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影“小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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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遺憾”的合影經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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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5月23日，在延安文藝座談會的第三次會議上，拍攝了這張合影。
在排隊等候照相時，有些人以為等的時間會很長，便去樓後麵的廁所方便，之後又慢步返回。等走到現場時，照相已畢，成了終生遺憾。鍾敬之等人到前邊正在施工的中央大禮堂工地上觀看，剛一走到，回頭一看照相隊伍已排好，急忙回跑，同時喊著“等等我們”，總算擠在第三排邊上。
由於各種各樣的原因，有些人照相時沒有趕上，這些人在照片上都找不到。所以，實際參加座談會的人數，比合影中的105人大約要多出20人左右。正是因為這一情況，所以後來在一些有關文章中，對於參加座談會的人數就有了不同說法。
《延安文藝座談會代表合影》吳印鹹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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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背後的記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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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影的拍攝者，是著名攝影藝術家吳印鹹。
吳印鹹是江蘇沭陽人，生於1900年。他早年在上海美術專科學校學習的時候，就開始攝影。參加延安文藝座談會，他是作為延安電影團的代表出席的，拍照片的時候，已經42歲了。
在開會的過程中，他就在琢磨，怎樣把這個具有曆史意義的會議攝入鏡頭保存下來。但是會議現場屋小人多、光線昏暗、煙霧彌漫，很難拍出理想的照片。於是他抱著試試看的想法找了毛主席，提出了到室外拍張參會人員大合影的建議，毛主席聽後欣然同意了，當即決定散會後到室外拍照。毛主席親自招呼大家到外麵照相，他自己先坐了下來，大家很快圍了上來站好坐定。毛主席對此次會議如此重視，對在延安的文藝工作者如此的親切，使全體參會者激動不已。
（部分文字摘自《延安日報》：延安文藝座談會代表合影背後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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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縱即逝的“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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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藝“小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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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藝家的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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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延安文藝界的總體情況，可以用“兩個陣營、三大係統、四個山頭”來概括。所謂“兩個陣營”，就是魯迅藝術文學院（簡稱“魯藝”）和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延安分會（簡稱“文抗”）。所謂“三大係統”，是指中共中央文委係統、陝甘寧邊區文化係統和部隊文藝係統。所謂“四大山頭”，是指魯藝、文抗、青年藝術劇院、陝甘寧邊區文協。當時，延安有影響、有成就的文藝家大都集中在魯藝與文抗兩大陣營。
座談會後，魯藝人率先按照毛澤東的指示，把身子撲下去，深入到火熱的工農兵生活中，專心致誌搞“文藝下鄉”。
陝北人每年春節都要“鬧紅火”、扭秧歌，但1943年春節注定是魯藝人的春節。魯藝秧歌隊扭出“新秧歌”（老百姓叫“鬥爭秧歌”）和演出的“新秧歌劇”。這種“舊瓶裝新酒”的新秧歌，形式上喜聞樂見，內容上令人耳目一新。老百姓奔走相告：“魯藝家的來了!”“魯藝家”是老百姓對魯藝宣傳隊的一種親切的稱呼。
王大化和李波是魯藝宣傳隊的明星，他倆演出的《兄妹開荒》第一次展現翻身農民的形象，是最受歡迎的新秧歌劇。隻要他們有演出，老百姓就說：“看王大化去。”毛澤東看了後很高興：“像個為工農兵服務的樣子！”
“新秧歌”和“新秧歌劇”的興起，標誌著延安文藝新時代的到來。
（部分文字摘自《人民政協報》：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幾個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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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上、牆上、大樹上
都站滿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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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藝時期的歌劇《白毛女》劇照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之後，魯藝和延安的各文藝團體，興起了新文化運動。他們響應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精神，深入群眾，奔赴前線，創作出了一大批優秀的文藝作品。而誕生在當時的舞台歌劇《白毛女》，無疑是其中最有劃時代和裏程碑意義的經典作品。
1944年，西北戰地服務團回到延安，帶回一個“白毛仙姑”的民間傳說。魯藝院長周揚得知後，決定用它搞一個新歌劇，向黨的“七大”獻禮。
周揚把此任務交給了戲劇係主任張庚。張庚立即把它作為戲劇係和實驗劇團的重要任務布置下去。之後，魯藝戲音（戲劇係、音樂係）部委員會研究確定，組成集體創作組和集體導演組，由魯藝戲音部委員會委員王濱（原名“王斌”“王彬”後改為“王濱”，為魯藝戲劇係的教員和話劇團導演）直接領導並擔任《白毛女》集體創作組和導演組的負責人。
“魯藝”版歌劇《白毛女》劇本封麵
在創作、排練過程中，遇到很多問題。因為是一部大歌劇，沒有劇本，完全是在一個傳說基礎上，從零開始進行架構，創作難度可想而知。
開始時，劇組的排練場地就設在魯藝大院場地中。他們在露天場院裏弄了一個簡易的舞台，下麵用長木板和磚頭搭成觀眾席，這樣魯藝所有的教職員工，隨時都可觀賞到《白毛女》的排練情況。到了後期，全劇基本成形後，就進入了延安的小舞台上排練了。因魯藝的門戶始終都是開放的，老鄉們聞聲便絡繹不絕地進來觀看，王濱和劇組的人都非常注意搜集老鄉和同誌們的意見，不斷進行修改。
在表現形式上，采用老百姓喜聞樂見的虛擬表演手法，布景用代表性的大道具加平麵景，不設門窗，便可與虛擬的表演手法相吻合。對於我國戲曲的表演程式，隻學它節奏強烈、帶舞蹈性的特點。由此可見，劇本組的創作思想進一步體現出《白毛女》來自於人民的生活，經過藝術加工後，又要高於生活的意願和服務於人民的目的。
就在排練緊張進行時，創作組接到了臨時任務，《白毛女》的創作被打斷了！這時，距離黨的“七大”召開很近了。為了趕進度，就形成了緊張的流水作業，即創作出一場戲就排一場戲，為了盡快落實，劇組從文學係選來了剛畢業、二十歲的尖子學生賀敬之到劇本創作組。在王濱的帶領下，大家群策群力，當排練進行到最後一場“鬥爭會”時，賀敬之因過度勞累病倒了，所以他推薦了丁毅（丁一）來寫這一場的歌詞。
最終，成就了由賀敬之、丁毅（丁一）創作而成的永恒的經典《白毛女》。
都是滿村空巷，扶老攜幼……有的淚流滿麵，有的掩麵嗚咽，一團一團的怒火壓在胸間。
親曆者“小故事”
2012年5月17日，延安文藝座談會親曆者、新中國第一部故事片《橋》的編劇於敏在北京居所接受了記者的專訪。說起70年前的延安文藝座談會，他仍然能準確地回憶起很多的人和事。
於老說：“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的時候，我在魯藝戲劇係工作。當時，中央請胡喬木負責籌備延安文藝座談會，他們發出47份請柬，我的名字不在這47人的名單中。5月2日那天，是個星期六，我和幹學偉在魯藝駐地的東山下散步，碰到我們的院長周揚同誌從山上下來。他招呼我們跟他一起去楊家嶺中央大禮堂開座談會。這樣，我們兩個‘小沙彌’，跟著我們的院長就去了。這個會，就是意義深遠的延安文藝座談會。”
據他介紹，會議開了三次，是在1942年5月的2日、16日、23日這三個星期六的下午召開的。前兩次在楊家嶺中央大禮堂舉行，後一次因為人更多了，就挪到室外土坪舉行。
“好多記者問我那個會是怎麽開的，主席台是什麽樣的。其實，那個時候既沒有獻花，也沒有主席台，更沒有什麽桌牌，安排什麽座位。大家隨意散坐，不拘一格。中央大禮堂是一所瓦頂磚牆的大棚子，靠牆靠窗擺了一些小方桌，四邊有長凳，禮堂中央也擺了一些長凳。我坐在一張短凳上，旁邊就是秦邦憲同誌，不遠處就是朱總司令，他們都跟大家坐在一起。聽會的時候，秦邦憲還跟我一起‘咬耳朵’呢。”
“毛主席講話時一直站著，他的開場白在發表時標為《引言》。他一開始就標舉5個方麵的問題，即立場、態度、工作對象、工作和學習。說實話，我隻泛泛地聽著。隻在講到他自己的感情變化時，我動心了。他說自己是學生出身，養成一種習慣，在大家麵前挑自己的行李，也覺得不像樣子。‘那時，我覺得世界上幹淨的人隻有知識分子，工人農民總是比較髒的。知識分子的衣服，別人的我可以穿，以為是幹淨的；工人農民的衣服我就不願意穿，以為是髒的。革命了，同工人農民和革命軍的戰士在一起了，我逐漸熟悉了他們，他們也逐漸熟悉了我。這時，隻在這時，我才根本地改變了資產階級學校所教給我的那種資產階級的和小資產階級的感情。這時，拿未曾改造的知識分子和工人農民比較，就覺得知識分子不幹淨了，最幹淨的還是工人農民，盡管他們的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這就叫做感情起了變化，由一個階級變到另一個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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