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洋月刊：香港癡迷於奇怪的英文名
（Joyce Man: Hong Kong Loves Weird English Names，譯言網 聊逸 譯，觀察者網 校）
惡魔（Devil）、鯨（Whale）、葉綠素（Chlorophyll）、強奸（Violante）、糖蜜（Treacle）——凡是你想得到的名字，香港都可能有人起。這個前英國殖民地癡迷於奇怪的英文名。
當局目前已經發現人們有各種不尋常的稱謂。律政司司長是林姆斯基·袁（觀察者網注：袁國強，Rimsky Yuen），前食品衛生局局長約克·周（觀察者網注：周一嶽，York Chow）。在名人中，有——Fanny（屁股）Sit（觀察者網注：薛芷倫），Moses（摩西）Chan（觀察者網注：陳豪），Dodo（渡渡鳥）Cheng（觀察者網注：鄭裕玲）。
模特界呢？我們有——Vibeke（挪威語“戰爭、戰役”，觀察者網注：馬卓寧，原名馬凱儀），Bambi（小鹿斑比，觀察者網注：梁筠兒，又名梁雅淳），Dada（達達主義，觀察者網注：陳靜），和Vonnie（維尼，觀察者網注：雷凱欣）。
但是律師界的名字更絕。有人叫——Magnum（大酒瓶，也是夢龍雪糕的英文名），John Baptist（施洗者約翰），Ludwig（路德維希，德語男子名），Ignatius（伊格內修斯，希臘名字），Bunny（小兔子，可愛女郎），還有4個——是的，還有4個Benedict（本尼迪克特，又譯本篤，天主教聖徒名）。
奇怪的名稱造成了很多特殊的情況。去年7月，警方拘捕一個名為Ice Wong（王冰毒）的女子並繳獲460克冰毒 。幾個月前，一個名叫Devil Law（羅惡魔）的人被抓，他因為藏毒和交通事故被帶到法官麵前。在2010年，一個叫Cash Leung（梁鈔票）女的因為用假鈔被判入獄。
這樣的例子很多，記載在一個名為“香港特區姓名日誌”的博客裏。這個香港特區的博客，已經持續更新三年了，裏麵有近2000個條目。
語言學專家說，英文名，包括西方英語國家不會使用的奇怪英文名，正變得越來越普遍，但是他們無法查明這種趨勢是什麽時候開始的。
“這趨勢沒有減弱的跡象，”李教授說，他是香港教育學院語言學及現代語言研究的部門的工作人員，“有人注意的話就會發現外來的或不尋常的名稱越來越多了。”
入境事務處不編製統計資料的類別的名字，但粗略的檢查表明，專家可能是正確的。2005年，香港特區博客的作者得出結論，5,707名律師中有2.5%的姓名不尋常，罕見的或獨特的。我最近調查了目前的7,367名律師登記冊，我找到了類似的名字，這樣的名字已經上升到6％的比例。
想知道香港人起怪名字的原因，我們就必須先了解當年他們是為了什麽才開始用英文名的。
在香港，英語為官方語言而且還和國際貿易密不可分，采用英文名稱往往是司空見慣的。早在20世紀80年代初，政府開始促進中文作為教學語言的時候，還有90％的中學以英語授課。有些香港人的名字是他們的父母在出生時起的，還有的是他們在學校的教師起的。有些是他們自己起的。
這種做法可以追溯到殖民時代。“有一段時間，那時候似乎還有可取或比較流行的英文名字，”斯蒂芬馬修斯說，他是香港大學人文學院語言學係副教授，“商人起一個英文名字顯示他們的先進或顯示他們與外國人做生意。”
在學校裏，說英語的教師更容易記住學生的英語名字，“馬修斯說。而且，正如李教授在1997年的一篇論文中注意到的那樣，給他們起英文名，也是鼓勵他們學語言的的一種方式。
李教授把英文名看做是人們加快認識交往的“潤滑劑”。中國的交往方式很正式或過於老套，不利於快速建立和陌生人之間的關係。
“在北美或英國，相識的人迅速過渡到直呼其名的階段，”他說。“我們中國人是不那麽願意被人直呼其名的，隻有真正的關係好的人才能直呼其名。”
馬修斯估計，香港大學裏有90%的女生和65％的男生有英文名字。
關於怪名字的產生的原因嘛，他說，最初產生的部分原因是由於“不完全的”的英文知識。香港人可能並不了解（怪）名字的含義，例如Februar可能是一個拚寫錯誤或是因為原先就有人已經用過其他月份的名字了。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已經停止質疑這些名字，並接受了他們。馬修斯說：“它開始是因為一個人英語知識的不足，但今天如果你看到一個奇怪的名字，這是因為‘香港人’自己有了一套語言，而不是因為他們的語言能力不好。人們覺得他們可以隨心所欲地用英語。如果你告訴Decemb或Februar（二月）他們的英文名字很怪，他們會說，‘我不在乎，它是屬於我的名字’。 在某種程度上，他們堅持自己的香港身份……‘香港式英語’不再是英國影響力的象征，但得到了一部分人的認同。”
李教授說，年輕的一代發現傳統名字越來越沒有吸引力，並希望自己的名字是唯一的。“我認為，大多數起這樣名稱的動因是不同的。”
香港人起名字往往要貨比三家，對於這樣一個唯一的名字，有時靈感來自運動品牌或奢侈品牌，例如，香奈兒，勞力士，他說。
香港特別行政區博客的作者說，替換，刪除和插入單個字母似乎是共同的模式，“可能表示某種程度的‘創造’或‘創意’。”姓氏後加son後綴也是很普遍的。例如律師名單中包括Samuelson，Winson，Philson和Garson。
許多英文名的讀音酷似中國名。例如，有一個名叫Tse Kar—son的人以Carson（卡森）作為他的英文名字。歌手李克勤的英文名字是Hacken。另一位歌手，陳奕迅，英文名為Eason（艾森）。
時裝設計師Amus Leung的故事，展示了一個英文名在工作中的力量。梁回憶起給她取名為聖經中的先知阿摩司的那個老師，老師認為這聽起來更女性化的名字與梁的個性相符。“我愛我的英文名字，”梁說，“這是獨特的，容易記住。到目前為止，我是這個世界上唯一的Amus Leung！”
何偉略是個記者，是以另一種方式起的名字。“當我還是個學生，每個人都不停地說，我的中文名字真順口，直到它開始聽起來像“hoh lok，”他說，就像是粵語發音可口可樂，“所以起名為Cola Stuck。（可樂·刺）”
這和給一本書起名字當然不同。這就是區別。由梁女士和何先生的故事可知，香港人命名時，有大量的文化和語言因素在作怪。在以英語為母語的國家，父母通常從一個有限的列表中選擇他們的孩子的名字。隻要香港人繼續這麽起名字，Titarians（查不著這詞），Heinzes（有這麽個網站）和Yildizes（也找不著這詞）將繼續點綴在他們的電話簿裏。這也許是最好的結果了。因為當你生活在一個城市，在那兒你什麽時候能見到雷蒙多（Raimundo）、靈魂（Psyche）或舒伯特，生活也會更有趣。
原文轉載自 2012年美國雜誌《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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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穎妍：英文名．中文字
(屈穎妍，香港知名專欄作家，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中文係，曾任編劇、教師、記者、周刊副總編輯和雜誌顧問，著有《怪獸家長》一書，文章深受港爸港媽歡迎。)
孩子這代人習慣以英文名相稱，初相識者通常以英文名作自我介紹。
有一回帶三個孩子去飲宴，有友人問我家女兒： 「一個一個告訴我，你們叫什麽名字？」
女兒習慣報上中文名，朋友說： 「哎呀，差唔多，記唔到，講英文名啦！」
女兒麵麵相覷答不上嘴， 朋友笑說：「自己個名都要念？！」於是孩子不情不願地說了個中文譯音，我心忖：「三個女在玩什麽？」
事後問她們： 「你們明明在學校有英文名，幹嘛不告訴人？」她們異口同聲：「那是學校要用的英文名之嘛，都唔係我個名！」
因為我沒有為她們改個英文名寫在身分證上，因為我在家從小習慣叫喚中文名，於是，她們隻認為那三個中文才是她們的名字，學校需要才改的英文名，隻在學校用。
「為什麽我們要有英文名？」孩子問。
「方便叫喚，方便記住。」我說。
「但日本人都不會有英文名，意大利人會告訴你一個讓舌打結的意大利名，法國人明知你不會法文都會跟你說法國名……人家不會因為名字難讀，就改個英文名等你容易叫，點解淨係我中國人要改？」孩子問。
其實還有台灣人、新加坡人都改，我說。
忽然想起，早陣子看過一篇台灣文章《為什麽我們要取英文名？》，說的就是這個論點。
我們有個日本朋友叫Yamamoto san，他的英文名就是日文拚音，其實他懂英文，卻沒改英文名，所以初相識時每次稱呼他，我都會遲疑一陣才把名字叫得出口，然後，叫得多，就記下了。他不會為方便別人而改個英文名，但別人卻因此學懂了一個日文名字。逆思考地想想，如果我們沒有英文名，外國朋友可能就有機會懂得好多個中文字。
原文轉載自《明報》 2014年2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