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民辦教育專家信力建的文章：前後三十年最大區別究竟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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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力建：前後三十年最大區別究竟在哪?
說到毛澤東時代（1949－1979）和鄧小平時代（1980－2010）的差別，有很多說法。其實，如果我們如果以生產力標準——即“人類運用各類專業科學工程技術，製造和創造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產品，滿足人類自身生存和生活的能力”的標準來看，可以對這前後三十年的區別做這樣一個界定：前三十年是束縛和阻礙生產力發展的三十年，而後三十年則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三十年。
毛澤東時代，政治掛帥，強調階級鬥爭一抓就靈。因而經濟成為政治附庸，成為領袖實現自己政治“理想”的工具。比如，為了證明社會主義優越性，偉大領袖好大喜功，趕英超美，於是製造“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瘋狂遊戲。直接導致五十年代末的六十年代初的大饑荒。而後來的十年浩劫更是登峰造極，毛澤東將他的繼續革命推向了極致，為了粉碎他頭腦中哪個莫須有的“陰謀”，他不惜將全國人民拉來充當炮灰，將全國都當成了階級鬥爭的戰場。剛剛開始恢複的國民經濟，又陷入了萬劫不複的深淵。在那個“造反有理”的十年，群眾造走資派的反，學生造老師的反，甚至連社會主義的“草”也起來造資本主義“苗”的反了。完全是個是非顛倒的年代，工人不做工，農民不種田，學生不上課了。全國人民群情激昂，真的相信革命可以代替生產，吃社會主義的草一樣可以幹革命。這就是現代迷信的力量，現代之中國，惟有毛澤東可以有如此非凡的政治能量，將全國人們都搞得神魂顛倒、如夢如癡。還值得一提的是，因為領袖對知識分子的歧視輕視乃至蔑視，使得科技這個“第一生產力”在那個時代遭致嚴重壓製，對生產力水平的貢獻也因此降至零點。如此這般的結果是，改革前30年，中國GDP和人均GDP增長率均達不到世界平均水平。在1952-1978年期間，我國GPD增長率不算起眼，GDP年平均增長率（為4.40%）低於世界GDP年平均增長率（為4.52%），GDP占世界GDP比重下降，從1952年的5.2%下降到1978年的5.0%，而從人均GDP來算，1952-1978年期間中國人均GDP增長率（為2.34%），低於世界人均GDP增長率（為2.56%），1952年僅相當於世界人均水平不足1/4（23.7%）；1978年為22.3%，而據世界銀行統計，從1960年-1978年，世界人均GDP從446.5美元上升到1694.9美元，翻兩倍，而中國隻翻一倍，從97.5美元上升到155美元。當然，不少論者認為中國原來底子薄，所以經濟增長不如人家，落後是由於過去所造成。其實，從經濟發展一般規律來說，經濟底子不是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中國改革前經濟底子不如許多國家，但其改革後其經濟增長率遠高於世界平均水平。再者，一般而言，後發國家的經濟增長率比發達國家要高，比如亞洲四小龍的經濟奇跡。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在大躍進前後以及文革期間，經濟倒退嚴重。1958年毛澤東發動大躍，又在1966年發動文化大革命。在文革的頭三年，毛澤東發動紅衛兵進行“奪權”“串聯”，給經濟帶來嚴重衝擊，因此1966年經濟增長減慢，1967年和1968年兩年經濟出現負增長，分別為-5.7%，-4.1%。而在整個文革時期，誠如鄧小平所言，中國“就整個經濟情況來說，實際是出於緩慢發展和停滯狀態”。大躍進和文革所帶來的經濟損失是人們關注一個焦點。大躍進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經濟效益最低的時期，據統計，“大躍進”期間，每百元積累新增加的國民收入僅為1元，投資係數為74．1，遠遠低於“一五”時期的35元和1.56元。有人說，僅此計算，“大躍進”時期就損失國民收入1200億元。至於文革造成的經濟損失，1978年華國鋒在人大政府作報告中說：“從1974年到1976年，由於‘四人幫’的幹擾破壞，全國大約損失工業業總產值1000億元，鋼產量2800萬噸，財政收人400億元，整個國民經濟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這裏僅指1974至1976年，由於當時正處揭批“四人幫”高潮，華國鋒的話是否帶有政治目的還有待考證。不過，一些學術著作也估算了文革帶來的經濟損失，席宣、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簡史》一書中，這樣說：“十年之間一共損失高達5000億元，而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到1979年，我國全部國營企業（包括工農業、運輸業、郵電業、商業、城市公用事業、建築業）的固定資產原值為4892.5億元，文化大革命十年相當於敗掉了全國億萬人民三十年辛勤勞動積累起來的一份家當。” 這裏5000億的損失是按照正常年份每100元投資的應增效益推算。當然，基於不同的推算方法，得出的數字差異頗大。有學者也認為5000億元的損失是1957年至1976年20年間所造成的，“如王丙乾認為：從1957年到1976年的20年間，‘財政收入少收3000億元左右，如果加上支出方麵的損失浪費、無效投資、平調退賠和處理遺留問題等，財政上總的損失有4800多億元’，‘這就是20年間幾次折騰付出的巨大代價’。可以確定的是：上述所說的‘損失’，實際都是指少增長，‘少增長’仍然是增長，‘少增長’與實際‘敗掉了’‘一份家當’畢競不是一回事。”
鄧小平最偉大的貢獻就是將毛澤東政治掛帥的列車搬到了經濟發展的軌道上——用他本人的話來說就是“發展是硬道理”。 鄧小平的全部經濟思想貫穿著一條主線，這就是高度重視生產力的發展，把是否有利於生產力的發展看作衡量各種體製和政策長短優劣的根本標準。根據這一觀點，鄧小平提出了“把四個現代化建設作為重點，堅持發展生產力，始終扭住這個根本環節不放鬆”的口號。同時，按照當代生產力的特點，他提出了發展生產力的實際綱領：在社會主義的多項任務中，把發展生產力放在第一位；在發展生產力的任務中，又把發展科學技術放在首位。早在1975年他主持國務院工作時，就以馬克思“生產力中也包括科學”的論述為依據，提出“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的觀點。據此，他在1978年的全國科學大會上明確地指出：“四個現代化，關鍵是科學技術的現代化。沒有現代科學技術，就不可能建設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因為重視生產力發展，其必然結果就是“尊重知識、尊重人才”。
為給經濟發展提供空間和動力，鄧小平同時注重商品經濟（市場經濟）和對外開放。鄧小平在1982年就指出，“這是一場革命。當然，這不是對人的革命，而是對體製的革命。”正是根據鄧小平的上述思想，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關於經濟體製改革的決定》規定的改革目標是：“從根本上改變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製”，“建立起具有中國特色的、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製”。鄧小平的對外開放理論超越了中外曆史上的成見和慣例，突破了傳統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局限。鄧小平大膽地認為，一個主權獨立的落後國家開放對外貿易和經濟文化交流，加入國際分工，與世界經濟融為一體是有利的；況且今天已經是世界經濟全球化、一體化趨勢加劇的時代，任何國家都沒有再閉關自守的理由，因此落後國家必須對外開放。
正是這種對生產力發展的重視，中國經濟在後三十年取得了突破性進展。1978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隻有3645億元，在世界主要國家中位居第10位。人均國民總收入僅190美元，位居全世界最不發達的低收入國家行列。改革開放的推進，不斷為發展注入生機和活力，我國經濟迅速走上快速發展的軌道。改革開放的30年，是我國經濟蓬勃發展的30年，是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由弱變強的30年，是我國逐步擺脫低收入國家不斷向世界中等偏下收入國家行列邁進的30年。 30年間經濟實現世界少有的年均9.8%的增長速度。1987年提前3年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1980年翻一番的第一步戰略目標，1995年實現再翻一番的第二步戰略目標，提前5年進入實現第三步戰略目標的新的發展階段。在實現“三步走”偉大戰略目標的進程中，國民經濟實現快速增長。1979-2010年，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實際增長9.8%，不僅明顯高於1953-1978年平均增長6.1%的速度，而且也大大高於同期世界經濟年平均增長3.0%的速度。與日本經濟起飛階段國內生產總值年平均增長9.2%和韓國經濟起飛階段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8.5％不相上下。與此同時，城鎮化步伐明顯加快，基本實現了由城鄉分割向城鄉協調共同發展的轉變。30年來，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逐年提高，城鎮化水平由1978年的17.9%上升到2010年我國城鎮化水平可上升到49.20%，達到近半的程度。大量鄉村人口由農村向城鎮轉移，促進了城鄉經濟的協調發展。隨著城鎮化和工業化進程的加快，城鎮吸納就業的能力不斷增強，
在執政上，毛澤東與鄧小平都堅定地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然而在具體施政上，二者有本質的區別，簡言之，毛澤東時代是謀財又害命，卻造成經濟落後，死人無數的後果。鄧小平狠抓經濟促發展，是謀“財”，卻不害命。有些懷念毛澤東時代的人愛講那時雖然貧困，但沒有貧富懸殊，老百姓有幸福感雲雲。且不說這種論調是“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傳統觀念的翻版，就實際而言，毛澤東時代，雖然搞平均主義，但人們的生活水平差距相當大，更別說困難時期（按照最新官方公布的數據），全國餓死了3775萬人。當時的等級劃分是非常不公平的，不允許自由競爭，階層內部差別小，各個階層之間差別很大，而且流動性很小。既沒有起到團結內部的作用，更不能增加經濟的活力。許多人認為毛澤東時代人們的生活水平差距小，那是因為人一般交往的都是同一個階層的人，從自己的感受得出的結論，而忽略了不同階層之間的差別。而現在，同一個階層內部差別很大，所以人們不公正的感覺很強烈。想想這其中絕大部分是農民而不是城市居民。這生與死的差別，我看比現在富人吃山珍海味百姓吃家常便飯的區別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