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媽返鄉記

中國大媽返鄉記

   離開家鄉30年了,雖然之前回去過幾次,但都是宅在家裏陪著父母,特別是母親,寸步不離,一個錯眼看不見,便很是焦急,前院後院地尋;而我,發現幾年不見,母親竟真的老了。所以我就一直宅著,兩耳不聞窗外事,隻想短短幾周,盡數用來陪父母,因此,並不知道我的家鄉有多大的變化。直到今年十月,我攜子女返鄉,真是跌破眼鏡,雖然我沒有眼鏡。

中國大媽

   我們先到了香港,下了飛機,在機場鏡子裏看看自己,發現我真是標準的“中國大媽”。雖然看護照我是洋大媽,但是看臉,我就是地地道道的中國大媽。網上看了很多,對中國大媽風評不好,據說香港人也很排斥和鄙視中國大媽。我又不能把護照貼在腦門上,求人驗明洋大媽的正身,因此做好了被罵的準備。

   然而,在港5天,一直被禮遇著,與洛杉磯之大不同處,乃是步行極多,香港男女老幼,90%以上著球鞋,時髦的語言是旅遊鞋。我的殘腿,走多了便有些力不從心,行人往往禮讓於我,當我說我行慢,請對方先行,總會得到一聲“謝”。

遇交流不暢時,我告知“不識聽”,問可否講英文,無論“可”與否都是客氣微笑以對,並無半點怠慢。

   一天傍晚,街邊的店鋪已經掌燈,路上便越顯得黑,行在路上,分外注意腳下,竟發現有老鼠堂而皇之地陪在身邊散步,我不禁驚叫起來,自然就驚到了路人,知道了緣由,大家笑道:

   “不妨,莫驚。”倒顯得我大驚小怪了。

 

    後來,我到了北京,見到了很多中國大媽,覺得中國大媽與美國大媽區別並不大,隻不過中國大媽年輕一些,美國人50~60歲,尚屬年輕,超短裙、短褲、濃豔妝亦是平常。65歲方可拿老人醫保、67歲才退休,也有工作到100歲也不退休的,稱呼一概為“young lady”;即使講中文,也一概以“小姐”最多感覺相當老了,不好意思稱呼“小姐”便以“姐”來稱呼。而中國國內的女人50多歲就退休了,就被稱為“老人家”了。因為年紀尚輕,所以中國大媽精力比較旺盛,多餘的精力,除了宣泄在廣場上載歌載舞之外,就是關心周圍的人和事,所謂的“管閑事”。但是中國大媽之善良不輸任何其它國家。

   在北京,多乘地鐵和公共汽車,公共汽車上車腳踏板比較高,我的傷腳無力,總會有大媽們“籀”我一把,幫我上車,上了車也常有人讓座,甚至看起來比我還大媽的大媽也會讓座給我,我就不好意思:

   “呦,怎麼能讓您給我讓座呢?”

   “沒事,踏實坐著! 都不易!”

   在國外隻要提到中國大媽,必是無知、不知羞恥、不懂禮貌,貪圖小利,隻知道碰瓷兒……相比之下,我倒是覺得自己偏執,狹隘的厲害,心中有些羞愧。

   大媽買東西有點矯情,挑揀、圖便宜。其實,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美國老太太一樣矯情、挑揀,不厭其煩地一張一張收集coupon,到了收銀台,再不厭其煩地一張張拿來掃描。遇到免費品,都會興高采烈地拿一份,並得意地眉開眼笑,大媽,中國美國都一樣。給自己買,將就,不挑撿,能用就行。給兒孫們買,講究,必得好的。美國大媽也是一樣的。節儉待自己,寬奢待兒孫,大約全世界大媽皆然。

    有一次,我去超市,看見黃瓜是極好的,頂花帶刺兒,洛杉磯超市裏沒有,於是選了幾根,到了收銀處,收銀員說我沒有稱,讓我去稱了再回來。我問,在哪裏稱,答,賣菜的地方。我向賣菜的地方走過去,沒看見,問一位上貨的服務員,那可是個小夥子呢:

“請問,在哪裏稱?”答:

“在稱的地方稱。”

“稱的地方在哪?”我問。

“有稱的地方稱。”

“說繞口令呢!我還不知道在有稱的地方稱?稱在哪呢?!”我很不爽。

“來來,我告訴您!”一位大媽拉著我就走,雖說我差點被她拉個跟頭,可我還是感謝她。這就是中國大媽。

 

地鐵車站離我家走路差不多兩站地,按理說不遠,可是我這腿腳,越走越辛苦。形象就有點“有礙觀瞻”了。身旁路過一老一小,聽稱呼是姥姥和外孫女,姥姥的手拉車裏,放著孩子的雙肩背書包。兩個人耳語了一陣,一起看我。我便有些赧然,尬笑著放慢了腳步,讓她們走到前麵去。可是沒走幾步,她們停了下來,那個姥姥等我走近了,說:

“看您歲數也不大,這腿腳怎麽……”

我笑笑說:

“您這是接孩子放學啊?”

姥姥說:

“啊,我外孫女!”

這個時候,我就要過了馬路了,雖然對於陌生人詢問隱私,已經很不習慣了,但我還是客客氣氣地說:

“我剛學走路。”

看到對方愕然的表情,我說:

“我發育得晚。”我當然知道可能得罪了對方,而此時我已經過完了馬路,為了緩和一下,我才說,“我左腿骨折,長好了,剛學走路。”

我之所以不在過馬路前說,是怕好心的大媽和小孩非要扶我過馬路,相聲裏都這麽說。那就太尷尬、太難看了。

手機文化

   手機最早是哪國發明的,我沒考察過,可是手機介入人民生活最深的,依我看,非中國莫屬。中國人幾乎分分鍾離不開手機,從起床到睡覺,沒有手機恐怕沒法生活,做生意必得手機,無論消費者還是商家皆然,微商俯仰皆是;吃飯,離不開手機,定位、點餐、外賣……出行離不開手機;交流更離不開手機。地鐵上、公交車上,非常安靜,除了我的幾個孩子唧唧呱呱講英文之外,周圍幾乎沒人說話,90%的人都在看手機,倒是避免了無聊之中大眼瞪小眼的尷尬。有些人甚至不用扶著扶手,雙手玩手機還能在車廂裏穩穩地站著。這本事,怕也是非一日之功啊!

我也有點受影響,畢竟有手機是非常方便的,我的手機是美國公司的,回國之後,有WIFI的地方使用沒有問題,可一出家門,沒有了網,流量也不好用,就是抓耳撓腮地難受。有一天,家裏人都去上班,我在家一直看手機,偶一抬頭,發現天已經暗下來了,我一天沒吃沒喝,看了一天手機,竟然眼睛無法聚焦了,看什麽都是模糊的。我說下樓去溜達溜達,放鬆一下眼睛吧。一出院門,對麵來了一輛車,聽聲音是摩托車,我看見車前麵四個圓圈套著,我說:

   “奧迪還有摩托車款的?”

   北京人特別喜歡搭下茬,這在美國是難得看見的,旁邊一個行人搭了一句:

   “您這眼神!”

   等那輛“奧迪”摩托開近了,我才看見,那是人家的車頭燈,外麵有一個圈,我這看手機看疲勞的眼睛,無法聚焦,看成了一串圓圈,就成了奧迪了。

   在北京,與人聊天,無論有什麽疑問,大家不約而同地拿出手機查找。

   有一天我洛杉磯的朋友托我買藥,他痛風,家庭醫生開的藥副作用很大,吃了一次整個臉腫成了豬頭阿三,醫生也說,沒有其他可以替代的藥,隻能飲食控製,所以他托我回國看看有沒有特效藥。我到家門口不遠處的一間藥房,營業員小姐趴在櫃台上玩手機,看到我進來,很熱情,有問必答。問到痛風,說隻有秋水仙堿是特效藥。我問她:

   “有否副作用?”

   斬釘截鐵地說:

   “沒有,絕對沒有!秋水仙堿是唯一特效藥!”

   我說:

   “我看武俠小說,秋水仙堿是劇毒啊!”

   她說:

   “阿姨,武俠小說你也信啊!”看來中國大媽的無知在我身上一覽無餘了。

  說著,她拿出手機,說:

“不信,您上網查查!”片刻,她把手機揣兜裏了,說,“你信我就是了!”

這演技也太差了,我拿出自己的手機一看,“網絡不能用”查不了,我也演一回吧:

“我這是要帶回美國去的,一兩瓶肯定不行,我要十瓶,不,二十瓶!”

她說:

“那您等一會,我去庫房取貨。”

我麻溜地跑回家,手機上網,一查,秋水仙堿確實是治療痛風的特效藥,但是有毒,有極強的副作用,特別是對心髒不好。我的朋友也有心髒病,如果真給他帶回去秋水仙堿,可能會要了他的命呢。

 我回去對那位營業員說:

 “人命關天,你可不能不誠實啊!”

她歎了口氣說:

“唉!手機!”

我說:

“有人愛有人恨吧?”

老人福利

都說美國老年人福利好,不過如果靠社會安全局微薄的退休金,恐怕很多人永遠都不能退休,老年人醫療保險加州是“紅藍卡”自己支付20%,美國的醫療費用,極其昂貴,20%其實那就是天文數字。所以需要購買補足計劃,或者申請免費醫療卡,即白卡。但是白卡要求你不能有收入,銀行裏的存款不能超過某一額度,否則就會立即取消白卡資格。為此,甚至有些老人不得不靠離婚來保住白卡。我也常常看到一些朋友會把國內的老人接到美國來,說美國的福利比較好。但是我知道有一件事,是非常傷腦筋的,中國人曆來講“養兒防老”,同時就衍生出“久病床前無孝子”的說法,美國年輕人根本不認為應該贍養老年人。中國人講撫養孩子、贍養老人,美國根本就沒有“贍養“這個詞。因此在美國就有一種服務,叫“長期護理”,是對於生活不能自理的人的照顧服務。但是其費用之高,超乎你的想象。因此才會有“長期護理保險”的險種,就是說在某一個階段之內,護理費用由保險公司支付。美國大媽從來不抱怨子女不孝,他們的文化裏沒有“孝”的概念。中國老人怨的比較多,因為他們對兒女抱的希望大,美國老人靠自己、靠政府,所以他們不“怨”。有些人認為美國的這種生活觀好,但是我卻覺非常同情美國老人特別是“美國大媽”們,正是因為對子女沒有要求,因此親情淡薄,我婆婆晚年獨居,我先生、我的大姑姐,除了感恩節、聖誕節,幾乎從來不去看望她,當然,他們知道母親衣食無憂,所以放心。但是他們很少考慮母親的孤獨、寂寞,倒是隻有我這個中國媳婦,每周末帶著她的孫子去看望她,每天下了班給她打一通電話,以至於她視我為珍寶。所以,我還是覺得中國人的“孝”是最有人情味的。

這次回到北京,聽說公交、地鐵、某些餐廳老人都比成年人便宜很多,公園、博物館則完全免費。我的姐姐姐夫已經搬進老人公寓“太陽城”居住了,本來也邀請我去探訪,隻是時間太緊,沒有去成。據說各種設施十分完備,遊泳、溫泉、等服務,方便舒服而且廉價,他們夫妻覺得很滿足。醫療保險報銷90%的藥費,包括保健品,枸杞、桂圓、銀耳、三七粉……幾千元退休金就很好用了。倒不像我的美國朋友多存幾塊錢或者老婆多賺了一塊錢,就擔心失去白卡。這樣說來,還是中國大媽活得滋潤些呢!

但是,長期護理的問題,始終是很多國家和地區的難題。在中國,我看到了一種模式,即“老人能量銀行”,這個可以有效地解放孩子們,減輕他們的負擔。當你還有行為能力時,你為不能自理的人服務,把你付出的時間存進你的能量銀行,一旦你需要,可以無償得到其他人的照顧。如果你的時間沒有用完,最後還可以兌換成現金。比如,有一位音樂老師,為一個合唱團服務,他每工作一小時,可以從每位團員處,取得一小時能量,他很快就存了很多能量,後來他申請支取他的能量辦一場自己作品的專場演出,並且真的一分錢不花,就辦成了,實現了他最後的夢想。

也許中國的社會福利係統還不很完善,但是30年前我出國時的憂慮,比如企業單位退休福利、比如公費醫療、比如獨生子女如何照顧4位老人等等,如今一切都在慢慢完善之中,雖然保險體係還非常初級,但是也正在慢慢地與世界接軌,大部分人對於保險的接受和認可度,甚至比美國還要高。在美國推銷保險就是非常辛苦的工作,因為美國大媽也很固執,很多人並不認可保險,中國大媽似乎更願意接受這些新鮮的事物呢。

青少年

我讀書的時候,完美主義、理想主義的意識非常普遍。不僅不懂什麽早戀、暴力、色情,而且同學聚在一起,談的都是學習、工作、理想,最沒出息的也就是談談吃喝。這次回去,近距離地接觸了姐姐弟弟的外孫、外孫女,這才知道,如今的中國青少年,與我們,真不可同日而語。

第一次讓我刮目相看的孩子,是飛機上一個6、7歲的男孩子。眾所周知,凡飛機起飛和降落,都會要求乘客調直座椅靠背,但是這天,有一位男乘客,就是不肯調直,無論乘務員怎麼說,就是不肯,他說自己暈飛機,坐直了很難受,乘務員反複強調這是規定,必須執行,還是不能說服他。這時候有一個小男孩,對乘務員說:

“阿姨,說服別人的時候,用利益比用規定好。”

乘務員說:

“調直座椅有什麽利益可言?”

孩子走到那位男乘客跟前,說:

“叔叔,調直座椅靠背,是為您的安全著想。如果靠背向後傾斜,您的頸椎得不到支撐,起飛和降落中的大幅度搖晃,會使您的頸椎受傷,嚴重的可能導致高位截癱甚至危及生命。”

說完話他從容地回到自己的座位,那位男士也乖乖地調直了座椅。幾位乘務員覺得這個孩子太可愛、太聰明了,就悄悄地問他:

“你說的是真的嗎?”

男孩子笑著說:

“不然呢?為什麽規定要調直椅背啊!”

 

我弟弟的外孫,攤上一位虎媽,管得很嚴。盡管我侄女和她丈夫並不缺錢,給孩子的零花錢卻很有限。但是孩子並不抱怨,他發現有零花錢的孩子,愛買零食,就把他們愛吃的零食記錄下來,然後向一位父母做食品批發生意的孩子訂貨,拿到批發價的貨,用比商店零售價略低的價錢,賣給同學們。生意好得不得了,不管是他這個年級的,還是其他年級的,都找他買零食。後來他覺得太浪費時間,就稍稍加一點錢,再批發給別的同學,每天隻用十幾分鍾就做完生意了,雖然賺得少了一點,可是省了很多時間。完全不耽誤學習。我聽了,覺得不可思議。做生意真的是有天賦的;他的虎媽不許他玩手機,他看別的同學都有手機,羨慕得不得了,於是自己把附近的手機店全都轉遍了,每天偷偷地計算,最後確定了一款性價比最高的,花了¥800買了回來。玩了沒幾天,被媽媽發現了,問他哪來的錢買手機,他才說出自己賺錢的道道。爸爸、媽媽、姥爺都很吃驚,孩子買這個手機,合理、合法啊!不過,媽媽還是逼著他去退了手機;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不讓買手機,孩子買了充電寶,給手機沒電的同學充電,換取玩手機的時間,媽媽問他:

“你都沒有手機,買這麽多充電寶幹嘛?”

“我給同學手機充電,交換玩手機的時間。”

我的侄女這才意識到,手機對孩子有多重要,孩子多渴望有一隻手機。這才同意給他買了手機,但是限製使用手機的時間,這對孩子來講,已經是心滿意足了。

我姐姐的外孫女,攤上的是貓媽。從小姥姥和媽媽爭著嬌寵這個寶貝。可惜孩子不領情,總覺得自己沒有被善待,說話從來沒有好氣,我忍不住說她對大人講話沒禮貌,她看我的眼神就充滿了戾氣,怪嚇人的。

孩子年僅15歲,考不上高中,家裏賣了房子供她上了私立學校。周末回家,非要去夜店,媽媽不同意,她就偷偷跑了,濃妝豔抹的。我外甥女找不到她,急得快瘋了,怕她被壞人綁了去賣器官,於是報警,中國的警察真好,一般15、16歲的少年晚上不回家,在美國報警,警察是不會管的,要24小時以後才能立案。我們那片的街道派出所馬上聯係了刑警隊,在夜店找到了這個孩子,僅用了幾個小時,效率也值得稱讚。警察叔叔苦口婆心教育了一番,把孩子送回了家。她一回家就要求媽媽送她出國上學,我姐姐已經住進了老人公寓了,家裏沒有房子可賣了。我對外甥女說:

“慈母多敗兒,這下,你怎麽辦?”

她無可奈何地說:

“這個孩子,廢了!你說,讓她出國上學,能不能變好?”

按理說,15歲還應該有挽救的機會的,隻是我卻也不樂觀,美國的小留學生,問題也不少,好的好上天,不好的一輩子都毀了的也有。況且我外甥生女是一位單親媽媽,收入也不是很高,孩子出國上學,錢誰出呢?已經沒有房子可賣了,對孩子還是任由她予取予求。我無語。

青少年的教育,對於中國,以致全世界,都是一個大課題。不過,總的來講,我感覺中國的青少年,比我們那個年代,聰明得多、成熟得多、懂的也多。

交通和衛生

出國以後,聽到的最多的,就是對中國的衛生和交通秩序的批評。廁所髒得踏不進腳,滿地垃圾和痰跡,馬路上汽車、自行車、行人攪成一團,汽車喇叭鳴得山響,根本沒人在意。

這次回到北京,我最注意的就是腳下,生怕踩到痰跡,但是可以說我看到的痰跡少之又少,一個月之中,大約有一兩次;垃圾也很少,公共廁所有專人管理,大多也提供廁紙,其幹淨程度與美國的公共場所相差不多。特別是每走一段距離,就會看到身著橙色或者綠色有反光帶製服的清潔工人。不停地清除垃圾,我每次路過,都會說:

“天氣很冷,您辛苦了!”

他們全都是一樣,露出有點害羞的微笑說:

“不辛苦!”

也許中國很多人還沒有學會對環衛工人道辛苦吧,所以盡管天氣寒冷,他們真的很辛苦,理應得到尊重和感激,但是遇到這種問候,他們全都覺得有點害羞。

這些天,我沒有看到一個亂扔垃圾的人,包括孩子,都是拿著廢紙和果皮,找到垃圾箱才扔。我感覺特別欣慰。

網上傳的嚇死人的霧霾,我這一個月完全沒有看到,每天都是藍天白雲的,也許是北京的十月下旬到十一月中旬,就是屬於“秋高氣爽”的時節吧?但是我相信,大力治霾也一定是有成效的。其實過去我上學的時候,春天的風沙一直很嚴重,地理課上說,是黃土高原吹過來的,所以我們入少先隊的時候,每人要種一棵樹。現在不知道孩子們是不是還會到燕山山脈處植樹了。如果這個傳統一直在,將會是子孫萬代的福祉。

交通倒是值得說一說,堵車狀況比起前幾年,似乎不那麽嚴重了,如果乘地鐵,基本上不用憂慮堵車,隻是有可能上不去,隻能等下一趟。記得過去上班上學擠公共汽車,售票員要在後麵用力推,個子小的同學,擠得腳都不能沾地。有時候等好幾輛車都擠不上去,好不容易等到一輛車,門一開,掉下來兩個,再也擠不回去了。那我們等車的,就更沒希望了。現在地鐵也好、公共汽車也好,即便是比較擁擠的時候,也還可以轉身。像我這種帶點殘疾的大媽,還常常可以有個座位。有時候不想走路,就打車。滴滴出行和美國的UBER差不多,手機APP叫車,車子型號顏色,目前走到哪裏,還有多久可到,都會隨時有位置顯示,與美國的UBER沒什麽區別。不過如果臨時起意想要在路邊招手叫車,通常會比過去困難一些。但是人人都推薦的高德地圖卻非常好用,如果你選擇乘坐公交車,步行的部分,會指示你使用共享自行車,由於語言的變遷,現在很多北京人也學南方人,稱之為“共享單車”。這共享單車之普及、之方便令我歎為觀止,我試用了一次,感覺特別好,看見就用,隨時換乘其他交通工具,也不再惦記回來取車;如果你選擇出租汽車,可以用高德地圖的功能叫車;如果選擇自己開車,除了指路之外,最好玩的是,會告訴你前方幾百米處有監控,提醒你注意車速,還會說:

“右邊車道有車輛匯入,請注意安全。”坐在車上感覺很貼心。

過去常常讓外國人頭疼的亂過馬路的現象,基本不存在了。在香港依照行人紅綠燈指示過馬路,和美國區別不大。到了北京,我這個返鄉的中國大媽有一點暈菜、懵圈。比如,一群人靜靜地等紅綠燈,可是忽然大家就一起開始過馬路了,明明行人指示燈還是紅燈呢。他們一個個氣定神閑、毫無任何車輛幹擾地、不慌不忙地過去了。我傻傻地等到了綠燈,可是這馬路過得是驚心動魄。因為交通紅燈下,直行車停了,左轉彎和右轉彎的車全都過來了,我這個過馬路的顧此不及彼,扭來扭去,跳來跳去地過了馬路,邁上了人行道還是驚魂未定。我就一直不明白,那些人是怎麼知道什麽時機是最佳的過馬路時機的。

眾所周知,北京人熱心腸兒,有陌生人問路,必是東南西北、胡同名字、顯眼的地標,有條不紊地說明白。過去有笑話說,北京人睡覺,老伴兒說:

“你轉過去!”

問:

“轉哪去?”

答:

“臉朝東!”

就是說北京人方向感特別強。

現在可大不一樣了,由於變化太大,我到了北京,出了家門就不認識路了。有一天我下公共汽車下錯了站,但是明白應該往東走才能到家。我看到一位環衛工人,道了辛苦之後,就說:

“對不起,問個事,哪邊是東啊?”

根據他指的方向,我走了20分鍾,越走越不對勁,路邊的商店、民房都非常陌生,問了幾個路人,兩個說前邊,兩個說後邊,還有說左邊、右邊的。想起來小時候,我爸爸這個上海人,給我們指路,“碰鼻子左拐,碰鼻子右拐”,可想而知,我問的行人,都不是北京本地人。後來我見到一輛警車停在路邊,我想,問警察應該錯不了,過去不是說,有困難找警察嗎?於是過去輕叩警車車窗,裏麵兩位警察叔叔,一位在打電話,衝著我指了指手機。我點點頭,看向另一位警察叔叔,他在劃手機,我說:

“對不起,請問……”

隻見他眼睛盯著手機,搖了搖頭。我不知道他是不讓我問,還是對手機有什麽不滿,就又說了一次:

“對不起……”他還是對著手機搖了搖頭。

我決定不再打攪警察叔叔了,他們幫助群眾解決困難,實在太忙了。

    我真的不知該何去何從,忽然看見一個不知是什麽單位,門口有一位年輕人,穿著製服,筆管條直地站著。很像我年輕時在部隊站軍姿,旁邊有一牌子,上書:

   “新保安上崗,敬請配合”

   這筆管條直讓我覺得親切,我試探性地走近他,他一言不發看著我,我說:“孩子,我就是想問問,哪邊是東。”

   他四下望了望,臉上也有些困惑,顯然他也不知道,不過他還是想幫我的:

  “您要去哪啊?”

  我怕說家裏地址,會把他說暈了,就說了我家附近銀行的名字,他點點頭,一一說明碰見哪條路左轉,碰見哪條路右轉,在哪條路和哪條路交口就看見那銀

行了。我問他:

  “交叉路口的哪邊,東南角、西南角、東北角還是西北角?”看著他一臉疑惑,

讓我問暈菜了。我知道了,這孩子不是北京本地人,也真難為他,對附近的地理

如此熟悉,而且對我這個貧嘴的大媽如此不厭其煩,所以我決定不再難為他了。

笑著說,“謝謝你孩子。我喜歡你這個筆管條直的軍姿。”

   “不客氣!”他有些害羞地說。

   北京的那些環衛工人和這些筆管條直的小保安,大多是從外地來的,不知道

北京的東南西北,但是他們默默地不辭辛苦地付出,僅僅得到一兩句感謝的話語,

就會有些不知所措,我真心希望每天都看得見他們勞動的北京老鄉們,多給他們

道一句“辛苦”、說一聲“謝謝”。這應該是中國的傳統吧,至少在我的記憶中,

老北京人是這樣的。

劉姥姥看北京

   中國大媽怎麽變成劉姥姥的。

到了北京,老朋友胡玫的電影《紅樓夢》剛剛殺青,有一點時間可以聊聊天,吃吃飯了。一日,她約我去參加一個公司的招待酒會,一到現場,看到一片俊男美女,一個個花兒、朵兒似的,想起劉姥姥的話“神仙似的人物”,就自覺給自己定位“劉姥姥”。

    劉姥姥進北京,還真是出了幾次糗。

    有一天,走得累了,想找個地方坐一會兒,喝點什麽。進到一個餐館,裝潢、

擺設都挺豪華的,可是抬眼一看匾,上書三個大字《孫二娘》!要不說我是劉姥

姥呢,就是沒見識,我見一位廚師打扮的人走出來,我就問他:

    “你們真賣人肉包子嗎?”隻見那人先是滿臉疑惑,後來見我指著“孫二娘”

三個字,他的眼睛就瞪起來了,我不等他開口,站起身來,拔腿就跑……

    跑了一段路,見沒有人追我,我也瘸得不像樣了,這才放慢腳步。也是我這

個劉姥姥作死,看見一個商店,“指鹿為馬”,我就納了悶了,這是賣什麽的呢?

我走進去就問:

    “你們老板是叫趙高嗎?”結果招來又一次橫眉冷對,“對不起,走錯了!”

狼狽出逃之後,到底好奇心也沒得到滿足,不知道“指鹿為馬”是幹嘛的,該不

會是教人如何拍馬屁、如何混官場的地方吧?劉姥姥看不明白。

    胡玫榮任北京電影學院客座教授,請我去觀禮,並放映她監製的一部相當另

類的片子,青年導演許磊導演、胡玫監製的《天上的孩子》,接地氣、草根之外,

整部片子80幾個鏡頭,全部都是一鏡到底,從頭至尾,沒有一點音樂。我做過

電影評論,確實覺得這部片子非常特別。人們說電影好看,有視覺上的好看,比

如好萊塢的《星球大戰》、《阿凡達》;有故事好看,讓人跟著哭、跟著笑、從頭

到尾揪著心;也有一種電影,像《天上的孩子》,你可能不會覺得好看,但是看

過之後,你不想說話,隻想一個人靜靜地坐著,想點什麽。

    每天看微信,最多的還是娛樂八卦,常常覺得,有一種怪現象,就是如今的

女演員不僅越來越相像,甚至到了分不清誰是誰,誰演過誰的地步,而且行事做

派越來越男性化。常常看到的是,一群下巴尖尖、眼睛大大、身材窈窕長相相似

到如同一母同胞的美女,生撲同樣是下巴尖尖、眼睛大大、皮膚白皙、文文靜靜

的小娘炮!像西遊記裏的《女兒國》似的。國內的影視陰盛陽衰到如此地步!胡

玫的慧眼令我佩服。能有一位真男人在女兒國裏挺身而出,使觀眾看慣了拚顏

值,飆演技的眼睛,看到了撥開姹紫嫣紅之後的那片質樸的,卻被忽略已久的土

地,那才是花紅柳綠們應該紮根的地方。

 

生活方便

 

    多年沒有回國,過了幾十年“洋生活”,回到北京真成了“土包子”了。在

美國,“生活自理”要求其實挺高的,應該說是事無巨細必親躬。在洛杉磯也訂

餐,但是訂了之後,要開車去取,餐館送外賣的事,除了披薩之外,幾乎看不見

了。甚至有在美國居住多年的人,定披薩也要去親取。可是在北京,早上起床就

打開手機訂餐,洗漱完畢,早餐熱騰騰地送到家。

    出行手機打車、共享單車點隨處可見,走累了騎車,回家也不需要把車搬回

家,更不用擔心丟車。英文的普及程度,比想得到的高很多,有一些原來覺得不

知道如何用中文表達的意思,說英文,絕對不會有人對你說:

   “說人話!”

   比如PK,OK,Out,Low一類的意思,幾乎變成了日常中文用語了。

在北京生活真是方便,我不知道這一切是怎麽發生、怎麽形成的,但是在過去我們拚命學雷鋒、提倡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年代,都沒有這麽周到。

我有一本書想要送給一個好朋友,原來講好行前來取,不料他生病了,來不了。我要了他的地址,準備寄給他。正當我準備出門上郵局時,外甥女問我:

“小姨,你去哪?”

我說去郵局寄書,她說:

“那多麻煩啊!”

她要了我的地址,用手機鼓搗了一陣。兩個小時之後,就有人敲門,說來取東西。我說還沒包裝呢。對方說,他已經準備好了。我說還沒寫地址呢,他把打印好的label 交給我讓我核對。然後帶著東西就走了。數小時後,就有短信發回,XX送的、XX簽收的。我問我的朋友,他說沒收到,我把短信發給他,他立刻找到簽收人,回信說,因為自己生病,昏睡,快遞員請別人簽收的。想想我在美國,要麽到郵局排長隊,要麽查華人工商,找快遞公司,趕在人家上班時間,開車過去,有時候東西很重,也沒有人幫忙搬,隻有獨自落淚的份。

 

在洛杉磯,身邊的朋友,還是經常提到文革中受的苦,難以釋懷。我回到祖國一看,幾十年的努力,文革的傷痛雖然還留在記憶中,但是在生活中正在一點一滴地被抹平。大家想得最多的,並不是控訴和聲討,而是改進和新的作為。

中國大媽接受新事物、跟隨新科技的速度,事實上遠遠超過任何其他國家的大媽。她們真的不是無知和低俗的代名詞,她們其實是一群充滿活力、熱愛生活、勤勞善良的人。我喜歡她們,喜歡香港、更喜歡我的故鄉—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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