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今日刊登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胡泳的[中國市場化媒體的“崩盤”]一文(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4207?full=y), 其中部分文字似曾相識, 在網上搜到去年11月內容相似的“媒體變局下的媒體人角色”.這位教授確實敢在國內直言不諱呀.
*胡泳，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博士。價值中國網（www.chinavalue.net）總編輯。中國傳播學會常務理事。著有《網絡為王》、《眾聲喧嘩》等,譯有《數字化生存》、《未來是濕的》等。
“我曾經說過中國有三大戈培爾式謊言，第一叫做中國的網民實際上是世界上最自由的，第二是中國互聯網的發展環境是充分開放的，第三個謊言叫做中國不存在新聞審查製度。”
“我們其實每個人都知道皇帝沒有穿衣服。傳統的版本皇帝不知道自己沒有穿衣服，但是我們現在是知道他沒有穿衣服，而且他照樣還走出來，他知道我們知道他沒有穿衣服，但是他就出來，他就在那滿街晃，我們也看著他滿街晃，我們還照樣裝著他穿著衣服。”
媒體變局下的媒體人角色
第1期“北大安平沙龍”議程
時間：2013年11月8日
地點：北京泛利大廈19層
主辦機構：北大公共傳播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財經》雜誌、安平公共傳播公益基金
媒體支持：搜狐傳媒
議題一：自律還是製度？——從陳永洲事件看時下的新聞職業操守
論壇主持：何雪峰
主講人：胡泳
評議人：王瑛、王四新、靳麗萍
胡泳：今天是第一個安平沙龍，在這個時機舉辦非常有意思。我和大家一樣基本上是生活在北京的，在北京生活，每天早晨第一件事查空氣汙染指數，我就發現今天是有霾的，想起前兩天就陳永洲事件，展江老師說籠罩在中國新聞界頭上的霧霾在第十四個記者節來臨的時候特別濃鬱。
早起第二件事打開微信，我的一個朋友是上海著名的律師，他今天早晨，很早的時候發了一條微信，他說11月8日是第十四個記者節，這是愁雲籠罩的記者節，就不問好了。我看到陳鳴微信群當中一個中山大學新聞係大三的學生寫了一段話，說去年這個時候逐一發短信給記者老師，今天就算了，根本說不清是怎樣一個群體過這個節，好像不能用群體這個詞來形容他們。
這段話最好地說明陳永洲事件之後，外界麵臨的環境如此險惡的時候，新聞界不能形成共同體。我們都看到《新快報》鬥大的“請放人”“再請放人”的字眼，當這樣的訴求激起巨大輿論風暴的時候，英國金融時報徐達內10月24號媒體雜劄記專欄文章的名字叫《命運共同體》，僅僅過了不到兩周的時間，他的新文章叫《決裂的時機》。由此可見新聞從業者心裏的波蕩。當初在大家都聲援陳永洲的時候，有一個《新快報》記者寫了一句話，叫今天所有媒體人都是兄弟姐妹。這句話今天聽上去像是一個笑話。徐達內說的決裂是財新的總編輯胡舒立寫了一篇文章《新聞尋租不可恕》引發爭議，新聞界欲發呈現道不同不相與謀之勢。
胡舒立寫道，記者監督權的權錢交易以足以使人痛心疾首，新聞界令親者痛，推動社會進步的事業受損，新聞界同仁隻有自律自省、直道而行才能挽回這一信譽損失。
胡舒立雖然也對司法的程序等等提出批評，但更多討伐新聞尋租，意思是說中國新聞尋租並非偶爾發作，而是存在於相當一部分媒體人當中的頑疾，這樣的行業行為業已損失中國媒體的公信力，我們需要行業自律，我們最終也需要健康的法律和競爭環境，政府應當給予媒體更多的空間，對於記者合法權益給予充分保護，使新聞人能夠自尊自持，我覺得這句話引起了很大的反彈。但是反過來講，胡舒立自己認為她是在言說常識，沒有想到她認為自己言說常識的同時引來新聞界的一場爭議。
宋誌標批評胡舒立說，自律隻有在自立的前提下才能完成，否則叫奉旨自律，魏海田說，這個時候選擇新聞尋租作為討伐對象有問題，是媒體被強暴後可憐無恥的自虐行為，甚至說這是為虎作倀的行為。
我們看到這樣的爭議凸現了中國新聞界麵對的重大問題，先自由還是先自律，倡道德還是憑製度。新聞界發現所有問題無可回避，必須回答這些問題。我們回顧2013年，發現這一年的一頭一尾，新聞界有兩件大事發生在廣州，凸顯了一個事實：作為核心的自由，新聞自由在中國遭遇金錢與權力雙重的羞辱。
年初的這個事我指是的南周事件，是中國媒體在空間越縮越緊的環境下，零星的抗爭、鬱結的悲情一次匯總式的爆發，我個人認為南周事件不管結果是什麽樣的，最大的好處讓審查成為全社會可見的東西。它不簡單是一個新年獻詞被主管負責人改得麵目全非的事情，更令人震驚的是，南周編輯部自己披露說2012年一年內強行撤稿1034篇。有網友評論說我們是網絡時代，報紙都要消亡了，報禁還沒有解除。這是南方的媒體對“自律”這個詞高度反感的底層原因所在，新聞人喪失了自尊和自持。
什麽叫讓審查變為可見呢？你在網上看到大量的敏感詞，因為發貼被警察半夜敲你的門，所有的傳統媒體宣傳部門審稿撤稿強製通稿，你怎麽還說審查是不可見的？中國的審查真的是不可見，它的不可見在於審查是不可言說的，這種不可言說首先表現在官方不承認。我曾經說過中國有三大戈培爾式謊言，第一叫做中國的網民實際上是世界上最自由的，第二是中國互聯網的發展環境是充分開放的，第三個謊言叫做中國不存在新聞審查製度。這都是堂而皇之在正式場合被政府說出來的。其次，審查的不可見還表現在，私下裏往往會把所有的謊言編成段子來進行嘲諷，公開的場合下我們不敢或者不能言說這個謊言之謊。
我可以舉一個別的地方的例子。張維迎在國企改革爭論的時候說，我沒有做沒有穿衣的皇帝旁邊的弄臣，我也沒有敢說皇帝沒有穿衣服。我頂多敢說皇上的衣服的透明度有點高。有關皇帝有沒有穿衣服這回事，梁文道有個更加精彩的判斷，道盡中國社會的現實：“我們其實每個人都知道皇帝沒有穿衣服。傳統的版本皇帝不知道自己沒有穿衣服，但是我們現在是知道他沒有穿衣服，而且他照樣還走出來，他知道我們知道他沒有穿衣服，但是他就出來，他就在那滿街晃，我們也看著他滿街晃，我們還照樣裝著他穿著衣服。”換言之，我們知道他們說謊，他們也知道我們知道他們說謊，我們也知道他們知道我們知道他們說謊。這就是中國有關審查的可見與不可見的的現實。
南周事件將中國媒體長期遭遇的管製撕開了一角，將暗箱操作、可怕的愚弄、肆意的侮辱大白於天下，表達了媒體的不滿和抗拒，這是很大的意義。更大的意義在於，普通公民到現場訴求爭取說話的權利，以公開和理性的方式推動言論管製的退後。南方這個事件不是報紙或者一個行業的問題，更不是所謂黨辦媒體的範疇，而是所有公民被剝奪了言論自由的事情。
年底，我們看到新快報事件，陳永洲承認收錢寫稿，它發生在一個環境當中，發生在網絡打謠的運動當中，你聽到的都是亮劍、搶占、強化、確保、陣地、製高點，所有的說法都意味深長。我們還要注意網絡的打謠和媒體的打假，構成了汙名化的一部分。這樣一個漫長的汙名化過程，讓社會的守望者、批評者、監督者和被批評和監督的對象變成50步和100步的關係，讓社會通行的邏輯變成比爛的邏輯。
兩起事件雖然起因和結局是不同的，也有一些很大的共性。比如說除了審查的主線始終一以貫之，可以辨析的共性有兩點：一是媒體人主體的缺失，我們很容易把讓新聞人自尊自持的說法聯想到“善待善用善管媒體”，這種善的姿態實際上並不是把媒體當作主體；但在另外一方麵，說現有環境下新聞界的自律等於是自取捆綁，我覺得同樣是把媒體人當做缺乏主體性的一群的另外一種表現。
二是，在這兩起事件當中都存在利用民眾對媒體應有的道義擔當期待來確保輿論優勢，隨後又把民眾撂到一邊的情形。民眾依然是媒體社會轉型期最大的依靠，媒體人有道德擔當，不等於有你有傲慢的權利，更何況道德擔當已被打了折扣，由於公民意識的覺醒，民眾更在一些關鍵問題上領先於媒體人。
媒體人應該秉持的立場是外爭自由，內省自身，沒有孰先孰後，必須雙管齊下。我們讀一下儲安平對國民黨所下的結論，在國民黨政府作風和統治之下，一切不道德沒有良心人格的人，都比奉公自好的人容易生存下去。除了少數堅貞的人物保持他們的工作理想之外，大多數人趨於取巧投機不負責任，不講公道為劣作惡，大家已經失去了工作的目標，失去了一切理想，社會風氣越來越壞。
所以我講到新聞界一定要反省自身，講道德講人格，保持堅貞，恢複生活的目標，恢複崇高的理想，這是每個媒體人現在都應該著手做的。與此同時，新聞界應該借陳永洲事件引發全社會討論的契機，呼籲政府放鬆對媒體的控製，在依法治國已經成為國策的情況下，呼籲出台新聞法，禁止行政部門對媒體實施控製和幹預，在法律上賦予媒體監督權利，同時我們也呼籲中國建立獨立的專業機構保護新聞自由不受政府幹擾，維護記者基本權益。以上純粹是我的個人觀點，謝謝大家。
主持人：非常感謝胡老師對怎麽看待陳永洲事件以及陳永洲事件事後討論的評論，胡老師講了八個字，“外爭自由、內省自身”，下麵我們把評議的時間交給評議嘉賓，王瑛老師請做評議。
王瑛：接到這樣的一個邀請，隨後才知道就是有搜狐今天的轉播，我就想這樣的一個活動，我們大家聚在一起講陳永洲這件事情現在形成的這種風波，要經曆三個審查了。要經曆三個主體的自我審查，首先我說話的人要自我審查，今天的主辦單位要自我審查，搜狐作為媒體還要經曆一次自我審查，這樣三次自我審查以後的東西是不是還有意思？這是我大概今天來包括坐在這兒想的第一件事情。所以我們的審查無處不在，使得每一個到這來並且承諾要自己說話的人一定要先自己自我審查一番。前幾天我在騰訊的一個會上，題目是先來了，題目到了以後我看了看，這樣的題目，因為我當時想象起碼不會比今天的人更少，我說麵對這麽多人，這麽多媒體，這些問題怎麽回答。等我進了房間，我釋然了，發現不到十個人，我後來跟騰訊朋友講，這好辦，我想說什麽就說什麽，我的自我審查我放棄了，可是我同時告訴請我去的主辦單位，我說我不要求把我說的話給送出去。因為他們是說你來了又一個字不給你報，是會很不好意思的，我說你不要不好意思，你一個字不報我也沒有意見，但是你全報出去我沒有意見。就這種無處不在的審查製度，在陳永洲這件事情上，我們看到了什麽？我還想接著胡泳老師剛才給我們的一個場景說個想法。
剛才講皇帝不穿衣服也在滿遛達，我們看到陳永洲事件發生的前前後後，應該說是今年以來，我們越來越看到的是，你要想說他沒穿衣服，本身已經變成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我們很多的動作實際上是在製造恐懼。陳永洲這件事情說起來很不好說的原因，我大概曾經想過，這件事情能說什麽呢？因為它實際上好幾個界麵，主要的界麵能有三個。一個是在陳永洲身上看到的跟這個行業有關的事情，無論是他最初還是到他在中央電視台說那番話之後；其實還有一個界麵導致了這件事情很難評論，就這是兩個企業之間的一場惡鬥，而在惡鬥當中我們的公權力、媒體在充當什麽樣的角色，說出來恐怕很難，我們是基於是事實在說話，可是能不能基於事實說話，能把話說到什麽程度，這就到第三個界麵——我們的國家、政府的問題。這個問題實際上一方麵是說我們的公權力的狀態，其實更重要的也是更深的東西，是汙點治理，汙點治理不僅僅是說我們的公權力處在什麽樣的狀態下，而是它到底要幹什麽？所以像汙點治理下這樣的一些理念和做法，包括我們大概在今年以來，一波又一波恐懼的製造，我覺得才是我們最最要警惕的事情。
昨天還有一個記者問我，原來從來不說話的人，人也不好找，話也不好找，為什麽現在變得要這樣講話？我說沒什麽，因為就是這些年我看到了兩個關鍵詞，碰到這兩個關鍵詞一定要講話，第一個就是叫倒行逆施，第二個叫製造恐懼，這是要說話的。也就是說你講他不穿衣服你得要付出代價，你得要進監獄，但即使這樣恐怕也得要說話，我的發言完畢。
王四新：謝謝主辦方，謝謝主持人，謝謝大家。剛才聽了胡泳老師的演講，首先第一非常同意他對當下中國新聞界現狀尤其是中國記者目前還有記者所隸屬的新聞機構所處的狀況的判斷，我是表示認同的，另外一個對於胡泳老師在後麵提出的我們目前的要外爭自由，內省自身這個方向，我覺得也比較讚同。但是感覺到胡泳老師在介紹這些現象的時候，可能是時間原因，中間我覺得還應該加一大段，因為現在《新快報》這個事件，它實際上比較集中反映了目前我們國家在新聞製度建設方麵的重大缺陷以及我們在製度問題上所處的這種先天不足的這種地位，得出這個結論實際上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我研究新聞自由、曆史和製度建設的一點感受。
我們知道現代記者還有媒介它能夠成為一種職業，而且好多的製度圍繞它而設，那麽這裏邊我認為在西方國家它經曆了這麽樣幾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對於新出現的職業，我是讓它幹什麽的。那麽這個我認為在西方的一些法律文獻裏麵它是有明確的概述的，你比如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它是明確規定個人有言論自由以外，媒體有出版或者說我們說的新聞自由，有了這個憲法性地位的承認和定位以後，我們要媒體幹什麽？要記者幹什麽？第一個就是要它來監督政府的官員，第二個是要它來充分發揮公共討論的這種職能，為大家就範圍廣泛的公共問題進行討論，提供一個平台。下麵的製度建設，那就要圍繞怎麽樣能夠使它的這種功能更好的發揮，所以說我們才會有促進和保障記者合法權利和利益一係列新聞規定，同時我們也會看到西方國家圍繞這個方麵進行了一些製度方麵的建設和設定。這個過程在我們國家我認為是沒有經曆這麽樣一個過程，就是說我們的媒體在建國以後，我們的媒體在定位上，還有我們記者的功能，究竟拿來它做什麽，我認為目前在認識上需要解決一個問題，就是說怎麽樣在這個問題上統一大家的認識。
第二個，我研究言論自由，新聞自由，有人說中國有言論自由，有人說中國沒有言論自由，有人說中國有新聞自由，有人說沒有新聞自由，這個各說都有道理，主要看你從什麽角度來衡量。從製度建設這個方麵來衡量，我們國家現在的新聞自由還有其它方麵自由確實有製度上的問題一直沒有解決，就是我們《憲法》規定有這些權利，但是這些權利沒有辦法通過一個法律機製讓它落下來，也就是說我們沒有美國的司法審查製度，讓我們檢驗政府的立法或者政府的具體做法到底符合不符合保障人們言論自由的問題。陳永洲這個案件大家集中討論也比較多的是這方麵的問題，但是這個我們還沒有解決，所以說在製度建設方麵我們還需要一個機製使我們目前記者擁有的權利、媒體擁有的權利變得可訴，目前由於不可訴，掌握在有些人的腦子裏麵，它肯定就會隨著氣侯隨著大環境大形勢的變化出現反複，這樣導致的後果就是說大家都沒有規則可循，包括我們央視，包括記者協會，在這一次活動裏麵我們感覺到，它也是感覺到很慌亂，一看公安部出了這個馬上就慌亂地表態，實際上都是我們在製度建設方麵缺失導致這些機構在行為方麵發生錯亂，所以說這些可能是大家對問題感覺到總體上比較亂的原因，我們的製度可能還需要做一些相應的調整和改造，謝謝！
主持人：感謝四新教授，從立法的角度給我們做這樣一個點評，下一位點評是財經雜誌的主編靳麗萍。
靳麗萍：謝謝大家，我們評議人各領域一位，我的角色是媒體人。陳永洲事件在很多圈裏，今天記者節討論也很多，剛才胡泳老師提出那些問題其實在之前的討論中都多多少少看到了，有一些也部分參與。其實我沒有那麽覺得現代媒體界到了觀念那麽決裂的程度，我理解要自律也要製度，這個是一個基本共識，不過引起軒然大波的這幾篇文章包括舒立的文章，每一個寫作者他所強調的角度不一樣，因為各種原因，也可能因為現在環境原因，自身所要強調那一點的原因，他突出了一點，把大家更關心的係統性、全局性、製度性和根本性的問題沒有凸顯出來，但是其他人，其實從我的角度來看，我覺得恰恰其他在爭議過程中就補充了那些點，很多人對舒立文章不滿的時候，在她的文章裏麵沒有體現出來的問題通過這個爭議就全部體現出來，這一點反而新聞界的思考經過幾次爭議之後，我覺得其實都相對現在是比較完整的。在爭議過程中恰恰有基本共識在，新聞界的人自己要做事，同時新聞界的人通過呼籲也好各種辦法也好要拓展自己的空間，就像胡泳老師所說的，內外的事情都要去做，我覺得這是一個基本共識。
從從業人員角度來說，提自律這個根本沒什麽可爭議的，所從事的職業，不管是在傳統媒體還是新媒體也好，新聞媒體基本不變的規律是，你生存的基礎就是公信力，如果你沒有公信力，你的文章、版麵是可以用金錢交換，你就失去了生存基礎，不論你是用什麽形式體現。我不針對陳永洲事件這個個案去說什麽，我是記者我還是抱著懷疑的態度，我對真相還不完全掌握，我隻是說我們作為從業人員知道在我們這個行業裏確實存在一些這樣的問題，而且可能還挺普遍的，如果這個現象大家都知道存在，我們當然應該去警醒，我們自己要警醒，同業同行要警醒，這個自律不論自己作為一家媒體還是說行業有一個公約也好，什麽形式也好這個意識一定要存在，因為這東西跟生存基礎相關。公信力的問題，這是第一點。
第二個就是新聞立場，關於新聞法的問題討論很多年，我們憲法寫了言論自由，為什麽還要新聞法，而且是一個原則性的東西，沒有審查這個程序啟動，我們還是需要新聞立法。通過立法去說清楚把我們這個製度建設這部分說清楚，采訪權到底是在哪裏，我們將來行使以法為依據，陳永洲這個事件上程序正義和法律的訴求還是不足夠，比如說如果嚴格按照法律去程序去進行，我覺得新聞界也不會有這麽大的爭議，因為時間所限，我就先說這兩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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