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新力是在科學技術領域中提供具有理論價值、經濟價值、社會價值的新思想、新理論、新方法和新發明的能力。創新力是人類進步的靈魂與經濟發展的核心，並日益成為國家競爭力與國際地位的決定因素。目前中國大陸的科技人力資源達到3850萬人，居世界第一；研發人員109萬人，居世界第二。然而在49個主要國家裏，中國的科技創新綜合能力隻居中等偏下的第28位。人們不禁要問：中國創新乏力的原因何在？
創新乏力 源自古代
中國曆史悠久，重大原始創新卻不多。國人津津樂道的四大發明（印刷術、造紙術、指南針和火藥），如果放在5000年時間跨度裏考量，平均1250年才出一項，創新之乏力，令人汗顏。中國人創新意識不強，有文化傳統的深層次原因。孔子的後裔子思在《中庸》第二十章，闡述做學問的五個遞進階段：“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博學”意謂要廣泛學習，惟有博大寬容，才能兼容並包，使為學具有開放胸襟。“審問”意謂對所學加以懷疑，對不明之處追問到底。“慎思”意謂問過之後要仔細考察分析，否則不能為己所用。“明辨”意謂越辯越明，不辯而博學會導致真偽難辨、良莠不分。“篤行”是做學問的最後階段，既然學有所得，就要踏踏實實地踐履所學，使所學有所落實，做到知行合一。
《中庸》這段話自古就被奉為做學問的圭臬，但是它僅對既有的學說理論“學問思辨行”，對創新卻隻字未提。做學問固然必須掌握已有知識，但更重要的是創新，必須以創造新知識為己任。迷信經典、墨守成規，這是古代中國創新乏力的重要原因。甚至到了晚清，還把來自西方的火車輪船等創新發明貶稱為“奇技淫巧”。中國生物化學的開山鼻祖吳憲教授（1893-1959）覺察到此，他在圖章刻上“博學、審問、慎思、試驗、明辨、篤行”。其中的“試驗”就是創新，這是對《中庸》的重要補充修正。
創新乏力 當代依然
近代以來，中國的創新依然乏力。舉凡對人類進步具有重大影響的原始創新，高端者如飛機、人造衛星，中端者如電視、電話，低端者如微波爐、抽水馬桶，都非中國首創。或許有人說，中國也能發射探月火箭，高速鐵路的裏程更居世界首位，然而深究起來，其核心技術都非中國首創。1949年至今，大陸比較重要的原始創新大約隻有三項：人工合成牛胰島素、雜交水稻與青蒿素。
諾貝爾科學獎（包括物理、化學、生理學或醫學獎）和菲爾茨獎（數學）是衡量科學創新水平的重要尺度，迄今已有楊振寧、李政道、丁肇中、李遠哲、朱棣文、崔琦、錢永健、高錕、丘成桐、陶哲軒、屠呦呦等11位華裔科學家獲獎。然而細究起來，竟隻有一位獲獎者（屠呦呦）在1949年後的大陸上過學。也就是說，1949年後在大陸受教育的幾億中國人，隻出過一位諾貝爾獎或菲爾茨獎得主。就連為人工合成胰島素、“兩彈一星”作出貢獻的高水平科學家，也都是留學過歐美的。
由上可知：第一，中國大陸未培養出世界級科學家、很少取得重大創新成果。第二，中國人走出國門，有可能成為世界級科學家、並取得重大創新成果。為什麽“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其原因是多方麵的，包括此伏彼起政治運動的幹擾、以及古往今來文化傳統的製約。然而中國教育的諸多失誤，無疑也是創新乏力的重要原因，對學生好奇心的扼殺就是其一。
人類創新的源泉是好奇心，絕大多數文明成果都源於好奇心。一則與“溫水煮青蛙”典故有關的事例，讓我們看到孩子們的好奇心，是怎樣被扼殺的。這則典故說把青蛙放在冷水裏緩慢加熱，開始時青蛙感到舒適；當溫度升到無法忍受時，青蛙想跳出來，已是心有餘而力不足，隻能被煮死。這說明人在安逸中容易貪圖享樂、意誌消沉。由於這個過程是一點一滴地變化，不易察覺，待醒悟過來為時已晚。習近平在講到廉政建設時，也引用這個典故說：“幾頓飯、幾杯酒、幾張卡，溫水煮青蛙，不知不覺一失足成千古恨”。
然而一位中學女生物老師卻這個典故產生疑問。為了培養學生的好奇心與創新意識，她組織實驗課，每三個學生一組，分配一隻青蛙，以文火緩緩加熱盛水的燒杯。水溫升到攝氏60度時開始有青蛙跳出；升到65度時，青蛙全部跳了出來。女老師總結道：“青蛙並沒有被煮死，說明溫水煮青蛙的典故是以訛傳訛。要記住，即便許多人都認同的，也可能是錯的；被社會普遍認定的，也可能是謊言。凡事要經過親自實驗、調查、思考，不能人雲亦雲。”
要是教師們都能這樣培養學生的好奇心，不迷信書本，經過實驗與思考來分辨正確與謬誤，何愁國人的創新意識不提高？然而事情結局卻令人悲哀：校長要女老師停開這類實驗課：“溫水煮青蛙，教科書上沒有，高考又不考，教了有什麽用？”女老師據理力爭，結果不歡而散。校長失了麵子，後來找了個理由把女老師辭退了。
應試教育 扼殺創新
這位校長的話，點出目前的中國教育是應試教育：一切圍繞升學考試和升學率，培養創新意識則排不上號。河北省有個衡水中學，學生們天天沉浸在書山題海裏，連上廁所都有限製。時間被“生活作息表”分割成細小段落，每個段落都有規定內容，一段連一段，猶如齒輪般機械運行。“自習考試化，考試高考化”，學習完全成了條件反射。媒體驚呼衡水中學“成批成批的像韭菜一樣批發狀元”，就像一座“人間煉獄”和“高考流水線工廠”。可悲的是，衡水中學的模式還在大範圍推廣。更可悲的是，對高考的衝刺，已從中學往前推至小學和幼兒園，甚至推到胎教，美其名曰“不能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
應試教育著重技能訓練，把高考題型及答題技巧，深深嵌入學生的思維。這與馬戲團馴獸沒有實質區別，徹底傷害了學生的想象力和創造力。越是考試高分的學生，陷得越深，傷害越大。他們是考試的高手，卻是科學創新的低能兒。應試教育的直接惡果，是扼殺了學生追求知識、探究真理的興趣。在中學生國際奧林匹克數學、物理、化學比賽中，中國常居第一。然而拿了金、銀牌的學生進入大學後，隻關心將來掙錢做官過好日子，失去了探索自然奧秘的熱情。
中國已經擁有2542所高等學校，不可謂不多。然而錢學森去世前卻問道：“為什麽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人才？”其實像他這樣的大學者，豈能不知道創新乏力的原因？他隻是不便點破、明知故問罷了。教育失誤如此嚴重，社會批判不絕於耳，有識之士痛心疾首，現狀卻依然如故。
回到本文原點，中國創新乏力，如何才能進入世界前20位的創新型國家行列？其實答案在一百年前就已指明，那就是必須把民主與科學大寫在民族的旗幟上，那就是必須鼓勵而不是限製知識分子的獨立精神與自由思想。舍此，大幅度提高中華民族的創新能力便是緣木求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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