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1986年）研究生畢業之後，我反抗了留校和去中央計委經濟研究所的意願好久，執意去中國人民大學教了四年書。寬容來講，在特定的大環境下，我在人民大學過的還不很寒磣：第二年就拿到講師頭銜，長了點薪水，第三年還給我這個無名小輩出版了專著（《理性預期》（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8）），拿到三千元的稿費（萬元戶年代！後來就是用它炒國庫券，弄到萬來塊的來美資金！離開中國時沒有外債還有積累。）。隨後，學校也因此而“善意”的不讓我再接觸本科生，隻有教幹部進修班一幫老爺老太太們的福氣。原因嘛似乎很顯然：他們都是久經考驗的革命同誌，不容易被西化。
1988年時，我報考了有兩個名額的博士，意在名正言順的深造。導師號稱是國內最厲害的西方經濟學家，他翻譯的著作在商務印書館出版，很受歡迎。自己也是衝著這個頭銜去的，而且又是本校，況且，對方還在到處尋找數學背景深厚，有西方經濟學基礎的候選人。在當年，這樣背景的候選人還真的罕見。我的報考，嚇倒了部分校內來自政治經濟學背景的競爭者，我成為唯一的考生，麵對的卻是兩個招生名額。我自覺，當時的考試成績（高數、英文、政治、資本論，三門公共課，一名專業課），即使不算完美，也在優良。結果，考完之後，G教授磨磨蹭蹭的糾結了好幾個月，一再的不給出招還是不招的結論。最終，實在是拖不下去了，他做出了放棄我這個唯一的報考者的最終決定，寧可全部空缺。對於一個好想有學生帶的教授來說，他當時能怎麽想？拒絕一個人，居然幾個月拿不出理由來，這恐怕也是中國特有的奇葩吧？
當年我好想討個說法，為了自己的尊嚴和基本權利。大名鼎鼎的G老先生卻拒絕相見，一次次通過他的朋友，他所在係裏麵另外一位L老教授傳話。我從來就沒有和G老先生打過交道，卻一直和L教授很投緣。扭扭捏捏又是幾個月後，G老先生以專業課《資本論》考試不合格為借口。我當時提議，拿出自己的考卷，讓大家公開評議的建議，被G教授否決。對於《資本論》的研究，在人民大學可是大有人才在。
那陣子，我剛好寫完一篇很深刻的用數學模式，解釋一個重要資本論原理的論文，若幹個月之後該論文在一個重要級別的專業雜誌發表，還一再的受人讚賞。早在大學讀數學，準備考浙江大學管理係研究生時（1983年），就花過半年時間多遍的讀過《資本論》原著一到三卷（中文），覺得自己已經吃的不錯。（後來我還很不服的對L教授說，自己對《資本論》的理解和熟悉，一定超過G老先生！不信，大家寫幾篇文章比比。）
再後來，應該是實在說不過去，G老先生建議我，應該直接出國就讀，他樂意推薦。當時我還同時拿到一位北大更有名教授的不痛不癢的出國推薦信（我隨後就丟了，覺得沒有價值！），憑借的是出版的著作，和一部已經快說服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現代經濟學的困境與發展》專著。該專著後來因為六四的快速到來沒法出版，卻以十幾篇論文的形式，隨後發表在《上海社科院學術季刊》等重量級學術刊物。其中四篇發在《上季》，也證明了其分量。在那個年代，在全國，應該找不出第二個這般年紀如此執著的寫作的書呆子吧？
聽到G先生的好意之後，自傲和固執的我說：如果我想出國會自己搞掂，不需要這樣的假慈悲。L教授實在是看不過去，又沒有辦法說服固執的G教授，一度問我，願不願意改專業，讀他的西方經濟學史的博士，他可以專門為我搞個名額。我拒絕了進入那個係生活的任何選擇。
失去讀博士的機會，我並沒有感覺沮喪。感覺悲哀的是，如此大名鼎鼎的教授，居然如此的處理事情，形同兒戲。在我眼裏，規則就是規則，他是沒有權力和權利，決定我是不是應該在國內就讀還是出國深造的，充其量他隻有建議權。再者，附近還有北京大學，還有社科院和很多的部位研究所，他也不是獨一。況且，他的出名還不是研究能力，而是翻譯水平，雖然擁有來自很多年前的美國博士學位。他的決定充其量隻是浪費了我一年時間。到他致死，我都沒有機會見上他一麵，更沒有機會問明G先生當初的想法。我還真的想知道！
決定離開人民大學出國，離開中國，除了這個因素外，最主要的還是隨後的六四事件讓人寒心。事件之後，中央對我們這樣的年輕知識分子下了一刀切的懲罰性條例：所有人隻有等到四十歲之後才能考慮出國和升高級職稱。四十歲離二十六歲的我似乎太過遙遠，我覺得自己應該有資格當副教授了，至少在水平和做出的成績上看，和見識過的那些教授、副教授比，應該是。
今天，在美國混了快三十年的我的碌碌無為無所謂，可是，人民大學的教授們卻是不可以的，他們代表的可是中國的學術精英。我以為，今天的人民大學的教授，應該更加的精英才對。可是讀到下麵的這篇文章，又感覺回到了當年那個歲月：迂腐和愚蠢。一個泱泱大國，如果隻有這種水平和邏輯思考能力的社會科學精英，你敢想象，它會變成可以和美國比肩的強國嗎？
對於這號的學術痞子，大家就應該口誅筆伐，不然，世界將被垃圾徹底汙染而不自知。中國的富強，恐怕還得五十年的曆練。當有一天，中國自己培養的社會科學學者（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有能力獲得世界水準的大獎（諾貝爾獎）時，中國的地位和國力，才真的可以說超強、堅實。
附錄：貿易戰是中國錯? 胳膊肘往外拐的人咋想的
楊光斌，環球時報 於 2018-04-11
人、尤其是知識分子很難做到去價值化，看問題多少都會有先入為主的價值帶入，這是人性，也是生活中的常態。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人在生活中一定要不問真相、不問是非地陷入價值承諾，這更是研究國際關係或外交政策觀察的大忌。無論一個國家標榜的外交目標有多高尚，說到底就是為了國家安全利益，隻不過在實現這種安全利益的時候要找到價值性說法、合法性論述，以讓其政策成本更低。美國就是這樣開展對外政策的，價值觀外交也構成了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盡管特朗普政府宣稱要放棄價值觀外交。
遺憾的是，我們看到，相當一個時期以來，包括我國在內的一些外交政策的專業性或公共性觀察者，在論及美國與一些國家的關係時，總是或明或暗、或直接或間接地朝著有利於美國的方向去論述，結果證明，這些言論基本上都是錯的，有的甚至一錯再錯。
比如，在美國推行“大中東民主計劃”而支持“阿拉伯之春”的時候，有觀察者認為，盡管會帶來一定程度的代價，但方向是對的，是正確的進步，因為阿拉伯地區迎來了民主。結果是什麽呢？一戰後建立起來的秩序被徹底破壞，敘利亞一夜回到原始社會狀態。這種觀察既不清楚西式民主其實是黨爭民主，黨爭民主的一個必然結果，就是製造認同政治的同時也製造了國內分裂，也沒有真正搞清楚大中東地區曆史與國情的複雜性，隻是按照一個抽象的好概念去判斷美國的“大中東民主計劃”，知識性教訓可謂深重。
又如，在美朝關係上，有的觀察者同樣是按美國提供的價值觀去判斷的，形成了先入為主的對朝鮮的負麵價值偏好，期待美國去換政權，一次又一次地預判美朝戰爭正在迫近。哪怕是在2018年平昌冬奧會期間，美國主流媒體鋪天蓋地報道朝鮮半島趨向和平，報道半島南北一同進入開幕式現場，但國內的一些觀察者還在大談特談戰爭選項。這是觀察者自己的選項，卻不是美國政府、尤其不是美國社會的選擇。
再如，在中美貿易摩擦問題上，網絡上的一種聲音是中國沒有遵守WTO規則，因此美國應該懲罰中國以促使中國遵守規則。這又是在按照美國的腔調去判斷中國。事實上，無論是國內的國際貿易專家還是WTO自身都承認，中國很好地履行了當初的承諾，隻不過是WTO的一些規則不再適應中國這種超級規模的新型經濟體，而中美貿易摩擦的根源也在於非西方新型經濟體崛起改變了過去西方主導的世界秩序，美國將國內法淩駕於WTO規則即國際法之上。因此，指責中國的那部分輿論，同樣是缺少知識基礎乃至事實基礎的一種價值觀承諾的結果。
凡此種種，很多“專業性”觀察嚴重偏離了基本情況，結果隻能是一錯再錯。教訓夠深刻的了，是時候反思了。本來講究實踐理性的中國人，為什麽要以強烈的價值偏好去觀察這個最講究理性、最講究利益博弈的外交政策？原因當然不止一二，但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國缺少話語權。
話語權是一種以專業知識為基礎的思維能力和思想表達能力。改革開放之後，原有的話語不能滿足時代的需要，上世紀80年代以來，社會科學落後的中國隻能以拿來主義的方式建設自己的社會科學各個學科，“中國社會科學”中卻沒有“中國”這個本體論，結果一些人便習慣性地以形成於異域、特別是美國的概念、理論來觀察國內政治經濟和國際關係，自覺不自覺地都是按美國人的思維方式去看問題，結果美國無論幹什麽都是對的，其他國家都是錯的。由此可見，不能說美國的“接觸政策”和價值觀外交是失敗的。
世界政治的真相又是什麽呢？為什麽世界政治的等級性、不平等性、不公正性遠遠大於國內？被西式民主“洗禮”的轉型國家又有幾個實現了預期目標？這個世界因此而變得更加良善了嗎？所有這一切，都需要觀察世界政治的新知，需要一種新世界觀。中國提供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方案不但是一種新世界秩序，也應該是圍繞如何建設這個新世界而產出的替代性新知識。(作者楊光斌，是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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