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七十古來稀，今來不稀。論思考言論能力，今日中國社會中有識者上自耄耋下至而立比比皆是。身為五零後芸芸之輩，想以倚老賣老還輪不上。但是，我們這輩人至少全程經過了前後兩個“三十年”，加上來自長輩的親聞，我們隻要還活著就不能不思考這些曆史。如羅稷南先生在文革中去世前說的，經過了這些事，我們該學到些東西，不然就真的是白經過了。由此而常想到：但有一得之愚，與其焚於五內，不如訴諸同儕。野人獻曝，非學非文，惟願與社會上下當局者平等交流。
約於一個半世紀前，晚清人認識到中國正遭逢“三千餘年一大變局”，它遠不止是土砲碰上了洋槍。這個變局之前與之後的區別，唯一根本，就是一個曾經自以為本朝即是天下（“天朝”）的皇家之邦必須改製，拋開朝代舊軌，重新組織成為現代民族國家（a national state）。依此，毛澤東在抗戰時寫下豪言壯語要“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者，必應指現代中華民族，而所謂“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光複舊物”也斷乎不可以是“複興”成為下一個中國王朝（another dynasty of China）。
胡耀邦曾對其子弟說過：我們這個國家應當成為一個正常的國家。說這句話時的背景是文革，其時中國的政治實際正自上而下懵懵懂懂地滋生某些古代特征（以基層情形為例，當時公社以至區、縣的“一元化領導”竟成為“一人化”統治，從人事管理到緊缺物資商品供應專權一攬，頗見領主製味道），以至於重提“四個現代化”之後又聞聽“政治現代化”竟有如振聾發聵。顯然，耀邦心目中的“正常國家”，除了應當實行現代政治製度的國家，不會是任何其他指向。
以上這些原屬不待說——今日之日，有誰不知此理？要強調的是，當我們思考立論之際，這個關於曆史變局的基本點必當耿耿在心，無時或忘。另一句盡人皆知的話是“要改變現實先要改變思路”。那麽，且讓我們討論一些現代民族國家的題中應有之義，也是有關從王朝國家轉入現代民族國家所必要的觀念改變，不問細大，隻看它們：一、是否符合人道方向；二、如果是，能否實現，即是否合乎我民的同理心——這乃是中國國情與傳統中的積極一麵。
古來國人好說天下大勢，其實原隻是將一爿六合之內的變遷當作蒼穹大地間的唯一。到現代才有了真正的天下大勢，即國際交流與世界變化。而要談一個國家在世界大勢中何以自處，未必屬於言小不言大的狹隘。最廣大的胸懷所係無過於世界大同，若非遙遙無期的空想，那理想的實現，終必通過人類理性，即要靠各地各種人群對人類共同命運有了確立不拔的共識並由而產生良性行為之範。在此之前，我們先要在自己的國家，在自己的社會，在自己的族群內部找到理性途徑，就本民族的共同命運取得共識，使我們的觀念完成一個從古代到現代的根本改變。
我們對階級鬥爭的想法和行為方式應當改變
一國之內——譬如說神州大地之內，或者說中華家牆之內——隻要存在不同的人群，其利益差別就會反映為不同的觀念以至政見，若說哪個國家全體人民會的思想意見經常相同不二，國內竟然總無政治異見，那無異於揚言民族無思無智，是自欺欺人。隻要有源於不同利益不同視角的意向分歧，除去很容易迅速化解的那些之外，這種分歧最終都不免成為階級（階層）或利益群之間或明或暗的鬥爭。所以，如果忌談階級、忌談鬥爭，就不能麵對現實透徹討論。
一國之內的階級矛盾是可以調和並且，但凡條件許可，應當盡力調和的。中國現代史上有例。其一：抗日戰爭爆發後不久，中共即認識到（並在內部文件中提出）當時“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壓過了國內階級矛盾。這一認識符合 “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民意，助使中華民族在當時條件下如何處置國內階級鬥爭得到共識——必須調和，不調和就將淪於共亡。其二：1949年6月，大規模內戰甫近停息，“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即在北平成立（“政治協商會議”一名原由國共雙方代表周恩來張治中在1945年抗戰勝利後的和談中協商訂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這種設置的本來目的就是調和中國國內的階級矛盾。（對政協還可多說一句。古代內戰的結果是“成王敗寇”，得權施政者專重朝野尊卑。而現代內戰後國家的發展方向是整合社會實現共活。）
“階級鬥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自古及今，無需理論講章，隻看古人和我們身邊的事實就能知其不準確。因為，舊階級的消失必是因舊的生產生活方式和舊的社會關係不再，而階級的最終消滅隻來於階級差別的消滅。由血腥廝殺的生存鬥爭所消滅的，是原來占踞統治地位的階級中人，而並非階級差別。在所謂“幾千年的文明史”中，階級鬥爭每每以“要建設一個沒有人剝削人沒有人壓迫人的社會”的宏願為始，卻以“革命就是換一批人發財”——剝削壓迫重現——的哀歎結局。要脫出過去的循環，先要承認和麵對現實。現實是，我們生活於其中的不是一個無差別社會。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設置初心及其得以保存至今（文革中曾有撤銷之議幸而未遂）、以及中國人民對其曆史使命——實現各界協商共建國家——的不滅期許，就是基於一種來自人類理性的、為現代民族國家在參差矛盾中求共和發展所需要的認識。
既然階級仍然存在，又因一些階級矛盾不能由調和解決而到底會發生爭執，那麽，在正視此現實之後就不可避免地要麵對一個問題：在現代中國，階級鬥爭以何種方式進行為最正當與可取？
1. 階級鬥爭，無異於人類之間的一切鬥爭，有兩種形態。一個是生存鬥爭的形態，一個是政治鬥爭的形態。
2. 生存鬥爭是階級鬥爭的低級形態。當其發生之時，社會崩裂，發展停頓，談不到進步，甚至看不到出路。低級形態的階級鬥爭（俗謂“你死我活”）是不幸而會發生的事，匹夫有責，應努力避免。
3. 政治鬥爭是階級鬥爭的高級形態。隻有到了階級鬥爭進入政治鬥爭形態（指各方首先相互承認，繼而包容對話）的時期，它才有可能促成新製、創造曆史、帶來進步。高級形態的階級鬥爭可以不僅僅是理想，匹夫有責，應致力實現。
兩種形態的階級鬥爭在人類曆史中都有實例。
先將目光轉向他山之石。年近期頤的馮世則先生在一篇題為《美國的階級鬥爭》的博文中回顧：“上個世紀50年代、抗美援朝及其之後的一段時間，人們曾聚焦一個有趣的政治理論問題：美國當然有階級，但何以沒有階級鬥爭，或雖有而不發達？”這個問題的產生表明那時人們認為階級鬥爭必應蹈循的形態就隻是你死我活的生存之拚，否認政治的或文明的形式也是階級鬥爭的一種形態，並且是其良性的亦是更高的形態。上世紀三十年代美國Michigan 州的州長拒派州國民警衛隊進入汽車製造廠鎮壓罷工、轉而要求廠方在一個時限之內與罷工者達成協議複工，這是當地人放在州博物館裏展出、提醒後人記住的一段記錄片（對當今美國政治中正有人利用民粹情緒鼓動極化和惡鬥的反理性趨向也有警示意義）。但是，我們這邊的政治理論不認為那是階級鬥爭，更不承認其結果是社會進步，隻因我們隔洋預期“應該有”流血衝突，然後一方全勝一方全敗，沒看到那副景像便錯愕失落，所以才會提出上述之“何以”的問題。
相反之例是中國最近一場曆經十年之久的大規模群眾運動中背離政治的行為。大約在一九六七年，十年後得任中國現代史學會理事長的李新先生冷眼觀世，對廁身紅衛兵的筆者說過一段話：我們小時候聽老人講述“看殺頭”，那是將犯人帶到城牆邊的刑場，大刀舉起，“哢嚓”一下，到了民國改成槍決……一個社會總是要從野蠻一點一點轉向文明，你要相信這一點。他老人家這是在提示：那兩年在“紅色恐怖”叫囂下泛濫的毆打虐殺和“群眾批鬥”中的常見舉動都是社會正在倒退的症候，一如愚昧百姓樂看殺頭斃人。至於其後“文攻武衛”的鼓噪和廝殺爭鬥也是同病發作，參與者盡屬盲目糊塗地跟從曆史倒車，殺來殺去也說不出究竟什麽東西需要自己用生命來保衛，說不出那些犧牲人命的武鬥到底保衛了什麽。
兩相對照，可以看出：在我們曾以為是“竟然沒有階級鬥爭”的社會中發生的那個事例其實正是采用了政治方式的階級鬥爭；而我們在“要關心國家大事”的激勵之下所進行的“階級鬥爭”卻是徒然敗壞政治，硬要製造革命理由，乃至製造對立麵，推動大家一起落入生存之爭。上世紀自五十年代中至七十年代下半，以思想言論為罪愆（即以一宗一言為繩尺判定“好人壞人”，以思想見解是否合於官定去劃分言者的“階級”，各界國民因意見不同便被帶上帽子竟成常態）、靠使民戰栗的“整人”維持熱度的“階級鬥爭”在人民共和國前三十年中曾經反複大張旗鼓進行了二十多年，其間發生過許許多多荒謬慘烈的事情。最後，在十年內亂中，從中央領導小組到基層響應諸眾爭相表現無理性。它留給我們的教訓夠深夠重，我們不能因其令人難堪便希圖忘卻，否則終將如杜牧《阿房宮賦》所警示：“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複哀後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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