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隨思（三）
一劍飄塵
在手機丟失的過程中，我去了一趟警察局。在美國，我是支持警察的嚴格執法的。但是，坦白說，我自己也不願意和美國警察打交道。因為美國警察與民眾之間總是有一層隔閡的。當然，這與美國民眾的自由持槍是相關的。這個世界上，就沒有完美的事。我們既然堅持自己持槍的自由，當然也就應該理解美國警察對於民眾的防範性心理。對於美國警察來說，民眾有槍這個事實，讓他們在執法的時候處於一種緊張的狀態。這顯然在他們對待民眾的態度上，有所體現（作者一劍飄塵）。
這裏插一句關於自由的問題。許多人提及左右派的分別，就會認為左派鼓吹自由，而右派保守。實際上，美國的右派一樣是擁護自由的。隻是，左右的自由並不相同。左派要的是放縱的自由，右派要的是個人尊嚴的自由。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左派動不動就會要求同性戀的自由、吸毒的自由、墮胎的自由。而對於持槍自由，卻大加撻伐。當媒體被左派控製以後，自由也就有了不同的內涵：吸毒可以自由，持槍就不可以自由了。
在台灣的警察局，我就體察到一種美國警察所不具有的那種對於民眾的極端的和善。這也讓我想到日本的警察。我曾經在日本的大街上像一個騎自行車的警察打聽道路，那個警察給我的感覺，簡直是在取悅我。而台灣警察也基本如此。記得第一次到台灣的時候，我去台中。當時是夜裏12點左右，卻要打聽一個人家的地址。當時我也是找的警察。警察不僅替我找到地址，還特意派出警車帶著我過去。如果說中國的警察就是黑社會，美國的警察是體現了國家政權的執法嚴肅性，日本台灣的警察，才是真正為民服務的公仆。
在我看來，台灣社會已經真正到達了胡適的理想社會。如果胡適活到今天，應該是非常欣慰的。這就是文化的作用。但是，為什麽文化上的台灣，能夠達到今天這樣的狀況呢？如果沒有一個民主的政治，台灣會成為今天這樣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在胡適紀念館的那個老爺爺義工就跟我說，民主化之前的台灣並非如此，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是非常緊張的。後來，我又問了其他的一些台灣人，答案也是大體如此：專製下的台灣人，沒有今天這樣友善。許多華人看多了電視政治新聞，總是覺得台灣人之間對立嚴重。這顯然並非事實，而是媒體故意的擴大。媒體的特點如此：總是喜歡放大刺激性的新聞。而且，即使說台灣今天還有藍綠對立的情況，那也是專製製度造成的後遺症。當然，我們不能用今天的民主政治否定台灣曾經的專製時期。因為沒有蔣介石的專製，台灣今天就是大陸政權控製下的一個省而已。從這點上來說，蔣介石有功於台灣。和他在大陸的失敗相比，真正是令人扼腕歎息。
台灣目前社會的人文情況顯然是非常符合胡適的理想的。這也是為什麽我要在第一時間去拜訪胡適紀念館的原因：這就是文化和思想的力量。無論台灣最終能否獨立，無可否認，現在這樣的風土人情，正是胡適曾經期望中國所具有的。而台灣今天政治上獨立主義的傾向，顯然是完全違背了蔣介石的意願的話——蔣本質上來說是一個民族主義者。這可以說是蔣與胡之間極大的不同。無論胡適如何識時務，他都是一個個人主義者、一個自由主義者，而不是民族主義者。
1958年胡適出任中研院（胡適紀念館所在地）院長，蔣介石親臨現場講話的時候，高度讚譽了胡適的公德以及私德。顯然，蔣介石是想通過這次講話，樹立一個台灣的聖人，把中研院變成現代孔廟。但是胡適卻當場唱反調，在答謝中說：“所謂忠信孝悌禮義廉恥，這不是中國文化所獨有的，所有一切高等文化，一切宗教，一切倫理學說，都是人類共同有的。總統年歲大了，他說話的分量不免過重了一點，我們要體諒他。我個人認為，我們學術界和中央研究院應做的工作，還是在學術上。我們要提倡學術。”看看，這就是一個民族主義者與自由主義者之間的本質區別。對於胡適來說，他是非常清醒的，他非常明白中華民族有優秀的道德傳承，但是並非唯一、甚至不是最”德高望重“的民族。而曆史的事實，顯然也證明了胡適的正確。今天台灣社會的優良氛圍，並非源於中華民族優秀的道德標準，而是民主製度下人性善的擴張。如果說中華民族有什麽了不起的優勢的話，就是這個民族幾千年被專製壓製下而深入骨髓的一種實用主義，讓今天的台灣人雖然善良，也沒有善良到自殘的地步：西方左派聖母婊們就缺乏這種實用主義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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