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小津
說起江青與我父親、與我們家的往來，得從剛剛建國的年代說起。
1950年，剛剛解放不久，江青得了重病，蘇聯醫生給她做了一個大手術，並進行了超劑量的治療。生理上的不適，可能引起了江青心理上的變化。據說那段時間，她經常因飲食、起居、住行等一些無關緊要的小事跟毛澤東矯情、吵架。
江青先到了上海。當時，因剛剛解放不久，敵特分子活動猖獗。時任華東局第一書記的饒漱石為了保證江青的安全，對她的限製措施比較嚴格，這裏不準她去，那裏也不準她去。而江青呢，生來就是一個不甘寂寞、不太安分的人，受不了這樣的約束，所以，她很快離開上海，到無錫找我父親。
陪同江青一起來的，是後來成為小平同誌的“大警衛”、擔任了中央警衛局第一副局長的孫勇。我父親到無錫火車站迎接時，見孫勇扛了根扁擔，一頭挑著江青的被子，一頭挑著一個大箱子，下車時一手扶著扁擔，一手攙著江青。
江青以安全為由，提出不住招待所，住到我們家。江青是毛澤東夫人，出於對毛主席的尊重，我父母對江青也格外客氣，把二樓的書房騰出來給她住。在這裏，江青幾乎不受任何限製，一日三餐與我們吃在一起，白天有時出去搞搞調查研究，這樣一住就是幾個月。
那時，我剛滿五歲，與江青、孫勇混得很熟。因為江青不喜歡別人叫她“江阿姨”，可能是“阿姨”這個稱謂在舊社會有保姆之嫌，所以我們這些小孩子都要叫她“江媽媽”。
那時的江青比較隨和經常用報紙折成小船、小猴子、小帽子、小鳥什麽的，來逗我玩，有時還手把手地教我折上半天。高興時，她還拿出蘇聯代表團送給毛澤東的高級糖果，犒勞我一番。每次江青從外麵回來，我都會聽她用濃重的山東土話在樓下喊：“孩啊，我回來了。”
一晃幾年過去了，父親調到了上海，我又見過江青幾次。記得1959年廬山會議時，我已上了中學，正好放暑假，也隨父親到了廬山。在那裏，我見到了孫勇叔叔。他高興地跟我說：“你想不想去見見‘江媽媽’？”然後，就領我去見江青。當時毛澤東遊泳去了，江青沒有去。她看見我，熱情地打招呼：“哎喲，小津，你現在都長這麽大了！”
1960年，江青又到上海休養。我父親一直客客氣氣把她當作客人，很少與她談工作，總是想辦法給她安排點事做，以免她惹事生非。
上海有一個鼎鼎大名的攝影家，叫徐大剛，我父親便請他教江青攝影。江青一度學得很投入。江青很欣賞首度演奏《梁祝》的年輕漂亮的小提琴演奏家俞麗娜，認為她有內在美，很上照，就經常找她當攝影模特。徐大剛經常在旁指點江青，如從哪個角度拍，俞麗娜穿什麽衣服、選什麽姿勢，是采用順光、側光、逆光，等等。
後來，江青在徐大剛的指導下，拍出了幾張水平比較高的攝影作品。其中有一張是在廬山拍的，當時徐大剛選定了外景，設計好了場麵，調好了光圈、速度，等了幾天，見天氣、光線等外在條件都具備了，就打電話給江青，江青趕過來按了一下快門，就成就了一張非常精彩的照片。
毛澤東後來專門為這張照片題了一首七絕詩，題為《為李進同誌題所攝廬山仙人洞照》（李進是江青的化名）。詩雲：
當然，盡管徐大剛教江青拍照有功，但因江青脾氣壞、性子急，兩人相處時難免產生了一些矛盾。徐大剛在有的場合中，也表現了對江青的不滿。“文革”中，徐大剛也因此遭受了牢獄之災。
江青很懂音樂，也擅長跳舞。但是，一般人不敢陪她跳，他們知道江青難伺候，怕跳得不好，引火燒身。後來，上海專門找到了解放前曾學過跳舞的王某某，江青對其舞姿、身高等都很滿意，後來就成為江青在上海的固定舞伴。
我也曾親眼見識了一回江青的個性和脾氣。
有一次，周總理、陳老總到了上海，我父親他們策劃為總理舉行一個舞會，正好江青也在上海，就請她一起參加。我對周總理仰慕已久，很想見見他老人家，就早早地站到賓館走廊裏一處必經之地等候。舞會開始前，我見周總理和江青出來了，準備邀陳老總一道去舞廳。可這時，陳老總正在房間裏與人下圍棋，已進入“收官”階段，因不忍棄盤，就想下完了再去。
陳老總酷愛下圍棋是出了名的，而且更喜歡與高手“過招”。正在與他下圍棋的這個人，來自上海外貿學院的領導姚耐，是1930年代享譽上海灘的圍棋大師之子。當總理和江青站在走廊裏時，陳老總還未起身，仍在專心下棋。江青著急了，就說“快點快點，叫陳老總一起去”。旁邊有人過來勸江青說：“你們先進去，陳老總下完棋就過來。”江青不耐煩地說：“不行，繼續催他，要去一起去。”
江青比較愛打乒乓球，雖然沒有經過專業訓練，但水平還是相當高的。但不知道為何，她不喜歡跟專業的乒乓球運動員打球。而與業餘陪練打球時，她性子急躁的毛病總是非常明顯地暴露出來。若回合少了，經常撿球，她就會發火。但是，她倒是挺喜歡跟我打球，可能是因為我們水平差不多，球的回合也比較多。她橫握球拍，球風跟她的性子差不多，沒有什麽過渡球，總是左一拍、右一拍，加力擊球。
1962年，江青有一次在上海藝術劇院（現為蘭心劇場）看了話劇《第二個春天》。我陪父親也去看了這部劇。此劇講的是海軍的故事。記得江青看完此劇後，對我們說：中國的海軍太落後，毛主席對中國的海軍一直很關注，有過很多批示，“帝修反”對我們欺負、侮辱太多了。
客觀地講，我未必是聽了江青的話才報考交大的。當時我也聽說上海交大在教學上搞得比較活，而且交大又有國防軍工保密專業，交大和南洋模範中學的很多老師也都勸我報考交大。
江青在上海期間，逢年過節，我父親等上海市委的領導都要禮節性地去看她。雖然她總是以“主席的秘書”自稱，隻是做些“哨兵工作”、“參謀工作”，但她特殊的身份，不能不使人對她客氣三分。可能是通過長時間的接觸，江青當時對我父親的印象算好的。
我作為一個曆史大事的旁觀者，現在回過頭來看江青這個人，認為她並非天生就是一個壞女人。江青出生在一個貧苦的家庭，在學生時代、青年時代，包括1930年代在上海時，都稱得上是反帝、反封建主義的，是要求進步的。後來她去延安投身革命，也是她要求進步的表現。
但是，自從江青搖身變為毛澤東的夫人，由於種種原因，她的毛病和缺點就漸漸表露出來，特別是“文化大革命”期間被放大到了頂點，人就變得越來越張狂、越來越歇斯底裏了。
而“文化大革命”的爆發，似乎使江青感到是她施展政治抱負的天賜良機。一次又一次激烈的黨內政治對決令她亢奮，一有機會，她就要施展手腕、表現自己，結果一發而不可收拾，最終成了曆史的罪人。
試想，如果毛澤東當初對江青性格當中的弱點有所察覺，如果毛澤東對江青膨脹的野心及早發覺、及早製止，如果毛澤東在發動“文化大革命”過程中不用江青作“傳聲筒”和“指揮棒”，那麽，江青可能不會落到如此身敗名裂的地步。客觀上講，毛澤東對江青的信任與利用，在某種程度上助長了江青的墮落。
1965年2月，林彪委托江青召開了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並且還發了會議紀要。這個會議紀要是經過毛澤東親自修改的，以中共中央文件下發的。此舉使江青找到了感覺，也為自己大顯身手、大幹一場請到了林彪這個“尊神”。
我父親雖然對江青一直很關心，但通過葉群的熱情相邀與探望，江青的兩次請吃，張春橋的談話，以及“老夫子”陳伯達的故作姿態，已經察覺到了江青一夥的險惡用心。他很清楚，如果拒絕了江青一夥拋來的“橄欖枝”，等待著自己的將是被打倒的命運。
但是，江青一夥有不可告人的政治野心，這些野心家們的倒行逆施明顯違背了黨和國家的最高利益，違背了廣大共產黨員和人民群眾的根本意願，我父親這些有著幾十年革命經曆的老一輩革命家斷然不會上他們的“賊船”。在幾十年殘酷的武裝對敵鬥爭中，他們已百煉成鋼，無論遇到何種驚濤駭浪，都始終不會失去對黨、對人民無限忠誠的崇高信仰，都不會失去視死如歸的浩然正氣。在大是大非的原則性問題麵前，他們必然旗幟鮮明，針鋒相對，任何時候都絕不會含糊，絕不會曖昧，絕不會“騎牆”，更不會倒戈。
1966年10月的中央工作會議期間，江青的兩頓請吃令我父親備感壓抑，而陳老總請吃的一頓飯卻令他感到無比暢快。
（本文摘自陳小津著《我的“文革”歲月 》，中央文獻出出版社2009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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