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丕顯之子陳小津:“江媽媽”與我家的恩恩怨怨

作者:陳小津

陳丕顯,中共建政後長期在上海任職,見證了四人幫的崛起與蛻變。其子陳小津在其回憶錄《我的“文革”歲月》中,記述了這段曆史,尤其是與江青的交往。那時年幼的陳小津稱江青為“江媽媽”,他認為江青並非天生就是一個壞女人。

  說起江青與我父親、與我們家的往來,得從剛剛建國的年代說起。

  1950年,剛剛解放不久,江青得了重病,蘇聯醫生給她做了一個大手術,並進行了超劑量的治療。生理上的不適,可能引起了江青心理上的變化。據說那段時間,她經常因飲食、起居、住行等一些無關緊要的小事跟毛澤東矯情、吵架。

有一次,陳老總向毛澤東建議,請江青到華東地區去搞搞調查研究,借機會散散心,這樣也可以使毛澤東擺脫江青的胡攪蠻纏。毛澤東很高興接受了這個建議。江青問毛澤東:華東這麽大,領導我誰都不認識,我到哪裏去啊?毛澤東對江青講:你就去找陳丕顯,他是我黨有名的“紅小鬼”。
 
當時,我父親在無錫任中共蘇南區黨委書記,毛澤東對他十分信任。

  江青先到了上海。當時,因剛剛解放不久,敵特分子活動猖獗。時任華東局第一書記的饒漱石為了保證江青的安全,對她的限製措施比較嚴格,這裏不準她去,那裏也不準她去。而江青呢,生來就是一個不甘寂寞、不太安分的人,受不了這樣的約束,所以,她很快離開上海,到無錫找我父親。

   陪同江青一起來的,是後來成為小平同誌的“大警衛”、擔任了中央警衛局第一副局長的孫勇。我父親到無錫火車站迎接時,見孫勇扛了根扁擔,一頭挑著江青的被子,一頭挑著一個大箱子,下車時一手扶著扁擔,一手攙著江青。

  江青以安全為由,提出不住招待所,住到我們家。江青是毛澤東夫人,出於對毛主席的尊重,我父母對江青也格外客氣,把二樓的書房騰出來給她住。在這裏,江青幾乎不受任何限製,一日三餐與我們吃在一起,白天有時出去搞搞調查研究,這樣一住就是幾個月。

  那時,我剛滿五歲,與江青、孫勇混得很熟。因為江青不喜歡別人叫她“江阿姨”,可能是“阿姨”這個稱謂在舊社會有保姆之嫌,所以我們這些小孩子都要叫她“江媽媽”。

那時的江青比較隨和經常用報紙折成小船、小猴子、小帽子、小鳥什麽的,來逗我玩,有時還手把手地教我折上半天。高興時,她還拿出蘇聯代表團送給毛澤東的高級糖果,犒勞我一番。每次江青從外麵回來,我都會聽她用濃重的山東土話在樓下喊:“孩啊,我回來了。

  一晃幾年過去了,父親調到了上海,我又見過江青幾次。記得1959年廬山會議時,我已上了中學,正好放暑假,也隨父親到了廬山。在那裏,我見到了孫勇叔叔。他高興地跟我說:“你想不想去見見‘江媽媽’?”然後,就領我去見江青。當時毛澤東遊泳去了,江青沒有去。她看見我,熱情地打招呼:“哎喲,小津,你現在都長這麽大了!”

  1960年,江青又到上海休養。我父親一直客客氣氣把她當作客人,很少與她談工作,總是想辦法給她安排點事做,以免她惹事生非。

上海有一個鼎鼎大名的攝影家,叫徐大剛,我父親便請他教江青攝影。江青一度學得很投入。江青很欣賞首度演奏《梁祝》的年輕漂亮的小提琴演奏家俞麗娜,認為她有內在美,很上照,就經常找她當攝影模特。徐大剛經常在旁指點江青,如從哪個角度拍,俞麗娜穿什麽衣服、選什麽姿勢,是采用順光、側光、逆光,等等。

後來,江青在徐大剛的指導下,拍出了幾張水平比較高的攝影作品。其中有一張是在廬山拍的,當時徐大剛選定了外景,設計好了場麵,調好了光圈、速度,等了幾天,見天氣、光線等外在條件都具備了,就打電話給江青,江青趕過來按了一下快門,就成就了一張非常精彩的照片。

毛澤東後來專門為這張照片題了一首七絕詩,題為《為李進同誌題所攝廬山仙人洞照》(李進是江青的化名)。詩雲:

暮色蒼茫看勁鬆,
亂雲飛渡仍從容。
天生一個仙人洞,
無限風光在險峰。

  當然,盡管徐大剛教江青拍照有功,但因江青脾氣壞、性子急,兩人相處時難免產生了一些矛盾。徐大剛在有的場合中,也表現了對江青的不滿。“文革”中,徐大剛也因此遭受了牢獄之災。

  江青很懂音樂,也擅長跳舞。但是,一般人不敢陪她跳,他們知道江青難伺候,怕跳得不好,引火燒身。後來,上海專門找到了解放前曾學過跳舞的王某某,江青對其舞姿、身高等都很滿意,後來就成為江青在上海的固定舞伴。

  我也曾親眼見識了一回江青的個性和脾氣。

有一次,周總理、陳老總到了上海,我父親他們策劃為總理舉行一個舞會,正好江青也在上海,就請她一起參加。我對周總理仰慕已久,很想見見他老人家,就早早地站到賓館走廊裏一處必經之地等候。舞會開始前,我見周總理和江青出來了,準備邀陳老總一道去舞廳。可這時,陳老總正在房間裏與人下圍棋,已進入“收官”階段,因不忍棄盤,就想下完了再去。

陳老總酷愛下圍棋是出了名的,而且更喜歡與高手“過招”。正在與他下圍棋的這個人,來自上海外貿學院的領導姚耐,是1930年代享譽上海灘的圍棋大師之子。當總理和江青站在走廊裏時,陳老總還未起身,仍在專心下棋。江青著急了,就說“快點快點,叫陳老總一起去”。旁邊有人過來勸江青說:“你們先進去,陳老總下完棋就過來。”江青不耐煩地說:“不行,繼續催他,要去一起去。”

總理見狀,就過來請陳老總。他和江青走到陳老總房間門口時,江青站住了,總理自己進去了。沒想到,總理不僅沒有中斷陳老總下棋,反而站到他身邊幫他支招,助他早點解決“戰鬥”。江青就很不高興地站在門口嘀咕著:“你看這個恩來,就有這份耐心,他是真會做工作喲。”此事雖小,但足以看出周總理和江青在待人接物上的明顯不同。

  江青比較愛打乒乓球,雖然沒有經過專業訓練,但水平還是相當高的。但不知道為何,她不喜歡跟專業的乒乓球運動員打球。而與業餘陪練打球時,她性子急躁的毛病總是非常明顯地暴露出來。若回合少了,經常撿球,她就會發火。但是,她倒是挺喜歡跟我打球,可能是因為我們水平差不多,球的回合也比較多。她橫握球拍,球風跟她的性子差不多,沒有什麽過渡球,總是左一拍、右一拍,加力擊球。

  1962年,江青有一次在上海藝術劇院(現為蘭心劇場)看了話劇《第二個春天》。我陪父親也去看了這部劇。此劇講的是海軍的故事。記得江青看完此劇後,對我們說:中國的海軍太落後,毛主席對中國的海軍一直很關注,有過很多批示,“帝修反”對我們欺負、侮辱太多了。

江青還饒有興致地問我:“小津,你要考大學了吧?我的女兒,我原來也想讓學軍工的,如學船舶什麽的,但因都是女兒,就沒有讓她們學。你準備考哪個學校?”我說:“還沒有定。”她就說上海交大很好,又是為海軍服務的,勸我考交大,還點了一通其他軍工院校的缺點。

客觀地講,我未必是聽了江青的話才報考交大的。當時我也聽說上海交大在教學上搞得比較活,而且交大又有國防軍工保密專業,交大和南洋模範中學的很多老師也都勸我報考交大。

  江青在上海期間,逢年過節,我父親等上海市委的領導都要禮節性地去看她。雖然她總是以“主席的秘書”自稱,隻是做些“哨兵工作”、“參謀工作”,但她特殊的身份,不能不使人對她客氣三分。可能是通過長時間的接觸,江青當時對我父親的印象算好的。

我認為,她對我父親的好印象,主要來源於毛澤東、周總理等老一輩革命家在革命戰爭年代對我父親的好印象。而在“文革”前,沒有出現“文革”中公開爆發重大衝突對決的場麵,她沒見識過我父親的黨性原則。所以,從根本上講,江青並不真正了解我父親。

  我作為一個曆史大事的旁觀者,現在回過頭來看江青這個人,認為她並非天生就是一個壞女人。江青出生在一個貧苦的家庭,在學生時代、青年時代,包括1930年代在上海時,都稱得上是反帝、反封建主義的,是要求進步的。後來她去延安投身革命,也是她要求進步的表現。

但是,自從江青搖身變為毛澤東的夫人,由於種種原因,她的毛病和缺點就漸漸表露出來,特別是“文化大革命”期間被放大到了頂點,人就變得越來越張狂、越來越歇斯底裏了。

 
她之所以一步步地蛻變成為禍國殃民、千夫所指的野心家,是有其內在和外在原因的。江青在解放初期患的疾病,對她的生理和心理傷害都比較大,甚至使她時常出現了病態的心理反應。而且,江青自感到一直處於一種被壓抑的狀態中。解放後,江青由於長期養病不工作,遊離於組織和群眾之外,缺乏實踐鍛煉。在養尊處優的生活狀態中,她經常感到懷才不遇,總想嶄露崢嶸。而她性格上的自以為是的弱點,更加重了她精神上的扭曲程度。
 
再加上中國是一個有著幾千年封建傳統的國家,中國革命實際上是一場地地道道的農民革命,很多跟隨毛澤東革命的老幹部、開國元勳們,對沒有當過紅軍,沒有參加過長征或南方三年遊擊戰爭,沒有在根據地參加過武裝鬥爭的江青,多多少少都有點不以為然。更何況江青並不是毛澤東的原配夫人,並且1930年代在上海十裏洋場上緋聞不斷,所以盡管她曾經是要求上進的,但在黨內還是被大多數人瞧不起的。

  而“文化大革命”的爆發,似乎使江青感到是她施展政治抱負的天賜良機。一次又一次激烈的黨內政治對決令她亢奮,一有機會,她就要施展手腕、表現自己,結果一發而不可收拾,最終成了曆史的罪人。

試想,如果毛澤東當初對江青性格當中的弱點有所察覺,如果毛澤東對江青膨脹的野心及早發覺、及早製止,如果毛澤東在發動“文化大革命”過程中不用江青作“傳聲筒”和“指揮棒”,那麽,江青可能不會落到如此身敗名裂的地步。客觀上講,毛澤東對江青的信任與利用,在某種程度上助長了江青的墮落。

當然,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歸根結底,江青的下場還是由她扭曲的人格及膨脹的政治野心造成的。

  1965年2月,林彪委托江青召開了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並且還發了會議紀要。這個會議紀要是經過毛澤東親自修改的,以中共中央文件下發的。此舉使江青找到了感覺,也為自己大顯身手、大幹一場請到了林彪這個“尊神”。

1966年“五一六通知”下發後,在上海的江青更加亢奮,經常睡不著覺,身體上各種毛病也表現出來了。6月29日,她給毛澤東寫了信,訴說了自己的健康狀況,並轉述了我父親、魏文伯等市委領導對她的建議。我父親他們對江青說:動不如靜,上海各方麵的條件如醫療、住房等都相對好一點,希望她在上海多休養一段時間。7月8日,久未與江青通信的毛澤東回信了,信中對江青談到:“你還是照魏、陳二同誌的意見在那裏住一會兒為好……”

  我父親雖然對江青一直很關心,但通過葉群的熱情相邀與探望,江青的兩次請吃,張春橋的談話,以及“老夫子”陳伯達的故作姿態,已經察覺到了江青一夥的險惡用心。他很清楚,如果拒絕了江青一夥拋來的“橄欖枝”,等待著自己的將是被打倒的命運。

但是,江青一夥有不可告人的政治野心,這些野心家們的倒行逆施明顯違背了黨和國家的最高利益,違背了廣大共產黨員和人民群眾的根本意願,我父親這些有著幾十年革命經曆的老一輩革命家斷然不會上他們的“賊船”。在幾十年殘酷的武裝對敵鬥爭中,他們已百煉成鋼,無論遇到何種驚濤駭浪,都始終不會失去對黨、對人民無限忠誠的崇高信仰,都不會失去視死如歸的浩然正氣。在大是大非的原則性問題麵前,他們必然旗幟鮮明,針鋒相對,任何時候都絕不會含糊,絕不會曖昧,絕不會“騎牆”,更不會倒戈。

這就是我父親在林彪、“四人幫”篡黨奪權的關鍵時刻,即使麵對著江青等人的威逼利誘,也必然毫不猶豫地站到了江青對立麵的根本原因。江青等始作俑者“全心全意”拉我父親“入夥”的企圖,自然而然要落空了。

  1966年10月的中央工作會議期間,江青的兩頓請吃令我父親備感壓抑,而陳老總請吃的一頓飯卻令他感到無比暢快。

(本文摘自陳小津著《我的“文革”歲月 》,中央文獻出出版社2009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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