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小蓮,1953年6月出生於湖南省茶陵縣。曾在江西插隊9年,1978年考入北京電影學院導演係,畢業後分配到上海電影製片廠從事導演工作。其作品在國內外獲得多項嘉獎,代表作品有《女人的故事》《上海紀事》《假裝沒感覺》《美麗上海》《上海倫巴》《我堅強的小船》《請你記住我》等,其中《上海紀事》曾獲華表獎最佳故事片,彭小蓮本人憑《美麗上海》獲第24屆金雞獎最佳導演。2001年完成日本紀錄片大師小川紳介遺作《滿山紅柿》。2003-2009年完成紀錄片《紅日風暴》。另有《他們的歲月》《回家路上》《美麗上海》《理想主義的困惑——尋找紀錄片大師小川紳介》等文字作品。
彭小蓮與《收獲》
1,1985-2《收獲》
電影文學劇本
在夏天裏歸來 / 彭小連
2,1987-4《收獲》
中篇小說
在我的背上 / 彭小連
3,1991-3《收獲》
中篇小說
阿冰頓廣場 / 彭小連
4,1996-3《收獲》
中篇小說
燃燒的聯係 / 彭小蓮
5,1997-4《收獲》
中篇小說
一滴羊屎 / 彭小蓮
6,2006-3《收獲》
一個人的電影專欄
電影人的尷尬 / 田壯壯 彭小蓮
7,2015-3《收獲》
短篇小說
童年,四季的秘密 / 彭小蓮
假設謝晉是幸福的
文 | 彭小蓮
就像這些導演,他們本質的動機,不在於他們荒誕的存在,而是荒誕既不能告訴他們幸福,也不能告訴他們的不幸。
——彭小蓮
謝晉導演
但是,即使是這樣的批評,在現實中,整個影片在拍攝和最後審查時,都遇到了很多的阻力,由於當年的徐桑楚廠長堅挺謝晉,一次一次地飛往北京和國家電影局商榷,最後,通過了審查。1987年,影片榮獲金雞獎最佳影片/最佳女主角/最佳女配角/最佳美術獎。直到今天關於“文革”的影片,也沒有超過《芙蓉鎮》的。在九十年代之前,謝晉導演拍攝的影片,除了《舞台姐妹》以外,都具有比較濃烈的政治氣息。
謝晉導演從頭開始,甚至像我們一樣,從拍兒童片做起。1979年他拍攝了《啊,搖籃》,講述了延安保育院的故事。影片依然在國內大多數影片的拍攝水準之上,凸顯出他的導演能力。然後,他籌備了兩年,拍攝完成了《天雲山傳奇》,又引起了巨大的反響。這是一部為“右派”呼喊的影片,以至於像我舅舅那樣的普通人,會看見銀幕上,右派分子羅群在大雪紛飛的日子裏,被妻子用板車推往醫院,在途中去世時,那蒼涼的畫麵,孤獨的生命,於是舅舅不管不顧,在電影院裏失聲大哭。即使這樣,沒有觀眾表示不滿,整個電影院裏充滿了抽泣聲。謝晉的名字成為當年最響亮的導演。於是在1982年,謝晉重新被領導重視,決定給予他最高的榮譽,發展入黨。這時候,我剛分到上影,正在給傅超武導演做場記,這位1938年就入黨、加入過八路軍的導演,幾乎是拍案而起,“怎麽可以給這樣的投機分子入黨?這是給我們的黨抹黑!”這是他在黨委會上直接提出的,他熱愛黨,他要保持黨的純潔性。而後,他毫不掩飾自己的觀點,在食堂吃飯遇到謝晉的時候,當著麵跟他說:“你現在是越來越紅了,你知道嗎,紅得發紫,那是因為那裏麵要放進黑顏色進去。”謝晉沒有回話,默默地從傅導演身邊走過,我們在邊上,嚇得都透不過氣來。傅導演回頭對我說:“他拍的《大風浪裏的小故事》現在都不提了?”
對於中國導演,我們當時都是暈頭轉向,不明白是非,確實對傅導演這樣有原則,有個性的導演充滿了敬佩;可是如果不是我跟隨傅導演工作,上影還有多少人記得他?這位曾經拍攝了《金沙江畔》和《火紅的年代》的導演?曆史是如此的冷漠,並且充滿了荒謬,任何事情都不能用好、壞、“投機”來說明白問題。謝晉導演,可以說是他們那一代人裏,對電影最執著,以至於最瘋狂熱愛的人。他對膠片,對光影產生的夢幻的效果,有著難以釋懷的向往,他就是想拍電影,並且一直要拍到死的一個導演。
我也想過,謝晉導演可以不拍《疾風勁草》嗎?在那樣的年代,你不願意做“右派”,你同樣是可以保持沉默的。上影的孫瑜導演,在被批判以後,竟然成為了電影界的沈從文,如此偉大的導演,保持了自己的良心和人格,從《武訓傳》以後,隻是試水拍了《乘風破浪》(1957)和《魯班的傳說》(1958)以後,就沒有任何宣言,就此退出電影舞台。這第一位把好萊塢技術帶回中國,被譽為“詩人導演”的孫瑜,是如此地驕傲、明智,他不願意蹚政治的渾水,他選擇放棄電影,因為愛得太深,他不能玷汙它。我們在上影廠的日子裏,竟然從來沒有看見過他的身影。我們知道他內心有多深的痛苦嗎?如果,當時我稍微有點腦子,我一定會去拜訪孫瑜導演。生命,最後是讓我們填滿了無限的後悔和遺憾。
今天,我終於明白,是他沒有這個權利。我們都是生存在昨天的人,從五十至八十年代,我們幾乎是在各種運動中體驗了自己的生活,年輕人沒有太多的選擇,我們是在一種統一的教育下,完成了集體人格,隨著每次政治運動的不同解釋,人們總是願意相信黨、相信政府,相信報紙上變來變去的說法。如果說謝晉拍攝《疾風勁草》是投機,不如說他是真誠的,他當年隻是一個三十四歲,從來沒有拍攝過影片,沒有經曆過重大政治運動的年輕人,他不是解放前的左翼,也不是右翼。他僅僅是一個藝術學校畢業的學生,當他能第一次親手接觸到膠片,你能想象他有多麽地激動?你能要求他有多少境界?放棄這次領導給予他做導演的機會?
是如何解釋他“文革”中拍攝的影片?當1970年上海的徐景賢宣布:“謝晉是資產階級思想非常典型的人物,但是經過七鬥八鬥,終於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來了。”當時的謝晉,聽到這話時,竟然是淚流滿麵,他不是在跟自己演戲。他感動,感激黨又給他拍電影的機會了,他從幹校回來,首先是接拍了搞了五年沒有完成的《春苗》,他努力把影片的視覺處理得漂亮,故事充滿了煽情,把階級鬥爭設置為簡單的好人與壞人的矛盾。那是“文革”時期,能讓他拍戲“便死死抓住,哪怕是戴著鐐銬跳舞。”(楊遠嬰教授語)這就是謝晉在“文革”中的表現,為此不能給他更多的非議,因為對任何人,特別是對他的老師夏衍、曹禺,謝晉沒有過汙蔑/ 揭發和陷害。在如此黑暗的年代,謝晉導演堅守住了良心和做人的底線,這是談何容易!
從昨天的政治電影,到今天的娛樂至上,這其中幾乎失去了全部電影藝術的價值,即使在今天,當人們大講好萊塢電影的同時,不要忘記美國的獨立電影,它為市場撐起了半邊天,那些影片依然呈現出主題和風格的不同,以一種自由的姿態麵對經濟、社會和文化方向。電影導演是在創造自己的世界,並不是隨便瞟著時尚、潮流與商業。隻是用私人的聲音,在講述著發生此處,但在任何地方都能夠被理解的故事。
我們今天被票房綁架了,似乎在另外一種表現形式下,重複著昨天的荒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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