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發周舵長文（對中華朝野的建言）

周舵：普京是中共的一麵鏡子

 

今天【2022年3月6日】是普京入侵烏克蘭的第十一天，全世界群情激憤，空前一致地嚴厲譴責普京，隻有極少數國家站在侵略者一邊，其中就包括中共，以及——令人寒心，但並不意外地——包括多數、也許是絕大多數中國人。中華民族曾經一再遭受列強侵略之苦，俄羅斯正是列強當中對中國國家利益造成最大損害的國家，它——沙俄和蘇聯——不但先後占據了我國將近160萬平方公裏領土，還將180萬平方公裏的外蒙古從中國分裂出去，並對其占領領土上的華人實施了種族滅絕式的屠殺。而今天，我們的絕大多數同胞卻公然站在俄羅斯一邊，為普京鼓掌喝彩，我們這個有著悠久曆史，“特重道德與學問”的文明古國怎麽會淪落到如此不堪聞問的地步？

我身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為這個國家和人民深感羞恥！為劃清界限，我在此公開宣布：堅決反對俄羅斯的侵略行徑，反對中共的親俄反美外交路線，堅決支持烏克蘭人民英勇反抗俄羅斯侵略的正義立場；我更毫無保留地堅決反對武統台灣，同時也堅決反對台獨。我給烏克蘭捐了款，並在微信中轉發支持烏克蘭的文章，為此被汙蔑為“涉嫌傳播惡性謠言”永久封號。中共肆無忌憚地壓製言論自由的相關政策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我對此表示強烈抗議！

普京悍然入侵主權國家烏克蘭，嚴重破壞國際秩序，還威脅動用核武器，公然聲稱不惜毀滅人類文明。這種厚顏無恥的反人道反人性侵略言行超越了最起碼的道德底線，甚至會令希特勒自歎不如。這究竟是怎麽回事？是誰造就了這樣一個惡魔般的人物？怎樣才能讓人類免於被這類人物危害甚至毀滅？普京已經把這樣一個生死攸關的問題擺在了全人類麵前。

一 是誰造就了普京？

是誰造就了侵略者普京？當下中國人的觀點兩極對立，大多數人認為，是美國對俄羅斯的敵視，是不斷東擴的北約逼迫普京出此下策。我的觀點截然相反：任何理由也無法為普京的侵略行徑辯護，侵略與反侵略、正義與非正義的大是大非不容混淆。不錯，西方國家的領導人曾經一再承諾北約不會東擴卻一再違反諾言，這是一個嚴重錯誤，他們原本可以有更好的選擇，那就是，北約不東擴，代之以歐盟的漸進式擴大，並且——這點非常重要——把俄羅斯容納進去。理由是：北約是軍事組織，是專門為對付前蘇聯而創建的軍事組織，但歐盟不是。為此可以把歐盟成員國區分為正式成員國和臨時成員國兩個層次，對不達標的成員國放寬入盟標準，直到它們達標後再轉為正式成員國。甚至，華約解散後，北約相應解散或許是更好的選擇，這樣做，歐洲國家就隻能依靠自己而不是美國的保護，歐洲國家的姑息綏靖氛圍會少很多。然而——再次重申——西方國家類似的錯誤再嚴重，也決不能成為普京發動侵略戰爭的理由。這是每一個現代文明人絕對不能超越的道德底線，一旦超越了，如孟子言，人就無異於禽獸——“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君子存之，小人去之”，意思是，人和禽獸的差別是很小的，“唯義耳”，這點寶貴的差別——正義，君子保存著，小人丟棄了。

人世間沒有完美可言，人人都會犯錯誤，就像世上沒有絕對健康的人一樣，人人都有病，但誰會把感冒發燒長痱子和癌症心肌梗死等量齊觀？因此，我們不能因為西方國家也有常人難免的錯誤，就為普京無可饒恕的巨大錯誤辯護。這種沒有完美就等於沒有是非善惡、沒有聖人就等於沒有好人壞人之分的虛無主義價值觀極為有害，不幸的是，在中國人當中卻極為盛行。

為普京辯解的另一條理由是，俄羅斯需要一個安全緩衝區，俄羅斯的安全關切應該受到尊重。然而讀一點曆史就可以知道，這條所謂的“理由”曆來是侵略者發動侵略戰爭的借口，如果這條荒謬絕倫的理由成立，當今全球凡是與鄰國有領土接壤的國家都應該把邊境線外推若幹公裏以便建立安全緩衝區，照此邏輯，整個世界將亂成何等模樣？而且，就算安全緩衝區建立了，它們能保持多久的和平安全？變得不安全之後又該怎麽辦？更何況，是照顧俄羅斯自我想象的安全關切，還是滿足迫切要求加入北約的前蘇聯勢力範圍內11國真實的安全關切？其間並不存在兩全之策，隻有“兩害相權取其輕”。

那麽，向來在中美之間“坐山觀虎鬥”，冷血理性、精明狡詐的普京，怎麽會出此昏招呢？最根本的原因在於，獨裁者都會被馬屁精包圍，所有批評聲音和不同意見都被屏蔽，他聽到的隻是自己聲音的回聲，很快，他就對事實真相喪失了認知能力，陶醉在阿諛逢迎者的虛假讚美聲中，自我惡性膨脹，他手中又握有任意專斷、不受監督製約的絕對權力，可以為所欲為，草率決策、昏招迭出實屬必然。專製獨裁製度（“舉國體製”！）會為國家民族乃至全人類帶來多麽深重的災難，普京這次入侵烏克蘭提供了一個最有教益的鮮活案例。

但這似乎還不足以解釋普京的瘋狂，我猜想還另有原因。普京上任之初就顯露出強烈的大俄羅斯民族主義雄心，聲稱“給我20年，還你一個強大的俄羅斯”；如今20年早已期滿，不但強大的俄羅斯無跡可尋，俄羅斯反而日趨衰敗，GDP僅相當於我國廣東省，普京的治國無能暴露無遺，於是，他焦躁，他心態失常，他心生妄想，以為用指頭輕輕一推，就可以靠優勢武力擊垮烏克蘭，借此向世人展示一個“強大的俄羅斯”。但他失算了，徹底失算了；哪怕在付出慘重代價後他打敗了烏克蘭，普京的下場也一定會非常慘，他必定會和其他獨裁者——齊奧塞斯庫，薩達姆，卡紮菲，穆加貝，等等——一樣身敗名裂，被牢牢釘上曆史的恥辱柱。這是所有獨裁者無可逃避的悲劇命運，統統如此，概莫能外。

事實真相不是美國和北約東擴造就出侵略者普京，是失敗的民主轉型締造出俄羅斯目前的個人獨裁製度，由這個政治製度、“黑手黨”市場經濟、公民社會和公民文化發育不良，多重因素導致的政治、經濟、社會和精神文化轉型失敗，締造出普京這樣一個前共產黨人獨裁者。沒有這個獨裁者，悍然入侵烏克蘭這件荒謬悖理的事根本不會發生。貨真價實，冷血惡棍普京獨自一人創造了曆史——恰如某位政治學者所言，是人類當中最優秀和最低劣的部分創造了曆史。

普京入侵烏克蘭事件向全世界揭示出了絕大多數中國人普遍的道德淪喪和驚人的價值觀錯亂顛倒，充分表明中華民族的道德重建已成為不可回避的嚴重問題。製度決定論者想得太簡單了，沒有道德基礎，公序良俗無從想象，再好的製度也不可能有效運行，好製度即便僥幸建立起來，也會敗壞崩塌。聯想到中國未來的民主轉型，我們需要深入思考：是什麽深層因素導致俄羅斯民主轉型的失敗？出現普京這個前共產黨人獨裁者是偶然的嗎？這個問題不容易回答，我這裏隻能限於提出一個鮮少被提及的個人觀點：是馬克思造就了普京，而這不是偶然的。是的，您沒有聽錯，追根溯源，不是斯大林，也不是列寧，正是馬克思造就了普京。

這麽說對馬克思公平嗎？理由何在？全麵係統的論證請看本文作者的新書《馬克思為什麽是錯的》，這裏隻能簡述理由如下：

馬克思思想理論的“科學”基礎來自他的曆史唯物主義哲學，他從中推導出了一係列令人驚駭的結論，包括：全部人類曆史都是階級剝削壓迫、階級鬥爭和階級專政的曆史，因此，整個人類文明從根本上說都是非正義、不道德的，隻有到共產主義人間天堂完全實現，才會有真正的人類文明；也因此，“民主”、“自由”、“人權”等等全都是虛偽的、掩蓋階級專政實質的遮羞布；不存在共同人性，隻有敵我二分的階級性（“對階級兄弟要像春天般溫暖，對階級敵人要像嚴冬一樣殘酷無情”——這是至今仍被中共大力宣傳的“道德楷模”雷鋒的一句名言），因此，把每一個人都當人看待的人道主義、普適人權和普世價值都是資產階級思想家的虛構；也因此，以人權保障為目標的、分權製衡的法治憲政全都是欺騙勞動人民的謊言；等等。就這樣，馬克思主義成為20世紀最強勁的一股曆史虛無主義、道德虛無主義、文明虛無主義思潮，並且繼續蔓延泛濫到了21世紀。

還可以把馬克思的思想理論再簡化，用一句話來概括：馬克思主義是“主張用階級鬥爭、暴力革命、無產階級專政的暴力仇恨血腥手段，去實現消滅私有製、埋葬“資本主義”、建造共產主義人間天堂虛幻目標的，一種偽科學的烏托邦思想體係”；因為它的目標是完全虛幻的、不可能實現的，真正可能實現、並且確實實現了的，就隻剩下暴力仇恨血腥的手段了。就這樣，鬥爭、暴力、專政，反人性、反人道、反人權，成為所有馬克思主義者的核心價值觀，他們對於仇恨、殺戮、視人命如草芥沒有絲毫心理負擔，反而認定那是為實現人間天堂宏偉理想必須付之實踐的崇高事業。馬克思就是這樣用“解放全人類”的崇高旗號迷惑了無數天真爛漫的理想主義者，等到他們看見這麵大旗下流淌著的血海，已經深陷其中，難以回頭了。

我之所以把“資本主義”加上引號，是因為這個概念已經被馬克思嚴重汙染了。真實存在的資本主義從本質屬性上說，是私有製自由競爭市場經濟＋法治憲政政治製度＋基督教新教倫理的“三位一體”，而被馬克思汙名化的所謂“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殘酷剝削和專政”的“資本主義”根本是毫無現實根據的憑空臆想；然而說來令人難以置信，馬克思歪曲基本事實、激烈批判和否定“資本主義”的極左思潮至今依然深入人心，在全世界大行其道。由此可見，馬克思主義是一種烈性病毒，不但毒性劇烈，而且傳播力驚人，這麽說並不誇張。更被人忽視的是，從蘇聯解體之後許多前共產黨人的個案看，他們是一些馬克思主義病毒的“無症狀感染者”，他們表麵上不再信仰馬克思主義了，甚至公開批評斯大林列寧馬克思，但馬克思主義病毒早已深入他們的骨髓和血液，成為他們無意識的第二天性，前蘇聯克格勃上校普京就是其中極具代表性的一例，普京這個冷血殺手就是這樣被造就出來的。有點類似馬克思“頭足顛倒”黑格爾，普京則是玩了一個“左右轉換”的把戲，將共產主義理想轉換成了民族主義理想。這個不學無術的獨裁者，眼看著馬克思-列寧-斯大林一路傳下來的國際共產主義全球擴張幻夢徹底破產，心有不甘，於是昏頭昏腦地一頭栽進他的某位“哲學導師”（我恥於提及他的名字）所謂“歐亞主義”的地緣戰略偽科學迷魂湯，繼續做大俄羅斯“第三羅馬”的全球擴張幻夢。湯換了，藥卻沒有換。

人所共知，普京是一個大俄羅斯民族主義者，他熱切希望恢複沙俄帝國的往日榮光、收複蘇聯解體後丟失的領土和勢力範圍，這與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學說完全是背道而馳的，怎麽能說他是馬克思主義病毒的帶菌者呢？問得好。我的解釋是：就像所有病毒一樣，馬克思主義病毒在傳播過程中一定會不斷變異以適應環境，於是，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在斯大林“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的環境中演變成了民族共產主義的新型變異株，這有什麽奇怪？不僅如此，馬克思主義病毒在西方國家同樣在不斷變異，演化出“西方馬克思主義”、“新馬克思主義”、“文化馬克思主義”……等等新變種，林林總總，不一而足。但萬變不離其宗，病毒還是那個病毒，馬克思主義的本質屬性沒有變；階級鬥爭、暴力革命、無產階級專政的暴力仇恨血腥手段暫時被掩藏隱蔽起來了，消滅私有製、埋葬“資本主義”、建造共產主義人間天堂（或其它品牌烏托邦主義人間天堂）的虛幻目標卻沒有變，反人性、反人道、反文明，尤其是反人權反法治憲政的偽科學虛無主義性質沒有變。

普京公開否定十月革命、否定列寧，但他不否定斯大林締造的蘇維埃紅色帝國，而沒有馬克思就沒有列寧，沒有列寧就不會有斯大林及其蘇維埃帝國，這條馬克思主義病毒演化變異的鏈條是任何人無從否認的。當代政治學的政體分類學說把斯大林主義與納粹主義歸類為同一極權主義政體類型，二戰爆發前蘇聯和納粹德國是正式結盟的盟國並合謀入侵瓜分波蘭，隻是由於希特勒無節製的對外侵略迫使英美法不得不聯合蘇聯結成戰時同盟，蘇聯才搖身一變，不但洗去了對內鎮壓、對外侵略的惡名，還以反法西斯英雄的麵目欺世盜名，成為聯合國安理會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大多數西方人幾乎忘記了共產主義和納粹主義是一母同胞，馬克思主義者乘隙在西方國家攻城略地，占領了一個又一個思想理論和精神文化領域。正因為前蘇聯和納粹德國是一母同胞，因此毫不意外地，普京為侵略烏克蘭提出的借口簡直就是希特勒的翻版，普京令全世界文明人類極為震驚的反人性反文明道白——“如果俄羅斯民族不存在了，人類存在還有什麽價值？”“我不介意親手終結人類文明！”——也和希特勒如出一轍。人類文明得以僥幸生存至今，是因為當年的希特勒沒有掌握核武器，而手握巨型核武庫的普京會不會兌現他的上述公開宣言，沒有人知道！因此，如果說人類文明正處在生死攸關的十字路口，或生或死完全取決於一個前共產黨人獨裁者的一念之差，這麽說一點都沒有誇大。

普京給全人類結結實實敲響了一記震耳欲聾的警鍾，他提醒我們，如果全人類繼續姑息普京以及其他普京式領導人，繼續把頭埋進自己的小日子裏無視他們的存在，遲早有一天，全人類將會在核爆炸的蘑菇雲下徹底滅絕。因此，全人類必須緊急動員起來，團結一心找到自救之道。最近的事態發展表明，西方國家已經開始意識到姑息綏靖政策的錯誤，正在緊急動員，試圖阻止普京赤裸裸的侵略行徑，打碎他的擴張主義帝國夢；但能否奏效，尤其是，西方國家從選民到政治領導人能否深刻認識到，普京這類後極權時代的前共產黨人和各色馬克思主義者一旦掌握了獨裁權力是一件多麽恐怖的事情，從而徹底殺滅馬克思主義病毒，讓人道主義、人權保障和法治憲政深入人心，成為牢不可破的全民共識，進而，徹底改造事實證明已經千瘡百孔的以聯合國為基礎的現存國際秩序，在自由民主國家主導下，聯合全世界每一個不願在蘑菇雲中化為一縷青煙的理性人，動用一切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手段終結現存的專製獨裁政權——唯有如此，人類文明才能長治久安，才能免於時刻處於核威脅、核訛詐的恐怖之中。這件事關係到全世界每一個人生死攸關的最大利益、長遠根本利益，因此誰都無權置身事外——無論你是什麽獨具特色的民族，什麽自我讚美的文化傳統，什麽優越的信仰、意識形態、價值觀和製度，概莫能外。

親俄仇美的大多數中國人該醒醒了！

以上，是本文作者對每一位中國同胞發出的嚴肅警告。

二 普京是中共的一麵鏡子

是的，普京是中共的一麵鏡子——一樣的紅色基因，一樣的共產國際血脈，一樣的民族悲情和受迫害妄想，一樣的反美反西方執念，一樣的對於法治憲政人權保障幾乎毫無概念，一樣的反人性反人道反現代文明價值觀，一樣的馬克思主義病毒深入血液和骨髓，一樣的對於現代文明一知半解甚至一竅不通……以及，特別需要高度警惕的一條：一樣的為了某種野蠻部落主義的“宏偉理想”不惜發動內戰，置同胞於血海之中。普京已經在武統烏克蘭，中共未來要武統台灣。“不是盟友勝似盟友”，很諷刺（因為普京不認可，中共的熱臉貼上了普京的冷屁股），但很貼切。

不過，客觀公正地說，差別也是存在的。首先是，普京在內政中充分顯示出他作為前克格勃特務的冷酷、殘忍、惡毒和不擇手段，最突出的案例是，對敢於公開批評和挑戰他的新聞記者、反對派領袖運用高科技手段實施一連串卑鄙下流的暗殺，而中共並沒有墮落到如此地步。

其次，在外交領域，普京膽大妄為、果斷出手的賭徒本色表現得淋漓盡致，中共則不太一樣，還是比較克製，比較顧及國際輿論和國際道義的。而恰恰是這種差別，讓幾乎喪盡天良、是非善惡顛倒的多數中國人為普京拍手叫好，認為中共太軟弱，太退讓，應該向“戰鬥民族”俄羅斯好好學習。可見，人民的聲音並非上帝的聲音；因此，在牆和雞蛋之間，我哪一邊都不站，我隻站在上帝和真理一邊（村上春樹：“在牆和雞蛋之間，我永遠站在雞蛋一邊”）。

第三，普京正在徹底顛覆現存國際秩序，中共則不然，維護現存國際秩序對中國人民、中共自身和中國的權貴資產階級都有利。正是由於搭了現存國際秩序的便車，才有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高速增長和財富積累，而且，各級中共官員從中獲利最多。中國經濟嚴重依賴國際貿易，而普京破壞國際秩序、搞亂國際貿易和國際金融，令中國經濟受損，中俄矛盾勢將因此而尖銳化。

第四，普京悍然入侵烏克蘭，中美俄三角博弈的戰略格局頓時翻轉，一方麵令中共大得其利，有可能從美國的頭號敵人降格為潛在的、左右逢源的“開心第三者”；俄羅斯則取而代之，成為美國乃至全體西方國家的頭號敵人；另一方麵，普京也令“不是盟友勝似盟友”的中共陷入進退失據、左右為難的尷尬處境，親俄反美外交路線眼看是很難繼續下去了，但回歸鄧小平路線談何容易。“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但願中共能以普京為鏡，深刻反思當前內政外交的弊端。

政治學界的主流觀點一貫認為，俄羅斯的民主轉型遠超前於中共，當前的俄羅斯已經成為半自由半民主國家，中共體製內改革派應該向俄羅斯的民主轉型取經。普京這次愚不可及的侵略冒險卻讓我看到了鏡像的另一麵，令人對中共體製內改革派更有利、更樂觀一些的一麵。有跡象表明，中共的外交路線正在從親俄反美立場向中立立場略為調整，這有可能是中共體製內改革開放派和極左倒退派博弈和妥協的結果。事實真相有可能並不像美國反共極端派認定的那麽悲觀，盡可能清晰區分中共內部的改革派和極左派既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美國的對華政策應當確有實效地壯大前者、削弱後者。自由民主國家應該繼續支持中共的改革開放，但必須是有前提、有條件的，即，中共必須進行徹底的意識形態和政治製度改革，按照既定日程表，可核查、有證據地逐步改善人權、創建分權製衡的法治憲政。西方國家無視中共的惡劣人權紀錄，隻是私下裏不痛不癢、裝模做樣地提幾句人權問題，然後與中共合謀發大財，這種可恥的對華政策必須徹底終結。同時，要避免從一個極端跑到另一個極端、從姑息縱容滑向敵對仇視，黑白二分的大簡化幼稚思維也是錯誤的，有害的。中共的統一戰線策略——“最大限度地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敵人，最大限度地壯大自己”，“一次隻打擊一個主要敵人”，等等——非常高明，極其有效，自由民主國家沒有理由不加利用。

以上，是本文作者對西方國家的選民、政治家和對華智庫專家的懇切建言。

三 中華民族如何自救？

由上述比較樂觀的估計出發，我嚐試提出一些重啟改革的初步建議：

（一）重建趨於破裂的改革共識

“改革共識”包括三項基本認知：1，不改革死路一條；2，隻有經濟體製改革、沒有政治體製改革，經濟體製改革也推行不下去，已經獲得的改革成果也有可能得而複失；3，改革開放中出現的新問題要靠進一步深入改革來解決，決不能靠不改革、甚至向極左倒退來解決。

上述改革共識的破裂，是當前中共一切內政外交失誤的總根源，不對這個病根對症下藥，中華民族的前途、包括中共的前途將十分暗淡。

（二）緊抓兩大要害

這兩大要害是，內政緊抓法治憲政，外交緊抓中美友好。這兩大要害抓住了，中國的一切問題就都好辦了。回歸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全麵深化市場經濟改革”和十八屆四中全會決議“全麵推進法治建設”的改革開放路線，做到這兩條並非不可能。

（三）抓住普京侵略烏克蘭的天賜良機

普京悍然入侵烏克蘭令中美俄三角博弈的戰略格局頓時翻轉，這不啻為中共的一次天賜良機，作為第一步，中共不妨主動充當中間人促成俄烏雙方停戰和談。但是，親俄反美的錯誤外交路線不從根本上改變，這個天賜良機是抓不住的；如果俄羅斯被普京這次入侵搞垮（這是有可能的），中共還會重新成為美國聯合全體西方國家實施圍堵的頭號敵人。其間的利弊得失不言而喻。

（四）及早啟動漸進有序可控的政治體製改革

政治體製改革的必要性、重要性不必多說了，問題在於怎麽改。與民主轉型幼稚病患者的天真看法相反，改革失控導致民主轉型慘痛失敗、甚至造成無可挽回的巨大災難的案例不但存在，而且相當常見。這個課題太大，無法詳論，我僅提供若幹要點如下：

1 中共意識形態向社會民主主義轉型

極左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專門從事破壞的激進革命理論，用來指導建設和治國顯而易見是極端荒謬的，因此，中共的當務之急，是把它們徹底丟進曆史垃圾堆，中共的意識形態應該向社會民主主義轉型。

2 先自由後民主

也就是先由各界精英達成以法治憲政為目標、漸進改革為路徑的共識，首先築牢分權製衡的法治憲政、人權保障的基礎，隨著各方麵條件的逐步成熟，再漸進有序可控地推進民主化。這是從英美現代化主流模式的曆史演進經驗中提煉出的、唯一成功的政治現代化程序，其它的現代化模式——法俄激進革命模式、德日國家主義模式、拉美左翼民粹模式等等——都是不成功的，它們不成功的根本原因不約而同，都在於忽視、排斥自由憲政，也就不可能遵循“先自由後民主”的政治現代化程序。

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高速增長令中國人解決了溫飽問題，接下來要解決的、最迫切的核心關切是什麽？是安全。現在的每一個中國人，從上到下、從富人到窮人，誰都沒有安全感，而隻有法治、憲政、人權保障才能滿足中國人當前最急迫的安全需求；因此，法治憲政是每個中國人的最大利益，即使在隻看利益、無視道義的中國人當中，也最容易得到普遍的民意支持——當然，前提是要有法治憲政知識的啟蒙，作者發布此文的主旨即在於此。

3 區分好壞民主

民主是個大家族，其成員存在相當大的個體差異；其中最需要我們高度關注的是，一定要區分好民主-自由民主和壞民主-民粹民主，以避免落入民粹民主的陷阱。要訣之一就是上述“先自由後民主”。

4 從縣一級“中間突破”

中共1980年代啟動的村民自治改革以失敗告終，證明此路不通。主要原因是，村與鄉鎮兩級行政層級太低，受到上級政府的幹預太嚴重。而省和全國層級的政治體製改革涉及麵太廣，容易造成全局性社會動蕩。因此，我建議從縣一級“中間突破”——以法治憲政為目標，以黨內逐級遞進的民主選舉、縣政協和縣人大向真正的議會製改革為抓手，漸進有序可控地推進政治體製改革。

以上，是本文作者對中共體製內改革派以及全體中共黨員的善意建言。接受不接受，能否得救贖、獲新生，全在你們自己的一念之間。人生其實可以比故事更精彩，就看你想不想要。

（四）寧鳴而死，不默而生

身處當前中共一黨專製的高壓威脅之下，就連說幾句真話都越來越成為隨時可能招來大禍的危險行為，堂堂高等學府竟然在教室裏設置監視錄像並且公開獎勵學生舉報老師，對新聞媒體和網絡言論的封鎖壓製超越了改革開放後的鄧、江、胡曆任領導人當政時期，中國人權狀況如此顯而易見的全麵惡化倒退，中共外交部發言人卻還能恬不知恥地宣告“中國是法治國家”，他們實實在在已經無恥到了前所未有的罕見境界，說謊已經成為他們的天性和本能，什麽是謊言、什麽是真話，他們對此已經完全沒有了感覺。不難想見，我在這裏發表的言論——建設性的批評言論，第一出於善意，希望中共好，而不是垮台；第二不但指出病人哪裏有病，而且開出治病的藥方——在頑固不化的中共極左倒退派眼裏無疑就是和西方“反華勢力”裏應外合的煽動顛覆性敵對言論，必須受到無產階級專政鐵拳的嚴厲打擊。很好，來吧，我已經準備好了。我的新書《馬克思為什麽是錯的》剛好完稿，自傳《周舵自述——回憶與反思》已於“六·四”事件三十周年之際由香港新世紀出版及傳媒有限公司出版，1993年在美國哈佛大學做訪問學者時啟動的研究課題《中國民主化的漸進道路》已經初步完成，家人也早已安頓好，我沒有了後顧之憂，忍辱負重、保持沉默不再必要，公開表明自己始終堅持的一貫立場——“吾道一以貫之”——就成為我當下無可逃避的道義責任——

我是中國人。中國人不能忘記孔孟原儒傳下的祖訓：“士誌於道”；“士以天下為己任”；“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雖千萬人吾往矣！”

我是基督徒。《聖經》上說，“你們要肩負起自己的十字架，去追隨耶穌基督的腳蹤”；十字架象征著全人類的苦難，它和耶穌基督有什麽關係？什麽關係都沒有，耶穌基督卻把它一肩擔起。我們基督徒的使命，就是要以耶穌基督為光輝榜樣，遵照他的所言所行，腳踏實地踐行他的教誨，去分擔他肩上的重負。基督徒進基督之門，不是來得好處的，是來忍辱負重、犧牲奉獻的。如此認知並踐行，就是基督徒；唯有如此認知並踐行，才是真基督徒。

我是知識分子。知識分子的天職，是追求真理、傳播真理、捍衛真理，為此付出受迫害乃至犧牲生命的代價，乃是知識分子的宿命。

歸根結底，我是文明人類的一分子。捍衛人類文明的道德標準，是我義不容辭的責任。

“有些鳥是注定不能關在籠子裏的，它們的每一片羽毛都閃耀著自由的光芒。”

“與其詛咒黑暗，不如點亮一支蠟燭。蠟燭隻有微光，但也足以驅除黑暗。”

“生當作人傑，死亦為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李清照這首詩，大氣磅礴。巾幗尚能如此，何況須眉。

以上，是我對少數、或許是極少數的優秀中國人、中華民族脊梁的贈言。我堅信，你們一定會站在我這邊，和我一起為一個光明的、受到全世界文明民族尊敬的自由民主新中國努力奮鬥。

1989年“六·四”慘案至今已將近33年，無論我多麽溫和、理性、善意和低調，依然始終位居中共密不示人的持不同政見“危險分子”黑名單上的前幾名；盡管如此，許多朋友冒著受我連累、上中共黑名單的危險，義無反顧、或明或暗地慷慨幫助我，並且，這樣的朋友越來越多。借此機會，我要向這些朋友表達誠摯的謝意和敬意，我由此知道自己不是孤軍奮戰；從你們身上，我看到了中華民族的光明未來。

2022年3月6日

（作者為前中央團校講師，北京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研究所研究人員，北京四通集團高管，美國哈佛大學訪問學者，1989年6月4日淩晨組織大學生與市民和平撤離天安門廣場的四名知識分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