將驚喜地發現他們每人今晚的小費收入都會超過數千美元，但是他們很可能不知道這些慷慨大方的來自股票交易所的權貴中有不少人當年的個人獎金收入超過了1億美元。
風風火火的九十年代這樣過去了，曆次危機，尤其是LTCM的解體給華爾街提出了一些技術問題。一個是風險管理製度的必須加強，在以後的歲月裏，華爾街各主要機構都逐步增強了各自的風險管理部門，包括量化的風險管理體係。然而這種加強很大程度上隻是理論上的和形式上的，對於實際運作的影響究竟有多大還有待考驗。
另一個是特別關於信用風險（Credit Risk）的問題。傳統金融市場主要考慮兩種風險，一是由市場價格波動帶來的市場風險（Market Risk）,另一個是商務對手或者夥伴帶來的對手風險（Counterparty Risk）。當然，此外還有諸如政策風險，自然風險等等其他方麵也許要被考察。但是俄羅斯等國家級別的金融危機和LTCM的解體給金融市場帶來的不再是單個公司的對手風險，而是出於對於更加廣泛層次上的信用恐慌（比如整個國家或是龐大的資產組合），使得一類或者一組金融產品的市場價格突然大幅度變化的信用風險。1999年的時候，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的一次數量金融學術會議上，這個問題就已經引起了廣泛的興趣。人們認識到信用風險和大型自然災害有著很多類似之處，例如，它們都是相對小概率的突發事件，所以很難精確預測；它們都是一旦發生則破壞力巨大的災難性事件；在長時間尺度上，它們都是不可避免的等等。於是一種類似於災難保險的想法自然而然萌生了，信用衍生物（Credit Derivatives）即將成為二十一世紀最流行的新產品。
然而，對於華爾街的寡頭們而言，還有著比這些技術問題重要得多的實際問題要考慮：現在，亞洲，俄羅斯都炒垮了，納斯達克也死掉了，我們下一步怎麽賺錢呢？下一個炒誰？在哪裏炒？下一個泡沫在哪裏呢？
此刻，老百姓們除了憤怒，失望，迷惑，歎息，慶幸或是竊喜之外，還得一如既往的考慮日子怎麽過的問題，多數人既沒有時間也沒有精力，更沒有渠道站出來質問一下華爾街的種種作為。即使零星的在媒體中間出現一些疑問也多數集中在技術層麵上，很少有人能夠挑戰真正根源的利益分配問題，或者具體的說，就是華爾街的獎金分紅製度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