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劉曉波的殖民三百年說起》
劉曉波被授予今年度的諾貝爾和平獎。
於是乎他的過往無論巨細都聚焦在社會關注的水銀燈下，其中他的一段中國需要三百年殖民的話備受關注。
那是1988年，22年前；說那段話時，劉曉波時年33歲。 話是劉在香港接受采訪時講的，整篇談話在在流露出劉當時的誌得意滿，年輕張狂。
然而誰又沒年輕過，又有多少人沒有過自覺真理在握的愚蠢時刻？
33歲的劉，剛拿了博士的劉，才從挪威奧斯陸大學講授中國當代文學歸來的劉，馬上又要赴美國夏威夷大學講授中國哲學、中國當代政治與知識分子的劉，其後更計劃應邀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做訪問學者的劉，那時的劉有些誌得意滿、有些張狂又有什麽稀奇？
據報，劉曉波從妻子劉霞處獲悉自己獲獎後的消息的第一反應是，這是獎給天安門亡靈的；這反應沒有絲毫的得意，更無半點張狂，他必知道自己不過是被諾獎選中代表一個理想的象征性人物，且隻是眾多同他一樣付出了沉重個人代價的象征性人物之一。
那麽劉曉波所代表的是一個什麽樣的理想呢？ 換句話說，諾貝爾和平獎意圖獎掖的是什麽？
用諾獎委員會自己的話說：“劉曉波在中國以非暴力方式爭取人權的長期抗爭，已成為最重要的象征。” 爭人權，用非暴力的方式，就是這麽回事。 沒有必要浪費筆墨反駁眾多的西方陰謀論，能從給劉頒獎中看出西方想對中國殖民是需要點兒特異功能的，無中生有的功能； 至少在22年前，在同一篇訪談裏，劉自己就說 “殖民地時代已經過去了，沒人會願意再背中國這個包袱。”
話又說回來，難道“誌得意滿，年輕張狂”就是“三百年殖民”的唯一注解嗎？ 不見得。
1988年的那篇講話中有多處論及當時熱門非常的電視記錄片《河殤》。 《河殤》的總顧問金觀濤先生於1984年發表了《興盛與危機-論中國封建社會的超穩定結構》，文章一改傳統曆史研究中經濟決定論下的宿命論，用係統論、控製論的視角重新審視兩千多年的中國社會。 撇開中國是否有過兩千年封建社會的問題，撇開金先生的分析是否準確，這裏的關鍵詞是“超穩定”： 中國過往高度專製的社會的高度穩定這個現象終於進入國人的視野，一時間成為熱議的話題。
然而對中國專製社會超穩定的研究並非自金觀濤先生始。 也是在1988年，一個為當時乃至現在的中國人都鮮少知道的德國人去世了，他的名字叫卡爾.A.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 魏特夫，1896年生，德國猶太人，早年曾狂熱信奉共產主義，德共中央委員。希特勒上台後迫害猶太人。魏特夫被抓進集中營，經國際救援被釋放後移民美國，魏特夫研究中國古代社會性質，曾遊訪中國兩年，收集研究資料。 1939年，得悉斯大林和希特勒簽訂秘密和約，作為備受納粹迫害的猶太人，魏特夫重新思考共產主義，並逐漸成為意識形態的反對者。 對於中國人來說，魏特夫充滿傳奇色彩的一生中最具意義的事 是他於1957年發表了《東方專製主義--對於集權力量的比較研究》 (Oriental Despotism: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otal Power)。 魏特夫在這本書裏利用馬克思最先提出的有關亞細亞生產方式的論點提出有關“東方專製主義”的理論，認為中國的特定條件使其成為經濟高度依賴大規模治水的社會， 而完成全國性治水工程則要求人力物力財力和管理權利的高度集中，由此造成中國社會沒有土地私有，沒有英國曆史上那種相對獨立的貴族階級，沒有法治而隻有君主一言堂，不尊重個人價值而崇尚集體，等等，結果使專製製度超強穩固以至於延續兩千多年，並結論中國的所謂社會主義無非是古老的東方專製主義的翻版。
魏特夫指稱，馬克思恩格斯雖察覺亞細亞生產方式以及在那個經濟基礎之上建立的專製主義的特征，特別是它的穩固不變，並認為此種穩固不變非借助外力而不能破除，但他們卻為了維護自己提出的曆史唯物主義的普世性而背叛科學，有意掩蓋治水社會一直延續亞細亞生產方式而沒有經曆奴隸製、封建製、資本主義等社會階段的事實。
確實，我們在馬克思討論英國對印度的殖民統治的文章 《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中看到這樣的話：“從人的感情上來說，親眼看到這無數辛勤經營的宗法製的祥和無害的社會組織一個個土崩瓦解，被投入苦海，親眼看到它們的每個成員既喪失自己的古老形式的文明又喪失祖傳的謀生手段，是會感到難過的；但是我們不應該忘記，這些田園風味的農村公社不管看起來怎樣祥和無害，卻始終是東方專製製度的牢固基礎，它們使人的頭腦局限在極小的範圍內，成為迷信的馴服工具，成為傳統規則的奴隸，表現不出任何偉大的作為和曆史首創精神。我們不應該忘記那些不開化的人的利己主義，他們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一塊小得可憐的土地上，靜靜地看著一個個帝國的崩潰、各種難以形容的殘暴行為和大城市居民的被屠殺，就像觀看自然現象那樣無動於衷；至於他們自己，隻要哪個侵略者肯於垂顧他們一下，他們就成為這個侵略者的馴順的獵獲物。我們不應該忘記，這種有損尊嚴的、停滯不前的、單調苟安的生活，這種消極被動的生存，在另一方麵反而產生了野性的、盲目的、放縱的破壞力量，甚至使殺生害命在印度斯坦成為一種宗教儀式。我們不應該忘記，這些小小的公社帶著種姓劃分和奴隸製度的汙痕；它們使人屈服於外界環境，而不是把人提高為環境的主宰；它們把自動發展的社會狀態變成了一成不變的自然命運，因而造成了對自然的野蠻的崇拜，從身為自然主宰的人竟然向猴子哈努曼和母牛撒巴拉虔誠地叩拜這個事實，就可以看出這種崇拜是多麽糟蹋人了。 的確，英國在印度斯坦造成社會革命完全是受極卑鄙的利益所驅使，而且謀取這些利益的方式也很愚蠢。但是問題不在這裏。問題在於，如果亞洲的社會狀態沒有一個根本的革命，人類能不能實現自己的命運？如果不能，那麽，英國不管幹了多少罪行，它造成這個革命畢竟是充當了曆史的不自覺的工具。”
馬克思在該文的續篇《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未來結果》中更說：“英國在印度要完成雙重的使命：一個是破壞的使命，即消滅舊的亞洲式的社會；另一個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亞洲為西方式的社會奠定物質基礎。”
再來看看劉曉波的“三百年殖民”是怎樣提出來的：
問：你認為現在的中國社會處在曆史的什麽發展階段?
劉曉波：還沒有走出農業文明。
問：是不是要補資本主義的課?
劉曉波：必須補課。
問：那麽，今天中國的路線還是順著農業社會的慣性在走?
劉曉波：是的。不過，它在調整它的專製，因為它麵臨危機。
問：中國可能在根本上加以改造嗎?
劉曉波：不可能，即使一兩個統治者下決心，也沒辦法，因為沒有土壤。
問：那什麽條件下，中國才有可能實現一個真正的曆史變革呢?
劉曉波：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變成今天這樣，中國那麽大，當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會變成今天香港這樣，三百年夠不夠，我還有懷疑。
1988年的劉曉波應該讀過《論中國封建社會的超穩定結構》，他當然看過《河殤》，也許他在《東方專製主義》中文版麵世之前就有幸讀過其外文版，也許他對馬克思恩格斯論殖民主義的著作曾經留意。 當然，也許劉的“三百年殖民”僅憑自己的悟性和研究而使然。 無論如何，其所謂三百年殖民無非表現了對中國專製主義之頑固的絕望，因此在同一場采訪中才有劉這樣的話：“沒辦法。我對整個人類都是悲觀的......”
人們對劉曉波的話產生反感的原因是基於曆史上殖民主義給殖民地人民帶來的巨大痛苦。 然而如果仔細審閱： 無論是馬克思還是劉曉波，都沒有否認殖民主義會帶來巨大痛苦，他們的觀點無非是說，阻礙現代社會在像印度和中國這樣的國家產生的專製主義非經殖民主義的血腥洗禮而不得以破除之。 世界上所有的孕婦都能順產當然最好，然而事實上有不少孕婦會發生難產，馬克思和劉曉波之談論現代社會產生以殖民主義為代價同醫生說難產的孕婦不經破腹產不得以把孩子生下來並無區別。
以上所說僅在於提出一個解讀劉曉波三百年殖民的可能的脈絡，然而這其實並非很重要，真正重要的是，無論馬克思的殖民主義雙重使命應作何解釋，無論魏特夫有關東方專製主義的論述是否準確，無論劉曉波的三百年殖民應該怎樣理解，所有這些無非都是些個人觀點。 諾獎之授予劉，並不在於要說明其某個具體觀點之對錯，這種對錯自會受到科學或曆史的檢驗；諾貝爾和平獎本身不是有關科學或曆史的，而是有關信仰的，這個信仰就是： 是人就有人權，而人權包括講出自己的觀點，哪怕是錯誤的觀點，而不受迫害的權利。 劉曉波的生命並沒有定格在他說出三百年殖民那一瞬，他在其後的年月裏一直為在中國實現人權理想奮鬥不息。 回到劉曉波的悲觀。 劉曉波之為劉曉波就因為他的故事沒有以悲觀為結束，否則今天得獎的就不會是他。 劉在訪談的最後表示： “但我的悲觀主義並不逃避，即使擺在我麵前的是一個又一個悲劇，我也要掙紮，也要對抗......” 劉後來的努力因著他所以為的必敗而帶有殉難的色彩，而諾獎之頒授給劉，也正為獎掖這樣一種為了諾獎所嘉許的理想而不屈不撓奮爭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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