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拉被捕 泰式民主死結何解

原址:http://dy.qq.com/article.htm?id=TPC2014052400766800&pgv_ref=aio2012&ptlang=2052

泰國此輪政治動蕩隨著軍方宣布政變並扣留包括前總理英拉在內的155名政界人士,又到了一個節點。而回溯曆史,這樣的政變對泰國這個早早就推行“一人一票”選舉製的國家似乎已經成為了一種常態。

泰式民主中的怪象:軍方政變頻繁,反對派上街抵製“民主”

1、怪象一:麵對政治動蕩,泰國軍方的政變已成“傳統”,民眾也對此習以為常

泰國來說,其深陷“政變-選舉-再政變”的泥潭已經很久了。此次軍事政變是1932年泰國成為君主立憲製國家以來,泰國軍方進行的20多次政變之一。而即便從上世紀80年代泰國結束軍人政治恢複民主政治後算起,這個國家也先後發生了3次軍事政變。

也許是因為來的太頻繁,無論是泰國民眾還是泰國經濟都對“軍事政變”產生了抗性。根據BBC的報道,此次政變後,在泰國並沒有一般軍事政變那種劍拔弩張的氣氛:泰國股市收盤價隻跌了1%,交通也像正常工作日一樣擁堵。當地民眾和遊客還在與麵帶微笑的士兵合影。而且泰國的旅遊業更是因為對政局動蕩一直具有很強的免疫力,令該國擁有了“不粘鍋”( Teflon Thailand)的綽號。

而倫敦的宏觀經濟研究公司更是認為,市場可能會歡迎泰國政變,因為這樣就能減少泰國政局的不確定性。該公司專家馬克認為,政變對泰國經濟和金融市場來說應該是積極的。

2、怪象二:反對派民眾上街抗議不是期望選舉,而是希望“民主更少一點”

在當今世界,人們似乎已經習慣了為了獲得民主而發生的動亂,比如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緬甸的藏紅花革命(Saffron Revolution) 以及烏克蘭的橙色革命(Orange Revolution)。

但在泰國,此次民眾走上街頭並不是為了獲得選舉權和更多的民主,相反,這些抗議者在曼穀地標民主紀念碑(Democracy Monument)下方的台子上,高聲呼籲用“人民委員會”代替民選的泰國議會(人民委員會的成員將從各個行業挑選而來,不由選民選出),並由這個委員會它監督政治改革的進程。簡單說,由於這些人支持的政治集團在2001年以來的大選中從未獲勝,所以他們希望結束“一人一票”的選舉,要求的是“更少的民主”,結束目前這種“多數人的獨裁”。

評論作者陶短房對此評價到:示威者真正的目標不是把英拉趕下台,也不是破壞這一次選舉,而是竭力改變現行選舉製度,試圖扭轉他信派“怎麽選都贏”的局麵。

而與這樣怪像形成更具諷刺意義的反差是——泰國是最早采用民主製度的亞洲國家之一,早在1897年,該國的女性和男性就獲得了地方選舉的投票權,甚至比美國頒布第十九修正案(19th Amendment)禁止投票權性別歧視的時間還早20多年。

總結來看,今天泰國政局可以說是充滿了反諷。一個億萬富豪(他信和他的親信們)被譽為窮人之王;而一個醜聞纏身的政客可以領導一場大規模的反腐敗運動,且抗議者宣稱他們要用封阻選舉來拯救民主;而軍隊則通過政變這種“粗暴”的方式來緩和動蕩。

造就這些民主怪象的基礎是泰國“分裂”的現狀

1、一方麵,今天的泰國社會貧富懸殊,各階層分化十分嚴重

根據《紐約時報》的描述,目前泰國不是“一個民主國家,而是兩個”——由於少數城市富裕階層與大多數農村貧困人口之間的隔閡與利益難以調整,貧富分化嚴重(泰國40%的人口占有接近80%的財富,基尼係數接近接近0.5),且各自認定“一套民主”。最終陷入了無法調和的矛盾,“習慣”軍事政變的奇怪循環。

2、另一方麵,由於泰國底層的民粹思想已萌生,與其它階層達成共識的阻力也變得更大

他信執政五年內,通過“30珠(約6至7元人民幣)全麵健康保障計劃”、鄉村社區基金計劃、“一鄉一產品”等戰略的實施,讓泰國農民收入增加60%,很多看不起病的人重獲生命。而英拉也曾在競選中承諾,執政後直接將每日最低工資由現階段5美元至7美元提升為10美元,她也將繼續推行他信推出的“30泰銖醫療政策”。

他信和他的親信們正是靠著高額的福利獲得了大量窮人的支持(他信和他親信們在農村支持率高達70%),然而這些福利並非憑空而來。根據“彭博社”的分析,由於大量的補貼正消耗著政府的金庫,債務驅動的經濟增長造成的影響正走進泰國的平常百姓家,在蠶食中產和富裕階級財富的同時,也增加了經濟麵臨的風險。

不過福利的閘門一旦放開,就覆水難收了。戰略和國際問題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鮑爾(Ernest Bower)警告稱,近年來他信和他的民粹思想已使泰國發生了轉變。他說,通過給予農村貧困人口話語權,泰國已不再像以前一樣,政治事務可以通過各派係之間討價還價加以解決了。他說,他信雖然讓一些人過得更好了,但也打開了“潘多拉的盒子”,使得不同政黨為了討好自己的支持者而不得不許諾更為激進的政策。而由於“窮人多,選票多,力量大”的現實難被撼動,城市的中產階級支持的政黨無法獲勝,從而隻能任由自己的利益被觸及。這也就造成了“受過高等教育的城市中產階級成為了抵製民主選舉促成政變的主力,而相反來自農村地區的未受過高等教育的選民則正在支持選舉民主”的怪像。

實際上泰式民主這種僵局不是孤例,已成“世界民主病”

1、多數和少數派都不願妥協,“民主僵局”已經蔓延全球

《紐約時報》這樣總結泰國的動蕩:抗議活動是一種典型的權力鬥爭,一方是占主導地位的多數派,另一方則是因意見被人漠視而倍感失望的少數派。《華爾街日報》的社評則認為:麵對幾乎肯定的參選必敗前景,反對派不願妥協,決定通過使國家變得無法治理來奪權上台。這種行為正是“不忠誠反對派”(disloyal opposition)的標準定義。

而出現這種“不忠誠反對派”的國家和地區也不僅僅是泰國——如今,參與選舉的各方變得不妥協不合作,將政治付諸於不理智的行為或者街頭的地方越來越多。比如希臘、烏克蘭,甚至反服貿的中國台灣。根據“自由之家”機構的評估,在1980到2000年間未見太多挫折的民主事業自2000年開始處處受挫。而更殘酷的是,民主製度麵臨的問題遠比這些數據展現的深刻得多。

2、造成這種“民主僵局”現象的原因有民主本身的弊病

人們總會對民主信心倍增,很快卻又會失望。正如二十多年前,泰國人走上街頭要求選舉民主的回歸,但現在他們似乎回到了起點:人們又走上街頭,卻說不想接受他們在1992年所奮力要求的民主。

民主的確有天然的缺陷,民主政府已習慣於巨額結構赤字,政黨借款滿足選民眼前的需求,卻忽視長期的積累投資。法國和意大利政府已有30多年未能平衡預算。金融危機毫不留情地揭露出這種靠債務融資的民主是無法長久的。和發達國家一樣,新興民主國家同樣過分關注短期支出而非長期投資。巴西允許公務員在53歲退休,卻沒怎麽花功夫建立現代化機場係統。印度出錢拉攏了許多利益團體,卻疏於對基礎設施的投資。而泰國則將大把的補貼和福利送給了農民。

而抗拒這些“缺陷”的少部分人,則隻能淪為“多數人”選票下的犧牲品,他們意見往往很難收到重視。

3、此外,全球化和新技術的湧現,也放大了民主的缺陷

一方麵,全球化加劇了貧富差距,使得財富更加集中。各個階層的階層固化更為嚴重,這就在客觀上使得各階層的利益產生矛盾、妥協的公約數越變越小。比如窮人會更抗拒全球化,不希望失去工作機會和稀釋現有的生活品質,而富人則樂於在全球化中尋找更多的機會,希望政策更加開放。

另一方麵,信息技術使得反對者的聲音能夠被放大。互聯網組織活動更加簡單:現在,人們每周都可以參與真實的電視投票,點點鼠標就可以支持請願,讓幾年一度選舉的議會民主製看上去越來越落後於時代。人們更傾向於“現在就改變”,而不是漫長的等待。

與此同時,娛樂產業的空前發達也讓人們越來越愛通過荒唐的玩笑表示抗議。2010年,冰島的“最棒黨”(the Best Party) 承諾將“正大光明地腐敗”,卻贏得了足夠的選票,得以在雷克雅未克市議會聯合執政。2013年,四分之一的意大利人投票給了一個由喜劇演員貝佩·格裏洛創建的政黨。如果民眾對他們的政府要求不多,那麽以上這些對政治的冷嘲熱諷或許沒有關係,但民眾的要求在持續增長。這便好似一種危險且不穩定的混合物:一邊依賴政府,但同時又蔑視它。這種依賴需要政府擴張過度、負擔過重;而對它的蔑視又剝奪了它進一步擴張的合法性,從而因此產生了越來越多的“民主弊病”。(本段部分內容參考自《經濟學人》文章《從泰國到烏克蘭,民主怎麽了》)

麵對席卷全球的“民主病”,泰國民主沒有機會了嗎

“沒有什麽事能比獲得自由更加美妙,也沒有什麽事能比學會運用自由更加困難。”亞曆西斯·托克維爾在《論美國民主》這樣描述到。從前麵的分析不難看出,現實的確如他所說。即便在法治健全且公民民主素養相對較高的社會,也不乏“民主病”產生。《衛報》在不久前還發表了一篇令人有些悲觀的文章,專門探討“泰國的動亂是否象征了全球民主化的失敗?”這些現象讓人有一個疑問,對於泰國這樣的國家來說,民主就這沒有機會了嗎?

事實並非如此,麵對“民粹”盛行等等“民主病”,不少國家已經給出了自己的解決方式:為了防止過度福利和周期性政策,瑞典政府就曾承諾在一個經濟周期內平衡財政預算,他們援引“日落條款”(指的是法律或合約中訂定部份或全部條文的終止生效日期),迫使政治家們在一定期限內(比如每十年)更新一次法律。他們還可以請無黨派委員會提出長期改革方案。瑞典就因此成功地將其瀕臨崩潰的退休金製度挽救回來。美國一些地區也已開始通過多種途徑維護民主:在過去,加州的民主體製允許公民投票產生彼此衝突甚至有違常理的政策,比如說增加政府支出和降低稅收。然而在過去五年裏,加州進行了一些係列改革,該州設立了一個“長期規劃”委員會來製約公投議案中的短期行為,並且刪除一些有違常理的政策,限製競選者不切實際的承諾。由此,加州實現了預算平衡,這項成就甚至被該州參議院領袖達雷爾·斯坦伯格稱為“幾近超現實主義”。在不那麽發達的智利,也有成功的案例。他們采取類似瑞典的措施,在麵對銅市場價格的波動和民粹主義的施壓時,適時地消費盈餘,也成功解決了該國麵臨的困境。

第2803期 本期責編 張春續

出品 騰訊評論

要想讓民主在泰國蓬勃發展,還有許多工作要做:讓泰國政治更加包容,既能容納大膽的底層民眾,也能容納警覺的精英階層。就像一位著名的政治學者在《華爾街日報》撰文指出的,多數派的統治必須更多地照顧少數派的關切,法庭必須不偏不倚。




更多我的博客文章>>>
請您先登陸,再發跟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