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歐美國家如何對待小偷小摸的法律體係的區別

有關小偷小摸的法律製裁

 

在美國有一個奇特的案例：一位“餓夫”，偷了一個甜麵包圈……被警察抓住，將可能被美國法官判刑高達四十年。

幾年前，中國製定一條法律，當一個人在饑餓的時候，偷竊食物（少量）時被抓住，中國警察以人道主義考慮，不能處罰這位“餓夫”……

美國和中國的不同法律，對待小偷小摸的事件。正是反映了歐美發達的文明國家，與“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的法製觀念的不同，與社會曆史傳統文化和社會現實的不同。

 

第一節   歐美法製的“零容忍”

 

歐美發達的現代文明國家，對犯罪是采取“零容忍”的態度。例如盧森堡，對待小偷小摸的懲罰，是相當嚴厲的。在超級市場裏偷竊一瓶酒，將會判刑八個月（如果是初犯，可能判處緩刑）；打人一拳，將會判刑九個月（如果是初犯，可能判處緩刑）等。

如果按照盧森堡的這種法律製度體係，嚴格在中國實施，絕大部分中國人可能會坐牢，因為很少有中國人在一生中，從來沒有做過小偷小摸的事、沒有打架鬥毆……因此在部分歐美人的眼中：中國大陸人都是罪犯，是“名副其實”的，而不是一種“反華”的思想意識。

歐美發達的現代文明國家，對犯罪的法律懲罰，是針對犯罪者的行為本身，而不是與犯罪有關的金錢物質的數量。例如盧森堡，有兩位搶劫犯，在淩晨時持槍搶劫正準備打烊的咖啡店，以槍威脅、推搡、毆打咖啡店服務生……然而運氣實在不佳，咖啡店的營業收入已全被老板拿走，這兩位搶劫犯僅僅搶走五歐元……最後這兩位搶劫犯被警察抓捕，各被判刑十五年，與搶劫銀行的搶劫犯一樣的結果。

盧森堡的司法觀點：銀行與咖啡店都屬於私人財產，沒有高低上下之分，是完全平等的；盧森堡法律懲罰的是持戒搶劫的行為本身，而不是以所搶劫的金錢數量，作為司法判刑的標準：搶劫一歐分，與搶劫百萬歐元的結果一樣，都屬於搶劫犯；而司法量刑時，是以在搶劫的過程中，搶劫犯對待受害人的行為舉止，作為量刑標準；以受害人本身的身體、精神的受到的傷害程度，作為主要參照物。準確地說：歐美發達的現代文明國家裏，一切都是“以人為本”，而不是“以物為本”。

 

第二節    歐美法製的“零容忍”的社會基礎

 

歐美發達的現代文明國家裏，早已消除了真正意義上的貧窮，建立了一係列非常完善的社會保障體係。每個國家公民都能平等地享受這種社會保障體係，而不至於受到“基本生存”的威脅。例如盧森堡，單身婦女、小孩、殘疾人、失業者等，都能獲得盧森堡國家社會保險部的資助，讓他們能夠過上非常體麵的基本生活，遠遠超過中國的中產階級（2013年）；另外還有各種各樣的收容中心和慈善機構，隨時隨地的接受各種需要幫助的人士，給他們提供住處（生活、衛生條件超過中國的一般旅館）和食物，而且在收容中心的實際生活水準，超過中國的中產階級。因此，在盧森堡，任何人沒有任何理由，去偷盜或搶劫一塊蛋糕或一瓶酒，而解決難以忍受的饑餓。也就是說，在盧森堡，沒有任何人可以以任何借口偷盜或搶劫.

而且，盧森堡法律規定：因饑餓偷盜普通而廉價的麵包，不會受到懲罰，僅僅給予語言上的批評；饑渴者向人乞討廉價食品和自來水或廉價飲用水，如果此人擁有廉價食品和自來水（西歐國家的所有自來水都符合飲用標準）或廉價飲用水而且自身不處於饑渴狀態，卻拒絕施舍，吝嗇鬼將會受到法律製裁……任何人不能以 “饑渴”為理由偷盜“奢侈食品或奢侈飲料” ：酒精類 、蛋糕類、咖啡、茶葉、可口可樂等。

然而，人類本身的欲望是無止境的。許多人就是在這種本能欲望的支配下，或者說是為了滿足自己的本能欲望，而越過社會道德與法律底線。在盧森堡的小偷小摸，主要是酒鬼偷酒、煙鬼偷煙、毒品癮君子偷盜食物等，幾乎沒有精神思想正常的人士，去幹這些偷雞摸狗的事件。

 

第三節    中國的社會現狀和法製

 

雖然中國的經濟經過三十多年的高速發展，然而中國仍然屬於發展中國家，僅僅是解決了大部分人的溫飽，事實上，仍然有許多中國人在饑餓線上掙紮（因為地方政府的弄虛作假，實際數字遠遠超過官方公布的數字）。

中國是典型的“權治”社會（或者“人治”社會），也是一個等級森嚴、極端不平等的社會。國家官僚體係，是維護強勢團體的利益，而忽視弱勢團體的利益，是典型的“劫貧濟富”的社會管理體係。例如，國家銀行的利益，淩駕於個體私人的利益之上；偷竊銀行，將被司法部門判處重刑（最高是死刑）；而偷竊普通個體的私人財物，判刑卻很輕。

而且中國曆史傳統就是“以物為本”，而不是“以人為本”，是典型的“物本主義”的社會。中國曆史上的法律製度，都是以財物價值的多寡，來作為法律量刑的標準；偷盜少量的財物，一般不會受到法律製裁。例如，在現代中國社會裏，很少有人因為小偷小摸，而受到法律的製裁，中國警察也不會管理那些偷雞摸狗的事件；對於拉拉扯扯、推推搡搡、煽耳光、打幾拳等小打小鬧的“小事件”，隻要不受重傷、不死人，警察也很少真正地處理，當然也很少送入司法體係。

中國政府製定的這一條法律：當一個人在饑餓的時候，偷竊食物（少量）時被抓住，中國警察應當以人道主義考慮，不能處罰這位“餓夫”。在中國本身就沒有多大的實際意義：在整個中國曆史上，很少有人因為小偷小摸而受到法律的製裁，在現代中國社會裏也同樣如此。

中國政府製定的這一條法律，完全適合於中國曆史傳統和中國國情：在未完全而徹底地解決溫飽的社會裏，沒有完善的社會救濟保障體係和慈善機構，把因饑餓而偷盜少量食物（或財物）的人，送進監獄的話，中國政府不知要在現有的監獄規模的基礎上，還需要修建幾倍這樣規模的監獄？中國的警察體係將會被這種小偷小摸、小打小鬧的事件，弄得焦頭爛額、疲於奔命，根本不可能有精力處理其它案件！

中國政府製定的這條法律，是在“不人道的社會裏”，製定的一條自以為是“人道”的法律條款。

 

第四節    對美國“偷竊案例”的法律分析

 

據報載，美國的一位“餓夫”，偷竊一位老太太經營的麵包店裏的一個甜麵包圈（屬於蛋糕類的奢侈食品）；被老太太發現後，她堵在門口，要求小偷放下麵包圈；“餓夫”拒絕放下，繼續往外跑，並且用力推搡老太太，跑到麵包店外；年邁的老太太被推倒在地上，小腿骨折……最後“餓夫”被警察抓捕。

按照歐美的法律規定：

一、如果這位“餓夫”偷竊麵包圈時，未被發現；或發現後，放下麵包圈，沒有逃跑；或逃跑（沒有與老太太有任何身體接觸）。則僅僅是“偷竊罪”，法官判決就是幾個月內的有期徒刑。

二、如果“餓夫”拒絕放下麵包圈，而繼續往外逃跑（沒有與老太太有任何的身體接觸）。則由“偷竊罪”變成“一般搶劫罪”，法官判決就是幾年內的有期徒刑。

三、如果“餓夫”在逃跑的過程中，對老太太身體有限的接觸，但是沒有對老太太使用較大的力氣，僅僅是推開老太太，而且老太太沒有任何受傷。則由“一般搶劫罪”變成“暴力搶劫罪”，法官判決就是十幾年內的有期徒刑。

四、如果“餓夫”用力推倒老太太，導致老太太受傷（或重傷）。則由“暴力搶劫罪”變成“惡性暴力傷人搶劫罪”，按照美國的法律規定，這就是“大罪”，最高可以被法官判刑四十年的有期徒刑。

五、如果“餓夫”用力推倒老太太，導致老太太死亡。則由“惡性暴力傷人搶劫罪”變成“惡性暴力殺人搶劫罪”，按照美國的法律規定，可能判處四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或死刑。

從以上案例可以知道：“餓夫”犯了“惡性暴力傷人搶劫罪”，雖然僅僅是因為偷竊一個甜麵包圈為起因。當然，這位“餓夫”僅僅可能被判決最高為四十年的有期徒刑，但法官在判決的過程中，會根據“餓夫”是否為“初犯”、“累犯”、“精神狀態”、“家庭背景”、“老太太的受傷程度”等各種因素，進行綜合考慮，法官的判決一般會低於四十年的有期徒刑。

歐美法官很少按照最高標準，進行司法判案。

 

補記：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農村實行土地承包責任製。準確而言，土地上的所有出產，屬於私人財產。那時，農村經常發生偷雞摸狗的事件，瓜果蔬菜糧食等被偷，則是家常便飯（幾乎每天都會發生，我所在的社，僅僅隻有兩百多農民），村婦們僅僅是扯開喉嚨罵大街了事；農民之間的相互打鬥層出不窮。當然沒有農村民兵等地方治安人員來過問，更不必說有公安、警察機關來處理這些雞毛蒜皮之事……（如果看過《秋菊打官司》這部電影，就可以知道全中國都如此：即使打斷了肋骨，都沒有地方治安人員過問……）

筆者參加工作後，在大型國有企業裏，也同樣發現類似的事件：幾乎所有的工人都會幹些小偷小摸之事，工人之間的打架鬥毆如同家常便飯，最多不過是企業領導來調解……

當筆者在西歐生活幾年後，才知道在西歐，這些都是犯罪行為，是要坐牢的。

 

補記二：我的鄰居，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訪問過捷克斯洛伐克。他告訴我：那時的捷克斯洛伐克人，都是“小偷”、人人都是“偷竊犯”。

那個時代的捷克斯洛伐克，實施的是蘇聯式的社會主義經濟管理體係，民生物資都是由國家統一管理、統一分配。政權管理體係是實行的蘇聯式的共產黨獨裁統治，政府官吏腐敗，是這種管理體製的必然結果。因為全國內的一切財富都歸國家所有、或者說是全民共同所有，而全體公民卻沒有真正的國家主人公的責任感。

而且捷克斯洛伐克人的實際飲食生活，僅僅是解決了溫飽而已……因此，幾乎所有的捷克斯洛伐克人，都會幹些“小偷小摸”的勾當，“盜竊”的是國家財產來改善自己和家人的生活……理所當然，也不會有人真正地過問這些雞毛蒜皮的、改善民生飲食生活的小事……

而且在當時的捷克斯洛伐克人的思想意識裏、或潛意識裏：他們是“拿”國家的生活物資，而不是“偷”國家的生活物資，因為這些生活物資也屬於他們共同所有，每一個公民都是所有者，所以在他們的精神意識裏：不屬於“偷竊”！

鄰居是站在盧森堡的法律體係的觀點上，看待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行為，毫無疑問：是正確的，沒有任何偏見，不是對“社會主義製度的誣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