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那個文化圈，我很早以前就有個“大家彼此心照不宣”的想法。去年看到此文，有點愛不釋手的感覺，觀點是如此一致，但我自己是絕對絕對寫不出這樣的文章的。一直以來不想轉貼文章，但這兩天手癢，決定還是轉貼吧。華夏文化圈還是有那麽幾個明白人的，但是，整體的性質放在那裏了，寫一篇東西也隻能是給自己讀讀看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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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話裏有話，我隻是沒話好說）
心 照 不 宣
01
“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吾直性狹中，多所不堪，偶與足下相知耳。”
公元260年，司馬氏把持了曹魏政權。
山濤跟司馬昭是親戚，投靠司馬氏後屢受重用。這一年，他想薦舉好友嵇康入朝為官。但嵇康娶了曹操的曾孫女長樂亭主為妻，就給山濤寫了這封《與山巨源絕交書》，是中國曆史上寫得最動人心魄的絕交書，嵇康的姿勢好看得不行。
信中說，你通達事故，善於應變；我性格率直，心胸狹窄，對很多事情不能容忍，隻是偶然跟你交上朋友罷了。這意思就是，往後你我大路朝天，各走一邊。
三年後，嵇康被司馬昭處死。死前嵇康把兒子嵇紹托付給了山濤。山濤舉薦嵇紹，官至侍中。後來八王之亂，嵇紹為保護司馬家的傻兒子晉惠帝，死在成都王亂刀之下，諡號“忠穆”。
雖然嵇康跟山濤的政治立場不同，但最懂知識分子的，隻能是知識分子了。嵇康選擇了慷慨赴死，王戎跟山濤一起撫養嵇紹，做了司馬家的孝子賢孫。
嵇、阮、山、劉在竹林酣飲，王戎後往。步兵曰：‘俗物已複來敗人意！’王笑曰：‘卿輩意，亦複可敗邪’。意思是，你這個俗人又來壞我興致。
跟阮籍比，官運亨通的王戎確實太俗了。
竹林七賢裏，嵇康是個直性子、山濤是個老好人、王戎是個大財迷，阮籍是隻老狐狸。鍾會曾多次問阮籍對時政的看法，想借機給阮籍治罪，但阮籍每次都借酒醉逃過一劫。最後司馬昭說了，“阮嗣宗至慎，每與之言，言皆玄遠，未嚐臧否人物。”
嵇康活著的時候喜歡打鐵，向秀就在一旁給嵇康拉風箱。嵇康死後，司馬昭召見了向秀，問他，聽說你不肯出仕，那為什麽在這兒呢？向秀回答，巢、許狷介之士，不足多慕。司馬昭聽了，大為讚賞。
02
1998年，馬東從澳洲回國後，在湖南衛視主持節目《有話好說》。
在澳洲留學的時候，馬東懂得了什麽是同性戀。《有話好說》第75期以“走進同性戀”為主題，邀請了李銀河、崔子恩、石頭上節目探討對同性戀的認識。這是國內電視媒體對同性戀話題的第一次公開討論。
這期節目首播播出後，重播被緊急叫停，節目組被要求作出檢討。不久後，欄目組被迫解散，馬東當眾痛哭。
那段時間是湖南台的多事之秋，多個嚴肅節目出現了新聞事故之後，“娛樂立台”成了湖南台的宗旨，然後有了李湘坐商務艙，馬東坐經濟艙後排，然後有了《超級女聲》。
節目解散了，作為湖南台編外人員的馬東回到北京，進了央視。經曆過《有話好說》的風波後，馬東在央視主持《文化訪談錄》的身段柔軟了不少，《文化訪談錄》還成了對外宣傳的樣板工程。
04年開始，央視對同性戀的口號從“回避不如正視”到“拋棄歧視，尊重每個個體的自我選擇”，這給了馬東一種錯覺。
於是在距離《有話好說》15年後，馬東在《奇葩說》上再次討論同性戀這個話題。跟15年前一樣，這期節目被下架。廣電總局給的理由是，“嘉賓對非正常的性關係持同情態度，挑戰傳統道德觀和價值觀。節目不適合向公眾傳播。”
《十三邀》的節目現場，許知遠問馬東，你喜歡這個新時代嗎？馬東說了三次喜歡。許知遠追問，一點抵觸的情緒都沒有？馬東說了兩次沒有。
許知遠這招天馬流星拳，打到了馬東這團大棉花上。
同樣是采訪，賈樟柯跟許知遠就比較聊得來。賈樟柯說自己拍電影《站台》，從1979年拍到1989，是通過流行音樂、流行文化的角度來曲折地、心照不宣地講這段故事。講的哪段故事呢？賈樟柯沒說，許知遠笑了笑，知識分子間的那份默契隻可意會不可言傳。
很明顯，馬東跟許知遠也有這樣的默契。馬東對許知遠說，本質上咱倆是一樣的，就像你表現為憤怒，我表現為悲涼。什麽叫悲涼，悲涼就是無從反抗。
馬東能反抗什麽呢？他現在不隻是主持人，還是商人，要對《奇葩說》的廣告主們負責。就像郭德綱說的那樣，
“他是我們中的資本家，也算是我們中活得明白的”。
活明白了的馬東現在喜歡玩《王者榮耀》，記者問他，“現在在這個公司裏麵，誰來負責安全的把控和審查？” 他狡猾地笑了笑，“一般是保安。”
真是滴水不漏的馬東啊，阮籍也不過如此了。
03
“王戎儉吝，其從子婚，與一單衣，後更責之。王戎有好李，常賣之，恐人得其種，恒鑽其核。王戎女適裴頠，貸錢數萬。女歸，戎色不說，女遽還錢，乃釋然。”
阮籍說王戎俗，算是說到了點子上。王戎愛錢，吳曉波也愛錢。
吳曉波在複旦大學新聞係讀書的時候，有次在圖書館看到一句話，“無事袖手談性情，有難一死報君王。”當時吳曉波就想，中國書生的千年局促與荒誕就在這14個字裏了，我們這一輩應該學習做一個“沒有君王的書生”。
1990年吳曉波大學畢業，進入新華社杭州分社，成了一名記者。92年春天，總設計師南巡推動了商品經濟的發展。吳曉波有次陪一個飲料公司老板見市裏的副市長。副市長氣傲勢盛，等雙方都坐下來的時候，飲料公司老總從包裏掏出了半塊磚頭大小的摩托羅拉，副市長一看，眼睛直了，氣勢弱了。
在當時，一台摩托羅拉手機相當於高級公務員十年工資。到了年底，單位開會，讓大家暢談明年工作目標，輪到吳曉波發言，他的目標是掙到 5000 元稿費，做“半個萬元戶”。話一落，報社的老同誌們都看向了吳曉波。
吳曉波信奉的是羅斯福跟亞裏士多德，前者有一句話，“作為知識分子，你必須有一份不以此為生的職業”；後者的主張是，“無恒產則不自由，不自由則無道德”。
用吳曉波的話說，在這個商業世界中，知識分子要足夠有錢，錢多到一個標準線，就不會輕易被收買，思想自由的基礎是財富自由。為了財富自由，吳曉波03年離開了傳統紙媒，靠著給各大企業家著書立傳賺了個盆滿缽滿。
但吳曉波哪怕給企業家們寫了那麽多書，也要強調，“我在企業界沒有朋友。”吳曉波的朋友們都在新聞界，就像王戎不管怎麽市儈，也是要跟阮籍山濤一起玩的。
2007年，達能低價並購娃哈哈事件爆發，吳曉波發了一篇文章《“受害者”宗慶後》。在這篇文章裏，吳曉波譴責宗慶後利用民族主義情緒來對抗商業之爭。
文章結尾，吳曉波寫了一段話：“我做此文，頗為猶豫。我跟蹤娃哈哈十多年，還寫過《非常營銷》一書，此文一出，十多年交情付之一炬。但是，事實就是事實，這把火再燒下去，對中國商業的健康成長實在不利，也被國際輿論‘看笑話’。冒險而作，文責自負。”
後來，宗慶後再也沒找過吳曉波，兩人的交情果然付之一炬。
“書生是不能有‘君王’的，即便是為了理想也不行。千百年來，無數中國讀書人為了理想以身相許，他們把自由出賣給帝王、黨派或豪門，試圖以此換取自我價值的實現。在我看來，這是不值得的。”
這是吳曉波的底線。
吳曉波曾說過，“我們一定不能寄希望於一個英明領袖的出現，那是非理性的”。那寄希望於什麽呢？
前不久創業黑馬上市了，吳曉波給老朋友牛文文寫了篇文章，裏頭說，
“企業家從邊緣地帶向核心進發，一開始小心翼翼，繼而肆無忌憚，他們一度以為自己已經掌握了社會進步的話語權，如彼得·德魯克所描述的，中國即將進入一個“企業家的時代”——如今看來，那當然是一個錯覺。”
曾經這也是吳曉波的錯覺，吳曉波忘了在中國做企業家是有風險的，一不小心就要上山種橙。
昨天有人造謠，褚時健死了。
04
中國的企業家是容易犯錯的，媒體人也是容易犯錯的，報道企業家的媒體人呢？
吳曉波在複旦的同學，有《第一財經日報》的秦朔跟《東風早報》的邱兵，這兩人辦報都很堅決，不講情麵。當初經常有企業找到吳曉波，希望秦朔跟邱兵能手下留情。吳曉波就在深夜給他倆打電話，但倆人往往關機。
要是打給牛文文，牛文文一定也關機。
08年牛文文創辦《創業家》雜誌時，他經常跟劉恒濤這些新記者講他在90年代的媒體經曆，“我們那個時候做選題多敢做啊，政策出來，就給部委部門打電話，沒人接電話照樣寫，直接見報。”
劉恒濤感歎過，那老一代媒體人的內容純情啊，都隨著風吹散到不知道哪裏去了，文人的尊嚴已經成為過去。
2010年，紙媒漸漸衰敗，《創業家》艱難求生。當時廣東有個企業準備上市，上市前需要一篇報道。牛文文就帶著記者劉恒濤出席這個企業老板的飯局。在飯桌上，牛文文就講，我們這期雜誌要怎麽寫怎麽寫。兜了半天圈子，到最後也沒直接跟對方說出來。
牛文文是陝西人，實誠，比不得經商天賦滿點的浙江人吳曉波啊。
牛文文在2000年就任《中國企業家》總編輯的時候，算副局級幹部。那時候他圈子裏都是柳傳誌、馮侖、李書福這樣的大佬，重點關注的是“一個階層的生意與生活”。按照這個路子走下去，牛文文沒準會成為第二個吳曉波。
誰都沒想到，牛文文會在08年重新出發，創立《創業家》。據說從08年開始，《創業家》雜誌每月開公司大會，牛文文的結束語都是，三年後我們登陸創業板，這句話成了牛文文的口頭禪，一喊就是快十年。上個月創業黑馬上市了，牛文文這也算“念念不忘，必有回響”。
創業家是牛文文喝出來的江山，這次創業是個體力活。
2009年左右，徐小平受邀參加黑馬大賽的第一次活動。活動一共來了一兩百人，現場很冷清。徐小平印象最深的是，一整天時間，就牛文文一個人，在那個會場上狂歡尖叫，其他人也不叫，整個啦啦隊就他一個人，既是隊長也是隊員，從頭到尾在嗨。
後來徐小平老師說，
“當別人不歡呼的時候我歡呼，別人不喝彩的時候我喝彩。當我喝彩歡呼久了，大家也就跟著歡呼了，這就是真正的創業家精神。”
這是許知遠無法理解的，“像美團那些公司有什麽意義呢。你賣一個盒飯五塊錢，我賣一個盒飯三塊錢，還送到別人家，這樣就算創業嗎？這對我們的生活有什麽影響呢？
許知遠啊，你是沒見過自己的公司連續二十個漲停板啊！二十個漲停板那是什麽概念啊，一塊錢變十塊錢沒什麽影響，十個億變一百個億還沒什麽影響嗎？
許知遠采訪過牛文文，問創業的社會學意義是什麽？牛文文回答，我認為中國在這一輪實現了社會革命，移動互聯網實現了表達的自由、集社的自由、金融的自由。
許知遠和牛文文的對話是通過文字出版的，所以不知道牛文文老師講這句話的時候，有沒有口吃。
創業之後，牛文文老師這幾年總愛在公開場合誇別人，唱讚歌，講到激動的時候容易有點小口吃。我猜可能是因為要臨時想一些褒義詞，而褒義詞是有限的，比如要同時讚美雷軍和周鴻禕，褒義詞又不能重樣，這個難度很大。
05
老編輯講，許知遠的《十三邀》，第一季羅振宇開場，第二季馬東開場，所有掙了錢的知識分子都跟許知遠有仇。所以第三季和第四季一定要請牛文文和吳曉波，這樣可以體現他和這個世界的擰巴關係。
我覺得能體現的，是所有人和世界的擰巴關係。
牛文文說，"創業讓中國實現了社會革命”；自認為精英分子的許知遠說，“社會需要依靠精英分子來推動”；吳曉波一度相信企業家掌握社會進步的話語權；馬東認為“娛樂是這個時代的本質。”
他們每個人都對自己從事的道路有過分的高估，因而都在自己的領域裏麵偶爾夾帶一些私貨，想柔性地推動中國的進步。
隻有羅振宇不一樣。
羅振宇說，“我最喜歡的是英美保守主義的那種，盎格魯撒克遜人的那種精神，管好自己的社區，講什麽大道理，奮鬥，做最好的自己，對得住家庭，掙錢。”
羅振宇博士畢業後進入央視，一年後成為央視曆史上第一個臨時人員身份的製片人。當時他在《對話》欄目，主持人出去參加剪彩活動掙一二十萬，從事幕後工作的羅振宇隻能拿固定工資，“這不公平”。
後來羅振宇對許知遠說，“在財務自由之前，想什麽都沒用。財務自由是先確立你人生價值的第一站，然後再想別的。”
羅振宇的上司是央視財經頻道的總監郭振璽，郭振璽不喜歡羅振宇。2007年，郭振璽專門為《對話》搞了一個製片人競爭上崗，鼓動了一群高層，安排評委打分，為的就是把羅振宇排擠出央視。
那時羅振宇有三種選擇，第一種是馬上辭職，第二種是在競聘現場把郭振璽大罵一通，羅振宇選擇了第三種，他穿了這輩子第一次正裝，認認真真準備了PPT，做了他這輩子水平最高的一次演講。
郭振璽要求央視內部的有線電視全程直播這次競聘，很多央視領導通過這次演講認識了羅振宇，在羅振宇從央視後離職後找他合作。
羅振宇的人生觀是向前看。2012年，他跟申音、杜若洋創辦了“羅輯思維”。當時他們帶著5萬元錢買來的設備，在中關村普天大廈附近的一家咖啡館錄製第一期節目。
這期節目花了一整天才錄好，羅振宇對杜若洋說：“老杜，這個事業是一個讀書人該幹一輩子的事業。”杜若洋感動至今：“我覺得特別有情懷……就是他真的是愛這個事兒。”5年後，羅振宇說，“你才有情懷，我沒有情懷，我是隻會幹這個，我要會造樓，我早就當房地產商去了。”
2016年1月，羅振宇在新榜大會上發表演講：“自媒體不要做廣告”；“不到萬不得已時，絕不融資”。不到兩個月，羅輯思維宣布投資papi醬，雙方打算拍賣papi醬視頻貼片廣告。有人翻出羅振宇在新榜大會上的演講視頻，“說好的不融資不做廣告呢？”
《十三邀》上，羅振宇談到這個事兒，“我們這次操作papi醬廣告的拍賣，很多人說我打臉。我說對啊，有錢不掙，傻嗎？”
節目現場，許知遠問羅振宇，你怎麽看這個時代的精神狀況？你怎麽看所謂蓬勃的文化內在的價值呢？你關心這些嗎？羅振宇說，我不關心。這個時代，突然一個浪頭過來了，管自己。
當許知遠說自己是唱挽歌的人時，羅振宇說，我一定要和00後一起去玩手機，難道我要跟著你們一起去唱挽歌嗎？
06
許知遠曾經寫過，我總像是無根浮萍，會欣賞與支持那些抽象的道德與正義，卻躲開人群與衝突。對於他們，我總有一種因為無能、膽怯而帶來的慚愧感。
但是這種無能和膽怯是有好處的，讓他仍然能做一檔被奔馳讚助的節目，有幾千萬的播放量，播完還有10萬+去罵他。
許知遠在和馬東的對話之後，被機靈的自媒體翻了個底朝天。比如他食古不化，自絕於外麵的花花世界，他不會表達，在馬東麵前虛張聲勢，不尊重女性，在女神俞飛鴻麵前是個猥瑣男。
他們說的都對，但是對於許知遠來說，這些都是不成問題的問題。
辜鴻銘一百年前在北大校園裏麵拖著一根大辮子，講一個茶壺和三個茶杯的惡毒笑話，那才是不尊重女性，五四青年們上街抵製日貨，辜鴻銘在報紙上寫打砸搶日貨商店的是暴徒，那才是食古不化。中國都要亡國滅種了，還談論中華文明的優越性，那才是虛張聲勢。
辜鴻銘關心的，是中華文化能否以文明的一極存續，以進步口號集結的年輕人隻關心如何富國強兵，不再受洋人欺負。大家看起來言辭激烈，其實自說自話而已。
但是蔡元培還能能容他，還能容一個嫖娼上癮的陳獨秀。
現在，何處是北大？
三千太學生為嵇康請願，不敵一紙罪狀，“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輕時傲世，不為物用，無益於今，有敗於俗，昔太公誅華士，孔子戮少正卯，以其負才，亂群惑眾也，今不誅康，無以清潔王道”。
我不知道魯迅先生對於魏晉文人的興趣來源於何處，在他有限的生命和無限的論戰間隙，在這個議題上了做了嚴肅的研究。相信他也在這段曆史中看到了某些和當時中國知識分子思想狀況產生共鳴的東西。
30年代的左翼文人，麵臨的同樣是“娜拉走了以後”的問題。
許知遠覺得丁玲和蕭紅、蕭軍已經在魯迅的肩膀上談論過了這些問題，怎麽後來又活回去了。可是要不是中國人又活回去了，許知遠怎麽會愛上台灣的“丁玲”，至少有七段複雜感情的高金素梅。
所以中國的問題，哪裏有什麽前現代後現代，從來隻需要背誦一段魯迅先生的話就可以終結討論，
“中國的文人，對於人生，至少是對於社會現象，向來就多沒有正視的勇氣。中國的文人也一樣，萬事閉眼睛，聊以自欺，而且欺人，那方法是：瞞和騙。在事實上，亡國一次，即添加幾個殉難的忠臣，後來每不想光複舊物，而隻去讚美那幾個忠臣”。
一個時代，唱挽歌的隻有一個就夠了。孔融死而士氣灰，嵇康死而清議絕。剩下的人，該幹啥幹啥，戲精才給自己加戲。
就算是嵇康，靈魂站在雲端，看他的朋友都好好活著，升官的升官，發財的發財，隱居的隱居，他也會覺得現世安穩，歲月靜好，不會分大家一個三六九等，不必為誰痛心疾首，更沒有當誰是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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