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老友方琳一家
徐家禎
三
（接上文） “說時遲，那時快”，眼睛一眨，“文革”已經結束，到了“改革開放”的 年代。大概是 1978 年末或者 1979 年初吧，我好像已經在申請護照，準備 到美國去自費留學了。那時，學校已經一切恢複正常，我在靜安區建東中 學擔任提高班的班主任兼語文老師，要幫學生們準備高考，正是忙得焦頭 爛額、暈頭轉向。我們家“文革”中抄家抄去的財物已經“作價”發還，但房 子卻還未歸還。我們一家三口(我小弟弟已經結婚，住到他太太家去了) 還是擠在江蘇路安定坊 16 號堆滿東西的朝北後間。
那時，方琳告訴我:他們的大兒子小鼎就要中學畢業考大學了。小 鼎的學習很好，就是語文成績不很理想，她問我能不能幫小鼎輔導一下語 文，特別教教他怎麽寫作文。我當然一口答應。
白天我們大家上班的上班，上學的上學，沒有時間補課，於是方琳 就建議晚上補習。當然，她不好意思要我白天上了一天班，晚上再去他們 家，於是就說好由方琳帶了小鼎吃過晚飯來我家。
前文已經說過，我家被“掃地出門”後居住條件有多麽狼狽。吃了晚 飯，為了讓兩位客人坐得舒服一些，我父母就隻能一吃完晚飯就提前上床。 我父親一向有早睡的習慣，但我母親平時並不早睡，也隻能與我父親一同 上床了。當然他們並不睡覺，因為這是對客人非常不禮貌的事，於是就上 床坐在被窩裏等待客人的來到。
以前隻有我去方琳家，卻從來沒有邀請過方琳他們來我家。他們第 一次來雖然看到了我們家的狼狽狀，但並不驚訝，因為經過這場“文革”， 上海有多少大戶人家的居住狀況跟我們一樣狼狽了呀，有的甚至更加糟糕 呢!
補課時，我與小鼎坐在屋裏唯一的那張舊書桌旁:我坐在那張我一 慣坐的破藤椅上，小鼎就坐在一張木方凳上。方琳也坐在另一張木板凳上， 我給王鼎補課的時候，她就跟我坐在床上的父母聊家常。
他們第一次來，我讓小鼎把他平時所做的作文帶來給我看。小鼎寫 作的基本功其實還不錯，用詞造句都沒有大問題。他作文的主要問題跟大 多數學生的問題一樣，就是內容幹巴，無法把素材化解開來，有時還有審 題的問題。於是我就給他講解了一些作文的概要，還出了幾個題目，讓他 自己選擇一個，下周來看我的時候把他寫好的作文帶來給我批改。就這樣， 小鼎每周一次，由他母親方琳陪伴，晚上來我家補習語文。
方琳的家庭背景與我父母相似，雖然他們的故鄉不同:我父母是江 浙人，方琳是福建人，但是方琳的祖父是書法家，當然她與我作詩填詞的 父親有很多話可說。每次來，我在給小鼎補課，方琳和我父母也話題不斷， 一談就可以談一兩小時。談著談著，方琳知道我父親是寫古典詩詞的，還 做過法官，就說她的姑丈是陳兼與先生，可以介紹給父親認識。
陳兼與的原名叫陳聲聰(1897-1987)，字兼與，號荷堂、壺因。福建 人，古典詩詞家、書法家、畫家。他曾通過國民政府的文官考試，被分配 到財政部賦稅司擔任主事。後來又曆任財政部的僉事、多個省、市政府的 秘書、參事，上海直接稅局代理局長、福建直接稅局局長和中央信托顧問 等職。49 年後，陳兼與先生任上海文史館館員、中華韻文學會理事長和中 華詩詞學會顧問等職。陳兼與先生一生的最大成就卻是古典詩詞創作和書 法、繪畫。他的詩詞被稱為是福建詩派的領軍人物。他的著作有《兼於閣 詩》、《兼於閣詩話》、《荷堂詩話》等。他的太太是福建同鄉人方慧，原來 就是方琳的姑母，於是陳兼與先生就成了方琳的姑丈。
我父親當然早就聽見過陳兼與的大名，也讀過陳先生的詩詞，但是， 那時他們卻並不認識。於是方琳就說，她可以為我父親作介紹。方琳把陳 兼與老先生的地址告訴我父親，讓他先寫信給陳兼與先生。陳老先生給我 父親的回信說，他不但知道我父親的詩詞而且與我父親的忘年之交、杭州 的徐行恭先生(1893-1988，號曙岑、顒若、竹間，別號玄發老人)也是朋 友。徐行恭是浙派詩詞的領軍人物，以前當過國民政府財政部司長，後來 做過浙江興業銀行的行長，而我父親三十年代二十出頭時曾擔任過浙江興 業銀行的練習生，那時徐先生就非常賞識我父親的才華，於是他們就成了 忘年之交，一直保持詩詞來往，直到徐行恭先生九十多歲去世。“改革開 放”之後，上海文史館又開始活動，徐行恭就作為介紹人介紹我父親進了 文史館，於是我父親就與陳兼與先生成了同事，一直到陳先生八十多歲去 世。
陳兼與和徐行恭都比我父親長一輩，所以我父親就一直對他們二位 非常尊敬。七十年代後期，社會又開放起來，陳兼與在茂名南路的家裏經 常有上海灘上一班吟詩填詞、寫字作畫的文人們去聚會，據說是每星期五 有聚會，於是後來有人就稱這些人的活動為“茂名小沙龍”。我父親因為 65 年年底中風過，左手左腳行動不便，所以一般不參加他們的沙龍活動。記 得我出國前，曾陪同父親去茂名南路陳家拜訪過陳兼與先生，不知道這次 是不是父親與陳兼與先生僅有的一次會麵。平時，我父親都是與陳先生用 詩詞、信劄的方式往來，有時一星期要交換好幾封信。我知道，那時常去 “茂南小沙龍”的有周退密、陳九思、包謙六、蘇淵雷、錢定一、陳琴趣、胡邦彥、王小廔 、王退齋等人。蘇局仙當時已經近百歲了，可能跟我父親 與遠在杭州的徐行恭先生一樣，都是隻用書信與他們來往。
我父親雖然不參加沙龍活動，但他與“沙龍”成員之間的詩詞來往卻 十分頻繁，陳兼與先生對我父親非常欣賞。他在他的著作和信件中多次稱 讚我父親的詩詞，說他的詩詞:
“有方回之穠麗，無蒲江之妍雅，長調尤近草窗。靈珠在握，隨意取 與，皆成妙製。”
“徐定戡清才敏給，記誦浩博，詩詞唱和，嚐疊韻不已，餘與九思皆 甚畏之。”
“乙醜元旦漫筆，實七十自壽詩。灑然盎然，達觀通識，語雋情真。 唯有讚歎，無可挑剔。” (見陳聲聰:《荷堂詩話》、《兼與閣雜著》等著作)
從上世紀八十年代起，直到我父親去世，在這三十年的時間裏，我 父親的詩名遠揚海內外，其功勞不能不歸之於方琳給陳兼與先生的推介。
方琳帶小鼎來補了十多次課，就不來了，因為小鼎已基本上掌握了 寫作文的一般技巧，而我，也快要出國去美留學了，於是我與方琳的交往 就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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