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說誰是錯誰是對，而是戰略學存在不同的體係，沒有唯一的真理：克勞塞維茨在《戰爭論》裏麵主張“打擊敵人的重心”，魯登道夫說打擊敵人的精銳，無疑是這一派的觀點，但是第一，敵方的重心是其軍隊嗎？還是其戰爭潛力？或者是根本就沒有重心呢？第二，找到了敵方的重心，給予直接打擊就是最有效並且最經濟的手段嗎？
對於第一個問題，顯然毛的《論持久戰》或者任何戰略性遊擊戰的觀點，尤其是所謂“發動人民群眾”，“人民戰爭”一類的論點，實質就是把重點分散出去，不讓敵人找到重心，自己做到沒有重心。這不僅是共產黨這樣做。舉兩個另外的例子：拿破侖戰爭中的西班牙半島遊擊戰，沒有主力，沒有重點（除了威靈頓指揮的英葡聯軍以外），拿破侖親征都沒法平定西班牙。另一個就是美國獨立戰爭。英國正規軍基本上打贏了每一次正麵戰役，在薩拉托加和約克城兩次大的投降，也是因為敵人太多了，從四麵八方包圍過來。正麵打擊大陸軍的重兵集團幾乎總是勝利的。結果呢？對方沒有戰略重點，你打贏了每一仗又怎樣？何況，現代總體中在一次大戰中出現，西方的軍事理論後來對克勞塞維茨理論也有了擴展：敵人的重心，有時候並不是重兵集團，而是民心，或者經濟資源地，或者補給線，或者某一個特別有魅力的領導者，等等。
對於第二個問題，就算找到敵人的重心，是不是要給予直接打擊，也是有爭議的，利德爾-哈特的戰略思想在《間接路線戰略》這本書裏，就挑戰了克勞塞維茨的思想。他舉了古今中外的例子來證明，間接路線比直接路線有時候更有效，幾乎總是效費比更高。當然利德爾-哈特的間接路線戰略在戰略界爭議不小。
我說這些就是想說明，沒有唯一的真理，理論要看對象。具體到甲午戰爭，其實我和你的觀點一致。我覺得，大清作為一家一姓的王朝，在19世紀末早已不合時宜，不可能調動起民族主義這樣的全國性情緒來堅持抗戰（實際上，民族主義者是要推翻滿清恢複中華衣冠的），用共產黨的語言體係來說，就是“充分發動人民群眾”，其實不用共產黨的語言也是一樣的，就是用民族主義來激發整個社會各階級的抗日情緒。這個，滿清不可能做到。所以就滿清這個對手，日本隻需要打敗它的能動員的野戰軍（這個規模是很有限的，全國大部分綠營兵都不屬於這個範疇，隻是新軍）和艦隊，最多俘虜朝廷就行了。這就是清政府的重心。如果清政府垮台，會有各地的民族主義者割據，日俄很容易割據。我覺得甲午如果結果是這樣，還遠遠不如後來真實的曆史發展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