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六十年來，軍事成就最大：新政權剛建立十五年，在經濟十分困難的情況下就造出了原子彈。在軍事領域對國際先進水平跟得最緊；經濟建設走了大彎路，以至於到1976年瀕於崩潰，改革開放三十年來，賴走向市場經濟和向外開放之力，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隻是現在已經到了拐點，可持續性發生問題；政治改革步履維艱，始終邁不出關鍵的一步；而文化，包括精神文明，則破壞大於建設。這種破壞是漸進的、逐步加劇、逐步擴大範圍，到“文革”達於全麵摧毀。
以中國“士”的傳統而言，這六十年是“頌聖文化”一枝獨秀，發展到空前規模。為什麽這麽快就達成輿論一律，多少碩學大儒否定自己積幾十年學而思、思而學之所得，放棄“自由之思想，獨立之人格”？在什麽程度上是被迫，什麽程度上是自願？這種情況是怎樣形成的？試從客觀、主觀兩方麵因素探討：
(一)客觀形勢
中國再一次出現大變局，產生了史無前例的“政教合一”的體製。政治領袖與思想“導師”合為一體。中國讀書人失去了代表“道統”的身份，成為依附於某張皮的“毛”。這是最根本的變化。如果說新政權廢黜百家，獨尊“馬克思主義”(加引號是因為實際上並不完全是馬克思主義)，那麽對“馬克思主義”的解釋權不在學院，而在中南海。不但“朕即國家”而且“朕即真理”。過去天下士子考科舉，需要熟讀經書，而不是當朝皇帝的禦筆批示。今之“政治學習”需要熟讀的不是馬恩經典著作，而是領袖言論。“導師”也說要建立“新文化”。若全盤“馬克思主義化”果真能做到，那就是全盤西化。這當然不可能，要“與中國的實際相結合”。如何結合？一種外來思想需要嫁接到本土的思想資源上，結果不是嫁接到經過百年啟蒙的已經初步建立以民主和科學為目標的新文化上，而是越過兩千年嫁接到了秦始皇那裏，自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其實與馬克思的學說關聯甚少，而是“斯大林加秦始皇”。這裏麵多的是曆代帝王的統治術加現代集權，少的是以民主憲政為核心的現代政治學。這是在執政之後，在取得政權之前是嫁接到陳勝吳廣—李自成，“文革”期間則是二者的奇異結合。
以此為標準，進行全體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把對是非的判斷權全部收繳上去，以一人之是非為是非。愚民政策臻於極致，讀書人失去獨立思考的權利，逐漸成為習慣，也就失去了思考能力和自信。“雖千萬人吾往矣”是建立在“自反而縮”的基礎上的，就是堅信自己是正確、有理的，如果這點自信沒有了，無所堅守，自然再難談什麽骨氣和“浩然之氣”。於是“士林共識”沒有了，一人一旦獲罪，在親友、同事中得不到同情和支持，在精神上也徹底孤立，這是最可怕的境地，猶如天主教的革出教門。過去中國的皇權體係，“政、教”相對說來是分離的，現在反而把對信仰的操控與政權合一起來，從世界思想史的角度論是大倒退。
做到這一點，端賴持續不斷的對全體知識界貫穿始終的“思想改造運動”。最初首當其衝的是最高級的知識精英，即大學教授和科學院的高級研究人員。他們之中被認為有“曆史問題”的，在之前的“鎮反”運動中已經遭難，知名的如雷海宗、葉企蓀等。1950年，燕京大學一位美籍教授回國，學生為之送行，送了一塊“春風化雨”的匾，受到上麵嚴厲批評，燕大的黨支部做深刻檢討。借此，清華、燕京等與外國關係較多的大學展開了“肅清帝國主義思想影響”的運動。抗美援朝開始後，發展為反對“親美、崇美、恐美”的運動。大規模的教師思想改造運動從1952年開始。各大學學識淵博、平時備受尊崇的教授們在大會小會交代曆史、檢查思想，批判和否定自己半生的著述。越是學術成就大、地位高的，越難“過關”。下麵坐的多為自己的學生，他們的任務是“幫助”老師更加深刻地認識自己的“反動性”。緊接著“三反”、“五反”、文藝界批判電影《武訓傳》、“反胡風”、批判“紅樓夢研究”，等等，再後來就是眾所周知的“陽謀”，精神領域無一幸免。許多教授的自我批判被選登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報刊，今天看來，其自貶、自虐的程度慘不忍睹。刊登出來的是知名人士，實際上大小知識分子幾乎人人都寫過無數此類今天令自己汗顏的“思想檢查”(筆者當然不例外)。從此獨立人格蕩然無存，不但是非標準，連審美標準也不再有自主權。
主要批判的內容，恰好就是支撐讀書人精神的上述第二點傳統——重氣節。具體批判的重點為：“清高”(自以為不問政治，政治要來問你)、“骨氣”(有階級性，反對剝削階級宣揚的反動“骨氣”，對“人民”必須“折腰”)以及“舊道德”(家庭倫理、朋友信義等都以階級劃線，反對小資產階級溫情主義)，乃至鼓勵投(革命之)機(轉變越快越好，不必怕落“投機”之嫌)。
另一條主線是追隨蘇聯。第一次令高等院校元氣大傷的改組，就是依照蘇聯模式，那一次的“調整”特點是高度實用主義，重工科、抑文科，甚至理科(純自然科學)也服從於工科需要，許多社會科學的學科幹脆取消。從此大學失去自主權，中西的通識教育傳統都被揚棄，隻生產“聽話、出活”的工匠，再無獨立思想可言。在自然科學界一個典型的例子，是蘇聯大肆宣揚李森科、米丘林時，中國生物學界亦步亦趨批判孟德爾—摩爾根遺傳學，壓製一切不同意見，不少知名科學家放棄科學真理加入批判隊伍，而以談家楨、胡先驌為代表的堅持科學良心的科學家遭同行的公開批判。但是蘇共二十大前後，李森科在蘇聯失寵，於是中國科學界也奉命開始轉向。當時的科學院院長竺可楨“代表有關方麵”向他們道歉 。僅此一例，已可見即使在重實證的自然科學界，政治已經壓倒科學真理，多數知名科學家也屈服於高壓之下了。以後順應政治鬥爭需要，科學泰鬥公開發表文章肯定“畝產萬斤”，原子物理學家發表文章論證大氣中核試驗的放射微塵於生物無害，也就不足為奇了。
有時恩威並施，或者領導層間或有較為開明的，最後都被壓倒。1956年周總理作“關於知識分子報告”，在知識分子接受改造的前提下，表示尊重和團結知識分子，隨後一批高知被發展入黨。緊接著一場“陽謀”，知識分子又遭大規模洗劫。不少剛入黨的又變成右派，開除出黨，有的還來不及轉正，就劃歸“敵人”了。在大饑荒尾聲的1962年，陳毅副總理作著名的為知識分子“脫(資產階級)帽”講話，使知識界又升起沐浴皇恩的希望，奔走相告，額手稱慶。但是緊接著就是“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等於否定了這次講話，此後“階級鬥爭”一浪高過一浪，卒至打入“臭老九”，相當於元朝的“九儒、十丐”。
早在1958年，領袖已經為“一窮二白”躊躇滿誌。“窮”者，全民皆被剝奪，私營工商企業完全消滅，農民失去土地，再無人有恒產；“白”者，中華民族幾千年深厚的文化底蘊和近百年的文化革新都被洗刷一空，五色斑斕的瑰麗畫麵變成一張白紙，供一人在上麵狂書亂畫。到“文革”開始，連十七年的教育都被否定，中小學教員都被認為是“國民黨培養出來的資產階級分子”，以至於掀起學生羞辱、毆打、肉體摧殘直至殺害老師的史無前例、慘絕人寰的高潮。在“與一切傳統決裂”的口號下，一切基於人性的道德倫理蕩然無存，善惡是非以“政治路線站隊”劃線。古今中外的文化都“掃入曆史的垃圾堆”。最後，文化教育領域隻剩下八個樣板戲、一個作家、一個白卷英雄。斯文掃地、文明退向野蠻，除少數清醒者慘遭殺戮外，全民進入蒙昧時期，中華民族文化浩劫於斯為最。
哈耶克對計劃經濟導致“思想國有化”有透徹的論述，他指出：極權主義宣傳摧毀一切道德的一個重要基礎，就是對真理的尊重。在這種社會中，道德中的大部分因素——尊重人的生命，尊重弱者和普遍尊重個人等，都將消失 。這一論斷已經為事實所證明。這是新的道德淪喪的起源。
(二)知識分子接受改造的主觀因素
當然達到文化專製的前提是“武化”統治。勝利者挾雷霆萬鈞、橫掃玉宇之勢，君臨天下，手無寸鐵的“秀才”們不由得不為之懾服。但是簡單地把一切歸之於高壓下的恐懼，完全是人趨利避害的本性導向人格卑下，既不全麵，也不公平。深層次的還有以下一些因素：
1.“家國情懷”的延續。中國人，特別是其精英，百年來最深切的感受是民族屈辱，最大的訴求是國家統一、民族興旺。這一訴求高於個人榮辱。所以，一句“中國人從此站起來了”的話，足以使無數男兒熱淚盈眶，下決心委身於新政權、追隨新領袖，其他的都可以放棄和犧牲。這是真誠的、發自內心的。1949年，化學家傅鷹在美國正在猶豫是否回國，讀到解放軍炮擊英國“紫石英號”軍艦的消息，他根據以往經驗，以為仍將以中國政府道歉了結，沒想到新政府對英國態度如此強硬，大受感動，於是決心回國。這種心情是有代表性的。所以，多數知識分子擁護新政權，首先是滿足了外抗強權的要求。即使接受了西方教育的知識分子，仍未擺脫寄希望於“明君”的傳統。革命領導的個人魅力、傳說中的長征英雄事跡，都產生巨大的吸引力，也足以使沒有參加革命的人自卑。另外，新政權開始正處於“其興也勃”的時期，與潰敗前的舊政權成鮮明對比，令人對它能掃蕩舊社會的汙泥濁水升起無限希望。在這種形勢下，個人顯得十分渺小，不知不覺間接受政教合一的道統並不感到太勉強。
2.二戰後的世界形勢和潮流。當時兩大陣營的對立，非此即彼。選擇留在大陸等於選擇留在一個“陣營”。二戰之後，國際知識界左傾也是一種潮流，因此不少知識分子相信“這邊”代表未來，急於跟上世界潮流，怕為時代所拋棄，作“向隅而泣的可憐蟲”。特別是朝鮮戰爭之後，中國與西方多數國家是敵對的關係。政治上的選擇與意識形態的“站隊”無法分開。思想上有任何個人主義或自由主義傾向，就有“裏通外國”之嫌。國家的敵人與思想的敵人相重合。盡管公開宣布的“政策”有“將思想問題與政治問題區別開來”的說法，在實踐中卻難得分開，稍一不慎就落入政治罪人，人人自危，隻能兢兢業業接受“改造”。外部“敵人”的存在被統治者充分利用。所以1962年七千人大會之後，眼看自己在中上層幹部中一貫正確的威信有所動搖，領袖曾布置高級幹部學習柳宗元的《敵誡》。用外敵的威脅轉移對內政缺失的注意力，用以鞏固其權威，是統治者常用的手法，在特定的環境下，對中國知識分子特別有效。
3.知識成為原罪。1949年以前受過高等教育者，多半非工農子弟，伴隨著對階級鬥爭理論的認同而來的是無法擺脫的“原罪”感，“階級烙印”有如罪犯的金印。“書香門第”不是榮耀而是恥辱，這是對幾千年傳統的逆反。即使貧寒出身的子弟一旦受了高等教育，也被認為“變質”。除了少數已是“左派”的知識分子外，多數對“馬列”理論不熟悉，所以許多飽學之士都有一種自卑感，真心誠意願意重新學習，用新的理論來審視自己過去的學問。有意思的是，很多人都開始學俄文，卻很少人學德文，可見實際目標還是學蘇聯而不是馬恩經典。
4.“頌聖文化”的延續和大發揚。如前所述，“頌聖”本來就是傳統文化的一大特點，無論大儒或白丁概莫能外。所以偶像崇拜、領袖神化、歌頌太平盛世，都有深厚的土壤，在新的氣候條件下推向極致而很少遇到質疑和抵製。在曆次政治運動中不論受到怎樣的不公平待遇，乃至家破人亡，都被要求“正確對待”，還是“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的延續。後來冤假錯案得以“平反”，則感激涕零，“天王”更加聖明。“文革”之後，還有人發明了“娘打孩子”之說，一切罪責一筆勾銷，就此對絕非外患造成的民族災難心安理得地拒絕反思。
以上幾點是最初階段接受“改造”的“自願”因素。以後，一輪緊似一輪的“階級鬥爭”使強製的成分日益增加，但已無退路，衣食住行的厚薄有無，以至婚姻、親情、友誼的自由一切操之於“組織”，想要“歸隱”也無可能。同時又被示以“出路”，隻要努力改造，達到“脫胎換骨”，就有希望被接納。這是一種漫長的修煉過程，或可比作經過煉獄達到天堂之路。有人將之比為“溫水煮青蛙”，每次政治運動是一次加溫，但又對不同人群有所選擇，所謂打擊5%，團結大多數，於是人人爭相加入那95%，直到“文革”95% 都被“橫掃”。
當然每個人的閱曆與處境不同，思想軌跡各有差異。每一輪的整人運動裹挾一大批人進一步喪失自我，同時另一些開始懷疑、有所覺醒的人數也在增加。“文革”的狂飆使全民陷入瘋狂與愚昧，而混亂失控的局麵又無意中提供了某種自由思考的空間，那種達於極致的荒謬反過來喚醒了許多人的理性和良知，心中的“神”一經動搖，人性就從混沌中開始尋找回歸之路。這種情況在部分知青中尤為突出，在無人指導的情況下，“亂讀”了許多“禁書”，無意中大開眼界，吸取了迥異於官方教條的知識營養，成就了新時期脫穎而出的一代文化骨幹，有的後來進入高等院校，有的散落民間，成為今之頗有成就的“自由撰稿人”。
以1979年真理標準的辯論為標誌，打破“兩個凡是”，可以說是一次再啟蒙，對三十年蒙昧的祛魅作用有劃時代的意義。長期被壓抑的理性爆發出來，借此衝破牢籠，封閉的國門再一次打開，中國人與百年前的先輩一樣，又一次“睜眼看世界”，又一次受到震撼。長期視為不可動搖的教條和權威在理性麵前失去力量；原來不能想象的都可以成為現實。是非觀念又回歸常識。幸而長壽的老一代學人，劫後餘生，又煥發新的活力，恢複自信，在學術上仍能有所貢獻。恢複高考初期入學的青年學子有幸得到這一代老先生的親炙，在某種程度上，薪火得以傳續。新時期的第一個十年雖然沒有出現百家爭鳴的局麵，但是思想空前活躍，在精神上充滿活力，為1949年以來所僅有，湧現出一批好學深思、勇於探索的中青年學子，如果有機會發展下去，有望繼承“五四”的傳統，對在新時期重建新文化有所作為。
但是，這場思想解放與“五四”前後的新文化運動不可相提並論。其致命的弱點在於收放仍在“如來佛手心”。掌權者為特定的政治需要服務，給予一定的鼓勵，但不打算作徹底的反思和清算，基本體係不容突破，舊勢力的阻力十分頑強，所以在前進中道路迂回曲折——鎮壓“民主牆”、反精神汙染、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反人道主義……知識分子仍然動輒得咎，心有餘悸，沒有安全感。這一輪新的啟蒙仍以“武化”手段結束。以此為分界線，文化思想再一次逆轉。在“思想上保持一致”的口號下，實際上恢複了“兩個凡是”，以在位領導的是非為是非。1992年的“南巡講話”，挽回了經濟倒退，而對政治思想卻反其道而行。一方麵是毫不放鬆的思想鉗製，另一方麵是拜金主義、商業大潮和惡性市場競爭，這兩麵夾擊對思想文化起到“逼良為娼”的作用，知識分子進一步犬儒化，文化進一步低俗化。當前，盡管以言獲罪之事仍不斷發生，但比前三十年環境已相對寬鬆，也存在體製外的其他出路，但是自覺地揣摩上意的風氣卻更盛，說一些常識性的真話者竟成異類，或者被譽為特別“勇敢”。頌聖文化又一次抬頭，而且隨著國力的加強愈演愈烈。
再以前麵所列“士”的三點傳統來看今之知識分子的主觀世界：
家國情懷、憂國憂民，和對“道”的承載，依然存在於一部分人中間，現在轉化為對嚴重的時弊和改革倒退的憂慮、對普世價值的追求，還有拒絕遺忘，追尋和揭示曆史真相的努力。這些在進入耄耋之年的老人中特別強烈，同時在中青年中仍不乏有誌者。主流媒體以外的報紙、雜誌以及論壇，如雨後春筍，此起彼落，前仆後繼，承載了當代優秀思想和探索，加之網絡對衝破禁錮、活躍思想的作用，構成一道閃閃發光的文化風景線。
但是毋庸諱言，多數青年學子的家國情懷日趨淡薄。其原因是現在個人命運不一定與民族國家緊密聯係，可以“用腳投票”，而且出路與才能成正比。合則留，不合則去。人才國際流動是大勢所趨，無可非議。同時，正義感與理想也為現實的功利所淹沒。如果說，前三十年的思想改造主要是為威武所屈，那麽現在有話語權的上層精英多為富貴(名利)所淫，而多數尚未站穩腳跟，忙於為稻粱謀者，則可以說是為貧賤所移。多數人並非良知全泯，但感到無力和無奈，而抗拒則立即失去很多，於是選擇與種種明知非正義的“潛規則”或“明規則”妥協。自19世紀中葉至20世紀中葉的留學生主要是“偷天火”，企圖回國進行啟蒙，改變黑暗、落後的現狀；今之留學生則是主要為自己找更好的出路，如果選擇回國來發展，大多不是改造社會而是被改造，一部分甚至成為維護現狀的吹鼓手。士林已無共識，即使有，也各人自掃門前雪，形不成道義的壓力。少數有所堅守，進行了抗爭的，受到迫害時往往孤立無援。有識者所憂慮的社會危機都是長遠之事，至少目前還能在歌舞升平中苟安於一時，何苦自尋煩惱？
至於主流文化，一切新老傳統的特點中唯有頌聖文化如魚得水。當下的“頌聖”不一定表現在直接頌個人，而是頌“盛世”。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國因經濟增長迅速而國際地位空前提高，相當多的知識分子在收入和社會地位上是得利者。在此情況下，直接或間接“頌聖”表現為新特點是：以各種“理論”維護現有體製，否定必要的改革，為顯而易見的弊病——特別是當前嚴重的社會不公和彌漫性的腐敗——辯護。一部分所謂“文人”在因頌聖而名利雙收中不但墮落到無恥的地步，而且已經超越了起碼的人道底線。以至於汶川地震中出現“縱做鬼，也幸福”和“含淚勸家長”那樣的“作品”醜聞，此舉招來網上一片罵聲，但是並未引起“輿論嘩然”，他們感受不到任何壓力。那位文化明星依然為主流媒體所追捧，頻頻以“大師”麵貌亮相。實際上這種“頌聖”充斥於媒體乃至日常生活，人們對此習以為常，已經麻木，隻不過那兩位的言論發生於國殤之際，特別引人注目而已。
古之頌聖還有真誠的一麵，出於對某種綱常的認同。今之“頌聖”多數言不由衷，明知其非。在大會、小會上一本正經地說，大小筆杆子成本大套地寫的內容，在茶餘飯後私人之間卻是諷刺譏笑的話題。人人都做兩麵派，絲毫沒有歉疚感。古之欺君是大罪，今之“君”似乎有意需要被欺。古來帝王還相信以史為鑒，可知興替，所以史官還有一定的寫真事的空間。今之官史不但不發揚“以史為鑒”的優良傳統，卻著力於屏蔽真相，偽造曆史，拒絕反思。這一點對青年一代毒害尤甚，使他們對當代事、近代史完全無知，對古代史嚴重誤讀，重新陷入蒙昧。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進入21世紀以來，或者更早，各種版本的極端國家主義思潮大行其道。有的表現為“國學熱”，有的表現為直接排外、仇外，有的借近幾年經濟增長之力自大狂，真以為中國可以拯救世界；有的重新肯定古今一切“傳統”(例如所謂三個傳統——儒家、[1949年以後]前三十年、後三十年——一並繼承，就是不提1840年以後那一百年)，有的公然倡導“政教合一”，還有赤裸裸地恢複已經被拉下神壇的領袖的神話和崇拜，大造神像，等等。極端國家主義否定了百年來灑滿無數先烈鮮血的謀求民族振興的道路，甚至否定近三十年的改革。所有這些論調，殊途同歸，落腳在質疑或反對普世價值，把“社會主義”嫁接到專製皇朝，通過美化古之帝王(包括暴君)，頌今之“盛世”。
百年近代史上，每逢改革到一定程度，需要向民主、憲政的道路轉型的關鍵時刻，總有以“國粹”抵製“西化”的思潮出現，以“愛國”為名，反對社會進步，行禍國之實。而這種言論總是有一定的迷惑力，因為它能打動國人一種敏感的情結——即“五千年輝煌”與“百年屈辱”，把一切不滿轉向洋人。所以，以“反洋”為旗號的，無論理論上如何不合邏輯、如何歪曲曆史，無視客觀現實，在表麵上卻常占領道義製高點，同時為當局所鼓勵，至少默許。在位者以“××亡我之心不死”(過去是“帝國主義”、“帝修反”，現在是“境外敵對勢力”)來掩蓋施政的缺失，壓製國內的不平之鳴；搖旗呐喊者以虛驕的對外的“骨氣”，掩蓋實質上與權勢的默契和“頌聖”。上述“含淚勸家長”一文，用的借口也是家長維權討個說法，就要為“境外敵對勢力”所利用，罪名嚇人。這種論調動不了國際霸權主義一根毫毛，隻能掩護國內的貪腐權勢集團，誤導善良的愛國者，抵製改革，阻撓中華民族走人類共同的進步道路。此種思潮再次進入主流文化，則改革頭十年思想解放的成果又將遭毀滅性打擊，社會不進反退，中華民族可能付出沉重的代價。
有鑒於此，當前我國急需開啟民智，掀起一次再啟蒙，打破新老專製製度造成的精神枷鎖，否則民族精神有日益萎縮之虞。在這方麵，號稱“知識分子”者責無旁貸。有人認為“啟蒙”是某些人自以為高明，高高在上教育別人。其實如康德所言“啟蒙就是……有勇氣運用自己的理智”，就是用理性之光照亮蒙昧的心智。在長期思想禁錮的製度下，每個人都需要而且可以自我啟蒙，也可以相互啟蒙。當然不能諱言“聞道有先後”，先覺者有義務與他人分享自己之所悟。首先，知識分子需要自己解放自己，爭取人格獨立，減少依附性，堅決抵製頌聖文化，擺脫祈盼或仰望“明君”的情結，努力麵向公眾，理直氣壯地弘揚普世價值：人權、法治、自由、平等、憲政、民主，這可以說是今天的“道統”，是自救與救國的需要，無關“西化”或外部壓力。不斷撐開文化專製的縫隙，見縫插針地做一些紮實的啟蒙工作，繼承百年來先賢未竟之業，建設以民主和科學為取向的“新文化”，假以時日，經過幾代人的努力，民族精神振興或許有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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