摒棄“大國崛起”，全民勵精圖治——正路思考
中國人既然這麽聰明，聰明得可以到處為人師，為什麽世世代代不能像比較“不聰明”的民族那樣形成同舟共濟的共識?為什麽不能學會組織起來並且造成共同遵守的製度?為什麽中國人仿佛隻有聰明但缺少智慧?
對於“大國崛起”這個口號（是否由中國改革開放論壇理事長鄭必堅先生首倡的“和平崛起”演化而成仍待考證），十多年來的觀察使區區在下一個看法非常確定：不應當讚成。筆者不揣簡陋，誠懇希望國人接受另一個口號以為取代：勵精圖治。
勵精圖治，原是君王（天子）立念，治的對像主要還是下民，治得家奴，就是治好了國。中國自進入現代——且勿追究是如何進入的——以來，特別是號為新中國的國家成立之後，國家的主人不再是天子，也不應該是任何或經公認或乃自封的精英或先覺群體，而必應是這個國家的公民全體，這就是今天可談的勵精圖治題中應有之唯一主語。上世紀清華園學子倡議國民“從我做起，從現在做起”，原本說出了這個意思。後來國家不幸，改革多歧，上不可問，下不可倚，與之伴隨而盛行的口號竟爾成為“大國崛起”。自茲種種以來，一度有些主旋律氣像的那種挺身作主人的蓬勃民氣早就漸次消失，不見了。
所謂社會成員的勵精圖治，用接地氣的話說，無非“把自家的事情做好”之意。與“大國崛起”的實踐相對照，勵精圖治側重於更多的思考，更多的協商，更多的盤點和及時修正，並不需要急急忙忙對外宣示，更不需要大言欺人或者自吹壯膽。
要提倡社會公民勵精圖治，宜先檢點一下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走過的路。對它的前三十年（約數），最好的概括描述之一是小說家王小波的一段隨筆：“烏托邦是前人犯下的一個錯誤。不管哪種烏托邦，總是從一個人的頭腦裏想象出來的一個人類社會，包括一個虛擬的政治製度、意識形態、生活方式，而非自然形成的人類社會。假如它是本小說，那倒沒什麽說的。要讓後世的人都到其中去生活，就是一種極其猖狂的狂妄。現世獨裁者的狂妄無非是自己一顆頭腦代天下蒼生思想，而烏托邦的締造者是用自己一次的思想，代替千秋萬代後世人的思想，假如不把後世人變得愚蠢，這就無論如何也不可能成功。現代社會的實踐證明，不要說至善至美的社會，就是個稍微過得去的社會，也少不了億萬人智力的推動。無論構思烏托邦，還是實現烏托邦，都是一種錯誤，所以我就不明白它怎能激勵人們向上。我們曾經經曆過烏托邦鼓舞出的蓬勃朝氣，隻可惜那是一種特殊的愚蠢而已。”（《〈代價論〉、烏托邦與聖賢》）
就現在五十歲以上的人記憶所及，王小波將我們的青春寄托歸類於烏托邦，十分貼切。至今還有人高調標榜自己的理想社會為“烏有之鄉”。在上述之特殊的愚蠢年代，堂上，一個精神褊狹、為維持天縱英明的假像而一生文過飾非的人被吹噓為世界人民的偉大導師，連他那些語意不清的話也被奉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適真理；堂下，萬千腹內空虛的中國人天天呼喚“要解放天下三分之二的受苦人”，隻有“落後”和“反動”的中國人在陰暗角落裏才能實話實說——“我看咱們才最受苦”。哀哉回顧，那時種種逞強的對外宣示，如俗話形容，正是賴蛤蟆墊桌子腿兒——鼓著肚子硬挺，其實沒有震住萬國，隻是蒙蔽了中國人。
中國之路的最近三十年（也是約數），肚子空虛的問題解決了（但肚子以上再以上的器官仍不免空虛），這首當歸因於令人不可容忍的人禍終於被認識、被唾棄。社會產品豐富了，生產總值大大增加了，依靠人口體量，集合舉國之力，中國可以辦出一些其他國家或者辦不了、或者不屑辦、或者談不到究竟所以然就是沒有辦的事情，例如不待論證有結便揮斥巨資在南方幾億國人頭上懸起的三峽水庫，又如無需考慮用地成本而大幹快上滿地爬的高鐵。這些，縱使能全加起來，縱使真地全是正的東西如正能量，相對於十多億中國人的幸福、尊嚴和民氣培育之所需來說，也還遠遠達不到值得言說的水準線，實在並不足以激勵當國者對外顯示軟硬“實力”。
前三十年，後三十年，以上提到的教訓有共同的表現特征：為了虛的，誤了實的。揀其犖犖大者而述，不是為了說明大國健忘，隻是為了指出“崛起”的鼓吹者忽略了些重要的根基，例如立民，那是大國第一不可或缺的因素。
把皇帝身上究竟穿了一套燦爛新衣還是隻有一副原裝皮囊審視清楚，說出來，對於“從我做起、從現在做起”究竟要做什麽的問題更容易走向共識。
同舟共濟
常有人說中國人缺少公德意識。但是，對公德之為物，“同舟共濟”這四個中國字卻是最為簡明達意，既表明了公德之所為何來，也道出了公德的理想境界。然而這個古訓未能經常落實。據新聞報導，僅２０１４一年，中國乘客在飛機和其他公共交通工具上“崛起”肇事總計竟達一千多起（形容鬧事為“崛起”，因為其中確有很多次是發生在國際航班上，給外人看的）。有關共濟，一則寓言故事是這樣的：毒蠍央求青蛙馱它過河，青蛙怕挨咬送命，毒蠍說，毒死你，我也得淹斃，是這麽個道理不?青蛙同意；中流半渡，毒蠍到底忍不住，還是咬了青蛙一口……青蛙臨死前說，能不能請教一下，這到底是為啥嘛?毒蠍說，其實這跟道理不相幹，這是我的本性。這個故事有不同的講法。美國前總統裏根的版本是，毒蛇讓海龜馱著過地中海，對共渡者奄奄一息時的“為什麽呀”，毒蛇的回答是簡單一句“這裏是中東”!裏根把它拿到宴會上當笑話講給客人。今天，要是針對中國乘客在公共交通工具上鬧事的最新新聞，把這個寓言的最後一句改為“這裏是中國”，您笑得出來嗎?
同舟共濟是幾千年文化中的好東西，所傳的道理，是生於社會的人有共同利益；對共同利益能夠認同，才可能使社會持續發展。丟棄這個道理，就是抱著悠久文化，卻丟掉其優秀部分，隻誇說它老，並沒有什麽好。
鍛煉組織
無庸諱言，最廣為人知的中國特色是：中國人要麽無組織，是一盤散沙，要麽有組織，是一坨寒冰。以己之特色測度世界，就有人說奉行民主製度的國家亂像多，人民遭殃。但無論上下誰都知道這樣的說法從何而來。還有個說法是，不要人多嘴議論，方能產生效率。看看曆史，以治國論，這種效率的最高典範是納粹德國。盡管發生在幾十年前，那個西方樣板的效率仍是今日中國難以企及的。可見效率絕不是國家民族走正路而立於不敗的保證。由“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的曠古未有的組織形式，被運用貫穿到社會基層，得到了大陸江山一統的結果。其後數十年，正因堅守這一組織形式，便恰恰保證了“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誌、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麵”永遠不可能實現，除了作夢、在哪兒都看不到。今天，對民主集中製（民主本是為了實現集中，集中卻不是為了指導而是為了服從、以使行政名正而言順）的理想描述已經成了堅不改革者公然南轅北轍的車旗。饒有治國經驗和曆史責任感的趙紫陽曾對人說，我們現在不培育反對黨，一旦（社會）有事就會很危險。這句話，除了講到政黨（執政與在野）應服務於社會這層意思，也預示公民必須學會組織自己，不隻為了反抗和訴求，更是為了協調、穩定和共進。現代憲法中都規定公民有結社自由，根本原因應是在此。這位賢者點出的道理，與當年王鼎鈞先生對監視他的國民黨特務講說的“民主，就是解決如何‘失國’（指從專製走向憲政常態）的問題”是一脈相通的。王先生盡管失望地離開了台灣，終竟在有生之年看見自己的道理在那裏得到證實，比趙先生幸運得多。
為了中國人站立於現代社會、達到能經過上下協調組織自己的國家的政治局麵，廟堂與江湖，哪邊應先邁開第一步?如同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古老問題，討論與“做起”並觀，應當哪個在前、哪個在後?自清末民初以來的實踐揭示了一些答案，但需要更多的人在言行互動中達成共識。
朝向文明
“階級鬥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曆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從這個對“曆史唯物主義”的解說引申生發，中國人長久以來篤信“階級鬥爭是你死我活的”這樣一句話。如果我們能像《新階級》的作者密洛凡·德熱拉斯那樣，在分析曆史和社會問題時盯住事實和現像，不急於把事實嵌入理論推導的框子，自然就可以憑常人之眼看到：你死我活，那是自然界生物生存鬥爭的特征；社會差別，階級產生的根源，不可能通過你死我活的鬥爭而消除，在一部分人被消滅之後，差別和階級照樣發生，仍在人間；在曆史進程中，要促進社會人群的進步而不是崩潰，階級鬥爭必須采取政治鬥爭的形態才會有結果。幾千年的曆史，應是人類為了共存而一步步轉向文明的曆史。在設立於美國密西根州首府蘭辛市的州博物館中，參觀者可以坐下來看一部紀錄片，看到近百年前美國汽車製造廠裏勞資兩階級的鬥爭景象。當罷工中的勞方要求被資方認為太超前而予以拒絕時，談判談不下去。此時，作為統治階級的代表，州長可以依法調動州警以至州國民警衛隊強製工人複工，以前也都是那樣辦的。但是隨著實踐重複經驗增多，作為社會政治家的州長產生了新的認識：武力壓服會最終導致兩敗俱傷，傷害社會。他的決定是一麵不派警察進廠，一麵對資方加壓，要求雙方限期達成協議。美國人把這段曆史放在博物館裏展覽，可見它是作為一個“正能量”、而不是一時權宜之計而留諸史冊的。資中筠先生談過“打出來的國家”與“談出來的國家”的區別，指出：打出來的國家不如談出來的國家站得住腳。“結論是隻有政府根本目標改變，隻作為一個保護公民基本權利的手段，不能達到這個目標就要改革，或換掉。”這裏的“政府根本目標”，亦應解為國家的根本目的。世道本應如次：政府的根本目標應是服務國家，國家的根本目標是保護主人即公民的基本權利（生命、財產、思想、言論）。現今實然者與應然者逆向而行，謂：公民的任務是服從於國家（愛國），國家則以執政黨為其“核心利益”。資先生沒有進一步推論的是：打出來的國家不惟站不住腳，崇尚“打江山坐江山”的文明能與新的文明永遠共存於世嗎?
走向野蠻是與世為敵，是希特勒和東條英機的路，要取敗自亡就一定要走，不動搖。走向文明是與世共存，是某些人聲稱“絕不搞”的道路，卻是國家民族欲求興盛之所必由。
結語
呼籲棄絕“大國崛起”、采納勵精圖治為口號，是為重要國是，小民如筆者有沒有話語權?舉例來說，一說麵對的是霧霾問題，專家會說，先弄清“霧霾”是什麽，你才可以談。所以，老百姓必須用接地氣的語言，說要解決的是髒空氣問題，是咱們每天不得不出門吸進身體的那些東西的問題，專家要是懂，拜托，快點兒說說清楚。又如轉基因食品，學過生化的方是民說，崔永元不懂專業，不配對此發言；而小崔所追問的，是那些新型食品的生產來源和市售盈利機製為什麽不能對消費者公開、讓大家吃個明白；所以，崔永元有權發言，他在努力試圖補社會的鍋。資中筠先生評論某種特色的社會主義，謂之為有某種特色而無社會主義。可是這個特色又是什麽呢，其實是有主義而無社會，即無所謂社會、隻剩下了“主義”。這個主義的特色，一曰空洞無物，二曰任意變形。同一個“馬克思主義”，同一個“社會主義”，握有權力者根據彼時此時的需要來解釋，前三十年，後三十年，鹿也曾經叫馬，馬也可能稱鹿，“站起來了”的人們隻有肅立恭聽閉口不言的份。經過所有這些教訓，筆者以為，從本人出生到毛主席逝世，自己多半生時間裏生活在“毛澤東時代”和一黨製度之下，中國的事經曆得夠多，避開路線、方針、政策（非指令狐子弟）等等大詞兒，也應當有資格談談中國人走什麽路不走什麽路的事情。
（2015年3月明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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