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的清明節前，我們家中數人千裏迢迢，赴鄉間為外公外婆掃墓。按照中國人的傳統，母親家的族譜裏，並不會出現外孫們的名字。可外公外婆對我們來說，有著同樣的血緣和親情關係，更有一段刻骨銘心及不能忘卻的曆史。鄉間的小路，泥濘不堪，周圍一片寂靜。我們在思緒中，又回到了遙遠的過去。話題要回到50年前的文革，更早還要追溯到烽火連天的抗日戰爭。
1968年，我正在上小學。有一天，學校的老師把我叫到了校長室。進去後，裏麵已坐滿了十多位著軍裝人員和幾位學校的老師。班主任本身是個紅衛兵，但她溫柔地安慰我，不必緊張，有啥說啥。原來這些人是父親專案組的。那個年頭在這個重要軍事單位，被專案的人多如牛毛，大家見的多了，並不見怪。所有人都打開本子，認真地記錄著，而我的好奇心，遠遠勝過緊張，不知這些人想調查什麽。他（她）們轉完抹角地套問我，何時見過外公等問題。那個時候，我已經知道外公曾當過國民黨軍醫，並在“解放前”去世，自然回答的天衣無縫。後來，又來了幾批不同單位的紅衛兵，我幹脆用背”老三篇”的方式，把他們擋了回去。不久外婆遭批鬥，她掛的牌子是“曆史反革命家屬”。我聽到她和小將們激烈地辯論:”他是革命軍人，抗日英雄！”。小將們不停地嘲笑她，揮舞著拳頭。我則抱著半信半疑的態度，遠遠地觀望著。幾年後，老父才告訴我，因為沒有找到外公的墳墓，紅衛兵們堅信他去了台灣，或者潛伏了下來，所以一定要追查到底。我們都無可奈何的笑了起來，這件事也不願意再重新提起。
轉眼到了80年代，國內政治形勢好轉，而外婆身體已每況愈下。她一生的遺願，就是和外公葬在一起。大家抱著半信半疑的態度，開始尋找外公的墳墓。文革前，農村經曆了多次的政治鬥爭，公社化及平墳造地運動，行政和地貌已麵目全非。我在農村下放時，也親眼目睹了多起挖墳拋屍，破四舊的鬧劇。“解放後”，我們下一代都散居在各地，加上長輩們從不同地點得到相同的外調紅衛兵證詞，大家對找到外公的墳墓，根本不抱任何希望。
又過了幾年，外婆已經去世。正當希望快要破滅的時候，家人通過村村拜訪，取得了鄉民的信任，找到了當年曾參與為外公處理後事的當地農民。由此，揭開了一段讓我們百感交集的血淚護墓史。從他們的口中，也了解到了真實的外公和他經曆的艱難歲月。如今第一代守墓人，卞家的祖父早已去世，可他已成為我們全家人的傳奇人物。直到今年清明，我才第一次看到他的遺像。
卞姓老人，時年90餘歲
在守墓人家裏，我們暢談了很久。這是隔壁一位80多歲的沈老太太，她清楚地回憶著當年的情景。她講述了“解放後”和文革的經曆。外公當年國軍高官的身份，周圍方圓幾十裏無人不知。加上他的宗族族長，後來逃去了台灣，因此整個家族是新政府的眼中釘。幸運的是當地一位領導，“解放前”曾是外公的病人。所以外婆當年並未受到太大的衝擊，還有幸成為全省的第一位女西醫。在土改和鎮壓反革命的曆次運動中，周圍熟人無一能逃脫被整肅的命運。那位當地的首長最後也被抓了起來，政治氣氛越來越緊張。外婆不得不離開鄉裏，並成為多個外地子女的隨軍家屬。對於“解放前”的曆史，外婆一直守口如瓶，自然也和鄉下斷絕了聯係。文革的到來，這個小村莊，再也不安寧了。一批批的紅衛兵和軍人，從全國各地趕來，尋找和核實外公的墳墓。清楚了解外公曆史和為人的卞家和眾鄉親，串通起來，一口咬定不知道外公的墳墓，以防遭到外人的破壞。他們經曆了一次又一次的批判會和當地黨政軍部門的壓力，冒著查出後可被定為“現行反革命”及被判刑的危險，經曆了數年最黑暗的時期。幸運的是卞家長子，在文革期間成為大隊書記，並巧妙地躲開了上麵多次要求的平墳造田運動，保住了墳墓。卞家並不知道墳墓主人後代的下落，但憑著善良和直覺，認定這是一件必須代代守護的事情，否則愧對墓的主人和先祖。
直到90年代的一天，卞家終於等到了墓主人後代的到訪。在當地縣政府領導的陪同下，卞家和我們的家人來到了墓地，並哭成了一團。不久外婆的骨灰，也順利地歸葬故裏，完成了她一生的心願。如今卞家的第三代繼續看顧著墓地，但老人們的離去和時間的推移，讓兩家的後代們對這段曆史的了解越來越模糊，也產生了很多的疑問和不解。這次清明，在眾多長輩的幫助下，我們大致還原了外公的全部曆史，並簡述如下。
外公出生在這裏，家境一直貧寒。曾外祖父是個地道的農民，沒有田產，農閑時靠當轎夫養家糊口。他自小聰明好學，受到宗族祠堂的栽培。在李鴻章創辦的新式學堂完成學業後，受到北洋政府的資助，完成了大學學業。沒有當年許多保定軍校學生的豪情壯誌，外公學的是醫科。畢業後，他回到鄉下開辦了“德生醫院”，回饋社會和鄉間。在那個年代，外公是方圓百裏，唯一受過大學教育的人。相信風水的鄉民們認為，外公祖先的墳頭冒了煙，才讓宗族祠堂屏蔽生輝，出了個“大秀才”。
1948年“德生醫院”舊址的一部分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蔣中正在廬山發表全民抗戰的宣言。幾個月後，從滬寧等地逃出的大學同學找到外公，轉達了時局的變化，商量著一起報國從軍。外公賣掉醫院房產，讓外婆和其弟妹等數人，從水路沿江而上，逃往四川。外公加入了國民革命軍裝甲部隊（後考證為戴安瀾的第120師），作為軍醫，開赴廣西。路上，他發現患上了肺結核，已無法適應軍旅生涯。在貴州離隊後，他徒步前往重慶，成為“中國戰時兒童保育會”的醫生。巧合的是外婆等三人因為懂醫療技術，在西逃的路途中也加入了該組織。一年後，全家出乎意料地在四川保育會重逢。由於工作繁忙，包括我母親在內的四個子女也分別送入了各地的保育會，並隨後升學，參軍等。因此，他(她)們對家族的曆史所知甚少，也造成了和鄉裏的生疏及後續的諸多故事。
蔣夫人宋美齡女士親自參與，國內諸多名人發起的“中國戰時兒童保育會”
外公再次加入國軍，服務“江北醫院”，很快晉升為上校軍醫(國軍醫科最高軍銜），科主任。他同國共兩黨高層，政商名流都有交往。抗戰中後期，日寇加緊向中國戰時首都進犯，外公一家經曆了數次重慶大轟炸。外婆曾回憶，每次轟炸完畢後，防空洞口清掃的皮鞋，可堆成一座小山。因此，外公的醫務工作非常繁忙。不久國民政府命令他趕往下遊的豐都，參與組建“陸軍後方醫院”，已便更快地搶救長江前線抬下來的傷員。這裏靠近“宜昌戰役”的主戰場，勝負關係到國民政府的安危和整個抗日的大局。他先後任醫務長，副院長，院長，直到抗戰勝利。作為豐都一帶最高的軍事長官，外公在那裏主持了抗戰勝利遊行和聚會，無數傷殘軍人和家屬打著火把，狂歡了一整夜。
因為參與抗戰有功，蔣中正代表國民政府，向外公頒發了嘉獎令。外婆秘密地保留了這份曆史文件，直到文革時被突然抄家搶走。我當時在現場，是所有後輩中唯一的嘉獎令見證人。外公隨後在漢口，參與了日軍遣返工作。作為醫生，他開始為日軍俘虜服務。戰後，國民政府曾決定送外公去美進修。但長期的勞累已拖垮了身體，他決定退役回鄉休養。1946年，政府派美軍登陸艇護送他和全家沿長江水路，從漢口返鄉。
當地軍政部門熱情歡迎外公和家人回歸故裏，他參與抗戰的事跡迅速傳遍了四鄉鄰裏，族親宗祠也以他為榮，並且分擔了子女在外地的教育費用。此時內戰時局緊張，而外公的身體也每況愈下。他努力支撐著複辦“德生醫院”，並由抗戰中訓練出的外婆主持日常工作，惠澤鄉裏。1948年農曆2月16日，外公病重，撒手人寰。那個大雪紛飛的日子，方圓數十裏的鄉民百姓都來送行。國民政府再次嘉獎，並頒發了長期撫恤金。他去世後的安葬，是按照中國人的傳統儀式舉行的。卞姓老人正是當時的參與者和見證人。
我們的往事回顧，隻能暫時停留在這裏。謹以此文，感謝卞家三代70年的無私奉獻和友誼。老人們的在天之靈，可以安息了！
卞家老宅
卞家設席款待我們，並準備了大量有機蔬菜，讓我們帶回城裏
（外公遺像和墓碑，待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