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西方古典音樂的見證
—— 為文學城音樂快遞版塊而作
鑒於近期幾件事情已經使我無法再隱瞞自己的真實身份，我不得不在這裏鄭重承認：
TNEGI//ETNI = 陳立功 （ 1 ）
即原武漢同濟醫科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流行病學與衛生統計學係的副教授陳立功，也就是 2000 年在網絡上發表過關於武漢地區高校合並的那個著名評論的作者（參見 wikipedia 詞條 “ 陳立功事件 ” 或友人博客 http://blog.paifun.net/blog_184.html ）。現居住於馬裏蘭一帶，工作於 USUHS 的預防醫學與生物統計係。
順便在此糾正一下那個友人博客中提到的我被稱為同濟“卡爾”的來曆。這是因為有一天時任 87 級衛生係政治輔導員的我去校團委辦公室和張晉聊天，不知道在什麽話題上我發表了一個什麽樣的觀點，張晉就說，哇！你真是個卡爾 × 馬克思。從此，張晉每次都喊我卡爾，從來不喊我陳立功。這個稱呼也就慢慢地在幾個辦公室相互鄰近因而常聚在一起的年輕人之間傳開了。人類曆史上有兩個智者，一個是哲學家卡爾 × 馬克思；另一個就是統計學曆史上最偉大的統計學家卡爾 × 皮爾遜。張晉說我像卡爾 × 馬克思，因為我時常給出令人感到不一般的觀點和看法。那時我以一個非中共黨員的身份（我也從未加入過，特別是 1989 年後，我徹底打消了這個念頭。有興趣了解我這段個人史的讀者可以瀏覽我在 MSN 上的博文 : http://cotglti.spaces.live.com/blog/cns!3C281079A9E845EC!413.entry （我的打架史））在做學生政治輔導員，根本沒有進入統計學領域，甚至還不知道統計學究竟是一門什麽樣的學問。這就是我在校內被幾個同齡人（包括張晉、王建、陳健、潘宏誌、蔡效恒等）稱為卡爾的源頭。但是，以後來王建的眼光，我應該如他的博客所言是由於我長相混血有一幅大絡腮胡子的原因。事實上，我從未敢說自己是一個卡爾，僅僅隻是對自己有一份這樣的“期望或誌願 (wish) ”，因為那兩位是我眼裏最傑出的智者之一。我仰慕他們。其次，需要更正的是 2007 年我回國並非為了牽什麽研究項目，純粹是一趟私人的家務旅行，因為當年父母同滿 80 大壽。第三，我給女兒取的名字是陳賽倫思，不是陳賽倫斯。這是兩個含義不同的名字。在前者，賽就是比賽、競賽的意思；倫即同類；思則思想。由此，大家可以知道那個名字是什麽意思了。此外，這個名字的來曆與她出生的那一刻有關。她的第一聲啼哭就降臨在《 Silent Night; Holy Night 》（即《平安夜》的音樂聲中）。這是她得名的另一個原因。當時我守候在同濟醫院婦產科大門外，聽著武漢調頻台播放的這首音樂。於是就想，如果是男孩就叫賽倫特。正在這時，一聲啼哭傳來，我知道我的孩子出生了，因為產房裏當時隻有我太太一個人，而我是在太太上產床前一刻被護士趕出來的。很快，護士將孩子抱了出來，告訴說是女孩。所以，一個月後就被取名賽倫思。值得一提的是，那一夜是 1993 年 11 月 20 日，太太在去醫院產房生產的路上天空裏下著小雪。這是“有史以來武漢很少在 11 月份下雪的”一次記錄。
自從我在此壇發表了《這裏的水平很低。就其置頂的內容看》的短評後，立刻引發了本壇的熱烈討論。其中，一個筆名為 “ 酸不溜鰍 ” 的發出了一個略帶譏諷的跟貼： “ Mr. TNEGI//ETNI: 做見習斑竹吧 . 不用遞交申請 , 立馬到任。 ” 還為此對我進行了人肉搜索，透露了我的部分信息，並懷疑我可能由於那個 6 天 6 夜的無眠經曆落下了病根 ??? 這樣的情形對於任何處於公眾視線下的人來說，都到了必須予以澄清的時候。為此，我將以陳述事實不證自明的方式回答酸不溜鰍的懷疑，並借此機會闡述我作為一個非專業音樂人對音樂的見證。
我出生在湖北洪湖第二中學（簡稱洪湖二中）的校園裏。這是原稱洪湖縣現稱洪湖市的一所非常重要的市屬高級中學，位於峰口鎮。每年都有很多學生從這裏畢業並進入從 4 類大學到北大清華的各類院校從而開始自己嶄新的人生曆程。我很幸運地降臨在這個當年的教師由於遭受反右等各種不公平的政治待遇而來自全國各地的、在最不寬容的年代充滿著最大寬容和尊敬的、擁有當地小鎮上最高文化氣息的校園裏。從我開始記事起，白天，校園裏因為階級鬥爭和革命宣傳常常有廣播。它常常播放些那個時代的革命歌曲，特別是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歌曲和樣板戲，然而，最耳熟能詳的莫過於每天早上以及下午課間操時的廣播體操音樂。這一切應該是我接觸到的最早的音樂了。
記得在我很小的時候，家裏很窮買不起收音機，每天吃完晚飯後，除了家人說話走動搬動家什洗刷鍋碗瓢盆的聲音外，家裏沒有任何其它聲響。從上小學二年級起，我就開始讀詩歌和小說，因此，晚飯後常常點著父親用空墨水瓶自製的油燈讀書。母親是家庭婦女，大字不識，晚上做的最多的事情是在我讀書的油燈下縫衣釘扣子做鞋上氣眼（氣眼指的是棉鞋上用於穿鞋帶的金屬空洞）。一邊做一邊還不時地跟我嘮叨她那些陳年往事以及湖南老家的事情。
那時的二中有兩排互相垂直的平房教師宿舍。一排很長，略呈東南往西北走向，住了 30 多家。在這排房子的東頭，住的是書記和校長兩家人，各住兩間房。其它教師每家隻有一間房。另一排很短，與長排房子的東端垂直但不相接。兩排房子間有一個缺口通向一個位於校園最角落的垃圾場和公共廁所。這兩排房子最相互靠近的兩個房間的門以相互垂直的方向分別正對著同一口露天水井。而短排房子的這個末間房曾一度被用作圖書室。除了這間房外，它的另一個相對方向上的末間房就是敲鍾人的住房，那裏是校園大門。其餘的４間房分別住了兩個雙職工家庭，每家住兩間。一家是物理老師王樹德周秀娟夫婦，兩人都教物理。有趣的是，王樹德和周秀娟年輕時是師生戀。夫人周秀娟是廣西人，在那個年代被認為是出生不好的人。她是王樹德在師範學校讀書時的老師，王畢業後就隨他來到這裏教中學物理。在那個社會各層麵都等級分明的年代，自願從培養教師的師範學校來到一所破爛不堪的中學等於是自降一格。但她並不後悔，與他在此結為夫婦，並接連生下了三個兒子（王宇，周瑜，王新），其中大兒子比我小兩歲。盡管留給外人的印象是夫妻倆都不愛收拾屋子，且常年很少換洗衣服，總是一身邋遢樣，但一家人非常和睦，為人也很隨和。另一家是彭標桐翟會琴夫婦，彭教數學，翟教曆史。翟有個舅舅是原國民政府在參與創建聯合國時派駐的二秘。這對夫妻倆也有三個兒子（彭宏，彭紹強，彭紹青），其中老二和我同年。
長排房子的西半段朝南麵對著兩個籃球場，兩者之間是兩到三排不整齊排列的樹林，好幾種樹木構成了這道風景線。籃球場之外就是大運動場。我們家緊鄰這排房子最西端的體育運動器材室。那時，校園裏每一條小道和空地上都種著不同的樹木，一年四季中為校園增添了許多的風景，也吸引了許多來往過去的飛鳥。相對來說，長排房子裏住的孩子們比較多，因為空間距離較短，互動方便，相互之間聯係也就更緊密。又由於年齡相同或相近的男孩女孩都有，所以，玩在一起時都比較文明和謙讓。那時，校園裏的孩子們每天都互相串家，打牌玩遊戲，尤其是到操場上玩“中國美國”的遊戲。這個遊戲之所以叫這個名字，是因為參與的孩子無論男女將隨機自願地組合成兩個小組，一組叫中國，另一組就叫美國，然後每組以一個籃球架為自己的據點集中，一聲號令後，各方成員全體一致向對方陣地衝鋒，中途可以互相阻擋，但必須盡力占領對方的據點，決定勝負的標準是看哪一方的人在較短的時間內全部抵達對方的陣地。這是第一種玩法。另一種玩法是，分配好據點或陣地後，由某一方一次派一個人出去越過籃球場的中線挑戰對方，等到對方派出追兵後立即返回。如果沒有被逮住，就由另一方派一人出來挑戰。如果一方挑戰的人被對方逮住，就被當成俘虜扣留在對方的籃球架下。此時，他／她的夥伴就必須全體出動營救他／她。而俘虜在等待被救的過程中須一手接觸到籃球架的水泥柱體，另一手就伸出去。防守的一方就圍著俘虜以阻止對方的營救。每個個體都在運動和奔跑之中，隻要有一個俘虜的同夥在奔跑中突破防守在空隙中接觸到俘虜伸出的手，俘虜就被解救了。於是，又開始新的一輪挑戰和營救。遺憾的是，並非每次都是中國贏。如果美國贏了，大家也不會擔驚受怕。
看到這種玩法，大家可能會體會到，哇！這簡直像個兒童樂園啊！。沒錯。盡管那個時代的父輩之間可能由於政治背景和觀點不同而引起相互惡鬥，但孩子們哪能理解大人之間的冤仇呢？隻要有一兩個孩子出來玩，大家就都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非常親近和友善。在我的記憶中，在孩子們之間無論是年長的大哥大姐還是年幼的小弟小妹，除了可能因為家庭地理位置上的遠近而形成關係上相對親疏的小群體外，絕無仗勢欺人以強淩弱的現象，更談不上群內或群間打架鬥毆的事件。這個校園裏還有一個傳統。每到夏季的時候，隻要是晴天，家家戶戶都會搬出竹椅竹床就近到籃球場上或自家門前乘涼，孩子們之間則更是熱鬧非凡，場麵煞是壯觀，情景火熱。這樣的童年生活情調可能是極少有人能體驗到的。
其實，那時不僅僅是我們家買不起收音機，大多數教師家庭也都沒有收音機。除了物理老師王樹德周秀娟自己組裝了一個實驗用的收音機外，就是我們家隔壁的羅福田薛才英夫婦（薛在緊鄰二中的小學教書，小學有兩個後門直通二中校園）自己買了一部收音機，因為夫妻雙雙工作，用現在的話說，他們那時很 “ 有錢 ” 。夫妻倆有兩個兒子，大的叫羅鳴（小名叫平平，畢業於華中農業大學，在校期間曾任學生會的文藝部長，現在中國農業部歐洲處工作）比我大２歲，小的叫羅兵（小名叫兵兵，畢業於北京（北方？）工業大學（該校位於北京），現在鐵道部大橋局武漢物質處上班， 89 年學潮期間曾是天安門廣場上該校的 *** 成員之一）比我小４歲。兄弟倆感情特好，真真是情同手足。由於我們兩家相鄰，我們三個之間來往最密切。無論春夏秋冬，總是互相串門，或者一起讀小人書打牌玩遊戲，或者相約外出玩耍遊泳釣魚放風箏。特別是夏季乘涼時兩家的竹床總是在一起，羅老師或者羅鳴也總是帶著那個收音機，這樣，我就有機會和他們一起聽收音機中播放的新聞、故事和音樂。羅老師大學時就是學生樂隊的小提琴手，拉得一手好琴，而且在平平長大後還親自教他拉琴。這成為我童年時代印象深刻的情景之一。我很喜歡平平拉琴的樣子。除了拉琴，他還由於長相英俊，經常參加各種文藝演出活動。由於他從小多才多藝，年齡和心智又長我 2 歲，所以成為少年時代的我仰慕的唯一對象，當我們在同一所小學時，我還經常跑到他的教室裏找他玩。這種現象甚至到了他上高中時還有過一兩次。（申明：我不是同性性取向。）
與長排家屬宿舍的中間部分垂直的是二中的教師辦公建築。這個建築的北部是教師辦公室、校廣播室以及音樂器材室。南部整個就是一個大會議室。兩個部分之間有一個東西走向的開闊通道將兩者分開。由於這個通道裏有很好的回聲效果，每年春節期間小夥伴們都喜歡跑到這裏來在水泥地上放鞭炮。教師辦公室等房間的門都呈對開，中間形成一條走廊。走廊的一端向南連通這個通道的中部，另一端通向家屬宿舍。會議室的兩扇大門也開在這個通道的南牆的正中間。
平時，孩子們很少到教師辦公區裏麵玩。然而有一天，大約七八歲的樣子，我和幾個小夥伴跑進去了。由於沒有照明設施，走廊裏光線很暗，但我們發現音樂器材室的門沒關，幾個人就溜了進去。我發現門邊有一個落地式的腳踏風琴，就掀起蓋子開始用手胡亂地搗起琴鍵來，可是卻沒有聲音發出。又搗弄了幾下，才發現要用腳踩那個踏板，於是就邊踩邊按，驟然間胡亂響起的幾個聲音嚇得我冒出冷汗。與此同時其他的幾個人也受到了驚嚇，紛紛向外跑了出去。看到大家都跑了，我也趕緊跑了。這就是在我的一生中第一次由我演奏出的 “ 音樂 ” 。從此以後，再也沒敢進那裏。
不過，二中老師裏還真有人才。體育老師李思引是廣東梅縣人，畢業於武漢體育學院。如果你有機會見到這個人，你絕對不會相信他是搞體育的。因為他身高絕不超過 164 厘米。別看他個頭矮小，身體卻非常結實，全身除了肌肉，沒有脂肪，就像現在的健美運動員。他動作非常敏捷，反應極快，並且很愛打籃球。那時，峰口鎮上所有工廠企事業單位每年都舉行籃球比賽，比賽的賽季會持續較長時間，而比賽的地點就在我家門前的籃球場上。每次比賽看的人很多，每場比賽場邊都圍滿了人。我則經常鑽大人間的腿空擋擠到最前麵看比賽，而比賽的激烈程度由場邊的觀眾吆喝聲之熱烈可見一斑。由於比賽好看，我非擠進去不可，不然，我看不見會不甘心的。因為是二中的體育教師，李思引每場必上。可是他個頭矮小，隻能打組織進攻。另外，他還有一個技術上的毛病，每當他有機會投球時常常不準，因而很少得分。對此，場邊的觀眾們總是抱以一片笑聲。
然而，這個小個子體育老師卻有一副極其雄渾的嗓音，唱歌唱得非常好！在這方麵除了他之外，就是羅福田老師和我父親。在我的青少年時期，羅老師及其夫人的歌聲我是聽見過的，但遺憾的是，從未聽見我父親唱過。這是因為我父親在那個年代即文革期間受到了他所在群體中最嚴重的迫害，被剝奪了教書資格不說，還被下派到離家 20 裏地遠的二中農場種地兼管理農場。由於學校和農場之間無機械交通工具隻能步行，他一年四季偶爾回家一兩次。他在那裏不甘寂寞，在將近１１年的時間裏自己搞起了所謂的棉花水稻雜交試驗（他是教地理的）。可想而知，他那時應該很悲苦，哪有心情唱歌。因而，在我幼小的記憶中，我從未聽見過他的歌聲，直到文革結束後他才返回學校擔任文科班班主任，並且在這個 “ 主任 ” 位置上一直幹到退休。正是在這個位置上，我才有機會了解到咱老爸會唱歌，因為他經常教他的學生唱歌。那時，文科班是二中最活躍的班級。
不過，李思引老師在文藝方麵遠比咱老爸厲害。除了唱歌最好（盡管他從不教學生唱歌），他竟然還會拉得一手好手風琴！每次從他家門走前過，不是聽見他在家裏唱歌就是聽見他在拉手風琴。那歌聲和風琴聲真的是美啊！美得令人神往！因為他所唱的都不是中國的革命歌曲、更不是文革歌曲，很多都是後來我才知道的原蘇聯歌曲和音樂。那是學校的大喇叭以及羅老師的收音機裏不曾發出過的聲音。
除了這個經曆，還有一個深刻的記憶就是從羅老師家的收音機裏聽見並記住了開頭旋律直到上大學後才知道的貝多芬的 F 大調浪漫曲。
我有幸在這樣的一個環境裏長大，有幸在那樣的一個年代裏聽見了無比優美的音樂。然而，像這種對音樂形成深刻記憶的經曆在我小學畢業後的日子裏漸漸地離我遠去了。直到走進武漢醫學院也就是後來的同濟醫科大學。
在這所大學裏，第一學期結束時，我帶上了從校團委借的一把小提琴和從校圖書館裏借的一本簡譜版的《怎樣演奏小提琴》的教材回到了洪湖老家度寒假，並開始了自學小提琴演奏（雷人吧！都快滿 19 歲了，以前從未有過音樂教育的背景，甚至連簡譜都不懂，還想學小提琴演奏且是自學！），並逐漸愛上了它。有興趣的讀者可以讀我的另一篇專文（ http://cotglti.spaces.live.com/blog/cns!3C281079A9E845EC!118.entry 《我和小提琴的不解之緣》）。這裏就不另辟空間浪費時間了。
除了自學小提琴，在這所大學裏，我有幸獲得了我一生中最重要的西方音樂和西方哲學的啟蒙人，我的大學哲學老師袁建國先生。他應該是我們這個時代少有的一位思想敏銳、感情豐富、才華橫溢且英俊瀟灑的年輕學者。當時他還是單身，一個人住漢口老城區一個名叫“六合裏”的裏弄中的一個小閣樓裏。他非常歡迎我們這些青年學生前往其住處。我有時和幾個同學結伴去，常去的夥伴有張亞梁（現在是中國國內有名的投資和股票專家）、李仁豐（現任衛生部健康報某版的責任編輯）和我，有時還有胡建平（現在中國衛生部信息統計中心）。另外還有 80 級衛生係的高衛中（現任中國衛生部（副）部長助理）、 81 級醫療係的朱少純（現在美國波士頓）以及朱的同班曾奇峰（失去聯係了）。大家常常是相約同行。乘公交車需要約 15~20 分鍾，加上出校門需要 8 分鍾左右以及不確定的等車時間，來回一趟需要約 1 個小時。聊天時可以說是海闊天空，無所不談：從社會科學到自然科學，從曆史到當今，從中國到世界，從專製製度到民主共和 …… 。那時是一個言論相對開放的時期，各種思想可以私下或半公開地討論，有些論述西方民主自由法製的書籍更是公開出版。所有這些活動的主體不用擔心會有人告密打小報告從而被整治穿小鞋直至被剝奪發言權甚至蹲監獄。
這樣的聊天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由於每次去的人多話題也多，常常聊到深更半夜轉鍾幾點，因此去的時候乘公交車，回來時就得步行 1 個多小時返回學校。盡管如此，每人從未感到過疲倦，相反，每次去因為收獲頗豐，大家情緒都非常高昂。此乃所謂青春年少雄心勃勃也。然而，那時的我對政治不是太感興趣，倒是對哲學和音樂比較容易引起注意力。而這些同伴中沒人願意聽他講音樂，主要是對他的政治哲學觀點感興趣。由於寡不敵眾，在這樣的場合下我們極少有機會談論與音樂有關的話題，所以，我有時就找機會獨自一人去聽他聊音樂。有時有約在先，有時擅自成行，從未感覺到他因為常被不速之客打攪而有過什麽不愉快。
在我第一次獨立去的時候，我才有機會仔細瀏覽他的空間。這是一個單一的矩形空間，麵積約 15 平方米。唯一的門開在矩形的一條長邊上且緊鄰一條短邊，而床就靠著這個近門的短邊，因此，打開門就是床的腳頭。一張桌子順著床的長邊放在屋子的中間，與床相距約一尺的距離，他就在桌邊與床相對而坐。桌上堆放了一些書，幾本書組成一堆，一堆一堆相互並排看齊，絕無零亂擺放的現象。令我感到驚訝的是，他的每一本書，除了桌上的外，還有兩到三個（不記得了）擺在更遠處的書架上的，都以一種我從未見過的奇特的包裝方式用白色的銅版紙（應該是廢舊的掛曆或海報等）或其它種類的紙包著，並用他那獨特而極富美感的筆跡寫上書名。每本書從外觀看上去極其的規整，包裝手法非常細膩，仿佛是由工廠幹的活。這種包法與傳統包法不同的是，即使沒有任何其它外力（例如膠水、透明膠、訂書針）的幫助，在打開書的封麵或閱讀過程中，包裝材料與封麵之間幾乎沒有鬆動現象！因此，每一本書都可以說是嗬護備至，沒有一絲卷皮折角。正是在這裏，我學會了他的包法，因而受益匪淺。除了那些書以及一個放筆的硯台外，桌上還有的就是一台那個年代很流行但隻有有錢人才買得起、或沒錢但酷愛音樂因而耗盡所有也要買的日本產 SANYO （國內稱三洋）牌的合式磁帶錄音機，且是昂貴的雙聲道的。
那天進屋後隻簡單地寒暄了幾句，然後他讓我在床頭處坐下，將錄音機的喇叭轉向我。因為此前我從未特意聽過西方古典音樂，所以，他專門為我選了一盤由上海音樂學院電化教學室編輯的西方古典音樂小曲目，其中第一首就是巴赫的《 G 弦上的詠歎調》，其它的有貝多芬的《致愛麗絲》、聖桑的《天鵝》、舒伯特的《小夜曲》和《聖母頌》、舒曼的《夢幻曲》、古諾的《聖母頌》、勃拉姆斯的《搖籃曲》、奧芬巴赫的《船歌》、德沃夏克的《幽默曲》以及柴科夫斯基一部弦樂四重奏中的第二樂章，也就是著名的《如歌的行板》，等等。在將近一個小時的時間裏，我們都沒有說話，隻是聽。他拿著一本書，不時地啜飲一點啤酒，而我就坐在他的床頭處。正是在聽《如歌的行板》的過程中，一種無法言喻的清純甘甜的感覺突然間悄悄地流入到了我的心田。它久久地、舒緩地運動著，不願離去，直到全部樂曲結束，仍然沒有停止。我們又開始聽第二遍。這時，即使是巴赫的《 G 弦上的詠歎調》也令人感到無比的優美。這就是這種音樂的神奇魅力。我不知道袁先生第一次聽這類音樂的時候是如何感覺的，但我現在應該可以相信，那些小作品對於那晚的他來說不足掛齒。離開的時候我向他借了這盤磁帶返回學校。第二天晚飯後，向同班隔壁寢室山東籍同學邵興光（現在煙台市疾病控製中心）求助複製了一盒磁帶。從此，這盤複製的磁帶就一直伴隨著我度過了若幹年，直到我二姐夫的侄兒考上同濟醫科大學醫學院後，我將它轉送給了他。
在袁先生的指導和幫助下， 1984 年 2 月的一個星期一，我和幾位同班同學以及那幾位高年級的校友組織起了“武漢同濟”史上的第一個完全獨立團委和學生會的學生自治組織“星期一”學社，其管理機構是一個被稱為“秘書組”的團隊，不設秘書長，隻有一個常務秘書根據其它秘書的建議負責召集會議討論學社的事務。學社在短時間裏迅速發展，會員人數超過了一半的在校學生。我在這個秘書組中是負責文藝活動的秘書，在任期內完成的最重要的工作是在當年得５月以學社的名義前往武漢音樂學院的鋼管弦係聯係當年該係的畢業生來我校演出。在當時該係係主任朱耀熹教授的帶領下，有該係小提琴專業當年最優秀的畢業生楊革放等參與的樂團為我校廣大師生上演了最精彩的節目。我至今還記得其中一個作品是該校作曲係畢業生創作的大提琴曲獨奏曲《山民印象》。這場演出應該是“武漢同濟”曆史上不曾有過也不再有過的高質量的現場演出。
1985 年 9 月，即秋季開學後的第一個月，校園裏的布告欄上張貼出了一張製作精美的海報《西方古典音樂欣賞會》，主辦方是同濟醫科大學工會愛樂小組，地點是位於原實驗醫學研究中心（該建築物及其實驗醫學設備由原聯邦德國即西德政府出資援建，該建築物現調配給了公共衛生學院）的學術報告廳。這是文革後本校恢複這一曆史傳統的第一次活動。這個傳統是由梁思成和林徽茵夫婦於三四十年代在同濟大學工作期間種下的。現有成員都是當年的學生，主要有國內著名的麻醉學家金士翱教授及其夫人免疫學家畢愛華教授、微生物學家張訓桓教授、印尼歸僑畫家和器樂演奏家溫少曼等。那一次，我去了。用什麽語言才能描述那次的場麵呢？無語！人太多了。整個學術報告廳的近三百個座位全滿，除講台所在一麵牆沒有人外，其它三麵都擠得水泄不通。在音樂的播放過程中，幾百號人靜得像什麽似的，連呼吸聲都難以聽到。從此，這個活動除了寒暑假外每月一次，每年 10 次（沒錯，是１０次，即使是７月份最緊張的考試期間也開一次），每次活動都在同一地點。後來我才知道，這樣的講座安排，工會是要付錢給學術報告廳的管理機構的，因此，愛樂小組前要冠以“工會”二字。
第一次活動結束後，我就留了下來，向幾位老教授討教並表達了渴望參與的意向，答複是沒問題。自此，我成了其中可能是“第一個”以學生身份參與的一員。從第二年開始，在計劃籌備階段，我就被小組納入了講員計劃，須主持一次講座。由於我年輕，還要負責跑腿，包括確認每次場地使用、送交講座文稿到校印刷廠鉛印（那時還沒有電腦打字設備）並取貨、張貼海報、甚至有時在音響設備室幫助組織磁帶（最初時磁帶是唯一的存儲媒介）和 CD 光盤（當 CD 普及後）。等到後來電腦普及後，我還要負責打印、排版、複印等。
正是在這個活動中，我結識了我在同濟最好的朋友吳立。他比我年長一歲，父親是武漢音樂學院的退休教授，母親是醫學院基礎科部的教師但很早就過世了。吳立從小就開始學拉小提琴，然而他不是這個料，終於放棄。現在也就偶爾拉拉。在我加入後不久他也很快加入了愛樂小組，我們倆開始分擔小組的日常事務，且合作默契。隨後若幹年裏加入的還有 83 級德語醫學班的嶽絢（父親是原華中理工大學的教授。她因為長得嬌小玲瓏，美麗過人，有“同濟小公主”之美稱，現與丈夫居於德國）、 85 級衛生係的黃敏（也是同濟校園那種常見的嬌小玲瓏類的美女之一。目前居北京，曾任中央電視台衛生與健康專欄的節目“製作人 ? ”）、 87 級衛生係婦幼衛生專業的楊燕濤和韓輝等。總的來說，小組規模一直很小，沒有對外擴大的任何宣傳活動，完全靠主動和自願。在活動中也 100% 是奉獻，沒有絲毫報酬及付出體力和時間不說，有時甚至自己還要貼錢。
作為小組成員，自然會對內部開額外的小灶。每年都會有兩次組內欣賞和交流，這樣的活動通常是在金士翱教授那棟兩層樓的小洋房裏的一個房間舉行。所以，作為一個普通學生能進入這樣高級別住宅是一件令人有些許激動的。這些年事已高的老前輩有一種他們自己的生活方式，一幅和藹可親的態度，一套為人處事的哲學。不僅如此，更以他們的身體力行營造出一種無以名狀的氛圍，而這種氛圍應該是同濟文化和學術氛圍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
這一活動在我 2002 年年初離開同濟前從未間斷。然而，我不知道現在的情形如何，因為當我 2007 年回國探親時得知張訓桓教授不久前以 80 多的高齡已過世。現在金士翱教授和夫人也都應該年高 80 好幾了，溫少曼老師則已高齡 90 了。最近從網上得知溫老師還在開畫展。他的身體確實是健康長壽型的， 70 好幾 80 多歲的身體，跑起步來竟然像小夥子一樣，健步如飛，毫無老態龍鍾之虞（我真的不是誇張）。我走得如此幹淨，不再與大家有任何聯係。寫到這裏我感到非常的愧疚，因為我實在是太無能。
1987 年我畢業前夕，小班長周思源邀請我在班級範圍內為大家搞一次音樂欣賞講座。我從校廣播室借來留聲機和幾張塑料唱片（現在這類家什恐怕後博物館才找得到），就在他的寢室裏開了一次講座。此時我才發現，咱班同學裏還真有幾位蠻感興趣的且很有理解力的。隻是遺憾得很，為什麽不早開始這樣的活動呢？
1989 年秋季（但也許是 1990 年的 4~5 月份。我沒有記筆記的習慣），中央交響樂團的常任指揮韓中傑先生應武漢交響樂團的邀請前來武漢指揮該團的音樂會。從新聞媒體得到這個消息後，我代表愛樂小組到武漢交響樂團去聯係訪談韓中傑先生的事宜。我們希望通過這樣的機會宣傳同濟的愛樂史。韓先生聽說後非常高興，在百忙中抽出時間與我們進行了會見。那一次，我帶上了我所帶班級（那時我以非中共黨員的身份從事大學生政治輔導員的工作。又雷人了吧）的兩個學生，他們是楊燕濤和韓輝。我們一行到了韓先生所住的賓館與他進行了２個多小時的交談。我們介紹了自己的活動，交換了許多關於西方古典音樂的看法，受益匪淺。臨別時韓先生對我們的活動表達了由衷的欽佩。
1997 年，碩士剛畢業沒多久，一個關於分段回歸分析的靈感突然闖入我的腦海。這是因為在讀碩士期間我從事的是一個關於湖區血吸蟲病防治的經濟學評價研究，該研究由世界銀行 / 世界衛生組織 / 熱帶病項目資助。這個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分析、評價並比較兩種防治策略的成果和效果。在數據分析的過程中，我發現在疾病感染率與單位防治成本之間存在著一個二次或三次曲線規律，當疾病感染率下降到一定的水平後，繼續以同樣的防治策略也就是相同的防治成本來進一步改善感染狀況從經濟學上看已經非常不合算。因此，我試圖找出一個或兩個臨界點來修正防治策略。但是，這個二次或三次曲線模型都不能幫助我找到這樣的點。於是，我就不得不開始尋找其它的辦法。那時我們在國內因為信息比較閉塞，沒聽說過更不知道如何使用 Spline （樣條）技術找 knots （結點），而且這樣的技術對於醫學背景出來的隻有極其可憐的數學知識的我來說，要完全理解是極其困難的。我自己試圖找出一個合理的算法，而這就等於是要求一個醫學背景的人從事一個新的統計算法的創立，這無疑相當於要求一個數學家完成一個臨床醫生的使命。可想而知，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然而，我還是堅定地走上了這條未知的布滿荊棘和險惡的需要付出極大的勇氣和智慧去探索的道路。我一定要找到它！因為那樣的模型不是我們需要的。
為此，我開始在武漢的大街小巷上找書店以便購買到合適的數學書籍，並著手從集合論、映射、對應等基本概念出發理解數學的一些基本思想和邏輯。此外，從 1997 年 11 月底開始，我便穿梭於（不是每天）武漢大學和同濟醫科大學之間。兩校相距很遠，但有公交車直達，所以也算方便。我到那裏去的目的主要有兩個，一個是到該校的數學係旁聽測度論的課程；另一個目的就是找人交流分段回歸分析的思想。我與之討論過的隻有胡亦鈞教授，當時他可能還隻是副教授，博士畢業也沒多久，而且即將出國。我們討論了將一個正態隨機變量進行三分的邏輯而非具體的計算問題。當時我問他，如果要分的話，應該是三部分的合並方差和最小化。他說這是當然的。這就是最優化理論。
事情到了這裏，邏輯上的問題似乎都解決了，因而我所追求的解決方案的整個理論問題也就沒有什麽新意了，因為大家都在遵循著這個邏輯以解決相同或相似的問題。然而，我最終發現，這個理論在統計學中是一個錯誤！
有時為了就近，也常常去自己學校的基礎部數學教研室找老師交談，談得最多的是當時是副教授的劉早清老師。我在讀衛生統計學碩士學位課程時，他為我們講授《線性代數》。同樣的問題也與劉老師討論過。可是他說，一個正態分布就是一個整體，很多的統計方法都建立在這個基本分布的理論上，現在你把它分開了，那它們會變成什麽樣子？我無法回答。
在這些活動中，我開始構築起自己的分析邏輯，特別是泛函分析的邏輯。這是一個極其簡單又非常重要的數學思想，至於複雜的數學理論層次上的問題，例如性質、定理、引理以及證明等，我都不需要了解，更不需要掌握。我從中理解到，要找出我需要的臨界點，我就必須進行數據迭代，而迭代的過程等於一個隨機測量的過程，在此過程中，數據集是隨機改變的、回歸模型則基本不變就像一個函數關係ｆ，得到的結果就是一大堆隨機的分段模型，而我要從這些模型中找出一個最好的，從而最有化就是唯一的必然選擇。這個完整的分析邏輯不是在和他們的討論中由他們告訴或啟發的，而是我在點點滴滴的思想火花的碰撞中逐漸領悟出來的。
事實上，泛函分析的思想也不是這兩位老師告訴我的，而是在讀碩士期間，我的師姐妹侯長榮提到的。有一天她對我說老板（即國內著名的生物統計學家餘鬆林教授，也是我的碩士導師）要她去武漢大學聽《泛函分析》的課，她說她聽不懂，枯燥得很，沒意思，不想去了。就是這段對話，我知道了數學中有一個泛函的概念。那麽什麽是泛函呢，不用任何解釋我就知道，“泛”意味著“全部、一切”，而“泛函”就應該指的是所有問題都可以“函數”的思維來解決。因此，剩下的問題是，什麽樣的問題是一個“泛函”問題。為此，我去問了劉早清老師。他遲疑了一會告訴我說，一個泛函好像應該滿足８個條件。他在說出前麵的２～３條後就截止了，因為他手頭沒有書，無法準確地說出全部內容。於是關於這個問題的討論也就到此為止。我至今也不知道那８個條件是什麽。但不論怎樣，以我對基本函數的理解，一個泛函應該包括至少兩個變量（自變量和因變量）和一個關係，並且由這個關係可以得到一個結果。沒有結果的泛函是沒有意義的，它意味著統計學上的不可測，也就是哲學特別是認識論上的不可知性。因此，隻要我構造的隨機測量的算法有結果，就表明了統計學上的可測性，也就是認識論上的可知性。邏輯就是這麽簡單。因此，在武漢大學數學係旁聽期間，主要聽的就是測度論，因為它是概率論的理論基礎，而概率論是統計學的基礎。
1998 年 2 月的最後一天一大早，我來到了武漢大學數學係。在係公告欄裏我看到了一則消息，陳希儒院士將在當天給數學係數理統計專業的學生作一個關於統計學的曆史、現狀和未來的報告。這對我無疑是一個難得的機會。我決定去聽這個報告而不去聽測度論的課程了。應該是大約 9 點左右，陳希儒的報告在一個很小的教室中開始。除我之外，在坐的大約隻有 10 個人左右。關於統計學的曆史，在此之前我已基本了解，從最初的國事學到政治算術到統計學最後到數學介入後的數理統計學，就是這麽一條線。在讀史過程中我也形成了一些自己的獨到見解。例如，這個學科最有趣的一件事是拉丁語係的 Statistics 的詞源說可以追述到 1589 年的意大利學者基利尼斯（ G. Ghilinis, ? - ? ）出版的（ Civile, Politica Statisticae, Enilitare Scienza ）。在這本書中，他首創了意大利語 statisticae 一詞。可是，他寫的這本書與現代統計學的基本思想和原理完全不沾邊。可就是這個術語，最終卻成了這門學科的術語源頭。按我個人的理解，這裏的 Politica Statisticae 應該是討論一個關於政治的狀況。結合現代統計學的理論與實踐不難理解，中文所說的統計學（這源於日本人的翻譯）並非簡單的數值計算，而是關於某種狀態的描述和解釋，這屬於認識論而非數學的範疇。它不過是借用了數學的計算技能為手段，而目的是為了認識某種未知的狀態，因此，統計學實質上是一門數學化的認識論（ mathematized epistemology ）。這是由手段到目的定義一個行為時得出的必然結論。這是一個簡單的邏輯。
陳希儒在談到當前的狀況時說道，美國有一位大統計學家（應該 Robust Regression 法的創立人 Peter J. Huber 。時間過去太久了，我不能確定。但我的印象中他好幾次提到這個人的名字，還說他曾是美國總統的科技顧問。我想應該就是他）在一個著名的統計雜誌（這個雜誌的名稱是真真的忘了。沒辦法，我從來不喜歡記筆記。這是個不好的習慣）上發表了一篇長文章，批評當今統計學界存在的一個普遍傾向，即很多數學背景出來的人習慣於用數學的確定性思維來解決統計學中的非確定性問題。事實上，我們是不可能搞確定的。還說，很多人搞了很多新奇而複雜的方法，沒幾個人能看懂，而常用的方法還是那幾個經典的。最後，這位美國的大統計學家悲觀地認為，要想從統計學內部糾正這個傾向是非常困難的，除非有一股外來的強有力的力量，因為數學的公理體係本身是不容懷疑的，我們顯然不能推翻這個體係另建一個。
最後就是展望未來了。結論是前景堪憂，並對各位在坐的年輕一代寄予希望。
在聽講的過程中，我始終處於比較激動的狀態。陳希儒講完後，我說我能不能說幾句。陳院士就讓我站上了講台。我將自己對三分段回歸分析的思想提了出來，認為這應該是有前途的發展方向，因為這樣的分析可以幫助我們深入到一個總體的內部去討論其關係的隨機可變性，從而為控製複雜係統提供有效的統計依據。我之所以要求發言是因為，在陳希儒的講授中完全沒有涉及到分段回歸分析的基本問題。這一演講中的主題性選擇應該體現出了在當時的整個統計學界人們認為這個領域不重要的現象。這是我萬萬沒有想到的，因為在我看來這應該是最重要的問題和最高挑戰之一。因此，我就上去講了這個觀點。陳院士在我講完後沒有提出重要的評論，也沒有予以否定，隻是說但願它有意義。
這天，我連中飯都沒來得及吃就坐車回了自己的學校，一頭紮進自己科室的計算機房，由此開始了長達 6 天 6 夜無眠的思考，並最終找到了解決問題的基本辦法。我仍然使用了最優化，因為在此之前我已經根據回歸分析中殘差分析的原理歸納出了這個邏輯，且當時對它毫不懷疑，認為它天經地義。這 6 天 6 夜裏主要思考的是如何回答劉早清提出的那個問題。它可以被歸結為：你為什麽要分段做回歸？這是一個哲學的而非數學的問題。為此，我首先以最快的速度重讀了與認識論有關的西方哲學史部分。正是在古希臘哲學思想中最終找到了答案：分，可以分且必須分！
可是，怎麽分？這既是一個數學的算法問題，更是一個哲學邏輯問題。於是我開始讀嚴士建寫的《概率論基礎》。讀了 100 麵後實在是讀不下去了。我無法逾越學科之間的鴻溝這道巨大的障礙。但前麵 100 頁的那些內容裏給了我一些最基本的概念，如隨機空間、測度或可測空間、概率空間等。
這個思考過程是如此的艱難，常人無法想象。極度的痛苦折磨著我的整個身心。就是在這樣的環境裏，我開始聽音樂！於是，思想像脫韁的野馬任意馳騁，無數的概念、定義、思想都闖了進來：哲學的，數學的、統計學的、音樂的、藝術的、文學的、愛情的、曆史的、甚至關於 6.4 的 …… 。這些概念和邏輯一大堆，混亂的很，無法理清。於是我開始以散文形式寫關於自我的故事，題目就是《覺醒與決心——一個認知主體的自述》，其目的隻有一個，就是實現思想的突破。 6 天 6 夜裏就是在整理清楚這些概念之間的關係。寫完一遍看看後覺得不滿意！再寫。這樣折騰了幾個來回，也不知道外麵的時空變換怎樣。正是在這篇散文風格的、充滿非理性的論述中，我對統計學、數學以及哲學之間的關係進行了比較深刻的獨立思考，得到的結論是統計學是數學化的認識論。這個思想最終被表達在 2007 年 Joint Statistical Meetings 的會議論文集裏。我想這應該是關於統計學的定義的一個重要的新思想。這個屬性表明，統計學不是單純的數學，也不是單純的哲學，而是兩者在認識論領域的完美結合。任何一個統計方法必須首先有一個分析的邏輯，其次才是這個邏輯的數學化，從而才有了統計方法的數學算法。但是，邏輯在先，算法在後。因此，好的邏輯會導致好的統計方法，不好的邏輯會帶給我們不好的方法；正確的邏輯會導致正確的方法，錯誤的邏輯會帶給我們錯誤的方法；完善的邏輯會導致完善的方法，而有缺陷的邏輯會帶給我們有缺陷的方法。這裏，數學是無辜的，而哲學必須承擔全部的責任。這是再簡單不過的道理。
在這個進程中的某一刻，正當我的思路進行到了某個時點上，突然間，一個巨大的幻象闖入了我的腦海。隻見它坐在一個巨大的座位上，頭部籠罩在巨大的光芒之中，全身套在漆黑的金屬盔甲裏，雙手則平靜地放在自己的膝蓋上，而左手的一個手指指尖處的保護套破了一個洞，而我感到自己像一個的嬰孩一樣伸出一個手指通過那個洞碰到了他的那個手指，而就在觸碰的一瞬間，兩者的手指之間發生了一道電流般的顫栗（這一顫栗的感覺當時非常的真切），隨即整個幻象便迅速消失得一幹二淨。整個過程應該沒有超過 1 秒鍾。一切又重歸平靜而極度艱難的思考之中。這是我第一次寫這個經曆並要將它提交給公眾，因此，我意識到我必須在此記錄下這個經曆。這是我經曆的一個“事實”，或者說是一個真實的“經曆”。絕對不是我在胡說八道。作為一個醫學院畢業的專業人員，我意識到它可能是由於極度疲勞產生的幻覺。可是，它為什麽不是其它任意類型或內容的幻覺？盡管在此之前有過閱讀聖經故事的經曆，但僅僅隻是把聖經看成是故事、傳說和神話來對待。那時我也並未接受過任何的宗教信仰，是一個徹底的辯證唯物論者。
這幾天裏幾乎沒人來打擾。有時候即使科主任或太太來了（太太與我同一個本科專業、同一個碩士專業、同一個科室、同半個碩士導師），她們看看後也就走了。當時我們住在離校 12.5 公裏遠的東西湖居民小區。每天早上學校派兩班車接，相隔半小時；下午則由兩班車送，也是相隔半小時。由於我一直不回家，她每天就負責接送年僅 4 歲的女兒上校內的幼兒園，還不能錯過校車。如果錯過了，就隻好自己出錢搭公交車，那樣的話一路上停停走走，時間就耗費得太多了。
太太在結婚前就和我同一間辦公室，結婚後也還是這樣。我們教研室人少，隻有 4 間房，兩間位於一樓的辦公室以及一間實驗器材室，另有一間計算機房，位於二樓。而我就一直呆在這個機房裏。有時候太太也上來用計算機算東西，順便來看看我，但她不知道我在幹什麽。隻知道我在寫、在聽音樂。在此期間我曾讓她到校外去給我買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曲》和《莊嚴彌撒》。這兩個作品我當時都隻有磁帶版的。而那一刻我聽音樂的工具隻能是電腦的光驅和一個耳機。可是，最終她隻買到了前者。
當時飲食是一個大問題。辦公室和機房當然都不能做飯。我的解決辦法是弄個電爐在機房裏燒開水，將從學校大門對麵的農貿市場和副食店裏買來的雞蛋、牛奶以及糖等混合在一起用開水衝服。想吃就吃，沒有餐數限製。這就是那幾天裏我的全部食物。
最終，我覺得該停下來了，而此時已經是 6 天 6 夜過去了！此時的我已處於極度危險的失眠、亢奮和恐懼之中。在前往樓下辦公室的路上，我就開始反複對自己說著一句話：“陳立功，你一定要控製自己。”這句話說了大約 1 個星期。這個星期裏，每天隻能睡 1 到 2 個小時，但終於徹底控製住了自己。沒有去看醫生，也沒有服用任何的藥物。隨後的情形隻是嚴重的失眠。每天隻能睡上 2 個小時左右。但不論怎樣，這種情形並沒有影響到我的教學工作。事情也湊巧，那幾天裏我恰恰沒有什麽教學任務。就這樣，從科主任到我太太，都無需幹預我的那幾天。
大約 1 個月後，我開始進行樣本計算，還跑到武漢大學計算機係花了 100 元人民幣找了一個學生人按照我的計算邏輯幫我編寫了一個簡單的單變量三分法程序。然後，我就用這個程序計算一個關於血紅蛋白研究的臨床數據。結果顯示的非常合理。但直到後來我才發現，結果是可測的沒錯，但算法存在問題，這就是當時的三分法單純地依據被分割變量的信息，而其它相關變量都沒有參與。這是個問題。我需要的是全部變量共同參與的三分法。然而這又涉及到回歸模型的算法問題，這就必須修改那個學生幫我編的程序，這又得需要一筆更大的費用。於是，我自認為我無力解決這個問題，也就放棄了對這個樣本的處理，改為用 SAS 軟件中提供的計算模塊處理那個血吸蟲病的經濟學評價問題。然而，這需要我有能力進行宏編程，遺憾的是，我以及當時的我的太太都沒有這個能力。好在這個樣本隻有 40 多例，如果采用完全枚舉法隻估計一個臨界點，充其量也就幾十步迭代。這不是個大問題，隻是程序要編得很長。但是，不論怎樣，我知道我一定會有一個結果。經過約大半年的休整和恢複，我又重新陷入到冷靜得多的思考，但已無需進行那樣高強度的思考了。每天上下班乘車步行接送孩子，我都會隨時隨地陷入新的思考中，很多概念得以重新抽象、定義並進而修正，就這樣，一點一滴地，很多新的正確的思想變逐漸變得清晰起來。並開始耐心地編寫用於逐步迭代數據的 SAS 程序，最終我實現了，運行後的結果隨即也出來了。一看，非常理想！
在我的分析邏輯中有一個重要的突破。這就是將分段模型（ piecewise model ）與全域模型（ fullwise model ）結合起來討論分段回歸分析。為此，我用全域模型的殘差平方和（FMR）與分段模型的合並殘差平方和（PMCR）構造了一個隨機測量，我稱它為殘差遏製係數（coefficient of resisting residual），即
殘差遏製係數=(FMR— PMCR)/FMR (2)
而這個係數在數據迭代過程中的最大值就被稱為殘差遏止係數（coefficient of resisted residual）。這是在最優化基礎上評價分段模型的一個重要的可測的隨機測量。這個隨機測量成為我的方法論對現行方法論的重要突破，因為當時我認為這已經是最好的了。然而，出乎我的意外的是，更大的突破遠遠超過了這個邏輯與方法。這就是在隨後的12年裏對最優化理論的認識、反思與否定的過程。
接下來的日子就是開始寫文章。與此同時，在2008年5月裏的某一天，我開始對那幾天的思維過程及其結果展開哲學思考。我感到這是認識人腦工作機製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個案和機會。於是，又開始利用空閑時間瀏覽起神經生物學中的一些基本概念，查閱認知科學的某些理論和成果，走訪武漢大學哲學係科學哲學教授桂起權老師以及華中師範大學從事認知心理學研究的一位老師（非常非常遺憾，我忘記這位老師的尊名了。他當時借給了我很多資料，後來也沒還給他）。然而，結果卻令我感到非常失望。我發現沒有一套理論和模型可以解釋我所經曆的思維活動。於是，我開始自己認識自己。我相信隻有我才能認識我自己，因為大腦長在我的頭上，而它自己經曆了那個過程。我需要幫助它認識它自己。認識的方法沒有什麽特別之處，仍然是基本的觀察法再加上三大邏輯：歸納、演繹和辯證。最終的結論將取決於我的觀察是否完整和準確。於是，我開始構造認知的遞進結構，用最原始、最笨拙的方法構圖，反複地回憶當時的情景，不斷地修改結構圖，漸漸地，一切都清晰起來了並最終完成。與此同時，對該結構的邏輯闡述也在同步地進行。這樣的好處是雙向的，一方麵修正結構圖，另一方麵可以返回當時的情景尋找各階段所經曆過的實例，還可以因此檢驗自己的統計分析的邏輯與方法是否存在值得修改之處。這個過程持續了將近一年的時間。到1999年5月，一篇在神經生物學基礎上結合哲學討論關於《論智慧的遞進結構與認知的邏輯流程》的文章完成了。我把它發給了《自然辯證法》雜誌，得到了該雜誌社一位專家胡新和的回信和審稿意見，他首先承認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文章，有很多新的觀點，但要我加添一些文獻，並闡述現有理論和模型中存在的問題，以此作為突破口再提出自己的理論。這個要求對我來說太過份了。我不是文科人才。為了完成這篇文章，我推遲了有關統計方法學文章的進度，而是先完成這一個。因為我相信，對這個問題的討論有助於我確立一套科學的方法論並進而反思自己提出的新統計方法的邏輯體係。沒有這個強有力的武器，我將事倍功半；反之，有了這個武器，我就可以事半功倍。正如古人雲：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經過與胡新和先生的幾次交流，仍然沒有得到被采納的可靠結論。與此同時，幾個月一晃也就過去了。這令我感到某種不安。最終，我放棄了在這個期刊上尋求發表的念頭，改投《醫學與哲學》雜誌，結果，大約一個月左右，該雜誌社在沒有返回審稿意見的情況下將它刊登在了當年的第9期上。我相信，這是人類史上關於這個領域的最重要的一個階段性研究成果，因為它討論的是人腦如何認知外部世界，包括它自己本身，因而這是一切方法論的方法論。它突破了一切在此之前的認知理論和模型。然而，它應該不是最終結果，因此，我期待著它被修正和完善。不難理解，關於這個問題的認識，當且僅當研究者本身能親曆一個認知過程才有可能獲得，由且隻能由他本人才能認識自己大腦的認知過程。他人沒有這個能力完成這樣的工作。
2000年，我提出的統計算法發表在了當年的《中國公共衛生雜誌》上。由於這個方法基於最優化理論因而存在重大的理論問題。但新的突破還是有的，也就是公式（2）及其體現的整體與部分的辯證關係。正是這關係，導致了一個全新而又完整的分析邏輯的誕生。
2000年5月，我的文章被即將於當年8月在Indianapolis召開的Joint Statistical Meetings采納，並被安排在大會第一天的一般方法論小組進行交流。但是我沒有經費，也不知道從哪裏能得到資助。在時任同濟醫科大學校長洪光祥教授的建議和校行政經費的資助下，我到了北京向中國教育部負責國際會議資助的機構遞交了我的資料並尋求幫助，最終，我的要求得到了滿足。在那次會議期間，我有幸和很多人交流我的思想，其中一位中國學者在了解了我的基本邏輯後問：“既然你用了全部的樣本點進行迭代，為什麽不用這些點來估計臨界點的平均期望呢。”我立刻明白了，我應該這樣做而且可以這樣做，這就是隨機加權法，而隨機權重變量就是那個殘差遏製係數，而不是殘差遏止係數。在那個6天6夜裏，我就提出了這兩個係數的定義。事實上，加權隨機測量的思想原本也在那個6天6夜裏在我的腦海中朦朧地閃現過，但由於此前對最優化的認識很自信，且計算上又很簡單，終於沒能激發起對加權測量的認真而深度的思考。
這個思想在會議結束後帶回了國內，並從此成了我最堅定的思想和分析邏輯。回國後不久，收到了本次會議論文集組委會發來的邀請，希望我將自己的論文提交給組委會以便收錄出版。然而我放棄了，因為我已經放棄了那個舊思想，而新的思想已經發現但卻沒時間認真整理，也沒有能力進行隨機模擬試驗。雖然一直想實現它，可終因各方麵原因一推再推。隨著太太移居美國，我下了決心不顧一切放棄在國內獲得的成就感而到美國尋求機會以便完成我的這個個人研究項目，因為國內的研究環境實在是不可能為我提供成功的可能性，而且，我對新大學的合並結果感到失望。盡管這個項目沒有指導老師、沒有合作者、沒有經費、甚至可能沒有一個可供我安身立命的地方，但我還是毅然出走了。
到美國後的最初半年裏，呆在家裏照顧太太和女兒的讀書生活適應新環境，並努力調整自己尚未完全恢複的睡眠時間。直到半年過後，睡眠時間逐漸由每天4~5小時恢複到了7~8個小時。這是一個巨大的彌補。它使得我重新擁有了進行清晰的邏輯思考的生理基礎。與此同時，關於隨機加權法的算法邏輯及其可能遇到的一些問題也開始引起我的一些思考。而更重要的，要解決基本的算法問題，我必須學會使用SAS的宏編程技能。我可能學不會，但我太太可以學會，因為她正在這裏攻讀統計學的碩士學位，而她們係有一位這方麵的教授，台灣人Morgan Wang。
與此同時，我開始從自己的角度思考Spline的分析邏輯（不是其數學算法。正如前麵說指出的，數學算法不是最重要的，它受分析的邏輯支配）。逐漸地，我開始明白了一些事情。
2006年5月底，我被Henry M. Jackson Foundation雇傭，並派往CPDR從事醫學實驗樣品的數據管理。這個所有一個Database和一個流行病學小組，由Dr. Cullen牽頭，我被安排在她的手下工作。她很欣賞我過去的工作經曆，我則向她提議申請一個項目以便對前列腺癌的臨床數據庫進行分段回歸分析，而目標模型就是三分模型。她對這個新奇的想法很支持，要我負責寫出統計分析的計劃(protocol) 。我完成後交給了她，她完全采納了。經過兩個多月的程序審查後得到了批準。這樣，從8月份開始，我就正式重新啟動了這個項目。太太也參與其中，負責用SAS的宏編程技術將我的算法編程SAS程序。我首先用了一個91例的冠心病樣本和Logistic Regression算法來檢驗自己的分析邏輯。計算結果顯示，隨機加權法的三分模型極其穩定和可靠。然後，我們又用了1429例的前列腺癌數據建三分模型，結果大大出乎我們的意外，帶給了我們極其豐富的結果。最重要的是，我終於提出了完整的分段回歸分析的邏輯體係，它包括以下5個方麵：
1） 平均期望和可信區間估計兩個隨機臨界點；（這意味著每個臨界點都是由一個隨機變量來估計。這是對最優化理論下臨界點隻能是一個隨機的點估計的突破）
2） 檢驗兩個隨機臨界點的差異顯著性；（這是對臨界點的個數進行統計檢驗）
3） 建立三分模型並檢驗模型間的差異顯著性；（一個新的卡方統計量被構造出來）
4） 任意兩個相鄰模型的連續性檢驗；（這是對強製連續性假設的決定性突破）
5） 分段模型對全域模型的擬合優度。（這是一個全新的概念）
這裏，第1）項是關鍵。隻要找到了，其它都簡單了。這個方法被我命名為泛函化的廣義三分回歸分析(Functionalized General Trichotomic Regression Analysis, FGTRA)
很快，年底沒到，文章就基本定型了，文章摘要則發往了即將於2007年8月在鹽湖城召開的Joint Statistical Meetings (JSM, 2007) 。它被收錄了，並安排在統計算法組進行討論。其全文被當年的會議收錄後發表在光盤版的論文集中。由此，一個嶄新的分析邏輯和基本算法誕生了。遺憾的是，由於自己數學素養有限，發生了幾處表達不規範的地方。在隨後的這些日子裏，進一步的思考還在繼續，尤其是理論上的問題。於是，2008年8月，我再次參加了在DC召開的JSM 2009。第一次從理論上全麵否定了最優化理論，並進一步改進了2007年的算法。然而，問題依然存在。這就是加權標準差和加權標準誤的最終定義。我們需要一個統一的形式和統一的內涵。它關係到統計學作為一門科學在理論敘述和方法論構造上的完美的一致性，而不是隨意的和不嚴謹的任意選擇項。這個問題終將得到徹底的解決。
我以一個醫學和公共衛生教育背景出生的人，以極其少量的數學知識，在長達12年的時間裏完成了一項統計學領域極富挑戰的工作。這是常人無法想象的。我隻能說，我能完成這工作，西方古典音樂以及西方哲學為我提供了強大的力量：這就是它們所擁有的最高的智慧。這裏，音樂對我而言比哲學更重要。沒有長達15年（1983 ~ 1998）的西方古典音樂的熏陶，我將不可能形成自己的個性和意誌乃至得到智力訓練；沒有這些音樂，我將不可能在那個6天6夜裏獲得無數的靈感，更不可能戰勝極度的痛苦、恐懼和瘋狂。它們幫助我實現了徹底的思想突破和理論創新，進而初步完成了方法論的創造，盡管它依然不完美。
陳立功（Chen，Lig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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