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說《活著的我不是我——葉文福訪談》

評說《活著的我不是我——葉文福訪談》

常樂俠

《將軍，不能這樣做》（又名《將軍，你不能這樣做》，以下簡稱《將軍》）無疑是一首好詩，尤其是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中國大地的腐敗妖風初起於青萍之末的時候，它掀開了尚處於羞羞答答狀態的腐敗的蓋頭。（《將軍》詩請見鏈接：http://www.mzfxw.com/e/action/ShowInfo.php?classid=19&id=16477）

詩的作者葉文福（以下簡稱“葉”）無疑也是一位不僅具有洞察力而且兼具才華的詩人，否則也不可能在後來那個滲透於整個神州的腐敗剛剛開始“一從大地起風雷，便有精生白骨堆”時，就敏銳而激情地寫出那麽一首針砭時弊傳頌一時的好詩來。

葉文福接受中國詩歌流派網獨家訪談：《活著的我不是我》

截至讀到《活著的我不是我——葉文福訪談》（以下簡稱《訪談》）之前，葉其詩、其人一直留給我上述的良好印象。不幸，這樣的印象在讀了該篇訪談之後戛然而止、徹底反轉。（《活著的我不是我——葉文福訪談》原文請見鏈接：http://mjlsh.usc.cuhk.edu.hk/Book.aspx?cid=4&tid=5058 ）

《訪談》很長。讀完全篇訪談，令我對葉倒足胃口。原因歸結於如下三點：

抬高自己：極度膨脹，囂喧張狂

《訪談》剛開篇葉就向讀者描繪出一幅其《將軍》詩發表後如何被一係列報刊競相轉載的“盛況”。緊接著就自我陶醉了：

“這種狀況是中國詩前無古人到目前是後無來者的，這是中國詩第一次適時而準確地點中了中國病態社會的死穴。”（注：本文所有斜體字均為引述葉的原文）

好家夥！葉毫不謙遜地把自己的這首《將軍》詩抬高到“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最新高度，著實令人敬佩他的野心、勇氣和想象力——或許還有無知？我隻是想在這裏弱弱地問一句：光憑著自己的手揪著頂上那幾撮頭發，真的就能夠登月了麽？

我是從《將軍》一詩發表的那個年代走過來的人，對於當時該詩發表後的社會效應還是有一點記憶的：若說產生過一點影響或許符合事實，要說引發了社會轟動絕對言過其實。本文開篇的兩段對於其詩其人的印象，就是從那時的記憶留存下來的。我深信：任何評價隻要恰如其分，都能得到曆史的認可和記載。然而，一旦評價尤其是自我標榜超出了實際應有的高度，最終隻能走向事物的反麵，從失去事實支撐的高處跌碎在地上。

到底葉的《將軍》詩在“中國詩”中是否具有他自我標榜的那種獨一無二、空前絕後的地位，我深深感到疑惑。於是我上網查詢了相關的信息，發現結果遠非如同葉所自我吹噓的那般傲視同儕。

詩壇上影響力至今仍然熾熱不減當年的古人自不必說，那可是一係列汗牛充棟的名冊。他們的聲望和成就曆經時光的磨洗至今如雷貫耳，遠非葉所可比肩，何來前無古人？即便曆數現、當代的詩人，許多也是葉所望塵莫及的。查“新中國最具影響力的十首詩詞”中，依次為毛澤東的《浪淘沙﹒北戴河》、陳毅的《青鬆》、朱德的《詠蘭》、臧克家的《老黃牛》、葉劍英的《八十抒懷》、劉征的《臨江仙﹒北海公園重新開放，園中散步》和《念奴嬌﹒追思焦裕祿》、劉章的《山行》、馬凱的《山坡羊﹒自在行》、葉嘉瑩的《七絕》。即使認為評價這十首詩的政治意味太強，那麽列名於“中國新詩十大代表詩人”的則是徐誌摩、馮至、戴望舒、艾青、餘光中、席慕容、食指、北島、舒婷、顧城。另一“當代十大詩人排名”依序是胡適（代表作《希望》）、艾青（代表作《我愛這土地》）、徐誌摩（代表作《再別康橋》）、海子（代表作《麵朝大海，春暖花開》）、洛夫（代表作《煙之外》）、易白（代表作《種子的選擇》）、北島（代表作《回答》）、汪國真和舒婷（並列第八，汪代表作《熱愛生命》，舒代表作《雙軌船》）、席慕容（代表作《無怨的青春》）、食指（代表作《相信未來》）。如果搜尋“影響最廣的十首中國現代詩”，則是徐誌摩的《再別康橋》、戴望舒的《雨巷》、餘光中的《鄉愁》、海子的《麵朝大海，春暖花開》、顧城的《一代人》、北島的《回答》、卞之琳的《斷章》、鄭愁予的《錯誤》、舒婷的《致橡樹》和汪國真的《熱愛生命》。還有其他許多針砭時弊卓有成就的一大批詩人群體無法一一道來，他們本來都有資格列名於上麵各種排名之中的。我努力從各種標準評定出來的詩人排名中，試圖尋找出葉的大名，非常遺憾，沒有。或許在葉的心目中，以上排名都不屑一顧，隻有他自己才是宇宙第一。然而常識告訴我們：詩歌是給人看的。沒有作者之外的人欣賞並做出評價和排名，第一無非就是單一，沒人在乎。當然，我也不認為當代詩壇史不該給葉留下一席之地，哪怕在犄角旮旯留個名位也不屬過分。隻是一個詩壇上的匆匆過客，如此自抬身價的確實罕見，也堪稱可笑。

1945年當毛主席到重慶談判時應柳亞子先生之請，初次發表他的《沁園春﹒雪》時，確實引起過旋風般的社會轟動。一時之間，傳頌的、評論的、考證的、抨擊的文章占據了幾乎所有紙質媒體的版麵。重慶的國民黨宣傳部門還發動了一場競相仿效的填詞運動，試圖將毛的《沁園春﹒雪》從氣勢上、藝術上比下去。可是不比還好，越比越凸顯出了毛主席原作的無可超越和強大影響力來。最後當局隻得甘拜下風，不了了之草草收場。恕我孤陋寡聞，這是我所知道因為一首詩（詞）引起社會轟動的唯一一次，我不知道還有誰因發表哪一首詩（詞）引出的漣漪竟超出過這一次的？葉先生總不會認為自己的詩發表後的轟動超出了《沁園春﹒雪》吧？

中國詩壇從曆史到現實這好一派枝繁葉茂的盛景，怎麽到了葉的嘴裏卻隻剩一片荒蕪之地（“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我們這個時代的特征是荒蕪，還奢談什麽文學呢？”），好像隻拜他葉文福的文才宏思才成就了“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一枝獨苗？

前不久網絡流行一種“凡爾賽體”文學，大致是先拿出某種得到大家認可的參照物（譬如高貴馳名之類）將自己置身其中加以對比，以先抑後揚、明貶暗褒的手法從中炫耀自身優越的一種伎倆。葉也精於此道，隻是少了矯揉造作，上來直接就是踩著別人攀高自拔。為了標榜其文學地位，他故弄玄虛抬出曆史巨匠與自己做了如下的褒貶對比。看看他是怎樣吹噓自己的：

“無獨有偶，在北師大講演的有兩個人：魯迅和我。幾十年間，不斷有人挑釁地問我，你覺得你在北師大的講演比魯迅的講演如何？我也就不假思索地迎著挑釁而答：我肯定講得比他不知好多少倍。他的講演隻不過引起一些研究者的雅興，而我的講演驚動了最高統治者，逼得他不得不對我痛下殺手。”

在自鳴得意中，還不忘踩別人一腳：

“講的過程中，人越來越多，講演完了擠得教授們站都站不起來。連著兩天講演兩次，每次都是4個小時。我當然比魯迅講的好得多。”

“魯迅和我”站在同一講台演講，“我當然比魯迅講的好得多”：這“無獨有偶”仿佛不是葉沾了魯迅的光，反倒像魯迅虧欠了他似的。這種“凡爾賽體”的隱晦對比和公然標榜，難免讓人產生一種語境上的錯覺：似乎曆史上在北師大曾經演講過的巨匠大師隻有魯迅和他“兩個人”（大概他如此對比就自以為算得上是文學巨匠詩壇大師了？）。以葉的文化水平，應知這“有兩個人”四字表達出的含義實在模糊：是“曾有”、“其中有”還是“隻有”？他刻意耍了一個欲揚故隱的把戲：一般人很難不將卡在葉喉嚨中那個像濃痰一樣沒有咳出來的“隻”字與“有”發生聯想。計魯迅1932年北師大演講到葉1981年北師大演講，中間曆時四十九年。我沒有詳查過其間有多少名人到過北師大演講，相信那個數字至少應該在三位數，兩位數都算趨於保守了，更何況隻有魯迅和葉“兩個人”乎？葉忽略其他演講者而獨獨拿魯迅與他齊肩比照，細細品味有點意思：能和文豪魯迅處於同一層次或者同等待遇上，已屬難得；更其令人佩服得五體投地的是他葉文福還將赫赫有名的大文豪魯迅都比了下去，而且居然還是不費吹灰之力地“比他不知好多少倍”！這話說得何其飄渺而輕巧啊！

如此對比，足見葉也未能免俗地趨炎於名人效應，處處企圖踩著名人的肩膀向上攀爬。瞬間，葉就將那位前央視記者芮成鋼說的“我一個非常好的朋友，美國前總統克林頓”秒殺了，隻是其手法、其人格、其境界更嫌拙劣罷了。

葉並不滿足於踩著魯迅和調侃那些聽他演講後“站都站不起來”的教授們來為自己登峰造勢，仍繼續自我膨脹地做了如下的描述：

“我的講演一有思想，二有學問，三有信仰，四有語言，五有激情，六有節奏，七講究身段。怎麽能不成功呢？講完之後，大學生在街上遊行，挽著手哭著喊‘葉文福萬歲！我們要見葉文福！’把警察都嚇壞了。”

一二三四五六七，舍我其誰數第一？怪不得能令聽眾著魔般既哭又喊高呼著“葉文福萬歲”的口號滿大街地遊行呢。據說同樣的口號還出現過一次：

“1981年，有一次我朗誦《祖國啊，我要燃燒》，朗誦完之後，殷之光激動得滿臉是淚水，連鼻涕都流出來了。他扯起嗓子喊了一句誰也想不到的口號：‘葉文福萬歲！’”

不知讀者看到這裏是何反應？我讀了上麵兩段實在肉麻之至的描述，真心忍不住笑噴出來：真是大言不慚的無恥新境界啊！我難以考究這些隻有在虛構的馬屁文學中才會出現的情節之真實性，也不知那些涉事其中又哭又叫的北師大學生、“站都站不起來”的教授、“嚇壞了”的警察乃至涕泗交下的殷之光先生是否願意確認如此不堪的描述。即便是寫真紀實，亦屬愚昧媚俗，與沉湎於形味描繪排泄物幾無差別，絕不值得當事人如此自奉高光實則出乖露醜。葉絲毫不思避嫌地借用他人之口喊出“葉文福萬歲”這樣無腦無聊無恥的口號，竟連一點點自慚形穢的廉恥心都沒有，還一再津津樂道於細枝末節的描述，葉詩人那副隱藏在肺腑深處的醜陋齷齪一經勾連即起漣漪的得意忘形趾高氣昂之心態，怎能不令讀者反胃作嘔？

嘲弄讀者：解析標題

回到標題的含義上來。“活著的我不是我”，那麽誰才是“我”呢？這不禁讓人聯想到中國古代一個著名的哲學命題“白馬非馬”來。可惜，葉文福不是公孫龍，“活我非我”不是“白馬非馬”，雖然他的標題看似玄虛，卻談不上什麽哲學深度。

按照字麵邏輯推理，既然“活著的我不是我”，則很難不讓人做出“死了的我才是我”的判斷。為什麽葉會如是說？是因為“棺不蓋論不定”麽？是因為活著的時候，“我”是會變化的，昨天的想法與今天的想法不一樣，今天的我否定了昨天的我，將來的我再否定今天的我，思想始終處於飄忽不定的變化狀態之中？

對於標題，葉是這樣自述的：

“我覺得：活著的我不是我，而是我的民族的真實。”

借用代數表示即：A≠B，A＝C。將原話代入後得出：

活著的我是我的民族的真實；我不是我的民族的真實。

那麽，什麽是“我的民族的真實”呢？頗為費解。不過，從葉論述他的詩與民族的關係中，我們還是可以窺見一些端倪的。《訪談》標題下，葉談的都是他的詩，以及詩與民族的關係。可見標題與詩作、與民族之間，存在著某種內在聯係。且先看葉怎麽談他的詩與民族：

“36年過去，這個民族至今沒有消化這首詩，也就是說，沒有讀懂這首詩。包括許多朋友，包括許多正麵的評論家和反麵的小醜，包括許多讚揚者，至今還在說這首詩是所謂反腐第一槍雲雲。這個民族的淺薄使我心寒猶徹，這個民族的無恥更使我不寒而栗。”

“36年過去，置身於這個無知的民族，在這個野蠻殘酷荒蕪的年代，我麵對的是這裏的聰明的和愚昧的人們，不知道是真的還是假的故意讀不懂我的詩，說我的詩是反腐的利器，要以它為他們認可的政治服務。”

“我的詩《將軍，不能這樣做》是對這一場所謂革命的性質的拷問，對文學有一點常識的人都應該懂得，在這首詩中，所謂反腐，不過是進入主題的切口。”

這裏，葉以四個詞、八個字概括了“我的民族的真實”：淺薄，無恥，無知，愚昧。在葉眼裏，這個民族多麽不濟、多麽無可救藥啊！

看了《訪談》之後，所有曾經讀過《將軍》詩的人都難免會問一個問題：這首詩的主題除了“反腐”之外，是否還隱藏著一個更加深邃的什麽其他主題？或者是否像葉所說的那樣它並非是一首“反腐”詩？真的像他所說的那樣不過是通過“反腐”的切口更深入到某個層麵批判這個社會？我認真地一再拜讀《將軍》詩，力求在字裏行間發現、挖掘比“反腐”這一主題更深刻的一些蛛絲馬跡來。可惜我的思維拙鈍，竭盡搜索之能竟毫無所獲。

我實在是看不明白：在詩中，明明是讚頌過去革命戰爭年代的曆史，明明是謳歌“我們解放了”的新中國，明明是以入黨誓言和無產階級本色為位高權重的腐敗高官敲響警鍾，明明是以周總理的高風亮節對比腐敗高官的自私卑鄙，明明是以飽含對於四個現代化的期待去痛斥社會蛀蟲的侵蝕。試問：詩中有哪一字、哪一句暗含了通過“反腐”這一道切口，深入到那所謂的虛無主題？哪一行、哪一段發出了“對這一場所謂革命的性質的拷問”？我看不出來，我的朋友們看不出來，乃至我所置身於其中並且為之驕傲、葉置身於其中卻為之心寒的民族看不出來。我們原來都自認為已經讀懂並欣賞的這首《將軍》詩，現在在葉嘴裏居然是所有讀者乃至整個民族都未曾消化、未曾讀懂！這一切葉不僅沒有歸咎於自己的辭不達意、文不對題——如果真的存在一個所謂由“反腐”切入的主題的話——反而卻歸咎於我們這個民族的“淺薄”、“無恥”、“無知”和“愚昧”所致！

在整個《訪談》中，葉遮遮掩掩、故作神秘地回避和盤托出他《將軍》詩中所謂通過“反腐”切入的那個主題到底是什麽，因為“要一個作者去解釋詩的主題，這本身就是一個無法忍受的痛苦”。到底令他痛苦的那個“主題”是什麽？為什麽他對自己堅稱存在《將軍》詩中的那個“主題”諱莫如深？難道詩作者自己並不希望讀者通過讀詩觸及到他所謂的“主題”？難道詩的主題一定要晦澀到難以消化、難以讀懂才算是好詩麽？按照中國“詩言誌”的傳統，如果整個民族都沒有誰能夠通過《將軍》詩的“反腐”表象切入到那個高難深邃的主題，都不能按照作者自己的“誌”（意境或主題）去“消化”、“讀懂”這首詩，那我隻能做出如下推理：

1、從作者的角度看，假設作者主觀上確實存在所謂通過“反腐”而切入的另一深邃“主題”，但客觀上卻沒有能夠向整個民族哪怕是一個人傳達出其誌所言為何，那麽作者應該嚴重懷疑自己的作品是個好作品而非否定整個民族才是。偏偏作者對於作品自鳴得意還不吝篇幅津津樂道於一時的“轟動”，即無異於否定了那個實際上不存在、也難怪讀者讀不懂的主題。

2、從讀者的角度看，即使作者存在著那個無人可及的“主題”，在所有讀者都誤讀了作者主題的情況下卻正好迎合了讀者或曰時代的胃口，大家都因誤讀而眾口一詞地說它是好作品，那也一定是作者表錯了什麽情，而不應去指責讀者的腦子都灌了水無法消化無法讀懂，更不應無理指責我們的民族。

3、在下以為，最大的可能性是：作者在寫作時確實是以“反腐”作為作品的中心主題而無涉其他，作品又恰恰較為完美地表現了這一主題，讀者也準確地把握和讀懂了這一主題。這本來是詩創作的最高意境。不幸，作者其後改變了什麽（在葉而言，很可能是改變了立場），並且將他改變後的某些東西硬是說成了原來不曾存在過的主題。這就很難怪“這個民族至今沒有消化這首詩，也就是說，沒有讀懂這首詩”了。這不應該是民族的或者是任何其他人的錯，而是作者自己的錯，錯在活在當下的“我”已經不是原來的那個寫《將軍》詩的“我”、而是蛻變了的“我”。

這就像一個本來具有正常口味的廚師炒出了一盤色香味俱佳的招牌菜，大家吃了讚譽有加。誰知後來廚師口味改變為隻嗜好生蛆，又吝於遺棄原來招牌菜的知名度，於是堅稱那道招牌菜的色香味隻是一道切口，隻有從中品出生蛆的味道才算是吃出了真正的精髓。

從“反腐的主題不是主題”到“活著的我不是我”，兩者之間好像還真的存在著某種不可割舍的內在聯係。上述對於《將軍》詩客觀主題與作者自己所言那個主觀主題之間存在嚴重矛盾的推理，是否有助於讀者對《訪談》標題“活著的我不是我”的理解？請大家判斷。

玷汙民族、抹黑體製

《訪談》中葉有多處宣泄他對中華民族的積怨和玷汙。除了已經引述過的那些段落之外，再舉幾例：

“是的，這個民族至今不認識我。這不是我的不幸，是我的民族的不幸。”

“我以為我無私的英勇姿態激勵了我的民族，定會在全國出現我祈望的強烈反響——這個民族的麻木再一次教訓了我。”

“中華民族是一個靠說假話生存的民族，這個講話有許多在中國是不合時宜的，但幸好，我說的是幾十年前的事。”

“我以在中國詩壇活動四十多年的體會無情地回答您：當代中國沒有文學評論家！”

什麽意思？從以上引述不難看出，葉認為中華民族正處於不幸之中，原因在於“這個民族至今不認識我”；這個民族本應以“我祈望的強烈反響”回應“我無私的英勇姿態”，不幸“這個民族的麻木再一次教訓了我”；這個民族“靠說假話生存”。綜述這個民族“不認識我”、“麻木”和“說假話”諸缺陷，令“我”不入法眼壯誌難酬，所以“當代中國沒有文學評論家”！

很清楚：葉對中華民族積怨甚深，源於他認為這個民族沒有真正認識他、理解他、按照他的祈望做出強烈反響。進而可以看出，在民族與個人的關係中，葉認為自己的個人地位遠高於整個民族的地位，這個民族的引領者、大英雄非他莫屬。這是我對以上引述段落的理解。如果我的理解無誤，下麵的質疑就不屬多餘：

我甚為不屑葉竟公然發出“這個民族至今不認識我。這不是我的不幸，是我的民族的不幸”這種對於中華民族大為不敬的張狂喧囂。請問：你憑什麽大德大能大才值得這個民族去以認識你為民族之幸？是這個民族正在承受著無盡的剝削、壓迫，一直深陷水深火熱之中，靠追求你的指點迷津才有望獲得獨立解放？還是這個民族頑愚拙鈍，靠感知你的大德大能才有望生出聰明才智？是這個民族羸弱可欺，靠受惠於你的英勇無畏流血犧牲才有望受到尊重敬畏？還是這個民族自甘腐敗墮落，靠受益於你的無私奉獻才有望走向清正廉潔？是這個民族偏愛自縛自虐的封建專製（葉對封建專製的敘述見後），靠接受你的奔放思想才有望享受平等自由？還是這個民族未曾進化仍滯於茹毛飲血，靠等候你的發明創造才有望步入現代文明？看來，葉仍然癡迷於將“天不生仲尼，萬古長如夜”奉為神明，隻是那個人不叫“仲尼”，叫“葉文福”而已。

對於《將軍》詩曾熱情謳歌的新社會建立起來的體製，葉在《訪談》中做了新的解讀：

“回望中華民族的曆史，封建專製有多長，腐敗就有多長，腐敗與專製是孿生子，是以我對所謂反腐根本沒興趣。這個時代的中國人，不去考求曆史的得失，不去徹底鏟除生長腐敗的土壤，反腐根本沒用，或者說隻是製造一個口號，來迷惑這個極易滿足的人人都自以為聰明的愚昧民族而已。”

“中華民族之弱，弱在哪裏？弱就弱在幾千年的封建專製！弱就弱在幾千年的封建專製製造出來的專製文化，徹底摧毀了這個民族的正常人性心理。”

葉一邊宣稱“對所謂反腐根本沒興趣”，一邊卻興趣盎然地大談特談自己以反腐為主題的《將軍》詩；稱自己作品的主題不是反腐，卻讓人完全看不出除了反腐之外還有什麽其他主題；明明他自誇《將軍》詩“是中國詩第一次適時而準確地點中了中國病態社會的死穴”，其“適時”二字已經充分肯定“中國病態社會”肇始於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否則何來“適時”？葉之前的作品對時代多有歌頌從未涉及反腐，就證明他的這首反腐詩確實適時而生。這裏，他扯出另一個與其作品幾乎沒有任何聯係的反封建專製，而且是所謂“幾千年的封建專製”，似乎這種專製在他謳歌過的“解放了”、“周總理莊嚴宣告的四個現代化”和“今天新的長征”都未曾中斷。按照葉的認知，如果這種專製幾千年一直延續，“封建專製有多長，腐敗就有多長，腐敗與專製是孿生子”，那麽腐敗應該早在“解放了”的新社會就始終“孿生”著。何以他之前不曾“適時而準確地點中”“中國病態社會的死穴”，反要拖到三十年後才來寫這一並不“適時”的反腐詩？不合邏輯啊！

詳查葉的成長軌跡，看得出他曾經屬於伴隨著中華民族獨立解放而受益的那一代人。照理，他身上應該具有與那一時代同呼吸、共命運的特點。是的，他曾經有過，而且直到《將軍》詩發表時，還能看出他仍然具有這一與時代、與民族同呼吸、共命運的特點。然而自此之後，從《訪談》中可以感受到他經曆了一些打擊和挫折——毫不奇怪，人生中有時難免會遇到一些這樣或那樣的挫折和打擊。大概從這時起，葉對社會、對民族開始產生出一種莫名其妙的疏離感和抱怨情緒，認為他所遇到的不平不公對待，都是社會、體製和民族強加給他的。由是，在他心中逐漸生出一種對社會、對體製、對民族的怨恨來。

我們不妨從《將軍》詩開始分析葉的思想變化。

很明顯直至寫《將軍》詩的時候，葉仍然發自內心地謳歌新中國的體製、歌頌現代革命曆史的豐功偉績（長征、解放），對七十年代末剛露頭角的腐敗現象表達了深惡痛絕的強烈情懷。任何人讀了葉的《將軍》詩，都不會懷疑作者歌頌新社會的真誠、抨擊體製內腐敗現象的憤慨，都不會否認作者在維護“黨和人民”的事業與破壞這一事業的腐敗之間所持涇渭分明的立場，更無法品出在“反腐”之外還有更深層次的主題。在經曆了《將軍》詩發表後來自於體製內部、當權高層的打壓後，葉對於“反腐”的初衷明顯有所改觀。他不僅看不清自己所受到的打壓正是來自於侵蝕體製的腐敗後盾——資本主義當權勢力，反誤認為是社會主義體製本身產生了腐敗，進而消磨了反腐的鬥誌，產生出全盤否定社會主義體製的立場。

盡管葉在《訪談》中回避了《將軍》詩的主題到底是什麽，這裏似乎和盤托出了他極力想要掩蓋或者說是極力想要強塞進去的那個“主題”：反封建專製。

現在回頭再品味《將軍》詩，除了“反腐”之外，恐怕也難以找出反封建專製的一毫一毛蛛絲馬跡。

 “封建專製有多長，腐敗就有多長，腐敗與專製是孿生子”，以葉的觀點推論：則西方的“民主”體製理論上應該杜絕了腐敗。今天西方的“民主”體製是否真的杜絕了腐敗？葉應該站出來用他的觀點論證：或者今天西方的腐敗都不算腐敗；或者今天西方的體製仍然是封建專製。二者必居其一。如果葉難以自圓其說，那必然是其觀點錯誤。

準確地說，腐敗與私有製才是孿生子。這就完全解釋了腐敗不僅在封建主義“專製”下，而且在資本主義“民主”下都長盛不衰的現象。

最後，還有必要稍加分析葉《訪談》中對鄧小平和毛主席的評價。請看：

“我很榮幸地當上了被鄧小平冠之以所謂自由化的代表。他惡意地給了我作為詩人的最高榮譽。可惜他死了，假如沒死，我或者可以反問一句：‘我是自由化的代表，我很光榮。詩人是自由的化身。你呢？你是什麽的代表？你有膽量像我這樣誠實地回答麽？’”

“毛澤東死了三十多年，還在那裏躺著用馬克思加秦始皇的所謂理論指揮這個不思進取的民族。”

腐敗，在公有製新中國成立之初的三十年中不曾完全杜絕，但第一代領袖始終堅持與腐敗做殊死鬥爭一度令腐敗式微，是鐵一般不爭的事實。否則人民群眾不會在今天如此深情地緬懷第一代領導核心。問題在於，為什麽第一代領導核心剛一離去，腐敗馬上就死灰複燃形成燎原之勢——貪汙泛濫、資產流失、道德淪喪、工農兵階層地位急劇下降？難道不是以鄧小平為代表的走資派篡取領導權後的必然結果嗎？鄧倡導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將社會引導到什麽方向上，老百姓體會最深。山西一位老農民感歎：“鄧小平說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解放前我們村原來有一戶地主兩戶富農，已經是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了。早知如此，何必當初？”一句話勝過多少精英理論，實在入木三分！

所以，鄧小平是走資派的代表，這是我對葉上述問題所做的結論。

在否定鄧小平問題上，我與葉倒是貌似一致。但我必須指出，這種所謂的觀點一致，立場上其實存在著根本性原則區別。就個人而言，我與鄧素無恩怨。我否定鄧小平是基於鄧“打著白旗反紅旗”的走資派政治立場，是因為鄧小平背叛了整個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誤導中國走上一條外向國際資本俯首稱臣、內對人民群眾剝削壓迫的官僚資本主義道路。而葉否定鄧小平是從其個人際遇出發，因鄧將其視為自由化文人令其受到打壓，從此鬱鬱不得誌而憤憤不平，導致他對鄧恨之入骨走入偏鋒，連同其成名作《將軍》所謳歌的第一代領導核心並整個民族一概加以否定，即通常所說的“倒洗澡水連孩子也倒掉”了。與葉一樣，現實生活中同樣還存在一些以個人恩怨決定立場的知識分子，因為得益於鄧小平所謂的“改革開放”（改革開放政策明明是第一代領導核心的功勞卻被鄧所竊取）而對鄧大唱頌歌。這種以個人利益而非以民族和大眾利益決定臧否政治人物的立場，因為眼光短淺，總是失於偏頗而經不起曆史進程的檢驗。

綜述以上三點，嚐試為《訪談》做一個小結：

覺得自己牛逼的人，一為圈子太小，二為視角太低，三為心胸太窄。美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索維爾說過一句話，也許對於我們所有稍具知識的人都有啟發：“知識分子最嚴重的身份錯認，就是常常記不住自己不是上帝。”信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