複旦大學中國宣傳院院長張維為的《這就是中國》第十六期的題目是：解構“西方中心論”。
張是學外語的，談不上是什麽政治學家，也許在日內瓦大學拿了個國際關係學位勉強彌補其政治學的不足，但是他那一代人，基礎知識的缺失和觀察分析力的缺陷無法在後來彌補。和習近平號稱讀了百家書卻讀稿錯字連篇一個道理。
所以，他並無解構“西方中心論”的能力。他證明問題的方法，就是把稱讚中國專製的人稱讚一下，再把批判過中國專製的人批判一下，就證明中國多麽好。張維為以西方名人的不成熟觀點來歌頌中國，借此否定“西方中心論”，其實就是不知不覺接受了“西方中心論”。
“西方中心論”一詞字麵本身雖然含義明確，但具體所指卻是模糊的。通常它跟歐洲中心論是一個意思。我們可以想像，發明這一詞，意味著歐洲不再是中心，麵臨著一種危機，所以要回歸強調自身的重要性。歐洲中心論這一詞的發明者是埃及裔法國的馬克思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世界體係分析家Samir Amin，在一九七十年代提出的。在這樣的背景下，可以認為他是要反對“美國中心”而提出一種新理念，甚至有聯俄聯華對抗美國的意思。在此之前，不論是什麽形式的零星的歐洲中心理念，基本上和英國或法國的內部危機有關。這和張維為宣揚了十來年的中國模式中國震撼類似，背後隱含危機，卻自以為強大，因此要虛張聲勢。
因此，“過去兩三百年，隨著西方世界的崛起，與之伴隨的便是西方中心論的崛起”，張維為的結論是錯誤的。理論上，不存在這樣一個係統的中心論。收集不同的人的隻言片語來說證明中國專製是合理的，才是張維為的目的。值此五四運動一百周年之際，更顯中國的荒誕和落伍。
“國內學界到今天為止，還有不少人仍然是言必稱希臘。在他們眼裏，隻要中國的做法和西方不一樣，那麽中國一定是錯的，西方一定是對的。中國要做的，無非就是不斷地向西方模式靠攏、接軌，甚至最後被西方社會所承認、所接納，對他們來說這很關鍵。我們將其稱之為不惜拆掉故宮，建一個白宮。”
中國人根本就沒有認真學習希臘和古羅馬的哲學和曆史。孟德斯鳩學了，寫了不朽的論法的精神。無論張維為承認不承認，中國過去一百年就是向西方模式靠攏、接軌。從大學教育到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經濟模式，都是如此。接受合理的政府運營機製也不是“拆掉故宮，建一個白宮”，更何況，日本明治維新實際上是複製了英國君主立憲製，很快把不變的清政府打得慘敗。落後就要挨打，共產黨教育人民也有幾十年了，現在為了維護自己的專製獨裁統治，不惜豢養張維為這樣的奴才，為落後的思想和體製塗脂抹粉。
“好在中國以西方不認可的模式迅速崛起了，今天的我們可以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加自信、更加客觀、也更加實事求是地來看待這一切，來審視所謂的西方中心論，指出它的問題所在和它的不實之處。” 中國經濟發展是有目共睹的，但談不上什麽崛起。比如高鐵引人注目，但是中鐵總公司欠債5萬多億元。現在我們可以理解胡溫那麽痛快把鐵道部這樣的重要部門改成一個公司，就是把它剝離一下，讓人感覺政府沒有欠那麽多債。其他很多行業也是如此，混亂不堪。公路街道上跑的汽車多為外國品牌。中國當然也不自信，是孤家寡人的共產黨國家，所以要大撒幣拉攏其他國家交個朋友。內部，維穩高壓，人民完全沒有話語自由。
“在斯賓諾莎故居，你可以看到他對中國是多麽的渴望。他研究發現中國不是一般的國家，而是一個政教分離的國家，而歐洲當時卻還采取政教合一的形式。他能夠講這個話是很了不起的，是革命性的。在當時的歐洲，他說中國是一個遵循自然法的國家，中國人相信自然規律。這種國家治理的方式，更加符合人性。”
斯賓諾莎(1632－1677)生於荷蘭阿姆斯特丹猶太人區，是其父的次子。他的父母親以經營進出口貿易為生，生活頗為寬裕。六歲時，斯賓諾莎的母親安娜·狄波拉去世。斯賓諾莎早年進入當地的猶太神學校，學習希伯來文、猶太法典以及中世紀的猶太哲學等。斯賓諾莎的時代，中國無論如何談不上人性。中國人隻是碰巧天性不喜歡信神，像孔子那樣對鬼神敬而遠之。也並非相信自然規律, 而是搞不清自然規律。所以沒有建立神政人合一的宗教體係，自然就談不上“政教合一”。這沒有什麽可以吹噓的，就像沒建立科學體係，不能說五行陰陽學說就是科學的符合自然規律一樣。斯賓諾莎的時代，各種宗教紛爭很多，猶太人在很多個世紀被反複迫害，他憧憬一個政教分立宗教自由的國家很正常，但這不等於說中國是論證政教分離更好所以偉大。事實上中國執政者至今對宗教的態度是極端愚蠢的，也是萬分恐懼的，所以沒有宗教自由。佛教，燒燒香，拜拜佛，念念經，根本不問政治，所以從政治角度說境遇要好一點，但是，它也隻能作為失落心靈的避難所，想逃脫現實的人和年紀大的人才願意相信，因此是消極的。結果所有的佛教國家都被西方打敗過或殖民過。
“17、18世紀，歐洲啟蒙運動的一大批思想家，對中國文化和思想充滿了敬意。他們對中國文化和思想的研究和傳播，對歐洲的啟蒙運動，對歐洲方方麵麵的發展都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大家一定知道，法國最偉大的啟蒙思想家之一是伏爾泰，他是中華文明的鐵粉，說過很多讚美中國文化的話。他曾經這樣寫道：‘中國是舉世最優美、最古老、最廣大、人口最多，而治理最好的國家’。”
張維為僅僅因為伏爾泰美言中國幾句，就把他當成中國專製製度的支持者。可是，那時還沒有法國大革命，思想家並不想推翻專製，伏爾泰甚至還是普魯斯菲特列大帝的教師爺，即當時的專製者也很崇尚啟蒙主義思想。“伏爾泰反對君主製度，提倡自然神論，批判天主教會，主張言論自由。”是曆史結論。中國人如同張維為這樣，喜歡做投機分子，胡亂剪接讚美自己的話，卻放棄別人的整個思想體係。是中國當權者對西方思想的態度的縮影。
“政治方麵，啟蒙運動提倡理性主義和人本主義，而啟蒙思想家理性主義和人本主義的偶像，往往就是孔子。中國學者樓宇烈這樣概括，他說從某種角度來講，現在西方的人文主義或者人本主義，正是吸收了中國傳統的人文精神而發展起來的。它促使西方社會，從中世紀的神本主義，轉向以人為本。”這段話其實是沒有什麽證據的。哪個啟蒙思想家把孔子做為人本主義偶像？啟蒙思想家提倡自由反對宗教和政治壓迫，自然就是提倡理性主義和人本主義。張維為不必搞西方中心論，硬要證明啟蒙思想家崇拜孔子，所以中國就要獨尊儒術。今年是五四一百周年。
“從歐洲啟蒙思想家的角度來看，中國的大一統與戰亂頻繁的歐洲形成鮮明對比。所以他們把中國的理性，把中國的大一統看作是中國和平強大的根本原因。” 這也是強奸死人硬說因為死人愛他。中國人並不反對中國大一統，不必盜用啟蒙思想家的名義來證明它。但是大一統未必是中國和平強大的根本原因，宋明大一統，被少數民族一統橫掃。
“西方經濟學的核心概念之一自由放任，這一概念來源於法文，現在也是用法文Laissez-faire，一般認為是魁奈用法文對老子的無為概念的翻譯”。這個我曾經批駁過。這明顯是張維為一廂情願的聯係。西方的解釋這個詞的起源是這樣的，1681年法國財政大臣Jean-Baptiste Colbert同一群由M. Le Gendre領導的商人會麵。前者是一個重商主義者，他迫切地問法國政府怎樣做才能更好為商人提供服務，後者回答“Laissez-nous faire”，即讓我們自己來做。
“大家可能比較熟悉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的名著《舊製度與大革命》。書中提到，18世紀歐洲啟蒙思想家普遍向往中國。他有這麽一個描述，說在整個漫長的18世紀，對於法國啟蒙思想家而言，沒有一個人在他們著作中的某一部分不對中國倍加讚揚，隻要讀他們的書就一定會看到對中國的讚美。他們心中的中國政府，好比是後來全體法國人民心目中的英國和美國。中國的專製君主不持偏見，一年一度舉行親耕禮，一切官職均通過科舉考試獲得，將哲學作為宗教，把文人奉為貴族。看到這樣的國家，這些法國啟蒙思想家，歎為觀止，心往神馳。”
顯然，托克維爾不知道“把文人奉為貴族”是一種幻覺。中國的文人成為“貴族”也還是皇帝的奴才。哪怕是現在，文人不能有自己的思想和言論自由，所以中國70年也無法產生現代思想家，沒有言論自由沒有思想辯論就沒有思想，有的全是張維為這樣的謊言。
“但今天我們回頭看一看孟德斯鳩和黑格爾對中國的批評，你就會發現這個話語逐漸成為主流的過程，正好是歐洲國家崛起的過程，也正好是種族主義理論在歐洲興起的過程。種族主義理論就認為，歐洲人是文明人，其他人種都不如歐洲人優秀，甚至是劣等人。孟德斯鳩的自然環境決定論是種族主義理論的起點之一。黑格爾是哲學家，他從二元對立的世界觀出發，故意把中國塑造成西方的對立麵，中國是東方專製主義，是曆史停滯的國家，以反襯西方的所謂自由、文明和進步。這種虛構出來的話語體係，實際上也影響了不少中國人，一直到今天。”
孟德斯鳩算是聖人一樣的思想家，個人道德很完美，思想廣闊又深刻，看法基本正確接近真理，在他身上，我們可以看到聖人應該是什麽樣子的：學識廣博，見解公正合理。他對中國獨裁的批判是簡潔徹底有力。他說，中國的皇帝集政權、教權於一身，皇帝的意誌便是法律，臣民的生死予奪全在於皇帝的一念之間。鑒於皇帝的最大願望是國祚永續，因而對於可能危及其統治的任何言行，一律嚴加鎮壓，動輒以“大逆罪”的罪名處置有“非分”之舉的臣民。據此，他把中國的政體定性為專製主義。在他的政體理論中，“專製政體的原則是畏懼，而製訂這個原則的目的是安定，”中國的皇帝同樣以天下太平為治國的主要目標。為了實現和維持太平，皇帝要求全體臣民俯首帖耳，唯有俯首聽命才是維持天下太平的切實保證。由於在中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的大國，稍有風吹草動，政權就可能被推翻，所以皇帝為防止謀反，嚴厲禁止民眾聚集。孟德斯鳩引用一位從中國返回歐洲的傳教士的話說，中國的某位皇帝為防止因民眾聚集而導致群體鬧事，竟然不惜禁止開礦。他在檢視中國曆史後寫道，皇帝雖然有好有壞，但既然做了皇帝，理所當然地就視國家為私產，視全體人民為奴仆，窮奢極欲，為所欲為，以蒼生為念的好皇帝猶如鳳毛麟角，少而有少。中國的曆史表明，每逢改朝換代之初，開國皇帝大多以前朝覆亡為鑒，審慎施政，但三四代之後，就毫無例外地把前車之鑒置諸腦後，驕奢淫逸、專斷暴戾，其專製與腐化與前朝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於是又被推翻，再次改朝換代。如此周而複始，中國的曆史雖然悠久，專製主義卻不但未見絲毫收斂，反而變得“更加嚇人”。
因此，孟德斯鳩認為，法國的改革不能寄希望於君主，也不應以中國為榜樣，而應著力於製度的改革和完善，以期通過限製君主的權力來防止專製主義。為此他提出了兩條主要辦法，其一是製定以限製君主權力為主要內容的基本法，迫使君主在基本法的框架內理政，不得越雷池半步，使君主欲行專製而不能。其二是設立並強化能夠表達民意的立法機構，並把立法機構製定的法律和決議置於君主的意誌之上，從而把“朕即國家”的專製君主變成法律和民意的“執行者”。
至於黑格爾，我們的中學課本對他推崇備至，簡直等於說他是馬克思他爹。可是張維為為什麽這麽恨他呢？因為黑格爾對中國的批評毫不客氣：“中國曆史從本質上看是沒有曆史的，它隻是君主覆滅的一再重複而已，任何進步都不可能從中產生。幾千年的中國，其實是一個大賭場，惡棍們輪流坐莊，混蛋們換班執政，炮灰們總是做祭品，這才是中國曆史的本來麵目。事實上，中國任何一次革命都沒能使這個曆史改變。”
聖人孟德斯鳩，馬克思他爹黑格爾，共產黨騙子張維為相關言論盡列於上，悉聽讀者尊便了。
5/5/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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