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覺照的博客
孔子是沒有理論著述的理論家，留給後世的書麵資料，唯有《春秋》一部史書。因之，深入研究這一傳統文化的代表人物，解剖《春秋》甚有必要。
《春秋》成書後，一直受到儒家學派及後世讀書人稱讚。孟子稱讚說：“周王昔日的顯赫暗淡後，《詩經》也隨之佚散，《詩經》佚散後乃作《春秋》”（原文為：“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見《孟子·離婁下》）。董仲舒說：“《春秋》之道，奉天法古”（見董仲舒《春秋繁露》）。司馬遷評價更高，他曾有過兩段話，其一是：“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至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春秋》之義行，亂臣賊子懼”（見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其二是：“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讚一辭”（見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後世讚譽則更高，並因此而提煉出剛直不阿的“春秋筆法”。到了文學家、書法家筆下，又有了“漢末三分鼎，春秋一部書”之類楹聯。在讚譽的聲浪中，間或夾雜了不和諧音，宋代王安石曾斥《春秋》是“斷爛朝報”（見《宋史‘·王安石傳》）。梁啟超諷刺《春秋》為“流水帳簿”（見《飲冰室文集》第16冊P11）。讚譽也好，貶斥也罷，總需有事實作依據。筆者不敏，今試言《春秋》之原罪。
《春秋》是不成體例的史書。它是一部編年史，上起魯隱公元年（前722年），下止魯哀公十四年（前481年），共242年。242年繁複多變的曆史，僅17，357個字，分為1,746個條目。用字最多的是魯閔公28年，214個字，19個條目。用字最少的是魯宣公6年，21個字，4個條目；而且，其中的第二條和第四條隻分別是“夏·四月。”和“冬·十月。”把這6個沒有內容的字除外，真正記事的僅為15字；最少的條目僅有1字，這在書中很有幾處。分析全書的內容，1,746個條目中，全部是統治階級上層人物的活動。戰爭居第一，共483條；其次是喪葬，413條；再次是政治活動，339條，且以外交活動為主體，占百分之八十以上；其它分別為災異、政變（含弑君）、築城、婚嫁、寡婦，共35條；天文（主要是日蝕）44條；隻有時間無任何內容的條目64條。
縱觀全書，不難得出選事失當，掛一漏萬，敘事無狀的結論。
關於選事失當。全書記敘較多的是政治活動，但細看內容，各諸侯國內部如何治理的內容如鳳毛麟角，絕大多數都是諸侯之間的交往。這些外交活動中，也僅是“會於某地”或“與某盟於某地”等，會盟內容以及結果等，不得而知。喪葬是《春秋》一書的主要內容之一，占四分之一，各路諸侯及其夫人的喪葬，乃是必錄的內容，而且一般都占兩、三條或三、四條。記述最突出的是魯桓公夫人，從其出嫁到去世，竟占了14個條目。不可否認的是，由於該人同其兄齊侯亂倫而導致丈夫被殺是一件大事，因之在魯桓公遇害之後，將其譴回齊國，以示割斷關係。那麽，其後就沒有必要再寫兄妹通奸的曆史，再寫隻能是同義反複。但此後尚有齊薑的9個條目，其中5條都是兄妹通奸，像太監記錄的皇帝起居注，擬或是末流小報的花邊文學。在當時齊魯交惡、交通阻隔，音訊斷絕的情況下，也難將二人的苟且考證清楚，而是把道聽途說當成信史。顯然，孔子出於對齊薑的厭惡，用感情作了標準。
與此同時，各諸侯國內部重大社會問題、外交問題的爭論與決策，如虞國宮之奇諫假道滅虢，秦國蹇叔諫穆公伐鄭，晏嬰不抒君難等，均不見諸《春秋》一書。出現在書中的隻是與這些人毫不關聯的一句結論性語言，如“晉人，執虞侯”，“秦晉戰於崤”，“崔抒弑君”等。特別是挽救魯國於危難之際的曹劌論戰，唯因曹劌出身低微，以至於名字都不曾出現，隻給了一句“齊師敗績”。而這一些，在同一時代同一魯國史官左丘明的《左傳》中，都有翔實的記載，然而卻被孔子削得幹幹淨淨，不留痕跡。這一些曆史事件，不論是從政治、軍事、抑或是史學、文學、心理學以及哲學、領導藝術、道德修養等方麵，都有著極其重要的價值。
在《春秋》一書中，扔掉小孩而端回髒水的事例，舉不勝舉。
關於掛一漏萬。一部二百四十多年時間跨度的史書，記敘對象有七十多個諸侯國，內容涉及經濟、政治、軍事、外交、婚嫁、喪葬、禮儀、祭祀、天文、災異，城建諸方麵，已經夠為困難了，而要用不足兩萬言表達，根本不可能！不可能的事情畢竟發生，必然帶著與生俱來、掛一漏萬的缺陷。
這類缺陷太多了，今試舉幾例，魯僖公22年，有四個條目，記錄了魯邾井陘之戰和宋晉泓之戰。第2年四個條目，又記錄了兩場戰爭，兩件喪事。桓公四年兩個條目，一件記載桓公正月“狩於郎”，一件記載“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即周王派人到魯國做禮儀性訪問。魯宣公六年四個條目，除了隻有時間沒有內容的兩個條目外，一條記“晉國趙盾、衛孫免侵陳”，一條記“秋八月，螽”，即蟲災。春秋時代是一個軍閥混戰、社會動亂、陰消陽長、新舊更替的時代，每天發生的重大事件何至千萬。這一切，都被孔子以漠視態度通統“削”掉。肆意砍削的結果，使一部曆史僅留下極其破碎的殘片，如果不是《國語》和《左傳》，這一段曆史勢必成為有字天書。
關於敘事無狀。一部史書，必須在記敘曆史事件時，清楚地勾勒出事件的眉目和框架，即具備時間、地點、人物、原因、經過、結果等六要素，方能稱為完整的史例。《春秋》則不同，每一件史例都殘缺不全。六要素俱備的史例全然沒有，有些隻有二要素或三要素。作者清楚是一回事情，然而讀者不明白，要讓後世弄清楚更難。編修史書時，當然應考慮讀者特別是後世讀者。今之學者研究孔子時，常常發生認識的尖銳分歧與對立，其中很一些，則是孔子本人敘事無狀造成的。比如魯國季孫氏的“用田賦”，孔子在《春秋》一書中，隻記了：“十有二年，春，用田賦”（見魯哀公十二年）。至於有關的具體內容，當時為此發生的爭論，施行後的效果及反映，全“削”掉了。這種敘事無狀的筆法，直接導致了後世的眾說紛紜，很多專家據此認為“用田賦就是承認地主階級的土地所有製，在奴隸製解體時，這是順應曆史的進步”。又有人認為：“用田賦”實際上是把過去那種隻在發生戰爭時才征收的軍賦改成經常的賦稅，並計畝征收。因而它是“貪冒無厭”的倒行逆施。在“用田賦”上發生的分歧，理所當然地發展到對孔子、季孫氏評價的分歧。前者認為季孫氏是代表封建地主階級的改革者，孔子則頑固維護即將崩潰的奴隸製；後者則相反。就是一件簡單的水災、蟲災、火災等，也看不出發生以及延續的時間，災情的程度，涉及的範圍；甚或，發生在那個或那幾個諸侯國都不確定，因為一個條目中，往往隻有一個“大水”、“螽”。
由於《春秋》的選事失當，掛一漏萬和敘事無狀，後人隻好作傳補充，到漢代，就有了五種《春秋傳》，其中的《春秋夷氏傳》、《春秋鄒氏傳》已經失傳，如今留下的有《春秋左氏傳》、《春秋穀梁傳》、《春秋公羊傳》。如果脫離開春秋三傳，特別是《春秋左氏傳》，一部《春秋》，直成了有字天書：有字無法讀，有文弄不懂。
王安石說《春秋》是“斷爛朝報”，梁啟超說是“流水賬簿”。評價似乎刻薄了，但細想一下，並不過分，甚或更糟於二公的評價。朝報再殘缺不全，但在敘事議政中還有頭有尾，殘存的片斷內容，後人能讀懂。“流水賬簿”雖然很煩瑣，卻是完整可信的記錄，商家就是依據流水賬簿進行經營核算，並依據它進行決策。
這不是孔子的顢頇糊塗，是他頭腦中的曆史觀作怪。在著述《春秋》一書時，孔子如同打撲克——大吃小，大王吃一切，將權力標準貫穿始終。社會運動中，隻選擇權力最大的入史，有周王在，則忽略諸侯；有諸侯在，則忽略大夫；有大夫在，又忽略陪臣；至於民眾，不過是供養英雄偉人的，並由英雄偉人任意踐踏殺戮的群氓，當然沒有他們的地位。在周王與諸侯矛盾時，周王有理；在諸侯與大夫矛盾時，諸侯有理……在男人與女人矛盾時，男人有理。這是典型的帝王標準，強權標準，誰的官大，誰的表準。受權力標準的支配，當然無是非可言。
《春秋》開了篡改曆史的先河。
曆史是生鐵澆鑄的，盡管由於時間的湮沒,使得它表麵鏽漬斑駁，但內容、形態不變化；更準確地說，曆史是一件無形的剛體，任何外部條件都無法改變。後世對待已經發生的曆史，隻能尊重無情的事實，並從中總結經驗教訓，認識順應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隻有這樣，曆史才能成為一部內容極其豐富的教科書，一麵認識自我、規範自我的明鏡，一座指明未來前途的路標。正是基於以上認識，中國史家曆來都有“秉筆直書”的優良傳統。春秋時，晉國趙穿發動政變殺了晉靈公，太史董狐寫下：“趙盾弑其君”，並公布朝堂。丞相趙盾辯解時，董孤反駁說：“子為正卿，亡不出境，反（返）不討賊，非子而誰？”（見《春秋左傳》宣公二年）。齊國權臣崔抒因奸殺了齊莊公，齊太史書曰：“崔抒弑其君”。崔抒因此殺了齊太，太史的兩個弟弟也因忠實地書記被殺害，另一個弟弟在三個兄長血淋淋的屍體前，還是書記“崔抒弑其君”。置生死於度外的良史精神，徹底摧毀了屠伯崔抒篡改曆史的企圖，隻好赦免了這個人。無獨有偶的，“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見《春秋左傳》襄公二十五年）。
孔子雖也極力稱讚董孤是“書法不隱”，是“古之良史”（見《春秋左傳》宣公二年）。但他對這種“秉筆直書”的優良傳統卻持二元化道德標準，一方麵口頭肯定，一方麵毫不可惜地拋棄。他曾針對當時各國史書“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的傾向，標榜《春秋》則完全不同，！對這種標新立異的錯誤作法，他孤芳自賞地說道：“其義則丘竊取之矣”（見《孟子·梁惠王上》。孔子獨得史學的“義”是什麽呢？即篡改曆史。讀史的目的在使人明智，假史隻能使人類愚昧，更使一些人自作聰明。纂改的曆史，隻能有利於獨裁專製者統治。孔子標榜的書史之義，就是幫助統治者欺騙民眾的駕權術。
縱觀《春秋》一書，其篡改曆史的目的手法，可以歸納為如下方麵：
（一）為王政服務，變曆史為政治的婢女。
本來，曆史與政治無法分割，其中的很一些內容，就是已經發生的政治。當代執政者，當然應該尊重曆史，學習曆史，從中借鑒前人的經驗，避免失誤與挫折，提高治國安民的水平。孔子在《春秋》中肆意地篡改曆史，使之服務於頭腦中的政治模式；深惡痛絕王權衰微，希望恢複西周初年的太平盛世。為了這一政治目的，他在《春秋》一書中，以犧牲曆史真實做代價，處處使用代表周朝王權統治的舊稱號，如各諸侯國爵號，自西周初年至孔子，已經發生了很多變化，周王室已承認的既成事實，《春秋》一書概不承認。齊國國君自西周初年起稱公，鄭國國君在周宣王時受封為公，晉國國君自晉文開始稱公，陳、杞等幾個小國，周王出於對堯、舜、禹先王的尊重，將他們後代封為公，楚國、吳國等，早已稱了王，但孔子一概不予承認，而書他們為“齊侯”、“鄭侯”、“晉侯”、“陳侯”、“杞侯”、“楚子”、“吳子”等。齊桓公、晉文公打出“尊王攘夷”的旗號會盟諸侯，討伐叛亂，但孔子認為這同“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的政治格局不相吻合，因之一概加以抹殺，隻字不提。連他的學生們也不言及這一段曆史，孟子將此稱之為：“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二）曲筆造神，極力美化尊者、貴者。
孔子的曲筆造神有理論基礎。一次，楚大夫葉公告訴孔子：楚國有個品行端正的人，能對他父親偷盜羊隻的錯誤給以揭發。孔子回答說：“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見《論語·子路》）。這是典型的主觀唯心論，全憑個人好惡裁剪曆史。他極力主張“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見《春秋公羊傳》閔公元年）。在這裏，為了“諱”的政治目的，孔子竟然指曲為直，指非為是，公然顛倒誠實與虛偽的客觀標準。
諱即忌諱，因忌諱故而隱瞞。諱的手法有兩種，一是隱瞞惡行，二是頌揚善政。兩種手法的共同特點是犧牲事實。目的很明確——塑造英雄偉人的高、大、全形象，奴化矮化民眾的心理。《春秋》一書中，因為周王是最高統治者，是天下共主，所以孔子著力美化。《春秋》每年的第一個條目，不管有內容與否，都要特意書下“春，王正月，”“春，王二月”，“春，王三月”，明示國人與讀者，是沐浴在周王雨露陽光之下，是活在周王主宰的時代裏，自己是在周王大樹下乘涼的受惠拜益者。但是周王共主的輝煌畢竟是昔日黃花，此時已成為強大諸侯的傀儡。對這不爭的事實，孔子卻極力掩蓋，極力用歪曲事實的曲筆神化周王，“天王狩於河陽，壬申，公朝於王所”就是典型例子（見《春秋》僖公二十八年）。要依《春秋》的理解，當然是周王天子到晉國的河陽狩獵，晉文公立即趕往河陽周王的行宮晉謁，一付周王天子氣宇軒昂、君臨天下，諸侯臣民悚悚驚驚、頂禮膜拜的圖畫展現－在讀者麵前。再讀三傳，則不由啞然失笑，原來這是晉文公玩弄的權謀，他要步齊桓公後塵，“挾天子以令諸侯”，公元前632年，在率領晉、齊、秦等國軍隊打敗楚、陳、蔡三國聯軍後，會合天下諸侯，舉行“踐土之盟”，接著又舉行“溫之會”。為了壯兩次會盟的行色，特招來周王，以收取“名人效應”，同時使自己的霸主地位合法化，周王奉命趕來，不過滿足晉文公重耳的心願罷了。字麵上的五彩光環一旦揮去，周王傀儡相就暴露無遺。
除了周王這尊神以外，他還神化小國之君。魯桓公發動政變殺了魯隱公，但因為這兩公都是尊者，所以均加以美化：把隱公的被殺，則書以“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見《春秋》隱公二十五年）字樣，即魯隱公在十一年十一月的壬辰日壽終正寢了。就是出名的昏君，《春秋》也是美化的，美化的手段是隱惡，比如齊莊公薑光，此公昏亂得令人吃驚，竟然跑到執政大臣崔沀的家中同崔沀之妻棠薑鬼混，結果召來殺身之禍。這件醜事，連齊相晏嬰也譴責莊公，但《春秋》絕口不提導致殺身之禍的根源，而隻書：“夏五乙亥，齊崔抒弑其君光”（見《春秋》襄公二十五年）。晉君夷吾的亂倫導致內亂，隋侯因淫亂被夏征舒殺了，衛懿公因愛鶴輕人招來亡國之禍等，都不書之於《春秋》。這就是所謂的“春秋筆法”，它給後世政治家、史學家講假話提供了理論依據，造出了一尊尊虛偽的偉人塑像，同時奴化了愚昧的民眾。
《春秋》開創影射史學之先例。
孔子晚年編寫《春秋》時，不是出於寫一部信史的目的，而是從闡述自己政治主張出發，要後人從曆史中窺見其政治之“義”，欲以《春秋》使“亂臣賊子懼”，這就難免使筆下的史學變成“影射史學”。司馬遷曾說：“孔子在《春秋》中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製義法”。書成後，“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為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見《史記》十二諸侯年表）。這雖是讚揚《春秋》，但從中可以窺見其影射的端倪。影射大致歸納為三類：
其一，影射鞭撻“亂臣賊子”。前邊提到每年開首都要大書特書的“春、王正月”、“春、王二月”，“春、王三月”等，除美化神化即將滅亡的周王室外，更為重要的目的，就是用來鞭撻那些不尊周王號令的“亂臣賊子”。然而周室已因腐敗而徹底沒落，各國諸侯已沒理由擁戴這一具行屍走肉。不擁戴就成了“亂臣賊子”？恰好相反，他們可是順應社會前進的進步力量。
再如齊侯與齊薑通奸一事，在齊薑送回齊國後，還特地逐次書下五條兄妹之“會”，雖然不曾明言其通奸（不可能有依據），但卻已貶損其通奸。所以《左氏春秋傳》在此條目下注解：“二年冬，夫人薑氏會齊侯於木羔，書，奸也”（見《春秋左傳》莊公二年）。
其二，影射譴責不恪盡職責的臣子。孔子常常用死人壓迫活人。魯桓公在心羽父的挑唆下發動政變，並由心羽父將隱公殺掉。但孔子為了美化隱公、桓公這兩位尊者，故而書下“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見《春秋》隱公十一年）。這個事件很典型，諱來諱去，孔子理論已進入二律背反的怪圈：以下淩上是亂臣賊子，弑君更是亂臣賊子中的窮凶者，那麽，魯桓公就應該受孔子筆伐。然而，魯桓公又是至尊，從為尊者諱原則出發，又應該對其隱惡揚善。要諱就失去了討伐亂臣賊子的道義，討伐又違背了諱的原則。怎麽辦？連孔子也不知道了。他雖以薨字暫時渡過了難關，畢竟知道難園其說，遂把譴責筆觸瞄向魯國的大臣。在“公薨”之後不書葬禮，影射譴責魯國的臣子：“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子沈子曰：“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複仇，非子也”（見《春秋公羊傳》隱公十一年）。
若將孔子放入魯國大臣的班列，他又該如何動作？不複仇不配稱臣，是春秋筆法的討伐對象。如果為魯隱公複仇，當然要推翻並殺掉魯桓公，這似乎是臣子的本分，是忠臣良吏。然而又犯了以下淩上以至弑君的重罪，成為人人都應喊殺的亂臣賊子。那麽，孔子是要做忠臣烈士，還是要做亂臣賊子？又當如何做？顯然，二律背反的怪圈，反映了孔子曆史觀的二元化道德標準，反映了其荒謬性。
其三，用災異影射攻擊當政者。盡管在春秋時候，隨著科學的發展，很有一些人士已經認識到災異是正常現象，不足為憂。但孔子卻深信“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於日月之災”（見《春秋左傳》昭公七年）。他鼓吹天人感應，經常用災異影射現實的政治人事。《春秋》記魯宣公十五年實行“初稅畝”，接著就記下：“冬，蝻生”，“饑”（見《春秋左傳》宣公十五年）。其實，蟲卵冬天孵化為蝻原不可能成活，不可能在第二年釀成蟲災。無非魯國冬天天氣暖和一點，致使蟲蝻不死，並釀成蟲災，不值得大驚小怪。因為孔子認為“初稅畝，非禮也”所以拿蟲事。這樣的影射，不僅曲解了曆史，而且違犯了他的為尊者諱原則，又把孔子推進亂臣賊子的行列。
此外，記日食、彗星、老鼠啃食牛抵角等，也是常常用來影射不同的政治人事對象。
影射史學是最為拙劣的治史態度，無異於潑婦的指桑罵槐，又如同用狼來了嚇唬啼哭的小孩。當以欺騙為手段時候，任何假話都編造得出。
由以上觀之，《春秋》浸透了皇權思想和等級觀念；是廢話、假話的集大成者；是一部任意歪曲事實，隱瞞事實的史書；是蔑視是非，顛倒是非的史書；更是美化權勢、歌頌權勢的史書；是熔化謊言、謬論、歪理於一爐的史書。它根本不是傳統文化的結晶，而是糟粕文化的堆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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