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邀中國官員飯局，是越來越難了。約部長級的高官，更是非份之想。習大大反腐，讓中國官員對應酬退避三舍。三個多月前，我約傅瑩午餐，碰碰運氣，畢竟她曾經與FT吃過午餐。那次餐桌上的采訪，是2009年，她行將卸任中國駐英大使、告別倫敦之際。這次約她，她的身份已變：中國最高立法機構－全國人大會議的官方發言人。三月中旬，“兩會”落幕，她答應了這個飯局。
北京崇文門內大街上，立著一幢內蒙古大廈，裏邊是內蒙古駐京辦事處。傅瑩是蒙族，推薦了那裏的蒙餐廳。在首都，每個省份都設有駐京辦，各立門戶，像一塊飛地，伏在中南海眼皮底下，小心嗬護與中央的聯係。每個駐京辦內，有京城最正宗的本省餐館，打拚舌尖上的競爭力。
我提早到了內蒙古大廈。走廊上，出奇地冷落，可能時間還太早，兩旁一溜包房，大門敞開，似無人跡。背景是曠遠的蒙古音樂，我找到“胡楊秋色”。包間不大，中間一圓桌，背後有個沙發區，正中一幅吳冠中水彩畫，地毯的色彩熱烈，有大塊橘色。兩名年輕女服務員正彎腰趴在餐桌上，擺放著三頭羊、一匹馬、一個白色蒙古包。當然，都是玩具，隻是讓客人有些蒙古的聯想。
中午11點整，不遠處的長安街上，電報大樓上的大自鳴鍾緩緩敲擊出東方紅的旋律。再熟悉不過的曲子，已敲了半個多世紀。聽到的一刹那，仿佛毛主席走來，有時空錯位的恍惚。緊跟著東方紅漫溢的尾音，鐺鐺的撞鍾聲在空氣中回蕩。窗外，一小片紅灰磚色的老民居，雜亂而破敗。路旁停著不少新的私家車，恍然兩個時代。
傅瑩在車裏發來微信說，她堵在路上，會遲到幾分鍾。在北京，人們已習慣一天辦一件亊的節奏。遲到，是老常態。準時，才是非常態。推進門的一刻，傅瑩再為遲到道歉。她穿了件灰色細格西裝外套，白襯衣，一條紫色灰底的圍巾，閑適而不失莊重。與她結識是她出使倫敦期間，一直稱她“傅大使”，再難改口。駐京五年多，我仍不適應王總、李局、周處的官場熱乎。
2007年6月12日，中國大使傅瑩與丈夫向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遞交國書後，乘坐傳統的英國王室馬車離開白金漢宮。（網圖）
事先約定，既然是她的家鄉菜，點菜就由她包了。坐定後，我問她，是不是此地常客。她點頭說，常在這家請客，雖然有點貴。平時她與家人去得更多的，是那家呼市辦事處小館子，正宗但便宜。我開玩笑說，為了這頓蒙古菜，把早餐都省了。她喊過男服務員，神速地報了一長串菜名，好像有奶茶、老額吉奶皮子、奶豆腐、羊排手把肉、蒙古饊子、巴盟酸菜。她說，她吃素，我多吃肉。
服務員輕聲問她，要點酒嗎？傅瑩沒征求我意見，擺擺手，單方麵否決了。聽說，當下官場紀律嚴明。自中紀委公布“八項規定”後，官員因公餐敘， 除了外事，一律禁止點酒。我喊住服務員，對傅瑩說，今天你是FT的客人， 我做東 。喝點你們老家蒙古酒，總可以吧？傅瑩倒也爽快，那就喝點吧。問我，低度的，還是高度的？想到蒙古人的豪氣，我說，高度的吧！服務員拿來一瓶 “蒙古王”，烈酒，53度。一看產地，內蒙通遼，傅瑩的老家。
前年基辛格訪華，傅瑩在這裏宴請了他全家。她說，那是基辛格第一次吃蒙古菜。服務員向他敬酒，獻哈達，肉食一道道地上桌，他吃得盡興。我說，在釣魚台今年中國高層發展論壇上，剛見過93歲的基辛格。他與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前駐美大使張業遂對話後，被一批VlP粉絲圍住，動彈不得，最後還是傅瑩上台挽著他走下講台，成功營救。我看到，基辛格滿臉父輩的滿足。
我問她，1971年，基辛格秘密訪華，之後四十多年，訪華上百次。他對中國的看法有大的修正嗎？
“我認為他比較穩定。這並不是說他的觀點沒變，而是沒有脫離中國的實際。當別人覺得中國不行的時候，他沒有對中國失去信心。當別人覺得中國可怕的時候，他也不會跟著那股風走。每次來中國，他要跟中國領導人談話，也要接觸普通中國百姓。你看他評論中國，最重要的一個觀點是講中國人民的生活，這是他親眼看到的。對中國，他從來沒有迷失過。那麽多研究中國的人都會有恍惚和搖擺的時候，對中國的預言錯了或者沒看準的時候，他很少有這種情況。” 對這位中國的老朋友，她顯然頗有好感。
一大鍋羊排湯上桌。服務員為我們衝滿奶茶，斟上一小杯“蒙古王”。傅瑩催我下筷。我把話題引到剛去世的新加坡開國之父、與基辛格同齡的李光耀。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至九十年代初，年輕的女外交官傅瑩曾是中國領導人的英文翻譯：“中國領導人去新加坡訪問。有時候李光耀會設家宴，就在他家後院裏，很溫馨，燈光、燭光。他挺關心人的。翻譯沒有那麽多時間吃飯。有時甚至沒有桌牌，不上桌的。他就把紅毛丹剝了，遞給我，讓我趕緊吃。”
傅瑩最後一次見到李光耀，是去年在獅城的香格裏拉對話。我很好奇，李光耀與幾代中國領導人交往，一直很直率，常常醜話在先，風格強悍。從鄧小平、趙紫陽到江澤民，倒都能接受他的風格？
你說，中國領導人不接受誰的風格？傅瑩反問我。
“我在外交這個行業幹了一輩子，從當翻譯到直接參與。中國領導人和外國領導人的交往，一直是有交鋒的。外交這個東西，就是有來有往，是有事要談。國與國之間的利益不同，相互間肯定有意見不一致的地方。毛澤東、周恩來這代人奠定的外交理念特別好：求同存異，相互尊重，平等對待。能幫你的，幫你。辦不了的，也告訴你為什麽。我想讓你辦事，也會有你幹得了和幹不了的。利益問題上，各國都有自己的位置......李光耀最大的貢獻，是他從新加坡的利益考慮。有的人批評他，認為他這樣或那樣。你不可能指望他從中國的利益出發......”
我們開始吃手抓羊排。看傅瑩優雅地處理羊排。我暗忖，手抓的美食，看來很難進入國宴的菜單。如果兩國領導人能在國宴上一起吃手抓羊排或大閘蟹，雙邊關係一定鐵得牢不可破。
“對外交往當中，不能說什麽事都自己拿著，需要在得失之間權衡。有必要的話，該放手就要放手......這裏頭，還是要有是非觀的。”
服務員又斟上一杯“蒙古王”。
“近代以來，中國外交從哪兒開始的？西方國家的外交，源自戰爭，需要停火、談判，包括劃分殖民地。中國外交，是從改變屈辱地位和廢除不平等條約開始的。鴉片戰爭後相當長時期，中國的外交是被別人強加來的。我在英國當大使時，了解過19世紀、20世紀這段曆史。中國的第一任駐英公使郭嵩燾怎麽去的？是被英國人逼著去那兒，租給你一幢房子，請你來看看大英帝國是什麽樣子，要你接受他們的很多要求。清王朝被迫在英國開了公使館。多年後，1942年民國政府的外長宋子文赴英，要求英國承認中國對西藏的主權，而不隻是宗主權，被拒絕。直到2008年，英國人還隻是承認中國對西藏有宗主權，而不是主權。2008年我作為中國大使與英國人就這個事談了多少個回合。時任總理溫家寶和來華訪問的英國首相布朗在釣魚台吃晚飯，一直講這個事，講“西藏問題”的由來。最後，英國明確承認了中國對西藏擁有主權。1949年以前的中國積貧積弱，在國際上沒有地位，個體的外交官再出色，也難有作為。”
現年62歲的傅瑩，是幸運的。文革中，她在內蒙插隊三年，做過廣播員，放過露天電影，後到北京外國語學院學英語。進入外交部後，再到英國留學攻讀國際關係。她出使的第一個國家是齊奧塞斯庫的羅馬尼亞。她是中國的第一位蒙古族大使、第一個派駐要國大使，也是中國改革開放後中國外交部第一位女性副部長。文革中，毛澤東的外甥女、文靜的王海容，曾曇花一現，出任外交部副部長。
傅瑩很想多聊聊她現在的工作：中國人大。我告訴她，我連續跑了五、六年“兩會”，仍很困惑。一些代表坦承，人大的功能至今仍是一枚橡皮圖章。我說，每年“兩會”，搭出租車去天安門，司機都不願去，都怕那個地方，擔心被罰，警察要趕。他們不覺得人民大會堂裏發生的事情跟他們有什麽幹係，帶來的隻是麻煩，也不知道誰是他們的人大代表。
她顯然不滿意我的說法，喝了口奶茶：“在英國，每年議會開會，第一次女王演講，也是打不到車的吧？沒有哪個出租車司機會往西敏寺那兒跑，進不去出不來的，這種情況在哪兒都一樣。交通不方便，司機肯定不願意去，這完全可以理解，要尊重他們。”她就我對中國人大製度的責疑，作了一個有關交通管製的解讀。
2013年傅瑩轉任中國人大外事委員會主任之前，一輩子的曆練和積累，都在外交。如果讓她選，她會去政協。她的先生、民族學家郝時遠在那兒，很多資深的大使也在那兒。現在她倒喜歡人大這份工作了。她說，如果年輕時有選擇，或許會選讀法律。在她看來，法律與外交或是兩個不同的世界。她更心儀確定的東西：“法律很嚴謹，是非很清楚。我比較喜歡這樣的。沒有那麽多灰色地帶。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潛意識裏，她或許想在法律中尋求安全感。而這種安全感，在她早年的動蕩生活中顯然不存在：“我是經過文革的，知道無法無天是什麽概念。突然有一天，有人把父親拉走了；突然有一天，母親不能按時回來了； 突然有一天，學校不上課了；突然有一天，別人可以當兵你就是不行，別人可以進工廠你就不行。社會的規則和秩序都沒有了，這是很可怕的。” 文革中，時任內蒙古軍區宣傳部副部長的父親、一位有書卷氣的軍人，遭受迫害。
我已喝空了第三杯奶茶。傅瑩顯然已感覺到了我對中國人大製度的深度疑慮。
“人大製度需要不斷完善，很多法律可能不是很完美，執行也不一定很完美，肯定要有一個過程。但是，老百姓的感覺也不可能超越現實。如果沒有做得那麽好、沒有做到，你想讓老百姓覺得做得特別好也不可能。老百姓有不滿意，我覺得挺自然的。可能外國人看到中國老百姓有這個不滿意、那個不滿意，好像就證明中國怎麽了！其實我在英國、澳大利亞時，看到人們不滿意的地方多去了。對中國的決策層和立法機構來講，知道老百姓有什麽不滿意是很重要的，要知道老百姓哪兒不滿意，搞清楚為什麽，怎麽解決。”
一大鍋羊排，停在桌上。對她的解釋，我有所保留。FT的餐桌上，總得有點茶杯裏的風暴吧。
我說，人民大會堂裏，中國人大開會的方式幾乎與五十年前一樣，仍是蘇聯時代的。當然，現在配備了表決器，是個進步。不過領導人坐台上，代表坐台下。很多代表隻是在舉手和拍手。中國人大製度的改革是不是太慢了？
“人的期望，永遠比現實要高，否則就沒有意思了。但是，對外國記者來講，我也比較理解。因為你們看到的隻是表麵、外在的東西。對裏麵的東西，你們能看到的就比較少！人大有責任依法監督政府，有時我們提出的意見也是很尖銳的，但是目的不是讓政府難堪，而是希望政府把這個事情做得更好，告訴他們哪裏有問題，希望改進。所以，人大不監督有責任，政府不改進也有責任。”傅瑩回答得很坦率。
我說，外國記者確實看不到啊！
“你們可能看到，我們人大的報告很少有被否決掉的，雖然否決票在上升。我們人大常委會開會，每個法律基本上都能通過。這是因為我們在審議和溝通過程中，花了很長時間去尋求共識。比如立法法修正案，已經過了二審，也向社會公布過，經過專家們的千錘百煉，再拿到會上。將近三千代表討論，一千多人發言。根據這些意見，做了七十多處修改。如果不改，硬扛著，投票的結果就不一定了！”
她又提到英國，她最後出使的國家。她說，這種情形下，估計英國國會不會改，隻要能通過就行。中國則是連夜開會，晚上討論修改，甚至作很重大的修改。再解決不了，還要到代表團一個個去解釋和說明。表決時，雖然有人投反對票或棄權票，但是大部分代表會投讚成票。
我決定與中國人大發言人抬扛：“兩會”加起來，會期長達15天。坦率地說，旁聽兩會，相當一部分議程並非議政，不少代表更有興趣的是拍照留念。不少省份，人大代表的發言還要事先審查把關。審議報告時，更像是向領導同誌匯報工作或表功。 如果連人大代表都信不過，他們如何議政？
“如果你們記者在，肯定要小心。要是我，也會小心講話。你們記者多厲害，到時候如果報不準，說歪了，現在這個時代，信息傳播很厲害。”
傅瑩半開著玩笑，夾起一塊奶皮子，作出反擊： “話說回來，英國議會裏，有時議員念稿子那麽長時間，下麵一個人都沒有，電視上誰看？！政治裏肯定要有些程序性的東西。”
我夾起一條羊排，繼續發問。我說，每年采訪“兩會”的中外記者，多至三千人。那麽多記者，總得有事情讓他們報道吧。除了聽李克強總理花兩小時，一口氣念完長達40頁的政府工作報告，記者能采訪的人和事極其有限。
“西方媒體看中國，有兩個層麵的問題。一層是對這個製度是否認可，再一層是這個製度運作得怎麽樣。比如我有時候跟一些歐洲記者辯論，準備記者會之前我要開好幾次圓桌會，辯論非常激烈。他們根本上就不認可中國的製度......你橫說豎說都認為你們不對。他們的參照係數就是自己的製度。德國這樣，你就應該這樣。英國這樣，你就應該這樣。美國這樣，你就應該這樣。我隻能耐心地跟他們講，我是幹這行的，已經講了三十年。有這個耐心，繼續講！”
聽得出，素來談吐溫婉的傅瑩，語調裏已有一絲不悅：“他們從根本上不認可你這個製度，所以看不懂，也不可能看懂，甚至是拒絕看懂。”
每年“兩會”都爆出不少“雷人”提案。你對人大代表的產生機製和議政能力，印象如何？
奶茶再添一壺，午餐已過半。我接連吃了幾條蒙古饊子，補充能量。她沒有直接回答我的問題。她解釋說，批評不是壞事。中國的人大製度是有效的。聽到此，我耳邊響起人民大會堂內數千代表聆聽報告時，文件翻頁時整齊劃一掠過全場的聲響。
傅瑩當然清楚，中國的人大製度不乏批評者。作為發言人，她當然相信這個製度：“人大製度的好處，在於它有方方麵麵的人，帶來方方麵麵的信息，讓這個國家沒有死角......外界特別看不懂的是，為什麽中國13億人口能夠治理得這麽好，總能不斷往前走，總能解決問題？！”
我說，是政治權力的高度集中，取得了決策的高效率吧！很多西方領導人到中國訪問，一方麵覺得北京的製度有問題，另一方麵又很羨慕，覺得這個製度至少有效率，能辦成事情。
“你說中國集權？……西方說我們集權，所以有效率。我認為這是一種偷懶的說法。他們的製度走到今天，有它的道理……誰跟誰比較，不太好說。你解決不了問題，是你的事。我能不能解決問題，是我的事。西方人容易一會兒說中國多好多好，一會兒說中國多差多差。其實，我們沒有那麽好，也沒那麽差。”
這段話，我曾在另一個場合聽她說過，是她的直覺，也是深思熟慮的判斷。即便輕聲細語道出，骨子裏仍有點咄咄逼人。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西方高收入國家元氣大傷，效率滯緩，對自己製度的自信似乎打了折扣。他們開始羨慕中國的效率、增長與速度。他們不再責疑，而是尋找“中國模式”的合理性。他們高調地向中國領導人伸出大姆指。我明白傅瑩這番話的底氣。
我換了個話題，問她，可否請張德江委員長向李克強總理建議一下，政府工作報告能否簡短一些，也不用全文通讀？
“過去也有較短的政府工作報告。凡事都有它的原因。你說哪個領域的事兒能漏了？水利不說？農業不說？工業不說？都得說！誰重要？誰不重要？！中國這麽大，發生這麽多事，讓總理去取舍也很不容易……政府報告有動員人民的任務。你在這兒聽兩小時，感覺時間長。但在很偏遠的地方，根本不知道北京決策怎麽回事。聽上兩小時，就可以把過去一年的事弄明白了。”
中國的事情，越來越多。看來政府工作報告隻會越來越長。我說。
“我們現在麵臨的挑戰，前人沒有經曆過，想都想不到。就像霧霾。在英國，一個時期是煙霧，一個時期是工業汙染， 一個時期是汽車尾氣，是遞進的。而在中國，全都一起發生，結果就產生了新的化學反應，形成一個新的東西。”
出任人大會議發言人兩年，平時低調的傅瑩已成公眾明星。過去兩年，媒體和民間對她記者發布會的表現稱讚有加。我問她，有沒有聽到過激烈、刺耳的批評？
“能聽到批評！家裏人的批評更直截了當。我先生就關心我的語病。去年，他就批評我講話時 ‘這個這個’太多了。今年發布會前那個晚上，他在政協開會，特地跑回家一趟。見我正焦頭爛額地背詞，就給我寫了一張紙。早上我看到了：在‘呃’旁邊打了X, ‘這個’旁邊寫了X，意思是不要說這幾個字。發布會那天，我在台上，就把這張紙放在文件夾的左手，一低頭就能看見，提醒我克服語病。他認為，這些語病讓我的講話顯得鬆散，反正他不喜歡。”
很少有中國官員在公開場合自嘲，或表露內心的不安全感。傅瑩是例外。她說，直到現在還沒有看過自己新聞發布會的視頻。 她不敢看。“看到有毛病，我會後悔死了。 ”
今年“兩會”，作為人大代表的傅瑩，她的提案仍是有關中國邊境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 河流如何維護、界河泥沙如何及時處理、錢從哪兒來，邊境道路維護，沒有路怎麽辦。“我咬住一件事，能辦好就不錯了。”
你覺得媒體可怕嗎？我問她。外界向來覺得傅瑩很會與媒體打交道。
“挺可怕的！” 她說，她對媒體的戒備， 因於她的慘痛教訓。在菲律賓和英國當大使時，媒體采訪時，挖了很多坑，不留神就掉進去了。
我把話題挪到當下熱到發燙的話題－“一帶一路”。我問她，對中國，是不是過早了？
“九十年代，歐亞大陸橋曾經談得很熱火，但一直是紙上談兵。二十年後，中國條件有了，資金也有了，可以付諸實施了，怎麽就成問題了呢？我們現在幫著大家實現歐亞大陸橋。歐洲以外可能沒有人記得了？ 也許他們換代了！”
傅瑩說話，很少提高聲調。雖然她已遠離外交圈子的談判桌，她的直覺與反應仍是外交官的。該機敏時機敏。該尖銳時尖銳。該溫情時溫情。所有的注腳背後，都在國家利益。
午餐，快臨近尾聲。在領導人習慣統一染烏亮黑發的中國，有人問過我，一頭銀發的傅瑩，是不是有意染白的？我問了多年來一直想問的問題。傅大使，你的一頭白發，什麽時候開始的？
“我頭頂有白頭發比較早。後來白得更多，就開始染發。在英國生活期間，我看很多人頭發白了都不染，我也就放開，不染了。”
你平時怎麽放鬆呢？
“走路、散步。” 她答。
我說，北京好像已經不太適合散步吧。
“隻要天好，還可以。我在家裏，可以在跑步機上走路。 我還是喜歡看書。書是另一個天地。”
我問她，一年裏，她的先生能吃上幾頓她做的菜？我知道，在家中，她是很享受的。她先生是主廚，廚房是他的領地，不放心太太動油鹽醬醋。傅瑩隻有洗碗的份兒。談起家裏的事，她從剛才討論地緣政治的緊張中解放出來。她的臉上，寫著小小的得意與滿足。
午餐已過兩個半小時。最後, 我們又滿上一杯“蒙古王”，算是收尾。她小喝一口，笑著說，有點微醺。我說，今年“兩會”，據說習大大在會見一個省市代表團時問道，代表們聚餐吃得很幹淨，是不是最近油水少了？
“中國這一段時間，大力度反腐敗，大家都挺有感觸，揭露出來的事情觸目驚心。十年前，都無法想象，不能理解。有的官員，貪的錢一輩子都花不掉。這個國家、這個製度、這個黨，確實應該解決腐敗問題。”
她站起，披上搭在椅背上的紫色圍巾，匆匆告別。
桌上好幾碟菜，沒怎麽動。與FT午餐，吃飯好像永遠是個美麗的借口。這頓午餐，按中國官方標準顯然有些“超標”。看了賬單，這瓶“蒙古王”要價頗高，近人民幣600元。我趕緊讓服務員把剩下的半瓶酒打包，帶回編輯部。
菜單：
北京崇文門大街，內蒙古大廈
醇香奶茶 1份
香酥炒米 1份
老額吉奶皮子 1份
醇香奶豆腐 1份
蒙古饊子 1份
金帳手把肉 2份
巴盟燴酸菜 1份
蓧麵窩窩 2份
熱湯 2份
蒜蓉西蘭花 1份
拔絲奶皮子 1份
活性阿爾山500ML 1份
經典燒麥 1份
經典大帳蒙古王 2份
服務費：228元
消費總計：1746元
FT榮譽總編輯 張力奮
2015年04月24日
人物簡曆：
（網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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