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建國初“一邊倒”的因由
第二次世界大戰，極大地改變了世界格局。一方麵，戰敗的德意日或被軍事占領或被美蘇分割，英法等戰勝國受到戰爭重創而沒落，美國通過先操弄戰爭後被迫參戰，一躍成為西方世界的霸主；另一方麵，蘇聯在反抗、反擊和反攻德國的過程中扶植了東歐和外蒙等諸多由親蘇共產黨主宰的政權，自然而然地變成了共產主義陣營的“老大哥”。
蘇聯在二戰中的慘烈遭遇和慘重損失，讓勝券在握的斯大林順勢籌謀，全球布局，盡可能將蘇聯周邊國家變成與西方陣營對峙的“衛星國”或“緩衝國”，這樣既可以杜絕蘇聯再受敵國直接打擊，還可以隨手把失去“緩衝國”作用的國家變為蘇聯對外博弈的“棋子國”。為此，蘇聯在二戰末期開始聯手美英，做局全球。
1945年2月4日至2月11日，美、英、蘇三國首腦在蘇聯克裏米亞半島的雅爾塔皇宮密會，主要由美蘇商定了二戰後的世界新秩序和各自的全球利益，最終簽訂了《蘇美英三國關於日本的協定》，瓜分了二戰勝利後各自在遠東的勢力範圍。
根據該協定，蘇聯在德國投降三個月內向日本宣戰，出兵中國東北，美英此舉既可以減少自身戰損，加快結束戰爭，又可以誘使蘇聯出兵中國東北去“複興”被日本終結的帝俄時代的利益，從而具體限定蘇聯在中國領土上的具體利益，進而達成列強攜手“名正言順”地共同瓜分和分別保障各自在中國的勢力範圍的目的。
蘇聯出兵得勝的“酬勞”是：1、外蒙古獨立（蒙古人民共和國）的現狀須予維持；2、對1904年由於日本背信攻擊(日俄戰爭)所受侵害的帝俄舊有權利，應予恢複如下：(a)庫頁島南部及其鄰近的一切島嶼均須歸還蘇俄；(b)維護蘇聯在大連商港的優先權益，並使該港國際化；同時恢複旅順港口俄國海軍基地的租借權；(c)中蘇兩國設立的公司共同經營合辦中長鐵路、南滿鐵路，並保障蘇俄的優先利益，同時維護中華民國在滿洲完整的主權；3.千葉群島讓與蘇聯。
蘇聯紅軍戰勝德國後如約出兵中國東北並打敗關東軍，如願實現了上述全部權益，還與歐美共同瓜分、分割、分占了在朝鮮、越南等國的權益和利益，包括占領了38度線以北的朝鮮和日本的北方四島，為日後與西方世界進行下一輪博弈奠定了基礎。
1945年4月25日-6月26日，來自50國家的代表參加了在美國舊金山舉行的聯合國國際組織會議，起草《聯合國憲章》。代表們在中華民國、蘇聯、英國和美國四國代表於1944年8月-10月在美國頓巴頓橡樹園會議上提出的提案基礎上進行討論，結果於1945年6月26日簽署了《聯合國憲章》。當時波蘭沒有派代表參加此次會議，但後來簽署了《聯合國憲章》，因而成為聯合國51個創始會員國之一。就此，蘇美英聯手將二戰後的全球布局通過成立“聯合國”的方式確定下來。
1945年8月14日，即日本投降前一天，蔣介石的國民政府代表在蘇聯簽字同意《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條款之一是允許外蒙古在100年內經由“公投”途徑確定是否獨立。
《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簽署後的當年10月20日，蒙古在蘇軍“保護監督”下舉行了全民公投，接近100%的票數讚成外蒙古獨立，成為蘇聯在亞洲的“緩衝國”之一。
1946年1月5日，蔣介石的國民政府發表了一個態度冷淡的簡短公告給予承認。
外蒙古獨立，從頭到尾皆靠沙俄和蘇聯庇護，斯大林起了決定性作用。
1949年初，毛主席在西柏坡對來訪的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米高揚談起內外蒙統一後加入中國的問題，米高揚回答：我們不主張這樣的統一，因為這可能導致中國失去一大塊領土，如果真這樣的話，那將是內外蒙統一起來建立一個獨立國家。米高揚的言下之意是，若想把外蒙要回來，可能連內蒙都得丟掉。斯大林以後又再次強調了這一原則。
1949年10月16日，剛誕生16天已經“一邊倒”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得不麵對現實，與蒙古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蘇聯與歐美聯手割裂中國外蒙領土成為中華民族難以更改的事實。
斯大林領導下的蘇聯為了切實履行與國民黨政府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隨後不僅沒有援助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反而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節節勝利的情況下，試圖讓國共“劃江而治”，借以保護其既得利益，試圖擴大其現實利益。
通過賣國手段與蘇聯結盟之後，蔣介石政府排除了蘇聯援助中共的後顧之憂，簽約後當日給延安發電報，邀請毛澤東去重慶談判，同時命令駐延安的聯絡參謀周勵武、羅伯倫，當麵探問毛主席的答複意見。
中共中央判斷，這個電報不外出於兩個目的：一、如果毛主席不敢去重慶，內戰爆發的責任就可以嫁禍於共產黨;如果毛主席去談判就給共產黨幾個部長席位，迫使共產黨交出軍隊和解放區政權；二、如果毛主席去和平談判，可以用和談掩蓋調兵遣將，爭取全麵奪取抗戰勝利的果實。
8月16日，毛主席電複蔣介石：“總司令本日曾有一電給你陳述鄙方意見，待你表示意見後，我將考慮和你會見的問題。”
同日，毛主席派人麵見國民黨派駐延安的聯絡參謀周勵武、羅伯倫，說：“毛先生不準備去重慶，待蔣委員長答複朱德電報後，再做考慮。”
8月20日，蔣介石又發一封電報，再次邀請毛主席去重慶“共定大計”。
8月22日，毛主席回電：“茲為團結大計，特先派同誌前來進謁。”當天又接見周勵武、羅伯倫，告以本黨決定先派周恩來同誌去重慶。
周勵武、羅伯倫這幾天在延安四處打探毛澤東意向，得到的所有消息，都是毛澤東不可能去重慶。於是，二人給重慶發去密報：毛澤東不會去重慶談判。
蔣介石要的就是這個情報。認定毛澤東不會來重慶，因此，根本不作任何和談準備，而是忙於調兵遣將，搶奪各大城市和戰略要地。
8月23日，毛主席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研究判斷當前國內形勢。毛主席認為：當前內戰的威脅是存在著的，但國民黨有很大困難，至少今年不會有大內戰，所以暫時和平是可能的，必需的。毛主席決定親自出去，還形象地說，我們是鑽進去給蔣介石“洗臉”，而不是“砍頭”。他建議由劉少奇代理自己的職務，建議書記處增補陳雲、彭真二人，以便毛周不在時書記處仍有5人開會。這表明毛主席已經充分考慮到此行的危險。
8月23日，蔣介石第三次致電延安：“茲已準備飛機迎迓，特再馳電速駕!”
蔣介石假戲真唱，鑼鼓喧天，三封邀請電報在廣播電台反複播發，各報紛紛轉載，一時間，蔣介石的和談“誠”意傳遍中外，美國、蘇聯呼籲中國和平，國內的中間派也心思大動，各界紛紛勸說毛澤東成行，把談判的皮球踢到了延安。
8月24日，毛澤東複電說：“鄙人極願與先生會見，商討和平建國大計。俟飛機到，恩來同誌立即赴渝晉謁。弟亦準備隨即赴渝。”
8月26日，毛澤東親自起草《中共中央關於同國民黨進行談判的通知》，判斷形勢：“在內外壓力下，可能在談判後，有條件地承認我黨地位，我黨亦有條件地承認國民黨的地位。造成兩黨合作(加上民盟等)、和平發展的新階段。”又分析了第二種可能：“如果國民黨要發動內戰，它就在全中國和全世界麵前輸了理，我黨就有理由采取自衛戰爭，擊破其進攻。”
8月28日，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在美國大使赫爾利、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部長張治中的陪同下，乘坐飛機到達重慶。
重慶的蔣介石料定毛澤東不敢來，根本沒準備任何方案。中共代表團卻拿出早已擬就的整套方案，於是，蔣介石提議的國共和談不得不按毛主席的方案推演。
造成蔣介石這種被動局麵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國民黨駐延安聯絡參謀發回的毛澤東不會來重慶那封電報。蔣介石接到密電，以為得到共產黨的內部情報，斷定毛澤東不來。殊不知，中共情報部門已經暗中得到了國民黨聯絡參謀的密碼本。毛主席得知蔣介石已經上當，果斷決策，搞得蔣介石措手不及。
中共情報部門搞到國民黨駐延安聯絡參謀密碼本的細故如下：
從1938年國共合作開始，國民黨就在共產黨領導的部隊派駐了三個聯絡參謀，其中，陳宏謨比較老實，見共產黨真心抗戰，還給部隊送了20挺機槍，後來被國民黨撤回；李克定是職業特務，試圖收買一位譯電員，被驅逐回去；周勵武本是中共叛徒，路經延安還發展一個被服廠的工人去西安，發出的密信被我方查獲。
1939年冬天，國民黨發動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共不許這三人再去部隊，於是，這三個聯絡參謀就長期留在了延安，住在邊區政府的交際處。他們是國民黨在延安公開的情報官。
1943年，又有兩個國民黨軍官騎著毛驢來到延安，這是軍令部新任命的駐第十八集團軍聯絡參謀徐佛觀，駐一二○師聯絡參謀郭仲容。級別最高的少將徐佛觀是陳誠的密友，不時痛罵貪汙，擺出進步分子的架式。郭仲容是羅瑞卿的中學同學，開口就能大段背誦中共文章，顯出不凡的政治知識。兩個聯絡參謀在延安得到很高的禮遇，毛澤東、朱德、時常接見宴請，他們也認真研讀中共整風文件，時常向重慶報告延安動態。出入延安，就是國民黨特務最值得炫耀的經曆。徐佛觀回重慶述職時，總是被特意請到軍統講課。
1943年7月，國民黨發動第三次反共高潮，邊區戰事一觸即發。徐佛觀、郭仲容害怕成為人質，堅決要求調回，而葉劍英參謀長卻極力挽留。1944年5月，軍令部才派周勵武和羅伯倫來接替。
兩個聯絡參謀經常偷偷發報。他們使用的密碼極其獨特，而且外出總把密碼本隨身攜帶，怎麽辦?
駐紮延安，對於過慣享樂日子的兩個聯絡參謀是個苦差使。可是近來，這日子慢慢有所改變。夥食越來越好，粗糧細做，還不時有肉。服務員每天打掃房間，還幫助曬被褥。更有興味的是，延安的舞會也來邀請他們參加。兩個聯絡參謀不禁自嘲：看來共產黨真的把自己當友軍看待了?兩個聯絡參謀心情逐漸放鬆，出去跳舞，兜裏還揣著厚厚的密碼本和硬硬的鑰匙，有些不雅。
很快，細心的服務員發現，出門跳舞看戲的聯絡參謀，衣兜癟了，原來他們出門前總是把密碼本鎖在箱子裏。招待科指導員楊黃霖布置，再找鑰匙。
服務員在曬被子時發現，這兩人外出時總把鑰匙壓在褥子下麵。楊黃霖又練習開鎖技巧。
為了調走兩個聯絡參謀，交際處特意邀請兩人去郊外的山川遊玩。聯絡參謀一出門，邊保偵察員立刻進屋，楊黃霖利索地打開銅鎖，從箱子裏找出密碼本。
此時的延安，不要說沒有複印機，連照相器材都缺。厚厚的密碼隻得用筆抄。反正沿途都有秘哨，一站站像烽火台一樣把聯絡參謀的行止通報交際處。楊黃霖布置招待員小心侍候，回家越晚越好，兩個參謀來到這風景秀麗的去處，身邊還有裝滿吃喝的擔子侍候，未免流連忘返。
就是這樣還抄不完，又得在聯絡參謀回來之前恢複原貌。好在有高級領導配合，八路軍總參謀長葉劍英出麵，邀請他們赴宴看戲，兩個聯絡參謀高高興興打牙祭去了。
這邊立刻開鎖，謄抄，可密碼太長，一次抄不完，到時要恢複原狀，下次再抄。這樣搞了3次，終於抄到了全部密碼。
從此，延安就掌握了國民黨聯絡參謀向重慶通報的全部秘密情報，做到了知己知彼。
蔣介石本想唱一出和談假戲，哪想到被國民黨自己的兩個職業特務給賣了，讓蔣介石演成了一個又蠢又醜的角色。
在國民黨中央黨部任速記員的沈安娜，又逐日把國民黨密商談判策略的情報秘密通報中共代表團。於是，周恩來看透了對手底牌，完全掌握了國共談判的主動權。毛主席讚道：“這是玻璃瓶子裏麵押寶嘛!”
1945年10月10日，國共兩黨簽訂雙十協定。第二天，毛澤東安全地離開重慶，飛返延安。
很快，蔣介石在美英等國政府和銀行財團的大力援助和支持下，發動內戰，企圖消滅共產黨，統一全中國。
據載，自北洋軍閥分裂後中國開始軍閥混戰，西方一些銀行財團給各派軍閥貸款賣軍火，在中國各地換取各種權益。孫中山實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領導國民革命軍開始北伐後，西方銀行財團毫不猶豫的策動各國軍隊直接幹涉北伐，製造了南京慘案，直到蔣介石背叛革命，向外國債主承諾，我的政府可以繼承北洋軍閥以來所有外債，這才讓西方財團放棄他們各自扶植和支持的軍閥，轉而全力支持蔣介石收服各路軍閥，獨裁中國，達到長久盤剝、壓榨和奴役中華民族世世代代的目的。
據非正式和不完全統計，從1927年到1933年，蔣介石政府對有確實擔保的外債，清償本息達二億四千九百餘萬銀元，截止至1934年6月，已承認並歸入整理的達十億五千萬銀元。
以四大家族為首的蔣家王朝，一麵對外大肆舉債，損公肥私，中飽私囊，貪腐無度，一麵用國家權益和全民利益來抵償，到1949年借債額共達三十億銀元之巨。這些債務本金加上利滾利，中國人民是永遠還不完的。遇上蔣介石這樣一個冤大頭，西方列強和西方銀行家們能不千方百計加以扶住？當然也不得不給予全力支持，否則，他們的天價貸款本息和所有既得權益就會統統打水漂兒了。
曆史表明，西方銀行家集團對中國的掠奪，從清朝就開始了，在頻頻暴力劫掠之餘，個別國家偶爾做些善事，退還一點賠款，借以用“偉大義舉”感化某些中國民眾。
美國的“庚子賠款”顯然受到了八國聯軍司令瓦德西的啟迪。瓦德西在給西方各國首腦的信中明確指出：義和團運動已經證明了中國是一個不會屈服於外來勢力的民族，反抗不會停止，無論哪個國家都沒有足夠的兵力和精力來控製這個國家，因此他建議采取以中國代理人來統治和掠奪中國的手段。於是，美國人投資建造了清華大學，美其名曰支持中國的教育事業，規定該大學每年必須向美國派遣一定數量的留學生。美國伊裏諾大學校長詹姆士在1906年給羅斯福的一份備忘錄中聲稱：“哪一個國家能夠做到教育這一代中國青年人，哪一個國家就能由於這方麵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業上的影響取回最大的收獲。”“商業追隨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隨軍旗更為可靠。”蔣介石治下的龐大美英買辦勢力以及美英在中國積攢的巨大權益，都充分驗證了詹姆士的遠見卓識。
物極必反，否極泰來。讓廣大中國人民慶幸的是，中國出了個毛澤東，在陝北的山溝溝裏領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喚醒了越來越多的中國社會精英，啟迪了越來越廣的中國普羅大眾，團結了國內外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通過艱苦卓絕、流血犧牲和前赴後繼的偉大鬥爭，尤其是經過波瀾壯闊、威武雄壯、戰無不勝的三年解放戰爭，徹底打倒了長期主宰中國社會的內外反動統治者，徹底推翻了長期壓迫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國，使中華民族有了重新昂首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偉大機遇。
早在1936年深秋，毛主席在保安的窯洞裏同美國記者斯諾探討“中國共產黨和世界事務”時，已經充分表達了中國共產黨對發展與友好國家交往的願望和基本主張。在這次談話中，毛主席根據世界局勢的變化，在政治策略上，提出了中國蘇維埃和中國人民要同各國、各國人民、各黨派和各群眾組織團結起來，組成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統一戰線。他認為日本的侵略政策不僅指向中國，而且也指向美、英、法、蘇等國，是這些國家的共同敵人，因而能夠組成一個包括不同類型的國家，即反戰國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社會主義國家的反侵略、反戰、反法西斯的世界聯盟。中國共產黨對這些友好國家都采取歡迎的態度。他特別強調，英、美等國如能對中國抗日力量提供切實的援助並對日本進行封鎖，中國人民同美國人民和英國人民之間將會建立起最牢固的情誼。同時，毛主席在談話中還闡述了中國共產黨與友好國家發展經濟合作的主張，他說，如果中國取得真正獨立和民主之後，外國人在中國的合法貿易利益將會有比過去更多的機會，中國將同友好國家商訂互助、互利和互相同意的條約，歡迎外國資本的投資，人民政府對外國借款和外國投資就能被用來發展中國經濟生活中的基本生產能力——特別是全國範圍內建設基礎工業和引進科學的農業方法和農業組織，但對影響中國獨立政治權利的外國投資，則“一概不予承認。”
經毛主席修改審定的《陝甘寧邊區施政綱領》中就有“在尊重中國主權與遵守政府法令的原則下，允許任何外國人到邊區遊曆，參加抗日工作或在邊區進行實業等”的條款。
周恩來在重慶期間曾多次向美國官方人士表示，歡迎美國政府派代表訪問延安和敵後解放區，希望他們通過實地考察，“會使美軍統帥部對於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團結抗戰、實行民主的政策，和共產黨領導下的敵後抗日力量，獲得真實的了解，並據以決定正確的政策。”
經過許多周折，1944年7月，美軍觀察組作為美國官方代表第一次訪問延安。中共中央對此十分重視，由周恩來起草了《關於外交工作的指示》，把這次訪問作為中共外交工作的開始，強調外交政策首先必須站穩民族立場，外交工作的中心任務應放在擴大影響和爭取國際合作上麵，“我們一方麵應加強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而不是排外，另一方麵要學習人家的長處，並善於與人家合作，決不是懼外。”還在發展對外經濟合作方麵規定：“在雙方有利的原則下，我們歡迎外國投資與技術合作。”
這時，毛主席對發展同美國的交往給予了足夠的重視，他在修改《解放日報》歡迎美軍觀察組的社論時，熱情地加上了“戰友們”的親密稱呼，並稱這是中國抗戰以來最令人興奮的“一件大事”。此後兩三年，每逢美國獨立日，《解放日報》都發表了熱情洋溢的社論，謳歌美國人民追求的獨立、自由、民主。
毛主席在同美軍觀察組成員謝偉思的多次談話中，不僅表達了在抗擊日寇時將與美軍積極合作的願望，而且更多地涉及戰後中國的形勢和美國應采取的對華政策問題。他明確表示：中美利益是相互聯係的，有共同的地方，我們能夠而且應當在政治上、經濟上合作共事。他深刻估計了戰後國民黨政策走向，指明戰後中國存在著國民黨發動內戰的極大危險性，希望美國不要片麵援助和支持一個腐朽無能、失道寡助，僅可與當年北洋政府並論的國民黨政府，希望美國政府對國民黨、共產黨采取正確的態度和政策，促進國民黨內部的改革，避免內戰。他通過對大量事實的分析後指出，美國與中國共產黨的合作，對各方麵來說，都將是有益的；與國民黨比較而言，共產黨是更容易合作的。他在談話中還表達了發展中美經濟合作的願望，指出通過外國資本的援助是實現中國工業化的一個重要條件。這些都體現了共產黨人願意發展中美友好合作關係的善良願望。
當時，美軍觀察組成員根據廣泛的實地考察，向美國國務院寫了大量報告，比較客觀地介紹了解放區的實際情況，斷定未來中國的命運將掌握在受到人民廣泛而積極支持的共產黨人手裏，建議美國政府“不能無限期地擔保一個政治上破產的”國民黨政權。美軍觀察組的謝偉思等因此在美國50年代麥卡錫主義反共浪潮猖獗期間受到了嚴重政治迫害。
為了和美國進行溝通，中共對所有美國記者、美軍人員都給予極高的禮遇。當時有一批美國人，他們大都在中國出生或成長，對中國了解極深，漢語流利，被稱為老中國通（Old China Hands）。其中，著名的有埃德加斯諾、拉鐵摩爾、費正清、白修德（西奧多懷特）等人。其中，白修德最初崇拜蔣介石，經過花園口決堤，對蔣介石徹底絕望。這一批人在美國曾經積極為中共與美國交往而奔走呼號。
在美國政壇和軍方高層人士中也有不同程度對中共懷有好感的人士，如抗戰期間曾任中國戰區盟軍司令的史迪威、調停國共內戰的赫爾利等。但是，眾多美國有識之士畢竟不能代表西方利益集團，麵對美蔣統治集團的倒行逆施隻能徒呼奈何。
1949年初，毛主席關於外交“三大決策”的前兩項——“另起爐灶”和“打掃幹淨屋子再請客”開始確立。
1949年1月19日，毛主席在審閱周恩來起草的《關於外交問題的指示稿》時加寫的一段話中指出：“凡屬被國民黨政府所承認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大使館、公使館、領事館及其所屬的外交機關和外交人員，在人民共和國與這些國家建立正式外交關係以前，我們一概不予承認，隻把他們當作外國僑民待遇，但應予以切實保護。”
1949年3月5日，毛主席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報告中指出：“我們可以采取和應當采取有步驟地徹底地摧毀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控製權的方針。”“不承認國民黨時代的任何外交機關和外交人員的合法地位，不承認國民黨時代的一切賣國條約的繼續存在，取消一切帝國主義在中國開辦的宣傳機關，立即統製對外貿易，改革海關製度，這些都是我們進入大城市的時候所必須首先采取的步驟。”
1949年4月23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奪取南京之後, 共產黨很快派黃華等與滯留南京的美國大使司徒雷登接觸，也沒有拒絕司徒雷登的調停請求。司徒雷登試圖空手套白狼，即一邊和美國國務院說，隻要給一定的援助，中共就會倒向美國，一邊對中共說，隻要倒向美國就有援助。中共雖然沒有立刻答應，但也樂觀其溝通。
由於美國要求維持美英等國在華既得利益，與毛主席確定的“另起爐灶”和“打掃幹淨屋子再請客”外交政策（即不承認蔣介石政府與外國簽訂的所有協議，包括蔣介石政府與蘇聯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相違背，結果談判陷入僵局。
中共邀請創建了燕京大學的司徒雷登借燕京大學校慶之機到北京詳談，但美國政府卻命令司徒雷登歸國。於是，毛主席的雄文《別了！司徒雷登》發表，“打掃幹淨屋子再請客”的策略一時落空。
1949年6月21日，中共中央派劉少奇率中共代表團秘密訪蘇。
中國革命的偉大勝利讓斯大林強烈感到，首先“收編”中共，在壯大蘇聯領導的世界共產主義陣營的同時，不但可以更有力地保衛蘇聯，而且使得蘇聯有伺機操弄的空間，假他人之手直接打擊世界資本主義陣營，故而決定給予中共全麵支持，使得劉少奇這次訪問大獲成功，幾乎答應了劉少奇提出的一切要求，即：1、新的中國政府一成立，蘇聯政府立即承認；2、蘇聯向新中國提供貸款、派遣蘇聯專家幫助中國經濟建設、開展中蘇貿易；3、斯大林答應中方的請求，租用蘇聯航空公司45架裏-2型運輸機，幫中共將部隊從蘭州運到烏魯木齊，使其能夠及時進軍新疆。4、從1949年到1950年共從蘇聯進口各種飛機775架和大批各式武器裝備，並答應幫助中國創建海軍和空軍。
在這種情況之下，為了鞏固和發展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毛主席領導中國共產黨於1946年6月之後開始采行“一邊倒”的外交政策，加入蘇聯領導的世界共產主義陣營。
斯大林除了答允給劉少奇上述甜頭兒之外，還借機將高崗也“出賣”給劉少奇了，借以試探毛澤東的虛實。
斯大林“出賣”高崗的原委簡述如下：1948年5月中旬，斯大林找科瓦廖夫談話，讓他看毛澤東發來的電報，電報上請求蘇共中央派一個專家小組到中國幫助解決經濟問題，恢複已解放城市的鐵路運輸。於是，科瓦廖夫領導蘇聯專家小組於6月初赴華，實際上成為斯大林與毛澤東進行聯係的特使。
根據斯大林指示，凡有關中國問題，包括毛澤東的任何極小要求，科瓦廖夫都必須及時單獨向斯大林報告。
1948年12月，科瓦廖夫回到莫斯科，向斯大林匯報了他在中國的工作，隨即於1949年1月陪同米高揚回到中國，去西柏坡與中共中央領導會談。此後，他的主要工作是向斯大林報告中共領導層以及整個國家的所有情報。
1949年3月，中共中央從西柏坡遷到北平，毛主席進城前暫住香山的雙清別墅。科瓦廖夫的住處距離雙清別墅隻有八百米左右，幾乎天天能見到毛主席。
劉少奇於1949年6月率團秘密訪蘇，也由科瓦廖夫陪同。
1949年7月27日，劉少奇、高崗等應邀出席一次蘇共中央政治局的擴大會議。高崗在會上發言不當後被斯大林稱呼為“張作霖同誌”，變相批評高崗在東北搞獨立王國。會後，科瓦廖夫陪劉少奇和高崗同車返回駐地的路上，他發現劉少奇非常生氣地嚴厲批評高崗，高崗則據理力爭。很快，高崗單獨提前回國，代表團無人送行。
在與劉少奇隨後的會談中，斯大林表示:“我那天對高批評得太重了，你也是，我們都沒有什麽根據，請把我的意見轉告給毛同誌。”
科瓦廖夫見高崗明擺著親蘇，恨不得跟斯大林推心置腹，卻被斯大林輕鬆“出賣”了，一直百思不得其解。
毛主席棋高一著，接了斯大林的“高招”後，擺出徹底“一邊倒”的姿態，明知高崗與蘇聯的關係異乎尋常，不僅讓高崗仍舊主掌東北，而且提拔高崗為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6位副主席中最年輕的一位，在最高決策層安排了能夠讓蘇聯知心的聯係人，很快讓年富力強、仕途看好、對蘇親近的高崗在“一邊倒”初期人盡其才了。
綜上可見，美國決策者當時采行“扶蔣反共”政策，完全基於西方帝國主義維護其在中國的既得權益和反共意識形態，最終必然選擇繼續與新中國為敵的錯誤道路。同樣，斯大林對劉少奇有求必應，擺出全麵接納新中國的架勢，在相當程度上也是基於大國沙文主義和大黨意識形態霸主心理的必然結果。
最關鍵的是，無論美英，還是蘇聯，都還沒有切實領教到毛主席、周總理等新中國領導人及其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厲害。
當美國在千方百計謀劃著讓新中國簽訂城下之盟，賠償其全部損失，恢複其舊有權益時；當蘇聯在謀劃怎樣維護其在中國的既得利益，進而最大化其全球利益時，毛主席、周總理等謀劃的是怎樣鞏固中國革命的偉大勝利成果，並在此基礎上發展中華民族的現實利益、根本利益、長遠利益。
不管怎樣，在新中國內外博弈的第一輪，以毛主席為最英明領袖的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在二戰後錯綜複雜的世界大變局中成功地打出了新中國，正伺機博弈下一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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