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景遷先生（Jonathan D. Spence）過世了，享年85歲。兩個多星期以前，他在自家園子散步，回來的時候摔了一跤，因為患有帕金森症的緣故，臥床不起。在最後的時刻，他應該是聽到了耶誕節的教堂鍾聲，在人們歡唱讚美的頌歌之後，在北美大地進入普降瑞雪的時分，安靜地度過了耶誕夜，在第二天午後的沉睡之中離開了人世。
師母金安平打電話給我，告訴我，他走得安詳，沒有痛苦。我雖然感到心情沉痛鬱結，人天兩隔，再也看不到追隨了半個世紀的老師，但不禁冥想，他安詳離去的時刻，一定是聽到天使搖著金色的小鈴鐺，伴著前來接引的天籟樂音，從人世榮耀的光輝，上升到永恒的天穹，在閃耀的星圖中，化作一顆閃亮的星子，永遠照亮凡間。
亞裏士多德曾說：“曆史講述的是已經發生的事，詩講述的是可能發生的事。由於這個原因，詩比曆史更帶哲學性，更嚴肅；詩所說的是普遍的事物，曆史所說的則是個別的事物。”這個說法，引出了曆來關於文學與曆史孰重、何者更接近哲學真理的爭論。原本討論的是認知真理的哲學問題，應用到曆史寫作，等而下之的誤讀，就成了質疑曆史書寫應不應該有文學性，曆史寫作是否應該文筆優美的問題，其實是庸人自擾，摒棄了曆史寫作應該同時追求曆史真實與表達明暢優美。二者不能得兼，我們才會產生何者為先的想法；若是有能力達到嚴複說的“信達雅”，當然應該以優美的文筆呈現真實的曆史，而非虛構出無端的想象。史景遷的曆史寫作，就兼得史料運用真實與文筆流暢優美的好處，也是西方史學界一致公認的人文成就。
你要問我，史景遷書寫曆史的最大貢獻是什麽？我同意美國人文基金會的悼詞，是改變了西方對中國的誤解，顛覆了西方中心論的扭曲心態，客觀平實認識中國曆史文化。他書寫中國史，胸中所懷的對象主要不是當前的中國讀者，而是古往今來的世世代代，要延續曆史傳統這一盞燈，要忠實照亮人們所處的齷齪世界，要從苦難中升華，在困境中追尋幸福。這是人文精神為人類提供的最值得欣慰的貢獻。
（作者鄭培凱先生是史景遷在耶魯的第一個博士生，曾任教於紐約州立大學、耶魯大學等。1998年到香港城市大學創立中國文化中心，2016年獲頒香港榮譽勳章）
（原文源自三聯數字刊202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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