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衛平,1969年17歲離開了家,來到了黑龍江省的山河農場。離開北京那天是9月23號,這是永生難忘的日子。
如今我們當年同行的夥伴,每到這一天都要聚一聚,參加這個集會和大家念叨起在黑土地上度過的時光。我總感動不已,我真的很懷念那段光陰。
其實在農場的環境當時是很差的,生活也很艱苦,可那時的生活卻一幕幕的浮現在我的腦海中。為什麽呢?自己似乎也說不清。在我們這個連隊,幹活兒是非常的累,非常的緊張。要說幼時的飯菜,那是沒有的,我總是想起當年生活的實際情況。那時候醬油拌飯的滋味兒還是那麽香,我幾十年都沒忘。從北京探親回來帶回大油、醬油幹兒,用它拌米飯,那可真香啊。現在出席形形色色的宴會,吃這吃那都沒有當年醬油拌飯的味道好,再也找不出那種感覺了。
那時候我們年輕,夥伴們難免來點惡作劇,比如有人會偶爾去偷大鵝來吃。不是偷農工的,而是偷那些看著不順眼的農場幹部的。抓鵝也有技巧,將鵝的脖子一擰,夾在大衣中,鵝動不得,叫不了,他們就大搖大擺地穿過家屬區。回來後放點兒鹽,在水房的大鍋中煮熟,雖沒有佐料,但極好吃,非常香。我明知來路不正,也不問跟著吃就是了。
我下鄉的地方,原來是個勞改農場,勞改犯轉移到了內地去了,換來的是知青。但一些農場的幹部仍沿著習慣的方式管我們,呼來喝去,態度生硬。文革中我父母成了黑幫,我自然受到了歧視,再者我有先天性的心髒病,幹活不如人家。人家割豆子能割一萬米,我到了九百米就是極限了,一步也走不動,於是又說我藏奸耍滑。
當年我與農場是不歡而散的。有次幹活兒,一位青年欺負我,彼此發生了爭吵,保衛幹事過來之後,不問青紅皂白,就把我狠狠的訓斥了一頓。事後領導又接連幾個月扣發我的工資,我被逼得無奈跑回了北京。在總局領導調停下,我最終調離了這個農場。
我自幼酷愛圍棋,有人以為我在農場時也常與人下棋。其實,那哪敢呢?要讓領導發現那還了得嗎?我的行李中倒是有一副棋子,但被同屋的夥伴們打架當成了武器,扔得滿天都飛。那還是陳老總送給我的呢,想起來太心疼了。
那時雖然沒有機會下棋,但我盡量撲捉有關圍棋的信息。1971夏天,我弟弟來信說,日本圍棋團要到中國來。正值麥收大忙時機,領導不可能給我假,於是我不顧一切偷著跑回了北京。誰知這消息是誤傳,我又趕緊返回農場。這一簍子可捅大了,我百口難辨。領導說我是林彪式的騙子,直到1974年出國比賽時,還不給我做鑒定。
那年為了同農場搞好關係,國家圍棋隊到日本比賽去了,而我卻趕回連隊幹活,分配我起豬圈,我二話不說跳到豬圈的豬糞上就幹了起來。當時我已具備戰勝日本九段的實力,可農場幹部卻不讓我走。說我走後門兒,他們要反走後門,不讓我去。
下鄉時雖然有許多令人遺憾的體驗,有許多不愉快的回憶,但我不像有人說的往事不敢回首,我總是惦念那個地方,總是想著那段生活。為什麽。因為那裏的父老鄉親對我七年來一直嗬護著,照顧著。
1993年我重返黑土地,尋覓當年的足跡。我執著於下鄉的經曆,或許是因為它與我青春的生命緊密相連吧。我想青春的品味無論苦還是甜,都是不可忘懷的。
聶衛平雖然是棋聖,但是他對人講話和藹可親。當我們知青館在最困難的時候,開工奠基他來了。他作為嘉賓站在老知青代表的隊伍裏。他一直從開頭奉陪到底,然後又回到了山河農場。他說,你看我是棋聖嗎?沒有知青的經曆,我不可能是棋聖,是知青的那幾年培養了我的毅力,培養我了忍耐力,培養我怎樣做人。培養我作為一個中華一份子,怎樣報效國家?
他又說,每當我和外國的棋手們對峙的時候,非常困難的時刻,我都想到知青這段經曆,是知青這段經曆給了我無窮的力量。想到這兒我就有一種戰勝對手的把握。聶衛平最後語重心長握著我的手說,我回去要看那些父老鄉親。為什麽?因為他們教給我怎樣做人,做人要懂得感恩,要懂得時刻不要忘記關心過、嗬護過,給過我們幫助的人。更不能忘記共和國培養了我,我應該感謝老百姓的恩情,鄉親們的恩情,更要感謝、感恩國家的恩情。
2010年9月1日,北京中國棋院二樓大廳,第六屆“威孚房開杯”圍棋爭霸賽正緊鑼密鼓進行。棋聖聶衛平頂著一頭亂發眼觀棋盤,全然不顧身邊的觀戰人員,思索之餘,他不時點上一支不知名的外國香煙。
賽前的新聞發布會上,有記者問棋聖是否有信心挺進八強,以便去無錫品嚐大閘蟹。聶衛平開玩笑說,為了大閘蟹也要多贏幾盤。果不其然,上午的比賽聶衛平輕鬆取勝。“王垚昨晚沒睡好吧?”聶衛平笑著對這位“80後”對手說。
原本以為比賽結束後,聶衛平就會有時間接受我們的采訪。不想等走出賽場,剛打了個招呼,他便與司機一道,匆忙驅車趕赴午宴,且下午還要繼續比賽。
下午五點多,略帶疲倦的棋聖終於來到了棋院大堂,就在大堂的沙發上,聶衛平聊起了自己那段“此情可待成追憶”的知青歲月。
封存愛情 大哭一場奔赴北大荒
1969年9月23日,17歲的聶衛平離京前往北大荒,火車開了三天三夜,“我跟誰也沒講話,悶坐到嫩江,再坐車到山河農場。”
那時聶衛平體重剛剛一百斤,年齡在同一批知青中是最小的,父母被打倒,圍棋作為“四舊”被取締,常去的北京棋社被查封,啟蒙老師雷溥華先生被造反派活活打死。對於患有先天性心髒病,從小就免修體育課的聶衛平來說,農場好比刑場,“那時候就覺得這一去恐怕是回不來了”。
被問及當年上山下鄉的原因時,聶衛平眼睛微閉陷入回憶中。“還是響應毛主席提出的上山下鄉的號召,其實我們68屆的是老三屆中最小的一屆,絕大部分都留在北京的工廠,但我的出身有問題,我的父母被叫做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當時像我這樣的青年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所以我沒有留在北京,而且我爸爸單位的造反派對他施加了很大的壓力,沒有辦法,我隻有去農場。”
聶衛平在家大哭一場,然後上路。即將到來的分別和磨難,是很容易說出口的,說不出口的,是初戀的失敗帶來的痛苦。
丫丫,是聶衛平一見鍾情的女孩兒,很快地,一日不見,如隔三秋了。然而1969年3月的一天,丫丫忽然失蹤,輾轉打聽,聶衛平才知道她已經被家裏送到東海艦隊當兵了。
為了找丫丫,聶衛平向父母撒謊,取道山西太原,一路尋到青島,“我們談了很久,我抱怨她走時為什麽不跟我打招呼,她卻不停地跟我講大道理,什麽形勢跟以前不一樣了,要抓革命、促生產,不能像以前那樣無所事事了。聽她這麽說,我心裏難受,我說我希望你說清楚,你為什麽跑到這兒來?我們到底要不要再保持聯係?”
“她沒正麵回答,隻是說你應該回學校複課鬧革命,別在外麵來回晃了。我一聽心就涼了半截,我曆盡艱辛千裏迢迢來看她,卻落了個‘在外麵來回晃’!當時給我的感覺是她現在進入了革命者的行列,而我則成了遊手好閑的人,感覺完全不對了。我心裏的失望、難過、羞愧就甭提了,這是我有生以來感情上遭受的第一次嚴重打擊。”
愛情被封存起來,青春的夢想和尊嚴也全都打包扔向茫茫的北大荒。
錯把小麥當韭菜
“初到北大荒時,眼前所見到的,與我的想象差得太遠了。沒去之前,覺得應該是土地肥沃,滿地雞鴨亂跑,像詩一樣的畫麵,因為號召我們來這裏跟我們宣傳的就是那樣一幅畫麵。9月25號到北大荒的時候,正在下雪,當時的天氣還沒有那麽冷,雪花一落地就化了,滿地泥濘,根本就沒有路,每走一步都要陷進泥裏,鞋根本就沒法看了。剛一去,現實生活就給我們上了嚴峻的一課。”來北大荒之前聶衛平從未幹過農活,對農作物自然是知之甚少。第一次下田幹活,麵對一望無際的小麥,他曾一臉疑惑地問其他知青,“怎麽種這麽多韭菜?”當年的無心之語,現在還被老知青們當做笑談掛在嘴邊。
當年的青年們熱情高漲,有的比著賽地趕勞動進度,唯獨聶衛平不行,虛弱的身體根本不給他這個積極的機會。別人都熱火朝天地朝前趕,他鋤到九百米就是極限了,躺在地上就動不了了,連長和指導員都以為他偷奸耍滑,不好好勞動,沒少批評他。
收割回來的小麥要在曬場進行一次粗加工,由機器把麥稈和雜質揚到一邊,剩下的好麥子就順著機器下麵的漏口直接落進事先放好的麻袋裏,再由知青們把這些麻袋搬進倉庫。當年聶衛平的工作就是搬運這些麻袋。別的青年一次搬兩個,有的甚至一下子扛三個,聶衛平一次搬一個,還沒一會兒就累得汗流浹背。後來大家看他身體實在不行,就讓他幹些輕巧活兒,算是對他的特殊照顧。
陳毅送的圍棋被當“暗器”打光了
聶衛平在北大荒下鄉期間,要找一副圍棋是很困難的事情,再加上每天繁重的體力勞動,也根本沒有精力去下圍棋,棋譜難尋,棋友難覓。
“我當時以為一輩子在黑龍江紮根了,就把陳毅元帥送給我的一套圍棋帶去了那裏。閑暇時我經常自己擺棋,知青們知道我放棋的地方。結果有一次打架時,他們把我的棋子當‘暗器’使用,最後棋子都被打光了??”這段回憶讓他懊悔不已。
聶衛平曾為了找自己少年時的棋友程曉流下一盤棋而從自己所在的第四分場走到第九分場,徒步幾十裏地,就為了下一盤棋。但這樣的機會畢竟不多,不過這也促成了他的另一項技藝——象棋。聶衛平象棋下得也是相當好,他和對方下的時候都是讓“一馬三先”,就是讓對方一個馬,再先走三步,最後才能戰個不相上下。
當年和聶衛平同在山河農場的雞西知青王存友說,“我們也是通過聶衛平才對圍棋略知一二的。”雖然少有機會能接觸圍棋,但聶衛平並未完全把其拋之腦後,北大荒遼闊的土地,雖不能為他提供一副棋盤,但卻給了他廣闊的空間,聶衛平曾經多次說過:“我一到黑龍江,就有一種天高地闊的強烈感受。當我重新坐在棋盤邊的時候,就會感到棋盤更廣闊了。”對一個圍棋高手而言,這是完全有可能的,當棋藝到達一定水平,比的就不再是技術,而是境界。
很多女知青幫他洗衣服
1971年,因為聽弟弟誤傳北京將有中日圍棋賽,聶衛平看棋賽心切,但又恰值秋收,請假肯定不會被批準,他隻得偷偷跑回北京看比賽。結果,日期搞錯了,提前了一年,他隻好又匆匆往農場趕,沒錢買票,在火車上東躲西藏,來來回回折騰了一個星期。回來後,待遇一落千丈,聶衛平本來是學習毛主席著作的標兵,這一跑,就變成了騙子,受到領導的一頓批評,他感到很壓抑。由於身體不好,他被分到曬場幹活兒。那裏活兒輕,離宿舍又近,除了他一個男孩子外,全是女孩子。活兒雖不累,但太陽曬著,也渴得受不了。臨近中午,一個雞西來的知青給他們送水喝,所有的女孩都有水喝,惟獨不讓聶衛平喝。聶衛平氣急了,兩人就打了起來。後來,比他高大的對方竟被他打得躺在地上,爬不起來。馬上有人用手銬將聶衛平銬了起來,用對待反革命分子的措施對待他。
就是這麽一個“看著挺傻、心眼不壞”的人,偏偏得到許多女知青的關愛,“好多女生給我洗衣服。當時哪個女的幫你洗衣服,就說明你們倆不是一般的關係。有個女生來你宿舍送衣服,別人看著也是件自豪的事情呢。”
成名之後,聶衛平又多次去過那個讓他吃盡苦頭的地方,“一直想去找找那些給我洗衣服的女生,可惜都不知道她們去哪裏了。我到現在都搞不清楚她們為什麽幫我洗衣服,也許人家都知道我不能幹活兒,願意幫助弱者,算是給我麵子吧。”那時思想比較保守,男女之間沒有更多的想法,感情比較純潔,“當時覺得一個上海姑娘非常漂亮,隻是覺得長得好看,沒有任何行動,後來也不知道這個女知青的下落”。
擅離農場 棋藝突飛猛進
沒過不久,那個挨打的雞西知青說被打壞了,再也不肯勞動,而聶衛平每月所得的32塊錢工資要全部都給他。聶衛平再也受不了這種待遇,1972年,他擅自離開農場回北京了。雖然他的父母當時還沒“解放”,但處境已經好多了。父親在延安時期是抗大的教員,有許多遍布全國、身居要職的學生。其中一個是黑龍江省農墾局局長,他便把聶衛平派到北京,當農墾局的聯絡員。聶衛平的任務是盡可能地多給農場買回急需的汽車鋼材。當時,汽車鋼材全國都缺。在母親的幫助下,聶衛平不辱使命,迅速地為農場買回了50輛嶄新的解放牌大汽車。他自己也換來了一段休養生息的好時光。每天一早,聶衛平騎著自行車趕到北京第三通用機械廠,那兒有原國家圍棋隊的陳祖德等七位高手。他們正在接受“教育”,而聶衛平正需要向這些高手學習。
終於,聶衛平在與老國手們的比賽中,從被讓子讓先,逐漸上升為可以對等較量的程度了,幾個月後,又進了剛剛組建的國家圍棋集訓隊。1974年4月,聶衛平又回到了山河農場。這一年,他以無可爭辯的成績,獲得了全國圍棋錦標賽第三名。從此,嶄露頭角的聶衛平便一發不可收拾,從山河農場調入省體工隊。
1982年,北京市體委主任魏民在國外與黑龍江省委副書記李力安相遇時說起,“我們有個運動員,在黑龍江名氣很大,你們用了他多年,是不是給我們吧。”李力安同意了,馬上辦手續。聶衛平調回北京,也正式進了國家圍棋隊。
雖然當年那些知青命運各不相同,但毫無疑問,他們的人生底色上都留下了無法磨滅的滄桑烙印。
對於那段特殊的經曆,聶衛平說:“我是全國唯一一個有上山下鄉經曆的棋手,能熬過來對忍耐力、意誌力的形成是有很大幫助的。最值得慶幸的是,有好多人都學壞了,頹廢了,我沒有墮落。那個農場條件那麽惡劣,後來我還是回去過很多次,對那裏還是有感情的。”聶衛平最終成為棋聖,是一個時代的造就,也和上山下鄉那一段經曆關係不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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