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我讀到的有關知青上山下鄉的最好的一篇文。
鄧曉芒：對知青50周年的曆史與哲學反思
鄧曉芒：對知青50周年的曆史與哲學反思
今年是我們江永知青1964年大批下放的50周年，在此前後也有部分知青下放江永，也和大家一起記念這個日子，一起來反思這場中國曆史上、也是人類曆史上史無前例的上山下鄉運動。就我們個人來說，這也是我們人生旅途中最重要的一站，我們在這裏轉向了一個我們從來沒有預料到的充滿坎坷的道路，決定了我們一生的命運、世界觀和價值觀。在這個特殊的日子裏，我們所啟動的是我們一生中最重要的反思，它關係到我們對自己一生的評價。在50年後的今天，與當時相關的諸多恩怨都已經淡化，我們才有條件來對這場運動做一番遠距離的冷靜的審視，這種審視也才能有可能是客觀的、貼近真相的。
(一) 首先我們要進行一種曆史的反思。剛才講了，這是一場史無前例的上山下鄉運動，為什麽史無前例?是由於當時的領導人的突發奇想，更是因為當時的政府是一個曆史上從來沒有過的“全能政府”。現在一般認為，60年代的大規模上山下鄉主要原因是當時由於大躍進的失敗，工業凋敝，經濟崩潰，城市就業困難，為了社會的穩定，必須將大批待業青年和剛剛畢業的中學生趕到廣闊的農村，讓農業生產消化掉剩餘勞動力。這些當然不算錯，有大批文獻和事實作依據，但是非常表麵，還應該做進一步深入的思考。
第一個要考慮的問題是，在曆史上，有哪一個政府解決失業和勞動力過剩的問題是采取這樣一種方式的?古今中外，隻此一家。在中國幾千年的曆史上，這根本就不是一個問題，或者說，這本質上不是政府的問題，而是老百姓自己的問題。小民百姓從來都不是靠政府“安排工作”，而是自謀生路，各顯神通，魚有魚路，蝦有蝦路，而且一般說來，城裏總比鄉下的機會多。讀書人呢，有科舉的路，科舉不第，也還可以當幕僚、教私塾，幫人寫對聯、寫信和寫狀紙，算命看相行醫，做鄉紳和“喊禮”，也可以經商做生意。像“孔乙己”那樣窮困潦倒的畢竟不多。
到了現代社會，城市發達，科學昌明，專業分工明確，開始有了“失業”問題。這或者是由於專業設置不當，或者是由於經濟不景氣，而當局解決這類問題，通常是通過調整專業培訓和發展第三產業、減少稅收、扶持中小企業的辦法，或者是政府投資興辦公共工程的辦法，卻從來沒有哪一個國家的政府是通過把有文化的剩餘勞動力趕到農村去的辦法，這相當於一個國家的自殺，斷絕了未來發展的前途。
中國當時的情況，是剛從三年饑荒中走出來，百廢待舉，第三產業極端匱乏，人民生活極端不便，各行各業需要大批有文化的人才。那個時候在城裏，人們的生活水平極端低下，工資極低，隻求有口飯吃。有的家庭靠母親在街道工廠糊個紙盒什麽的，就能夠供家裏幾個孩子念書，雖然非常困難，也能勉強度日。文革後期趕人下鄉的口號是：“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裏吃閑飯”。但我從來沒有看見誰在城裏吃閑飯，隻要賴在城裏，總能找到工作。
所以我認為，當年中國城市並不存在真正的勞動力過剩和失業的問題，相反，隻要放開讓大家去各自謀生，隻會有勞動力不足、特別是有文化的勞動力不足的問題。然而，為什麽的確又有大批中學畢業生無法安排工作呢?這是由兩方麵的原因造成的，一方麵是政府不願意放開讓百姓自謀生路，而要把就業權牢牢控製在自己手中，保證國有企業的壟斷地位，壓製街道工廠和市場的自然發展。60年代的街辦工廠和小集體單位自負贏虧，搞物質刺激，被視為如同農村的“三自一包”那樣的非社會主義企業，是絕對不容許其坐大的。這就使得街道企業和小集體吸收勞動力的容量大大受限。
另一方麵，由於要貫徹“階級路線”，那些家庭“有問題”的學生的確麵臨如何處置的問題，必須把一部分學生打入“另冊”，以製造“階級矛盾”，鞏固和加強紅色政權的合法性。這兩方麵都是極左意識形態的實踐效應。文革後期，特別是1968年以後，這一套辦法也成為解決紅衛兵造反派這些社會不安定因素的現成手段。
再加上，政府通過戶口製度，對百姓、特別是有文化的人掌握著絕對的人身控製權，因而能夠對成百萬的知識青年任意驅使，能夠輕而易舉地幹成這件在任何一個現代社會中都幾乎不可能的事情，這是對極左意識形態控製整個社會、為所欲為的製度上的保證。
第二個要考慮的問題是，我們這些極左意識形態的受害者，為什麽在當時對這種不合常理的倒行逆施不但沒有清醒的意識，反而有很大一部分人真心擁護，自覺自願地以極大的熱情把自己的青春投入這一“劃時代的”“偉大事業”，還覺得自己特別光榮、特別真誠?即使是那些對於上山下鄉抱有反感、恐懼、無奈和痛恨的知青，也覺得自己沒有正當的理由來抵製這種強加於自己的命運，反倒覺得自己有種想當“逃兵”的不光彩?這就涉及到我們從小所受到的那種格式化的教育和洗腦，是必須徹底反思的。
近年來，已經有不少人反思了49年以來我們所經曆過的那種極左的意識形態，有的追溯到蘇聯模式，所謂“十月革命一聲炮響”;有的追溯到馬克思的階級鬥爭學說;還有的追溯到了18世紀的法國大革命。所有這些當然都是必須清理的，但是我還沒有看到一個人把這種極左思潮追溯到中國傳統文化和中國曆史的慣性。
我曆來認為，中國革命的實質是在新的曆史條件下的一次農民起義，而農民意識裏麵浸透著的是皇權意識。中國幾千年來都是農民國家，這是中國皇權專製體製的深厚的基礎。每個農民出自本能地想當皇帝，或者是夢想著有一個好皇帝從上麵賜給他陽光和雨露。毛澤東作為農民革命的領袖，首先就牢牢抓住了最底層的農民、特別是農村的流氓無產者的心，以中國貧苦農民的代言人的身份出現，並且很自然地與現代世界的民主運動大潮混為一談。但國際上的民主思潮講的是自由和平等，而東方包括蘇聯和中國等國家的民粹主義則極容易從大眾崇拜轉為個人崇拜和英雄崇拜。因為農民講平等，不過是要由一個他們所佩服的、為他們說話的領袖帶領他們“鬧翻身”，把他們上麵的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奪過鞭子揍敵人”。整個過程都需要仇恨，沒有任何調和的餘地，這就是“革命”這個概念的真正含義。
但傳統的皇權專製一旦坐穩了天下，通常都要從這種農民革命的仇恨激勵轉向社會和諧，所謂“馬上得天下”卻不能“馬上治天下”，必須將儒家倫理的“忠恕之道”重新抬出來，對老百姓施“仁政”。而中國革命勝利後，為什麽幾十年一直沿用著“馬上治天下”的思路來進行意識形態灌輸呢?這是因為時代不同了，當今的“天下”已經不是傳統意義上的“中國”，而是“世界”。在世界沒有統一以前，毛始終隻能是“王”，甚至隻能是“山大王”，而不能稱“霸”。為了繼續“反霸權”或者說“爭霸”，還隻能以“馬上得天下”來治國。所謂“輸出革命”不過是毛的“合縱連橫”爭當國際霸主(世界革命領袖)的策略。
因此，我們從小所受的教育中，有幾個因素是最關鍵的。一個是“革命”，革命有天經地義的合理性，從小就要幹革命，革命人永遠是年輕，人生的意義就在於獻身於革命事業。其次是仇恨，就是“階級仇，民族恨”，因為革命必須有革命的對象，“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凡是“苦大仇深”的就是革命的依靠對象。第三就是大眾崇拜、底層崇拜，或者“勞工神聖”。我們吃著農民種出的糧食，穿著工人生產出的衣服，不為他們服務、不和他們同吃同住同勞動，就是“對不起衣食父母”，就是“忘本”。
所以，上山下鄉的意義，一個在於這是一樁“革命事業”，是為世界革命作貢獻的壯舉，是反修防修、抵製資產階級思想腐蝕的有效的措施;再一個就是“返本”，回到工農群眾中去，成為他們中的一員。“看一個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麽做標準呢?拿什麽去辨別他呢?就是看他是不是和工農大眾結合在一塊。”這些話語在我們當時看來，占據著天經地義的道德至高點。其實這是一種典型的民粹主義教育，它決不能通往現代民主，而隻能通往大眾崇拜和個人崇拜(兩極相通)。我們最崇拜的是那個站在天安門上喊“人民萬歲”的人。
所以，上山下鄉是在一個由底層農民革命奪取政權之後，由於“革命尚未成功”而始終保持底層那種“泥腿子”的革命精神，蔑視精神文明和文化教養的特殊時代，所誕生出來的一個極左意識形態的畸形怪胎。它的那些打著道德旗號的宣傳口號由於符合中國傳統底層文化的“正義”性和仇恨心理，特別是符合《水滸傳》中的那種痞子文化傳統，而具有極大的欺騙作用。
(二) 因此，我們今天來反思上山下鄉，有一個最好的曆史條件，就是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曆史已經為這種民粹主義實踐作了定論，證明了半個多世紀以來的這場巨大的社會實驗是一場“浩劫”(不僅僅是文革)，而與此相應的意識形態教育則是一種利用傳統文化慣性所進行的係統的洗腦和欺騙。
作為個人來說，我特別不能同意對待上山下鄉的這樣兩種偏向。一種是把上山下鄉僅僅看作我們知青的“受迫害”，因而停留在對上山下鄉政策的單純控訴和訴苦的態度上，這種態度並沒有超出我們所受的傳統教育，也是經不起傳統意識形態的反駁的。農村出身的作家劉震雲曾經質問：你們知青下鄉是“受迫害”，那廣大農民世代在鄉下生活又算什麽呢?你們可以回城、算工齡，農民又能回到哪裏去呢?對於這樣的質疑，我們將無言以對。
我們的確由於貫徹“階級路線”而受到了迫害，但我們所受的迫害並不在於吃了多少苦頭，而在於我們完全是被愚弄被強製地驅趕到了一個遠離城市和文化中心的地方，讓我們正在繼續的學業受到中斷和荒廢，這是對個人人權的粗暴踐踏。當然，在早年知青回城潮時，用“反迫害”作為旗幟是可以的，但在今天，我們應該有更深層次的反思，這不單純是一個知青群體的問題，而是整個中國都還停留在中世紀，不知人權為何物。
另一種傾向則是把上山下鄉盡量美化，覺得那是我們青春時代的一種美好回憶，甚至渴望回到那種沒有心計、互相坦誠、天真純潔的時光，那是我們的“激情燃燒的年代”。於是在我們這個年紀上，一些人有一種強烈的懷舊情緒，並且將這種情緒毫無反思地表現出來，甚至到舞台上去公演，唱紅歌，跳紅衛兵舞，都成了炫耀我們那個時代青春激情的一種公開的方式。我簡直覺得這是一種逆曆史潮流而動的行為。
我不否認，每個人的青春都有它值得紀念的地方;然而，並不是每個人的青春都值得曆史記住。或者說，人的青春隻有附著於曆史的反思之下才是有意義的。如果我們能夠反思我們當年“由自己所招致的不成熟狀態”(康德語)，我們的回憶就具有人類經驗的價值。否則我們就隻好自己私下裏紀念一番，自我陶醉於幾個朋友的回憶中，而不足為外人道。而在我們身後，這些美好的回憶都將煙消雲散，不留痕跡。我們等於不曾活過。
所以，隻有經過這樣的反思，我們所經曆過的一切才會不僅僅對我們這一代人而言，而且對下一代和子孫後代而言，都具有曆史意義。現在有些年輕人對我們這一代十分瞧不起，雖然也唱紅歌，但遠沒有我們當年的虔誠，而是故意用搖滾的、調侃的態度在唱，他們與歌詞的內容保持著一段曆史的距離，表達著一種批判的態度。我們不要慨歎所謂的“代溝”，這不過是曆史的進步而已。這種看不慣隻不過表明我們被遺留在曆史的灘頭，我們擱淺了。
也許有人會說，你老是說曆史曆史，曆史和我有什麽相幹?但是這樣說的人，我要反問一句：你的兒女和你有什麽相幹?你的孫子輩和你有什麽相幹?我們都是六、七十歲的人了，要給後代帶個好樣，要把我們一生的經驗、我們做人的感悟和覺醒留給後代，不要讓人指著後背說：你看，這就是被毀掉的一代。50年前的知青下放經曆，足以讓年輕一代人肅然起敬，隻看我們自己如何對待。? 十幾年前，我寫過一篇文章：《走出知青情結》，意思是讓我們走出單純的懷舊和自戀，放眼我們在中國當代曆史中所處的境遇，反思人性從朦朧到覺醒的艱難曆程，這樣來為中國人的國民性提供某種深化的契機。隻有這樣，我們所受的苦才不會白受，我們青春的激情才不會虛擲，我們這一代人的痛苦經曆才不會毫無痕跡地煙消雲散，而會在中國當代啟蒙思想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筆。
(三) 最後，我想在這知青下鄉50周年的紀念活動中，我們每個人都有資格進行一種人生哲學的回顧和反思。我們的生命已經過去了一大半，我們的朋友中有的已經提前離開了我們，他們所麵對的死亡不久也會降臨到我們的頭上，我們對自己的這一生究竟如何評價?在麵對死神或上帝的時候，我們能夠問心無愧嗎?我們絕大部分都不是什麽“成功人士”，而是一般的普通老百姓，但我們的結局都是一樣的，在死亡麵前，我們都有一個平等的靈魂。
我知道有的知青朋友們到了這個年齡，已經心灰意冷，再也不想事情，不想自尋煩惱。他們擁有了人生閱曆這份精神財富，卻不知道拿它有什麽用。他們開始遺忘，消極地對待人生，相當於等死。但是，我還是希望每個經曆過來的人都始終能夠有一種積極的態度，抓住我們剩下不多的生命來充實自己、提升自己。我們好不容易到人世間來走了一遭，如果草率從事，匆匆忙忙，還沒有來得及看清生活的真相，就撒手而去，那就太花不來了。
我體會人生越到後來，越有嚼頭，當你有了豐富的人生閱曆，你再回過頭來看自己走過的道路，你會看得更透，你對自己就把握得更深。年輕時候我讀哲學，一位朋友的父親對我說，哲學是要到45歲以後才讀的。雖然我並沒有聽他的勸告，但我覺得他說的也有一定道理，但是要反過來理解：哲學到了老年以後才會有切身的體會，才知道它的用處何在。
不論對哲學有沒有興趣，其實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哲學，隻是他沒有意識到而已。哪怕你信奉“人不為己天誅地滅”，那也是你的哲學。我們平時忙於生活，無暇顧及思考生活，但其實我們是有機會接觸到哲學的。在我們的人生中，第一個接觸哲學的機會是我們在鄉下感到絕望，前途一片渺茫，時常百無聊賴的時候，那時我們常常想到的是怎麽打發這些暗淡無光的日子。我本人就是在那個時候進入到哲學中來尋求光明的，一旦找到，就不離不棄地走到了今天。
第二個機會就是當前了。在我們這個年紀上，生活的重擔已經逐漸卸下，我們的眼光更多地不是展望未來，而且回顧過去，我知道有許多朋友們會感到人生的破碎，一地雞毛，不堪收拾。當然也有得意的，覺得自己混到今天有這樣，也算是不錯了。但畢竟現在有更多獨處的時光，從50年前的那個日子開始，生活像一條紅線一般把自己的記憶一直牽引到了今天。如何將這條紅線理出個頭緒來，而不至於變成一團亂麻，這就是哲學的功用。? 幸好，哲學不是某個人的專利，而是人的本性。當你在孤獨的時候，當你在感到自己不久於人世，需要進行一番思想清理的時候，你會知道，隻有哲學能夠幫你走出迷惑，將破碎的人生整合成一個完整的人生。你最後的這個完整的形象，就是你一生的形象。
[i] 本文為長沙市2014年11月2日作者在紀念長沙知青下放江永縣50周年論壇上發言的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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