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來美國多數大案要案(包括震驚世界的俄克拉何馬聯邦大樓爆炸案)
的偵破工作中都響著一個名字:珍妮·博伊蘭。美國高航爆炸案凶手十幾年中連續
作案數次,聯邦調查局和地方警察局耗費了大量人力物力仍不能偵破,美國民眾長
期處於恐怖之中。1998年凶手終於被緝拿歸案,其中珍妮·博伊蘭繪製的嫌疑犯畫
像起了關鍵作用。珍妮·博伊蘭在本書中記敘了自己多年來繪製畫像協助破案的經
曆,以事實論證了見證人的情緒、心理。個體差異對個人觀察、回憶的影響,同時
呼籲辦案部門迅速改革案件偵破過程中繪製畫像的傳統方法;另一方麵,書中作者
的經曆也是對當代社會中個體追求自我實現時痛苦、曲折曆程的真實寫照。書中還
從側麵展現了當代美國的社會的許多問題,如搶劫、凶殺案層出不窮;部分人尤其
是年輕人精神空虛;司法部門官僚作風嚴重;毒品廣布等,這對有些人對美國社會
的過度理想化認識有生動的教育意義。
本書以第一人稱寫成,以作者自己的事業發展為主要線索,串起了她本人親身
經曆的許多案件。珍妮·博伊蘭高中畢業後遠離家鄉獨立生活、求學。其中半年勤
工儉學的內容是協助警察采訪見證人,就這樣她無意中觸到了一個雜草叢生的全新
領域,在此過程中她發現不同見證人對同一個嫌疑犯的描述不同,他們自己的情緒
和心理狀態對此也有很大影響;聯邦調查局和地方警察部門繪製嫌疑犯畫像的傳統
做法有相當大的紙漏,他們忽略見證人的個體差異和情緒、心理影響,在一係列案
件中都遭遇了慘重的失敗。珍妮·博伊蘭後來在這個領域潛心鑽研,作出了令人矚
目的成就。
有關辦案部門和大眾通常以為,一張嫌疑犯畫像成功與否主要在於畫家的藝術
才能,事實上完全不是這樣,它取決於能否從見證人身上得到完整、準確的信息。
聯邦調查局或警察局的畫家約見見證人時,通常會就見證人表格上事先列出的一係
列問題徑直提問,有時出示給見證人一係列人臉五官的照片,讓他們從中選出嫌疑
犯的五官,然後拚湊成一張臉,結果繪出的畫像絕大多數情況下與真人本麵目大相
徑庭,發布後產生大量錯誤的線索、貽誤了最佳破案時機,罪犯卻逍遙法外,甚至
繼續行凶,公眾對聯邦調查局和警察局失去信心。更為重要的是,錯誤的畫像和見
證人談話的錯誤方式使見證人的記憶受到嚴重破壞。珍妮·博伊蘭常在這種情況下
被邀人案。她認為每一個見證人對嫌疑犯的認識與描述參照的標準不同,比如對於
同一個嫌疑犯,一個亞洲人可能認為他皮膚白皙,一個高加索人可能認為他皮膚偏
暗,不同見證人對嫌疑犯的描述有偏差,往往證明他們可信而不是相反;她熟悉心
理、情緒對見證人記憶的影響,與見證人談話時總是先與對方建立起信任,使對方
完全放鬆下來,從而達到見證人從潛意識領域挖掘出最真實可靠的信息,就像越過
渾濁的水去撿一枚落到河床底部的硬幣。珍妮·博伊蘭憑著自己的技能、耐心、同
情心和忘我的投人,繪出的畫像常常與嫌疑犯本人驚人地相像,很多案件因此很快
產生結果,如波莉·克萊斯案、賈斯廷·瓊斯案、俄克拉何馬聯邦大樓爆炸案、戴
安娜·奧爾蒂斯案、高航爆炸案、魯絲·梅耶案、馬丁·甘茲案、科拉·瓊斯案等
等。
她的成績得到了社會的認可與回報,1994年她獲得美國聯邦調查局的“特別貢
獻獎”,成為1997年度“商界和職業婦女七項大獎”的獲獎人。不僅如此,她還受
邀頻頻出現在廣播、電視節目中,就案件的偵破情況發表講話。她持之不懈地呼籲,
希望有關部門改變向見證人取證、繪製畫像的傳統做法,希望他們像保護指紋證據
一樣保護見證人的記憶。後來她成為電視台的節目主持人之一,實現了少年時代的
夢想。
與上述主線相輔而行的是作者感情生活的發展。珍妮·博伊蘭為從事自己的事
業在個人生活方麵付出了巨大代價。感情將她和羅伯特吸引到一起,但婚後生活暴
露出兩人間的裂縫和衝突:羅伯特狹隘、自私,缺乏理解與寬容。作者隨時有可能
因為突發案件離開家和丈夫,辦案過程中也可能幾夜都不能睡覺。但她丈夫卻不能
接受她這樣隨時外出、數日不歸的生活,她事業上的成功和隨之而至的名利也讓他
狹隘的自尊倍受傷害。作者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試圖改變自己、擺脫畫像工作,努
力按丈夫的標準做一個“正常”的家庭主婦,但同情心使她無法拒絕伸出援助之手。
兩人感情上的拉鋸戰和屢屢爆發的衝突終於導致離婚。
本書真實的破案經曆與知識性相結合,可讀性很強;明暗兩條線索使書中的眾
多案件和生活片段繁簡相宜,秩序井然;這些內容主要按時間順序展開,幾次倒敘
造成了懸念,增強了閱讀的趣味性。本書塑造了一個“我”的立體形象,“我‘在
感情、事業上的發展曆程其實是現代社會中的一個個體自我意識進一步覺醒、對人
生認識逐步加深的過程:”我“追求個體實現的曆程深化了本書的思想深度:人生
的價值在於踏實、努力地做事情,實現自己的夢想,造福大眾,在時間與空間的空
虛中塑起自我真正的存在。作者積極的人生信念對於當今社會中某些人頹廢、空虛
的思想與生活是一種鞭策與激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