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鋼：還原華國鋒——關於華國鋒的若幹史實
繼毛澤東之後，華國鋒作為中國最高領導人，任職四年零八個月：1976年10月至1981年6月；作為權力核心實際主政，卻隻有兩年零三個月：1976年10月至1978年12月。
1980年代以來，官方對華主政兩年的評價盡管有貶有褒，卻貶多於褒。最權威的結論，可用“一正四負”來概括。“一正”：“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的鬥爭中有功，以後也做了有益的工作”。“四負”：一是“推行和遲遲不改正‘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壓製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二是“拖延和阻撓恢複老幹部工作和平反曆史上冤假錯案的進程”；三是“在繼續維護舊的個人崇拜的同時，還製造和接受對他自己的個人崇拜”；四是“對經濟工作中的求成過急和其他一些‘左’傾政策的繼續，也負有責任”。此後，隻要論及華國鋒，相關著述幾乎無一不以此為基調；一些著述還由此衍生出更多的負麵評價：“阻撓和拖延恢複鄧小平工作”、“堅持‘以階級鬥爭為綱’”、“搞‘洋躍進’”；等等，等等。
很長時間裏，筆者相信“一正四負”的評價。近些年來閱讀更多史料和口述回憶後，筆者發現：“一正”的結論過輕，“四負”和衍生的負麵評價不少有違事實或武斷。
華國鋒去世後，官方評價有了變化。新華社發表經官方審定的華的生平，有幾點同從前大不一樣的說法：關於粉碎“四人幫”，不隻說“有功”，而稱華“提出要解決‘四人幫’的問題，得到了葉劍英、李先念等中央領導同誌的讚同和支持”，“起了決定性作用”；關於平反冤假錯案，不再說“拖延和阻撓”，而說他“開始複查、平反冤假錯案”；關於經濟工作，不再說他“求成過急”，而肯定他“動員組織廣大幹部群眾積極投入經濟建設各項工作”，“強調千方百計把經濟搞上去，使工農業生產得到比較快的恢複和發展”；此外，還提及華在“撥亂反正”、“恢複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推動教育科學文化工作開始走向正常”、“外交工作取得新的進展”等方麵“作出了很大努力”。[1]拋開意識形態色彩不說，至少在事實方麵，官方這次的評價還算客觀。至於推行“兩個凡是”、壓製真理標準討論、製造和接受“新的個人崇拜”等等說法，新華社的生平未置一詞。這可能是格於對已故者悼念、避諱的人倫和慣例，未必是官方改變了結論。
華國鋒已成逝者，官方也有了一些新的評價。但蓋棺卻並未論定，關於華國鋒，還有許多事實需要還原。
粉碎“四人幫”
關於粉碎“四人幫”的曆史，坊間說法甚多，但不少屬道聽途說、以訛傳訛。在缺乏更多公開文獻的情況下，就決策層而言，三位直接當事人的口述最值得重視，即華國鋒、李先念、吳德。
1980年11月29日，李先念在政治局會議上曾談過抓捕“四人幫”的經過：1976年9月11日華國鋒去他家，對他說：我們同“四人幫”的鬥爭是不可避免的，現在到解決的時候了。李問華下了決心沒有，華答：“下了，現在不能再等待了。問題是什麽時候解決好，采用什麽方式好，請你考慮。如果你同意，請你代表我去見葉帥，征求他的意見，采取什麽方式、什麽時間解決‘四人幫’的問題。”9月14日，李去北京西山，向葉劍英轉告了華的意見。[2]
吳德在自述裏說：1976年9月11日，華國鋒去李先念家，告訴李：“現在‘四人幫’問題已經到了不解決不行的時候了。如果不抓緊解決，就要亡黨、亡國、亡頭。請你速找葉帥商量此事。”9月13日，李先念到葉帥處轉達了華的委托。這個情節，吳德不是當事人，大概他是從華國鋒那裏得知的，因為吳在自述裏說過，華國鋒同葉劍英、汪東興商量的事都是華告訴他的。[3]
1999年3月9日，張根生向華國鋒詢問粉碎“四人幫”的經過。華告訴張：9月10日，他首先找了李先念密談，指出“四人幫”正猖狂活動，他們陰謀篡黨奪權的野心迫不及待，特請李先念親赴西山找葉帥交流看法、溝通思想。9月13日，李先念去西山轉達了華國鋒的意見。[4]
另一位重要當事人葉劍英，沒有公開的口述和回憶。隻有熊蕾（熊向暉之女）的文章披露了一個情況：抓捕“四人幫”後的第六天，葉選基（葉劍英之侄）請熊向暉到王震家中，他和劉詩昆（葉劍英前女婿）向王震和熊向暉講了抓捕“四人幫”的經過。葉選基說，毛主席去世後的一天，李先念突然造訪葉帥。葉問：是哪陣風把你吹來了？李說：是東風。葉問：哪股東風啊？李答：華總理。[5]葉選基不是當事人，想必是葉劍英告訴了他，他再告訴熊向暉和王震，熊向暉又告訴了熊蕾。這個拐了幾道彎的敘述，也許算是一個來自葉劍英方麵的佐證。2007年出版的《葉劍英年譜》記載：9月24日，葉劍英在北京西山住地同李先念談話。李先念轉達華國鋒的意見：請葉帥考慮什麽時間、以什麽方式解決“四人幫”問題。[6]
三位當事人的口述，熊蕾披露的葉選基的敘述，以及《葉劍英年譜》的記載，對事情的時間、情節的說法不盡相同，但主要情節是一致的：華先找李，通過李找了葉。這表明，正式提出解決“四人幫”動議的是華國鋒。
關於解決“四人幫”問題，毛澤東逝世前後，葉劍英在黨內元老和軍方將帥之間有過私下議論，可以說早有醞釀和考慮。[7]當華委托李轉告此意後，葉劍英與華國鋒一拍即合。葉劍英以其軍方元老的資曆和豐富的政治智慧，憑借合法的政治身份（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在黨政軍各界具有極高威望。他同華聯手解決“四人幫”問題，堪稱中流砥柱。
毛去世後，在京的政治局成員一共16位，除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外，劉伯承因病重、吳桂賢因被疑為江青的追隨者不曾與聞此事，汪東興、陳錫聯、吳德、紀登奎、陳永貴、蘇振華，都是華國鋒先後分別商談或打招呼的（據吳德說，倪誌福是他個別打的招呼）。這些政治局成員都讚成或基本讚成華的提議，汪、吳、陳（錫聯）、蘇的態度尤其堅決和積極。[8]
解決“四人幫”的方案，也是華國鋒分別同葉劍英、汪東興、吳德、陳錫聯等人商談的。據華國鋒回憶，他“親自和葉帥直接商談了多次”，並找了汪東興談話，“還與汪東興商量了各項詳細的準備工作”。華“還親自找了北京市委吳德、吳忠談話，指示他們要堅決防止北大、清華等學校的學生因不明真相，受謝靜宜、遲群的煽動上街鬧事”。[9]
2000年5月20日，《李先念傳》編寫組人員訪問華國鋒，華說得更具體：（1976年）9月16日，在國務院會議廳開會，李先念、吳德、陳錫聯、紀登奎和陳永貴參加，我講了要解決“四人幫”的問題。華還說：9月21日，葉劍英到他住處，商討解決“四人幫”的方式。兩人商定采取隔離審查措施後，征求李先念等人的意見。9月26日，華在國務院小禮堂，向李先念、吳德轉告了對“四人幫”采取隔離審查的考慮。李、吳均表支持。三人還分析了形勢以及解決“四人幫”的時間。[10]《葉劍英年譜》記載，華葉兩人有三次密談，時間是9月中旬、9月25日和10月2日。[11]
吳德的回憶最為詳細，不僅印證了9月16日和26日華同李先念和他兩次商談的情況，而且敘述了10月2日、3日、4日，華國鋒同汪東興和他分別多次商議行動細節的經過。吳德還提到華約見耿飆，指令他進駐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等新聞單位的情況。[12]耿飆的回憶，也詳述了華國鋒指示他控製電台、電視台的經過。[13]
10月6日晚8點，華國鋒、葉劍英主持，汪東興指揮，中央警衛部隊對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毛遠新予以抓捕，宣布對其隔離審查。吳德指揮北京衛戍區部隊，抓捕了遲群、謝靜宜、金祖敏。耿飆率北京衛戍區部隊，控製了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隨後，華國鋒在北京西郊玉泉山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對“四人幫”隔離審查的決議，決定華為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
1978年11月，華國鋒在一次談話中概述過事情的經過：“毛主席逝世後，當時中央政治局根本開不成會，一開就鬧。每次去人大會堂開會，不知道要發生什麽事情。於是就同葉帥、先念同誌商量，這樣拖下去不行，要采取措施，把‘四人幫’及其主要骨幹抓起來。抓‘四人幫’時，問東興同誌八三四一部隊有沒有把握。抓王洪文、張春橋是我和葉副主席找他們來開會，由八三四一部隊執行的。姚文元當時住在外麵，由北京衛戍區警衛；如果八三四一部隊去抓，可能會同衛戍區部隊發生衝突。當時同吳德同誌商量，由他去做陳錫聯同誌的工作，通知吳忠去執行。陳錫聯下了命令，要吳忠一切行動聽吳德同誌指揮。遲群、謝靜宜、金祖敏等也是吳德抓的。”[14]
從提出動議到分別溝通，從商量方案到坐鎮主持，華國鋒是抓捕“四人幫”行動所有環節的主導者，絕非僅僅“有功”，而是“起了決定性作用”。
阻撓鄧小平複出？
一個流傳至今的說法，稱華國鋒堅持“批鄧”、阻撓和拖延鄧小平的再次複出。近些年披露的一些材料說明，事實恰好相反。
據吳德口述，1976年10月，抓捕“四人幫”之後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華國鋒宣布了三條：第一條是請鄧小平出來工作；第二條是要在中央會議上堂堂正正地出來；第三條是要為鄧小平出來工作做好群眾工作。會後，李先念、陳錫聯、吳德一起去北京西山看望了鄧小平，表達了中央請他出來工作的願望。[15]華宣布請鄧小平出來工作，葉劍英起了關鍵作用，但這並不能反證華國鋒“阻撓和拖延”了鄧小平的複出，而正好說明華接受了葉的提議。
事實上，粉碎“四人幫”之後，鄧的境遇很快得到改善。據葉劍英辦公室主任王守江回憶，粉碎“四人幫”之後，葉向他傳達中央的指示，為鄧小平今後工作的方便，由王給鄧小平送閱中央文件。王守江說的是“傳達中央的指示”。[16]鄧小平的女兒毛毛在回憶錄裏也說，是“中央作出決定”恢複鄧看文件的。[17]既然是“中央的指示”、“中央作出決定”，不可能不經過作為中央主席的華國鋒同意。
毛毛的回憶與王守江的敘述有一點不同。王守江說給鄧送閱文件，是葉劍英安排鄧小平住到北京西山以後的事情。據毛毛的回憶和《鄧小平年譜》，鄧是1977年2月3日出院住到西山的。而毛毛說第一批文件是送到醫院的，這比王守江說的時間，早了近兩個月。鄧患前列腺炎、嚴重尿瀦留，於1976年12月10日住進解放軍三○一醫院。毛毛稱，12月14日，中央就作出決定，恢複鄧小平看文件。12月16日，華國鋒、汪東興批示同意為鄧小平進行手術治療。據《鄧小平年譜》，鄧住院期間曾被接到北京西郊玉泉山，聽取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汪東興介紹粉碎“四人幫”的情況。[18]
恢複閱讀文件，批準實施手術，高規格的集體麵晤，對尚是“待罪”之身的鄧小平來說，不隻是生活和醫療待遇的改善，更是政治上的鬆動。很可能華和高層這時已經知會鄧，請他重新出來工作。
鄧閑居西山時，好幾位政治局成員曾前往探望。前引吳德口述就提到，他和李先念、陳錫聯去西山看望鄧，明確表達了中央請他出來工作的願望。[19]蘇振華、倪誌福也曾向去西山向鄧匯報上海的工作情況。蘇對鄧說：現在“四人幫”粉碎了，全國清查“四人幫”篡黨奪權的罪行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形勢很好，你出來工作的條件也成熟了，請你盡快出來領導我們工作吧！鄧說：我也老了，前台工作還是由華國鋒同誌和葉帥他們去做吧，我可以給你們當個顧問。蘇、倪連忙表示：你要出來就不是當顧問，你水平高，經驗豐富，毛主席早有評價，我們都擁護你。[20]
政治局成員看望鄧小平，不會是個人行為，沒有高層決定恢複鄧的工作的背景，斷不會作出這種表示的。1977年1月14日，李鑫向中央理論學習組[21]傳達華國鋒在1月6日政治局會議的講話：“關於鄧小平的問題，在處理‘四人幫’問題的過程中反複考慮過……鄧小平同誌的問題是要解決的，實際上也在逐步解決。”“鄧小平同誌的問題，在揭批‘四人幫’的過程中，有些正在澄清；出來工作的問題，應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頭腦要清楚。”[22]1977年3月14日，華國鋒在中央工作會議也告訴與會者：中央在決定解決“四人幫”反黨集團問題的時候，認為鄧小平同誌的問題應當正確地解決，但是要有步驟，要有一個過程。這些材料表明，華沒有“阻撓”鄧小平複出，而是早已決定恢複鄧的工作。至遲到1977年初，鄧小平的重新複出隻是時間問題。
華和高層的打算，是過一段時間再恢複鄧的工作，而不是馬上讓鄧出來。但這不是“拖延”，而是華和高層的一種策略考慮。抓捕“四人幫”和華國鋒繼位，是中共曆史上一次前所未有的權力更替。執政以後，中共高層權力的變更從來都由毛澤東決策，毛作出的決定，一言九鼎，不容置疑。毛生前欽定華國鋒出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雖然有向華交班的意圖，但從無解除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職務的打算。1975年，在江青等人同鄧小平的矛盾日趨激烈時，毛曾指責江青等人搞“四人幫”，說過要“解決”江青等人的問題。但是毛認為江青等人“問題不大”，而且話裏有話地告誡“不要小題大做”。[23]毛逝世後，屍骨未寒，華國鋒等人就抓捕毛的遺孀和毛倚重的幾個人物，嚴格說來，的確是一次非程序的強力行動，不能不說冒著極大的政治風險。抓捕“四人幫”之後，海外即有華搞“非毛化”的輿論，國內也有華搞“右派政變”、“宮廷政變”、為鄧小平“翻案”的流言。“批鄧”畢竟是毛澤東的意旨，撤銷鄧的職務也是毛作的決策。華和高層不能不擔心，剛剛抓捕了毛的遺孀，又馬上停止“批鄧”、恢複鄧的工作，極有可能授人以柄，坐實“非毛化”和“政變”、“翻案”之類的說法，引發華和高層背離毛澤東遺誌的更多非議，威脅新的權力核心的鞏固和國內政局的穩定。
1977年1月6日的政治局會議上，談到解決鄧小平的問題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時，華國鋒說：“現在有人不主張這樣搞，主張打倒‘四人幫’後，小平馬上就要出來工作。如果一打倒‘四人幫’，鄧小平就要馬上出來工作，可能要上‘四人幫’一個大當……如果急急忙忙提出要鄧小平出來工作，那麽四號、五號文件，毛主席處理的這些問題，還算不算不算數？這樣人家會不會說是為鄧小平翻案？是不是不繼承毛主席的遺誌？”[24]華國鋒事後也曾解釋：“中央決定當時要繼續提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口號，是經過反複考慮的。這樣做，就從根本上打掉了‘四人幫’及其餘黨利用這個問題進行反革命活動的任何借口，從而有利於穩定全國的局勢，有利於對‘四人幫’鬥爭的全局。”[25]極力主張恢複鄧小平工作的葉劍英當時也說過：小平是要出來工作，不過要晚一點。車子轉彎轉得太急要翻車的。小平這個事是毛主席提的，政治局通過留黨察看、以觀後效的，現在一下子馬上出來不行，要有一個過程。不然，真成了宮廷政變了。葉還說，小平晚一點出來，也可以顯示華主席的能力。現在粉碎“四人幫”很得人心，但是他在其他方麵怎麽樣呢？還要讓群眾看一看嘛。[26]可見，經過一個過程再恢複鄧的工作，不是華國鋒一個人的意思，而是高層的共識。
出於策略的考慮，華和高層一方麵暗中準備鄧的複出，另一方麵則公開維持了“批鄧”的口號。事後看來，華和高層或許有些過慮，對人心向背估計不足，但絕非“拖延”，更不是要“堅持‘批鄧’”、蓄意“阻撓”鄧複出。抓捕“四人幫”之後，華國鋒的公開講話隻提過一次“批鄧”。1976年12月25日，華在第二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上講話，說“四人幫”“對抗”毛主席、黨中央的指示，“批鄧另搞一套”。這大概是高層領導人最後一次公開提及“批鄧”。至於兩報一刊發表社論，從1977年元旦起再也不見“批鄧”的字眼。原因不難解釋：1977年1月中央已經決定解決鄧的問題。既然要恢複鄧的工作，當然不會再提“批鄧”。所以，說是繼續“批鄧”，其實不長，三個月而已，而且沒有什麽實際動作。後來對華的指責，是把事實放大了、說重了。
由於中共內外有要求鄧小平複出的呼聲，華和高層打算1977年1月召開一次中央黨政軍負責人會議，向高級幹部交底。李鑫後來說：“我記得1976年12月中央就議要有步驟地解決小平同誌出來工作的問題，到1977年1月時，中央已決定請小平同誌出來工作。當時中央準備召開一個中央黨政軍機關負責人的會議，交一個底，要我們為華國鋒同誌起草一個講話提綱。我記得我向參加起草講話提綱的同誌傳達了中央的指示，傳達了中央已決定請小平同誌出來工作。”[27]陰差陽錯的是，這次會議後來因故推遲了。不然的話，還在1977年1月份，華就會向黨內高級幹部“交底”，那樣，也許就不會導致後來中共內外的紛紛議論了。
1977年春天，呼籲鄧複出的聲音更加強烈，已經形成一種輿論氛圍。3月份，中共中央召開工作會議，華向與會者解釋：“現已查明，有那麽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們的反革命策略是先打著讓鄧小平同誌出來工作的旗號，迫使中央表態，然後攻擊我們違背毛主席的遺誌，從而煽動推翻黨中央，‘保王洪文上台’，為‘四人幫’翻案。所以，如果我們急急忙忙去讓鄧小平同誌出來工作，就可能上階級敵人的當，就可能把揭批‘四人幫’的鬥爭大局搞亂，就可能把我們推向被動的地位。”[28]
就在這次會議上，華宣布：“‘四人幫’對鄧小平同誌的一切誣蔑不實之詞，都應當推倒。比如，他們誣蔑鄧小平同誌是天安門事件的總後台，經過調查，鄧小平同誌根本沒有插手天安門事件。”“我們的方針是，高舉毛主席的偉大旗幟，多做工作，在適當的時機讓鄧小平同誌出來工作。”“中央政治局的意見是，經過黨的十屆三中全會和黨的第十一次代表大會，正式作出決定，讓鄧小平同誌出來工作，這樣做比較適當。”[29]事實上，鄧正式複出之前已經參與最高層決策。華國鋒後來說過：“小平同誌出來工作前，大的事情都是同他商量的。”[30]
5月3日，中共中央向全黨轉發鄧小平的兩封信，實際上是就鄧的複出向全黨“打招呼”。7月，鄧小平在中共十屆三中全會恢複所有職務，正式複出。
“兩個凡是”的由來
華國鋒最受詬病的，就是“兩個凡是”的問題。“兩個凡是”，華當然脫不了幹係。但事情也不像長期流行的一些說法那麽簡單。
1977年1月，是周恩來逝世一周年。年初開始，北京許多市民已經到天安門廣場送花圈，寫詩詞，貼標語。除了紀念周恩來，很多內容涉及天安門事件和鄧小平，表達了對高層的不滿。1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華國鋒肯定“小平同誌的問題，要解決，但不要急”。關於天安門事件，華承認“此事確實受到‘四人幫’壓製”，甚至說“天安門事件是壓出來的”，但也說“確有少數反革命”。他強調此事“毛主席有指示”，“一定要說毛主席指示錯了，會在群眾中引起很大爭論”。對這些動向，華顯然不滿，但態度卻比較溫和容忍。對天安門廣場的情況，他表示“悼念周總理，貼大字報，送花圈，讓他送”，還說“有些不同的看法不要緊，要引導，領導這一層要講清楚”。總的精神，華是要求“服從同‘四人幫’鬥爭這個大局”，“毛主席、毛澤東思想這把刀子不能丟”。[31]華和高層不是不解決兩件大事，但希望事情按照高層設想的步驟解決，以免幹擾高層預設的“大局”，其關鍵是不能“損害毛主席”。這是華和高層的政治底線。
第二天，汪東興指示李鑫組織寫一篇社論，注意引導大家學文件，把對天安門事件、鄧小平問題的注意力轉過來。文件指的是《論十大關係》和華國鋒在第二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上的講話。這大概是汪落實華國鋒“要引導”指示的第一個動作。
1月8日，李鑫召集中央理論學習組布置任務。過了幾天，情況有變化。14日，汪東興布置新任務，為華主席起草兩個講話，一個是在小範圍內談談小平同誌問題，一個是在學大慶會議上的講話。李鑫向理論組作了傳達。“小範圍”就是前述高層準備在1月份召集的中央黨政軍機關負責人會議，華國鋒要在會上講話，要求準備一個講話提綱；學大慶會議則是將在4月份召開的全國工業學大慶會議，華也要講話，要起草一個講話稿。李鑫還強調要批小道消息，狠駁分裂中央的言論。所謂“小道消息”、“分裂言論”，指的是社會上關於鄧小平和天安門事件的輿論。社論稿的起草因此擱置下來，理論組轉而起草華的講話提綱和講話稿。
1月17日，李鑫主持討論講話提綱的起草問題，講了這樣一些意見：現在人們提出的問題，一個是鄧小平同誌出來工作的問題，一個是天安門事件的問題，解決這些問題要從大局講起；幹部和群眾的言論和行動要服從中央的整個戰略部署。還說：要講高舉毛主席的旗幟，處理這兩個問題要肯定毛主席正確，不能損害毛主席的形象。按照李的意見，理論組寫出了講話提綱的第一稿。
1月21日，理論組討論修改第一稿。在李鑫主持下，第一次在稿子裏寫了這樣兩句話：“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都必須維護，不能違反；凡是有損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須製止，不能容忍。”[32]這是第一次提出“兩個凡是”，即“兩個凡是”的第一個版本。
為什麽寫了這樣兩句話？李鑫後來說：“在起草過程中，最難處理的就是，在當時的情況下，要穩定局勢，就要高舉毛主席的旗幟，不能講毛主席有錯誤，不能提‘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是錯誤的；同時，又要講請小平同誌出來工作是正確的，必需的。這樣，起草工作就十分為難，怎麽說也說不圓滿。由於我強調了高舉毛主席的旗幟，穩定局勢，在講話提綱第二稿中出現了‘兩個凡是’的提法。”[33]這說明，“兩個凡是”有特定的指向，針對的不是鄧小平複出，而是當時有關鄧小平複出和天安門事件平反的社會輿論。
講話提綱稿修改到第四稿，情況又有變化。高層原擬召開的中央黨政軍機關負責人會議不開了，改為召開中央工作會議。2月3日，李鑫再次召集起草者開會，傳達汪東興的指示：講話推遲，先發表社論。李鑫還說，汪東興同誌要求把講話稿中關於“高舉”的那些話加到社論裏去。“高舉”的那些話，就包括“兩個凡是”。汪東興顯然此前看過已經起草的稿子。
理論組再次回過頭來修改社論稿。按照汪的指示，李鑫要求起草者將講話提綱裏“高舉”、“維護”的意思加到社論稿裏麵。[34]“兩個凡是”的提法就這樣移植到了社論稿裏。當然，不是原封不動地“移植”，而是作了些修改，後半句話改成“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這是社論的第五稿。
第二天，李鑫將稿子報送汪東興。汪批示：“這篇文章，經過李鑫同誌和理論學習組同誌多次討論修改，我看可以用。”5日，汪東興再批示：“可以發兩報一刊社論，請耿飆[35]、朱穆之[36]、李鑫、華楠[37]、王殊[38]同誌閱辦。”但隻有李鑫在這個批件上畫圈，沒有聽取其他幾位的意見。[39]據李鑫後來的檢討，是他沒有同宣傳口和兩報一刊的負責人商量，就直接報汪東興審批了。[40]2月6日晚，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全文播發了這篇社論《學好文件抓住綱》。第二天，《人民日報》刊出。社論最後說到：“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這兩句話成為“兩個凡是”的經典表述。
上述經過說明，這個經典表述不出自華國鋒。華國鋒說沒說過“凡是”呢？說過，但與這個經典表述的背景或詞句並不一樣或不完全一致。一次是1976年10月26日同中央宣傳口負責人的談話。談到揭批“四人幫”問題，華國鋒說：批判中要注意，凡是主席點過頭的、批（示）過的不要去批，比如八個樣板戲還是要肯定的，某演員不好，可以換人。[41]在這裏華針對的是揭批運動的具體問題，提醒揭批“四人幫”不要觸及毛澤東。一次是1977年3月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他說：“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在揭批‘四人幫’的鬥爭中，一定要注意，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都必須維護；凡是損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須製止。”[42]這個講話，就是前述中央理論學習組起草的那個稿子。講話裏“兩個凡是”的表述，與兩報一刊社論不完全一樣，主要是第二句不同。據華國鋒說，講話稿和社論稿分別經政治局討論或傳閱同意。[43]
不久，華就感覺他的講話有毛病：第一句話，說得絕對了；第二句話，確實是必須注意的，但如何製止也沒有講清楚。[44]值得注意的是，華並非“兩個凡是”受到批評後才感覺有毛病的。幾乎所有人都忽視了一個事實，1977年3月中央工作會議以後，華再未提過“兩個凡是”，官方文件、官方媒體也不再出現“兩個凡是”。可以說，作為有特定指向的“兩個凡是”，到這時實際已經終結。說華國鋒“堅持‘兩個凡是’”，不是事實。至於“文革”之後維護毛晚年的理論和實踐，則是一種相當普遍的政治觀念和政治心理，很難也不應該以有特定指向的“兩個凡是”來概括。
有一點需要澄清，“兩個凡是”不管有什麽真實指向，至少沒有反對鄧小平複出的意思。最早質疑“兩個凡是”意在阻止鄧小平出來工作的是鄧力群。據鄧回憶：“1977年2月7日《人民日報》的社論，當天我沒有注意看。第二天，政研室的黨支部書記、一個年輕人朱佳木來找我。他說，老鄧，你看了昨天那篇社論了嗎？我說，我沒看，有什麽事嗎？他說，這個社論提出‘兩個凡是’，可值得注意啊。我看了之後，同意他的看法。很快我就找了王震，把這個意思說了。王老說他沒注意。我對他說，這‘兩個凡是’裏麵問題大了，依照‘兩個凡是’，鄧小平就不能出來工作，也不應出來工作……沒過幾天，王震同誌就在國防工辦的一個會議上，公開地說，有一個社論，講‘兩個凡是’，據說是一個理論家主持和定稿的，然後王老就批了一通，還點名批了李鑫。接著王老找鄧小平反映。”[45]據《鄧小平年譜》記載，19772年2月，王震去看望鄧小平。鄧表示了對“兩個凡是”提法的異議，認為這不是馬列主義，不是毛澤東思想。[46]王震看望鄧小平，很可能就是去反映“兩個凡是”問題的。
鄧力群顯然有誤解。如前所述，華和高層已經在考慮和安排鄧出來工作，不可能發表一篇社論去阻撓鄧的複出。真是如此，如何解釋社論發表之後華還要宣布準備恢複鄧的工作呢？還有一種說法：提出“兩個凡是”是為了繼續“批鄧”。這更無從談起。前麵已述，年初高層就停止了“批鄧”，怎麽會用“兩個凡是”去維持一個已經廢止的口號？
拖延和阻撓恢複老幹部工作？
拖延和阻撓恢複老幹部工作、平反冤假錯案，被認為是華國鋒的主要錯誤之一。但是說到具體情形，幾乎所有的著述都是講的汪東興；至於對華國鋒，隻有簡單的政治結論，事實則含糊不清。
1980年11月，中央政治局連開九次會議批評華國鋒。胡耀邦在發言中說過這樣一段話：“對大批受迫害的、有能力的老同誌的解放、使用，我覺得國鋒同誌不積極，不熱情，不公正。我當組織部長以後，國鋒同誌公開地同我講哪一個人不能解放，這倒還沒有，我總要講一個公道話，從一九七八年以後，確實沒有過。但是，我經常向他反映一些幹部的情況，他總是說，哎呀，這個事我不熟悉，把材料弄清楚吧。多半是這種情況。”[47]華國鋒主政時期，胡耀邦是中組部部長，又曾經與華共事，對華比較了解，他的評論應該有分量。胡耀邦說得很清楚，華沒有反對解放哪個老幹部，隻是“不積極，不熱情”。“不積極，不熱情”同有意“拖延和阻撓”當然不是一回事。
事實上，一些史料和口述，還反映出華的另一種狀況。以胡耀邦本人為例。1976年“批鄧”運動中，胡耀邦受到嚴厲批判，已經被邊緣化，在家中賦閑。胡耀邦透露，1977年2月26日，華國鋒、汪東興曾找他談話。[48]談什麽，胡沒有說。據胡耀邦女兒滿妹的著述，華找胡耀邦談的是請他出來工作的事情。滿妹回憶，抓捕“四人幫”後，經葉劍英提議，華國鋒親自登門看望胡耀邦，請胡到中央黨校工作。胡婉拒了，華登門無果。1977年2月26日，華再次邀胡到中南海商談工作問題。這次是華國鋒、汪東興一起同胡耀邦談的，華告訴胡：中央黨校即將恢複，請胡去黨校主持工作；胡仍不從。後來是葉劍英出麵，胡才答應。[49]
胡績偉的出山，也是華國鋒親自出麵。胡績偉“文革”前是《人民日報》副總編輯，“文革”中作為“走資派”打倒。1975年，胡到國務院政研室工作，沒有安排任何職務。1976年10月底，經人舉薦，華專門找胡績偉談調回人民日報社工作一事。胡以能力差、不能勝任為由推辭。據胡回憶：“華國鋒笑著對我說：‘你能力差？你難道還不如那個草包總編輯（指《人民日報》前主要負責人——引者注）高明？’華國鋒是老實人，說的是真心話，他的激將法對我還真起了作用。我不服氣地說：‘當然，我比他高明！’華說：‘他幹得了，你幹不了？’我無言以對。華說：‘好，中央決定讓你回去，明天就去報社上班！’我隻好服從。”[50]
張愛萍的複出，同樣是華國鋒親自召見談話的。張愛萍“文革”前任副總參謀長兼國防科委副主任，“文革”發動之後不久，1967年即被逮捕入獄，1972年4月方出獄。1975年初期複出，任國防科委主任；1976年“批鄧”運動中再次被打倒。據張愛萍之子張勝記述，粉碎“四人幫”之後，華國鋒召見張愛萍，告訴他：專委[51]現在由他來接。華和葉帥商量過了，相信張一定能把“兩彈一星”抓上去。華還說，通過1975年，他就看出張愛萍來了。張勝還記述了華對張愛萍一番頗為坦誠的談話。[52]
胡耀邦、胡績偉、張愛萍都是“文革”初期的“走資派”，胡耀邦、張愛萍還在剛剛過去的“批鄧”運動中被誣為鄧小平的“黑幹將”。華以中央主席、國務院總理、中央軍委主席的身份，或登門，或約見，求賢若渴，一片誠心，不僅沒有“阻撓和拖延”，甚至也看不出“不積極，不熱情”。
粉碎“四人幫”之後，調整了一批省部級領導班子，一些“文革”中被打倒的資深官員即“老幹部”或被啟用，或被重用，同中央主要領導人華國鋒不會沒有關係。在解放老幹部的問題上，華國鋒未見得都“不積極，不熱情”，他曾對中組部部長胡耀邦說：“為什麽有些老同誌出不來？為何不能互相諒解？習仲勳、宋任窮出來不是很好嗎？周惠要到內蒙古去。有些老同誌靠邊多年，為何不讓出來？怕舉逸民。這些都是無產階級的逸民。”[53]
平反冤假錯案，華國鋒也不是毫無作為。據圖們、祝東力的著述，內蒙古最大的冤案“內人黨案”的複查平反報告，就是華國鋒親自修改和審定的。報告上送四天，中共中央就批複正式平反，中央的批示也是華國鋒親擬的。據曾誌回憶，胡耀邦在中組部召開冤假錯案的案例座談會，是華國鋒同意的。[54]
“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是“文革”的重大冤案之一，由於“欽點”而極難複查平反。1975年，鄧小平主持工作時曾試圖解決，因阻力太大無果而終。胡耀邦上任中組部後，即提出複查此案的請求。主管專案的副主席汪東興再下“禁令”：“六十一人”的問題的毛主席和黨中央批準才定案的，不能隨便翻過來。[55]胡耀邦堅持複查，並得到鄧小平的支持，也得到華國鋒支持。華國鋒指示：“六十一人的問題要解決，由中央組織部進行複查，向中央寫個報告。”[56]胡耀邦當年說過：華主席對我說，看來六十一個人的問題是可以複查的。讓我們先搞出材料，一步一步醞釀。“六十一人案”終獲平反，首功當推胡耀邦，一些元老和中組部的幹部也功不可沒，同樣也不能不肯定華國鋒的作用。
華國鋒對上述兩樁重大冤案的處理，固然不能說明所有問題。但是，簡單地以“拖延和阻撓”來判定華國鋒對解決冤假錯案的態度，恐怕也不公道。
“堅持‘以階級鬥爭為綱’”？
堅持“以階級鬥爭為綱”，肯定毛澤東的“繼續革命”理論，也被認為是華國鋒的一大錯誤。應當承認，華維持了這些口號，這表明他沒有至少相當程度上沒有脫出毛晚年意識形態的窠臼。但是通觀華的政治實踐，事情不像人們批評的那麽簡單。
華的方略是“抓綱治國”。“綱”是毛澤東的語言，指的是“階級鬥爭”。但是細察華說的“階級鬥爭”，並不是泛指，而是特指“揭批‘四人幫”。《人民日報》稱：“我們當前的主題，當前的綱，就是深入揭批‘四人幫’。”[57]華“抓綱”的目的在於“治國”，他沿用毛澤東的話，特別強調“抓革命，促生產”和“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在批‘四人幫’中要貫徹主席說的‘抓革命，促生產’，過去‘四人幫’誰說‘抓生產’，他們就說‘唯生產力論’……我們現在要好好‘抓革命，促生產’。”[58]雖然依舊是“抓革命、促生產”的套路，但重心在“促生產”，畢竟與“隻革命、不生產”或“重革命、輕生產”不同。對國民生活，華國鋒也相當關注。甫一粉碎“四人幫”，召開財經工作會議，華要求“把暫時的困難渡過去，而且要把群眾生活搞得更好”，“注意群眾生活要搞好，市場一定要搞得更好”，囑咐“明年市場要安排好，元旦、春節要安排好一點”，“輕工業這兩個月不要放鬆”；還提議明年要解決工資問題。[59]
“文革”之後召開的第一個全國性會議，是第二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主題是恢複和發展農業。華否定了“四人幫”對“唯生產力論”的粗暴批判，正麵肯定了發展生產力：“革命就是解放生產力。粉碎‘四人幫’這場大革命，清除了破壞生產力、阻礙生產力發展的大禍害，被‘四人幫’長期壓抑的廣大工農群眾的革命生產積極性迸發出來，我國國民經濟的迅速發展大有希望了。”[60]語言雖然充滿意識形態色彩，但透露出來“抓生產、抓生活”的意向。華主政兩年多，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召開的全國性會議，主題都是計劃、生產、科技、教育、財貿、引進等業務，比如：1976年2月第二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1977年3月全國計劃會議，3月中央工作會議（議題之一是商定當年的國民經濟計劃），4月到5月全國工業學大慶會議，11月到12月全國計劃會議；1978年2月到3月五屆人大一次會議（議程之一是討論《發展國民經濟的十年規劃》），3月全國科學大會，4月到5月全國教育工作會議，6月到7月全國財貿學大慶學大寨會議，7月到9月國務院務虛會。
按照官方敘史，“重點轉移”是“文革”之後的曆史性轉折，而這個戰略是鄧小平最早提出的。已有著述還把它說成是與“兩個凡是”較量的結果，若隱若現地劃出一條華國鋒與鄧小平對立的線索。事實並非如此。
問題是從結束揭批“四人幫”運動的時間提出的，追溯起來，最早還要說是華國鋒在中共十一大作的報告。華和高層的設想，是揭批“四人幫”的清查運動在年內或稍長一點時間“分期分批基本查清”，至於深入係統地批判“四人幫”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和反動世界觀”，“是長期的更為艱巨的任務”。[61]即揭批“四人幫”分為清查和理論批判兩個方麵，清查運動大抵在1977年內告一段落，或者再稍微延長一段時間；理論批判則作為長期任務進行。
十一大後，協助葉劍英主持中央軍委工作的鄧小平，從軍隊工作的角度考慮早些結束揭批運動，盡快將軍隊的教育訓練提高到“戰略地位”。8月23日，複出才一個月，鄧小平就在中央軍委座談會上透露了這個意思：“華主席提出當前揭批‘四人幫’的鬥爭是我們的綱，而且一定要把這場鬥爭進行到底，但這總也有一個時間限製嘛，這就是說某個時期總有某個時期的綱。”鄧沒有直接否定“以階級鬥爭為綱”，甚至還說“整個社會主義曆史時期，以階級鬥爭為綱，這是肯定的”，但強調的重心是“某個時期總有某個時期的綱，某個部門總有某個部門的綱”。[62]或許應該更多從政治策略的角度理解鄧的想法，其意圖可能是以局部替代整體的方式，淡化和置換“階級鬥爭”的“綱”。
其實華國鋒也在考慮結束揭批運動。1977年12月，他要求在年內或稍長一點時間，分期分批結束清查運動。有人要求把清查運動的時間延長一點，華沒有同意，要求還是按照十一大的提法。[63]不知何故，高層並未宣布結束運動，倒是提出“把揭批‘四人幫’的鬥爭進行到底”。[64]“底”在哪裏？時過九個月，鄧小平舊話重提。1978年9月，鄧在東北同沈陽軍區負責人談話，透出對運動過久的不滿：對運動，你們可以研究，什麽叫底？永遠沒有徹底的事。運動不能總這麽搞下去吧？運動搞得時間過長就厭倦了。有的不疼不癢，沒個目的，搞形式主義。[65]
鄧小平回京後，很可能與華國鋒作過溝通。10月9日，華同“毛著編辦”幾位負責人[66]談話，提到鄧小平經過沈陽時，李德生反映基層群眾對運動有些厭煩。華還說，鄧在東北提出了軍隊結束運動的五條標準。[67]華這時提出的問題與鄧大致相同：現在揭批“四人幫”運動從全黨全國全軍來看，怎樣估計分析，什麽時候可以告一段落，把揭批“四人幫”的鬥爭進行到底，這個底怎麽算？在他看來，從理論上批林彪、“四人幫”還可以搞若幹年，但這不好把全黨全軍全民全體卷入到裏邊來，多數人怎麽辦？應該轉向新的任務、奮鬥目標。華很清楚，加快經濟建設，加快四個現代化，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改善人民生活，“這是全國人民關心的事”。[68]華國鋒考慮，就在這年11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結束運動。[69]迄今為止，這是所見最早提出結束揭批運動、把“轉向新的任務”作為會議議題的材料。高層就此征求了各地負責人的意見，中央常委商議了此事，政治局開會討論做出了決定。會議前夕，11月5日，華國鋒同起草文件的“秀才”班子談話，告訴他們：“明確明年一月一日就轉。堅決轉。征求地方同誌意見，常委議了，政治局開會也談了，大家都一致讚成，再不轉，工作就耽誤了……基於這個分析，提出重點轉移。”[70]到1978年冬，在“重點轉移”的問題上，華與鄧沒有根本性分歧。
華國鋒唯一有些顧慮的，是如何提政治口號。他的想法，“還是以階級鬥爭為綱”或者“提揭批‘四人幫’為綱”，在這個“總口號”之下實現“重點轉移”。這種“兩張皮”的策略，透出華國鋒內心的某種障礙。作為毛澤東欽定的接班人，又長期接受了意識形態的灌輸，華時刻擔心觸碰毛澤東，反複申明：“搞思想解放不是為了貶低主席思想……解放思想，不是要從主席的思想裏解放出來，根本不是這個意思。”[71]華未必真的想繼續進行過去那種“階級鬥爭”，很可能想以此為盾牌，他不願也不敢在意識形態層麵和政治層麵有違毛澤東。這一點，華的確不如久經沙場因而老道的鄧小平。就這次會議而言，大概也隻是在這一點上，華的意見與鄧稍有差異。1978年11月10日，華在中央工作會議的第一天即宣布：“及時地、果斷地結束全國範圍的大規模的揭批‘四人幫’的群眾運動，把全黨工作的著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72]但華的講話既沒有提“階級鬥爭為綱”，也沒有宣布停止“階級鬥爭為綱”，繞開了這個敏感問題。
壓製“真理標準”討論？
按照官方敘史，華國鋒壓製了“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但相關材料和著述，大多也是講的汪東興，涉及到華國鋒往往語焉不詳。
許多材料顯示，汪東興的確是壓製了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但是華國鋒與汪東興不同，充其量是不積極，現有的材料很難看出他“壓製”了這場討論。這恐怕與華曆來對意識形態問題謹慎有關。從地方到中央，華長期從事政府工作，分管過文教、農業、財貿、科技，事務性特點突出而意識形態色彩較淡。1970年代，毛澤東曾提醒華：“你滿腦子是農業，我滿腦子是路線鬥爭，兩個司令部的問題。要抓路線。路線不對，抓了農業也不行，腦袋掉了還不知為什麽。”[73]毛的批評可以算是一個佐證。
1978年，理論界提出的問題越來越多，議論蜂起。中宣部的官員顧慮甚多，希望華國鋒能出麵講講理論問題，以統一思想。華的看法是：現在議論多，思想活潑，知識分子從“臭老九”變成了“香老三”，又一步登天了，成了工人階級自己的一部分。至於理論問題，諸如“資產階級法權”、“按勞分配”，華認為講早了不好。他還是主張讓大家討論，各抒己見，他講早了不好，人們會認為黨中央主席講了，大家就不好說了。中宣部負責人再三請華講一講爭論的問題，華仍堅辭：具體爭論的問題，思想不一致，講早了不好，思想問題有針對性的可以講一點。[74]華國鋒不想對理論問題匆忙表態，恐怕既有他本人對理論問題不熟悉的原因，也有性格溫厚、包容的緣故。無論如何，華對理論界的爭論不反感，主張“讓大家討論，各抒己見”，客觀上給了人們討論問題以某種寬容。
“真理標準”文章發表的前一天，華國鋒出訪朝鮮回國（5月4日至10日訪問朝鮮）。據華本人說，因為有許多事情急待處理，沒有顧上看。6、7月間，華聽到關於這篇文章的爭論情況，才知道對文章有不同看法。後來中央政治局常委開會時，議過這個問題，認為這篇文章的主題是好的，但沒有專門去研究。[75]這是事後的說法。可以肯定，當時絕非所有常委都認為文章主題好。沒有材料顯示，華國鋒本人是否認為主題好；但也沒有材料證明，華對這場爭論施以了打壓。華至多是過於謹慎，不想對理論問題表態而已，與汪東興的壓製、指責不能相提並論。
真理標準討論受到責難，主張者一時壓力不小。有材料顯示，華國鋒不讚成戴政治帽子的做法。1978年7月4日，華國鋒同胡耀邦、譚啟龍談話，對“砍旗”的帽子有批評：“現在有一種苗頭，動不動就說矛頭對準誰，就說你要砍旗子。這樣說，你叫人家怎麽辦呢？胡耀邦說，我們搞‘四不’[76]。有人愛整人，結果整到自己頭上。”[77]“砍旗”是反對者給真理標準文章扣的政治帽子，華表示了反感。這一番話，對著“真理標準”文章的組織者胡耀邦講，不說是對胡的支持，至少說不上是“壓製”。1978年8月18日，胡耀邦在中央黨校介紹了一個情況：“王任重問華主席，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是怎麽回事？華主席說，這是一個重
要的問題，要搞清楚，從團結的願望出發，達到團結。”[78]華承認“真理標準”是“一個重要問題”，要求“要搞清楚”，說明他不僅包容了討論，而且給予討論某種支持。
當年的“實踐派”代表人物胡績偉後來評論說：華國鋒“態度比較溫和，為人比較正直，處事比較慎重。鮮明的對比是毛澤東主席，他也是常常讓劉少奇或鄧小平主持會議，但他很快就打斷人家的話，把主持會議權完全接過來。他作結論時更是上綱上線，提得很高。整個會議都在他的控製之下，火藥味越來越濃。而華國鋒卻不是這樣，例如所有關於宣傳的會議，他都幾乎讓汪東興主持，他總是溫文爾雅地坐在旁邊，對汪東興不斷發出的槍炮子彈，他從沒有火上添油，反而起一些緩解鬆弛的作用。特別是當汪東興對我大批大罵時，華主席對我沒有上綱加碼，既沒有叫我停職檢查，更沒有罷官撤職，這就使我不僅能夠繼續領導人民日報，而且大大鼓勵了我繼續大膽地解放思想，相當獨立自主地改進人民日報。”[79]
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真理標準”文章發表後，一些主要報紙和理論刊物非但沒有停止反而繼續發表有關文章，地方官員也紛紛表態支持，倒是反對的觀點在報刊上鮮見。如果華真要“壓製”這場討論，以他“第一號人物”的身份，事情也許更加曲折。
“洋躍進”？
“洋躍進”也是指斥華國鋒的錯誤之一。“躍進”自1980年代以後是個貶詞，“躍進”再戴個“洋”的帽子，更有些挖苦的意味。
所謂“洋躍進”，從目前的解釋看，有寬狹兩種含義。廣義的“洋躍進”，指1970年代末伴隨大規模技術和設備引進的經濟高速增長。狹義的“洋躍進”，指超出國力承受邊界的先進技術和設備的大規模引進。由於批評者將之比作1950年代的“大躍進”，又因為具有1950年代不曾有過的對外引進的因素，故稱之為“洋躍進”。對“洋躍進”，政學兩界曆來有不同看法，以至於對這個說法都有爭議。作為學術問題，這本來是可以討論的。不過，無論是肯定還是批評，前提是弄清事實。因為事情本身比較複雜，這裏隻討論最高層關於引進的決策層麵的事實問題。
“文革”結束以後，當時麵臨的局麵相當嚴峻。工業生產方麵，突出的問題是燃料、動力和原材料緊張。為解決這方麵的困難，1977年7月，國家計委提出，今後八年，除抓緊“四三方案”[80]的在建項目的投產外，再進口一批成套設備、單機和技術專利，總額為65億美元。7月26日，政治局聽取國家計委匯報。鄧小平提議引進還可以加一點，譬如搞100億美元也是可以的。他的想法是，多出石油、煤炭和輕工業產品，換取外匯，多引進設備和
技術。葉劍英當即讚成，說“不算多。投信任票。”華國鋒、李先念也都表示讚成。[81]
會後，國家計委修訂引進方案，提出在65億美元的基礎上，再增加一些引進項目，規模擴大到150億美元。18日、23日、25日，政治局三次聽取國家計委的匯報，肯定了計委修訂後的方案。鄧小平很肯定150億美元的引進計劃，認為沒有什麽危險。鄧甚至提出，再過兩三年，也許可以再多些。李先念同意鄧的意見。華國鋒也同意鄧的看法，肯定國家計委的計劃是積極的，經過努力是可以實現的。[82]
1978年2月9日，政治局討論《政府工作報告》，一個突出議論的話題是加速和擴大引進。鄧小平認為：引進技術的談判，要搶時間；對共同市場，也要迅速派人去進行技術考察，幾百億的長遠合同要考慮；要進口大電站、大化工設備，不怕冒頭。還說：步子要快一些，政治局今天可以下這個決心，試一試，不行也不要緊。葉劍英說：我們要在二十三年內完成四個現代化，這是全世界都關心的問題。幹勁要鼓足，氣勢不可怕。把積極性調動起來搞社會主義建設。要把我們的建設速度加快，再加快。華國鋒讚成，說：180億元的進口，可以一起談。[83]按照華的主張，引進規模擴大到180億元。
3月13日，政治局再次聽取國家計委關於引進新技術和進口成套設備的匯報。華國鋒說：引進先進技術和先進裝備，是加快經濟發展的一項重要措施，小平同誌1975年說這是一個大政策。粉碎“四人幫”以後，提出了65億美元的方案，現在看不夠了。引進也要有個長遠打算，至少要有八年的打算，但是不定死。國際上科學技術日新月異，不斷變化，要加強調查研究，統籌考慮。現在提出這個規劃很重要，要先把今年60億美元的引進方案定下來。華說：八年引進規模180億美元，也可能是200億美元。[84]鄧小平說：引進這件事肯定要做，重要的是爭取時間，要縮短從談判到進口的時間。如果一個項目能縮短半年，早投產一年半載，就把錢賺回來了。[85]
4月19日，政治局聽取國家計委等五部委關於發展對外貿易、增加外匯收入的匯報。鄧小平明顯流露出不滿：擴大進出口貿易問題，我已經說了多次，現在的問題是如何做得快一些好一些。政策上大膽一點，搶時間進口設備，是劃得來的，得到的比付出的利息要多，問題是善於去做。目前的時機是有利的。粉碎“四人幫”以後，思想解放了，可以拿資本主義國家行之有效的辦法為我們所用。要想一想，現在思想解放得夠不夠，到底還有什麽障礙，看看上層建築、生產技術方麵存在什麽問題。有些事情不能總在北京轉圈子，一拖就一兩年，要盡快研究解決。[86]與鄧小平一樣，華國鋒也強調了解放思想的問題：我們要經過二十三年實現四個現代化，就要真正動腦筋，想辦法，爭速度，這裏就有一個引進的問題。太急了不行，慢騰騰也不行。我同意小平、先念同誌的意見，思想要解放一點，膽子再大一點，放手一點。[87]後來的“思想再解放一點，膽子再大一點，辦法再多一點，步子再快一點”，即由此而來。
6月1日、3日，政治局聽取林乎加率領的赴日經濟代表團和段雲率領的赴港澳經濟貿易考察組的匯報。華國鋒對引進規模稍顯謹慎，他說：國外引進與國內條件要平衡。有些大的項目，下決心要慎重，下了決心就能上準。這不是優柔寡斷。他說：千萬避免萬馬奔騰、齊頭並進，最後都上不去。大家的熱情是好的，現在勁頭來了，但是引進不能不顧國內條件。不過在引進新技術和利用外資方麵，華仍主張要大膽一些：用外匯進口新技術，可以加一些；利用外資，膽子也要大一些。鄧小平則毫無顧慮，氣魄極大：下個大決心，不僅要怕欠賬，那個東西沒有危險，就不怕還不上錢。搶回一年時間，就補償有餘。思想要解放。6月22日，鄧小平同餘秋裏、穀牧、康世恩、方毅談話，說得更幹脆：同國外做生意，搞買賣，搞大一點，什麽150億，搞它500億。[88]500億美元的規模，是3月份擬定的200億的盤子二點五倍。
大概是受鄧小平的影響，6月30日聽取穀牧出訪匯報時，華國鋒再次強調步子要大一些：第一次提65億，第二次180億，現在有一些新的設想，步子還可以再大一些。[89]幾天後，他在一次談話中嫌原計劃過於保守：“一種辦法是讓外國剝削一點去，幹翻身有什麽不好？另一種辦法是借自力更生為名，搞假‘左’，五十年也翻不過身來。哪種好？中央準備采取大的政策引進。從60億到180億，現在要搞到500億美元。花一點錢。這是一個大決策，原計劃是保守了。”[90]同華、鄧的態度相比，葉劍英、李先念顯得比較謹慎。葉說：引進技術，重點在歐洲。這是第一點。第二點，一要吃飽，二要消化得了。看主觀條件，能否消化得了。一天三餐，一頓去吃就消化不了。要按消化能力，掌握分寸。要集中更大力量消化引進的東西。李先念說：引進要同國內製造平衡，要結合起來。光進口，國內機械工業不提高不行吧？！[91]
華國鋒、鄧小平、李先念要求國家計委提出一個引進新技術的單子。國家計委作了研究，並征求了很多人的意見。各方麵提出的擴大技術引進的設想，需要用匯超過1000億美元。7月上旬，國家計委初步整理，匯總了一個850億美元的方案。7月11日，國家計委副主任李人俊在國務院務虛會上作了匯報。華國鋒從加快發展速度的角度肯定了引進規模的擴大：關於引進國外新技術，原來我們提了一個65億美元的引進方案，以後看到形勢發展好，認為可以多搞一些，提高到180億美元。現在提出“思想再解放一點，膽子再大一點，辦法再多一點，步子再快一點”，這也是合乎認識規律的。[92]有材料顯示，鄧小平也有把引進規模擴大到800億美元的考慮。[93]尚不清楚的是，鄧什麽時候提出的這個想法，這是他自己的考慮還是對計委方案的肯定。李先念則仍然對引進規模的擴大有些擔心。8月3日，在國務院務虛會上聽取各部門匯報後，李先念談了一些意見：要想一想自己的本領，一下子引進那麽多新技術，能不能掌握和消化？不要搞成“花子拾黃金”。我們搞經濟工作的同誌，要好好想一想這個問題。至於國民經濟的平衡，不可能一下子平衡得很好，但要做到八九不離十。我懷疑能否借到500億美元？借了500億外債還不起，國際上對我們的觀感就要變。500億美元也不是一下子全都用，我想先借200億美元，用點還點，還點用點，滾著用，大概就差不多了。[94]雖然葉劍英、李先念都有些隱憂，高層最終還是作出了進一步擴大引進規模的決定。9月9日，李先念在國務院務虛會結束時宣布：最近中央決定，引進工作膽子要更放大一些，步子要更加快一些，今後十年的引進規模可以考慮增加到800億美元。李還稱，這是一個偉大的戰略決策。[95]
上述高層決策過程的梳理，表明引進規模的擴大有一個過程，高層領導人的意向也有些變化和參差。從65億美元到後來的800億美元的規模，最初高層的意見比較一致，後來逐漸有些差異。在高層領導人裏，鄧小平的調子始終是步子要快，規模要大；華國鋒的想法與鄧最接近甚至完全一致，中間雖一度略微謹慎，但很快恢複了樂觀態度。葉劍英、李先念開始也讚成擴大規模，但是隨著規模設想的一步步擴大，態度漸趨謹慎。所以，即便把當年的引進規模擴大說成是“洋躍進”，也不是華一個人的主張，事實上鄧小平比華國鋒更積極。無怪乎鄧小平後來說：不要再提“洋躍進”了，與1958年的“大躍進”不是一碼事。[96]
胡耀邦事後的評論比較公道：“經濟問題，我們也是有錯誤的，一個是高指標，一個是大轟大嗡，主要是一九七八年。我覺得，這個問題，國鋒同誌是有一份責任的。但是，我的意見，當時指標是中央全會討論了的，大家都舉了手的，我也是有錯誤的，因為當時我是中央委員之一，我也是吹過的。”“經濟上的嚴重失誤、嚴重錯誤，我的意見，不要把主要的賬算在國鋒同誌身上”。[97]經濟工作有沒有錯誤、有多大錯誤，見仁見智，盡可討論；不過，胡耀邦說這是中央全會的決定，“大家都舉了手”，責任不在華國鋒一個人，卻是不爭的事實。
被忽視的“濫觴”
關於改革開放起源的曆史敘述，很少提到華國鋒，似乎華與改革開放無緣甚至是對立的。其實這是一個誤解。
粉碎“四人幫”之後，華國鋒最早提到“改革”，是1977年5月公開發表的一篇文章。文稱：“在社會主義社會裏，生產力的發展也必然會使經濟製度和政治製度上的不完善的地方暴露出來，喚起人們去加以改革。”[98]當然，這是秀才班子起草的稿子，屬於官樣文章；而且這裏所說的“改革”源自主流意識形態的理論，同後來的改革含義殊異。
那麽，華國鋒有沒有改革開放的意識呢？這需要憑史料來回答。由於文獻檔案公布甚少，筆者隻能根據所見零星史料梳理。
在借鑒和學習外國經驗問題上，華國鋒不是一個保守的領導人。1975年他任國務院副總理分管科技工作時，就曾感歎“科技人員不敢看外國書，思想有顧慮”。[99]1977年初，項南[100]向他匯報考察美國農業機械化的情況。項南一邊匯報，一邊放映拍攝的紀錄片，華對美國農業生產的發達和農業機械化的先進程度感到驚詫，韓丁一人種1600多畝地、一年生產150萬斤糧食的事實尤其給他留下深刻印象。項南感慨地說：“華主席，我們總在說要縮小三大差別。實際上，我在美國看到的真實情況是，美國的城鄉差別、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差別比我國小。”他向華國鋒建議：“我們搞四個現代化，應該借鑒資本主義的先進經驗。”華“內心有所觸動”，對項南說：“我相信你說的情況是真的……”[101]
前述華國鋒在引進問題上的主張，某種程度上已經含有打破自我封閉的意義。在他看來，我國科學技術落後，要很快搞上去，引進外國的先進技術，學習外國好的經驗，非常重要。
他說：“‘四人幫’閉著眼睛，不學外國技術，那才是真正的爬行。”[102]1977年底至1978年中國派出一些代表團出國出境考察，比較重要的有：林乎加率領的經濟代表團訪問日本，段雲率領的經濟貿易考察組考察港澳，李一氓率領的中國共產黨工作者訪問團訪問羅馬尼亞、南斯拉夫，穀牧率領的中國政府代表團訪問法國、瑞士、比利時、丹麥、聯邦德國。華國鋒認為：“我們搞四個現代化，要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同時學習外國的先進經驗。要學習外國，就得出去考察了解……出去考察一下，看來很需要，可以解放思想，看看國外有什麽好東西，看看資本主義的弱點，聯係自己作為借鑒。”[103]對幹部的思想保守現狀，華國鋒十分感慨：“現在有個問題，高幹思想跟不上，怎麽辦？多出國，多考察……我們是坐井觀天，夜郎自大。中國不僅是毛澤東思想的故鄉，也是夜郎自大的故鄉。”[104]在華國鋒、鄧小平和高層推動下，政府部門、高等院校、科研機構紛紛組團出國考察，1978年掀起中國當代最大的一次出國考察潮。
考察外國反饋回來的信息，給華國鋒很大刺激。初步了解外部世界後，中國與外國特別是發達國家的差距凸顯。對華國鋒來說，改革的動因更可能是來自於中外現狀的比較。華認為：“考察了這些國家，對我們有啟發。外國企業管理確實有好經驗值得借鑒。現在我們的上層建築確實不適應，非改革不可。”“上層建築，很多東西要改進。我們出個國，辦手續，快者三個月，慢者半年。這樣的上層建築不適應，要大膽改革。”但是國人尤其是幹部卻存在“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的心理，華痛心疾首的是：“這不是個別現象、局部現象，是帶普遍性的。這樣能加快速度？”華認為“問題是我們的指導思想落後”，“有個思想束縛”，所以才要“思想再解放一點”。[105]
從哪些方麵進行改革？華國鋒當時比較關注的是行政效率、企業管理、分配製度等問題。他主張精簡行政和管理人員，對企業幹部實行考核，在企業裏實行政治掛帥和獎勵相結合的分配製度。華國鋒還指出了過分集中的問題，醒“要警惕我們的部片麵強調集中統一，各部什麽事都想抓在自己手裏，都想自己管”，他要求“要發揮兩個積極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華國鋒當時就主張“要利用價值法則，加快資金周轉”。他舉例，現在鋼材庫存1380萬噸，正常庫存有600多萬噸就夠了，多了700噸。這反映企業管理有問題，積壓了物資、資金。他說：“資本家多積壓一個月就不得了，半年就不顧一切往外拋，賠了本是要跳樓的。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不能學，他們的技術、管理方麵好的經驗可以學，洋為中用嘛！”由此提出：“要按經濟規律辦事，計劃為主，也要利用價值法則。”[106]注意價值法則在經濟運行中的作用，實際上已經多少顯露出後來經濟改革的縱深走向。從這個意義上說，也許應該肯定華國鋒的主張有某種前瞻性。
說到前瞻性，還有件事情值得一提。1978年6月，赴港澳經濟考察組提出一個十分新穎的建議：利用寶安（即今深圳）和珠海毗鄰香港和澳門的地域特點，把寶安和珠海建成具有相當水平的工農業結合的生產基地和對外加工基地，建成吸引港澳遊客的遊覽區，使其成為新型的邊防城市。華國鋒非常關注這個動議，他說：“有些意見我很讚成，有些要進一步探討。比如在寶安、珠海兩個縣搞出口基地，那裏的工資問題、工廠擺法問題要研究……加工訂貨，進料加工，來料加工，原則定下來，具體問題還要研究，最好搞個文件，經過討論，發下去執行，首先在上海、廣州、北京、天津把來料加工搞起來。總的意見，參觀以後，看準了的東西，就要動手去幹，不要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看準了，就要抓落實。比如來料加工，不要議論議論、熱鬧熱鬧就完了，要切實落實，把它辦起來。”[107]這實際上是後來建立深圳、珠海經濟特區的最早醞釀，也是對外開放實施“兩頭在外”戰略的最初萌芽。然而，很長時間以來，這個史實幾乎無人知曉，幾近湮滅。
對外關係不是華國鋒熟悉的工作領域，但作為中國最高領導人，華國鋒在處理對外事務方麵表現出了一定的靈活性和務實風格。特別是他很注意在對交往中，考察外國的情況和經驗，以為中國的借鑒，而不是一味僵化、墨守陳規的領導人。
1977年，華國鋒邀請南斯拉夫總統、南共聯盟總書記鐵托訪華。這在當時是一個頗具勇氣的決策。自1958年始，中共就一直視南斯拉夫為“現代修正主義”，並且第一個中斷了同南共聯盟的關係。據時任中聯部八局局長的朱良回憶，雖然1975年毛澤東一度稱讚鐵托，並托來訪的南斯拉夫總理比耶迪奇向鐵托轉致問候，兩國緊張的關係有所鬆動，但是鐵托訪華涉及是否恢複兩黨關係的問題。國內有一種意見認為，反對南共聯盟“現代修正主義”是毛主席親自領導的，不能否定。當時，中聯部部長耿飆、副部長李一氓思想比較解放，而“中央領導同誌的思想更解放”。筆者猜想，朱良所說的“中央領導同誌”，當指至少包括華國鋒。這年8月，鐵托來華訪問，獲得極大成功，兩黨關係的恢複進入“快車道”。1978年3月，中共高層派出李一氓為團長，於光遠和喬石為副團長的黨的工作者訪問團出訪南斯拉夫、羅馬尼亞。訪問團回來後向中央報告，否定了過去中國黨給南斯拉夫加上的“修正主義”罪狀，肯定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國家，南共聯盟是馬列主義政黨，並就恢複兩黨關係的方式和華國鋒訪南提出建議。6月，中南兩黨正式恢複關係，南共聯盟成為第一個同中共恢複關係的“修正主義黨”。
8月，華國鋒訪問羅馬尼亞、南斯拉夫。自1957年以後，這是中國最高領導人第一次出國訪問。訪問羅馬尼亞、南斯拉夫，華國鋒非常感慨。據朱良回憶，華了解到南、羅同中國的同類工廠、企業相比，規模、設備都不如中國，但效率比中國高出很多，企業還擠出一部分產品出口換外匯，而中國的企業權利太小，經營管理有問題。我們關門自己搞，既不引進外國先進技術，又由國家壟斷出口，企業產品不能進入國際市場去接受外國消費者對產品質量的裁判。印象最深的，是南斯拉夫的農工聯合企業，不僅搞農、牧、畜，而且搞加工，還有自己的銷售網點。華要隨同訪問的趙紫陽（時任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共四川省委第一書記）到四川搞一個、北京搞幾個這樣的企業。朱良還回憶，華對羅馬尼亞、南斯拉夫吸收國外投資和貸款的經驗頗有興趣。看到羅、南對外經濟合作完全放開，搞補償貿易，吸收外國投資，合作經營，生產協作等等，並沒有損害國家主權，他當即想到我們吸收外國貸款“似無不可”。華認為，這次訪問很大的成果，是開闊了眼界，有助於解放思想，找到了在經濟建設方麵的差距，我們要爭取時間趕上去。[108]這種源於經驗而不是理論推導的改革意識，比某種“理論”更實在，也更具張力。
從實施大規模引進，主張走出去看西方、開眼界，讚成辦出口基地和實施加工訂貨、來料加工、進料加工以及吸收外國貸款，提出改革上層建築和管理體製看，應該肯定，華國鋒主政時，開放和改革已經提上了日程。同後來的改革開放相比，這時的改革開放當然還是淺層的，不少甚至還在醞釀之中。但改革本來就是一個漸次推進、梯度升級的過程，“其始也簡”。因為其淺、其簡，就忽略它作為濫觴的意義，恐怕是曆史虛無主義。
包容和寬厚的主持者
1978年11月至12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和12月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中共曆史上最為民主的一次會議。但對華國鋒來說，這次會議成了他政治上的“滑鐵盧”。富有意味的是，這個結果同他的包容和寬厚有關。
中央工作會議一開始，不少與會者即提出解決曆史遺案的問題，並對包括“兩個凡是”在內的許多問題提出批評，直指幾位政治局委員包括中央副主席汪東興，也間接觸及華國鋒本人，會議氣氛尖銳而激烈。華國鋒作為主持者，沒有采取壓製和對立的姿態，反而多次肯定會議發揚民主，開得生動活潑。大家各抒己見，暢所欲言，“這樣敞開思想討論問題，是很好的”。[109]他主持常委會和政治局會議，接受與會者提出的許多意見，當即決定為與會者提出的一些重大曆史遺留問題（如“六十一人案”、彭德懷、陶鑄等）平反或重新處理，審查康生和謝富治。與會者對提交會議的兩個農業文件意見很多，他采納與會者意見，決定會後將稿子下發全黨討論，然後再交下一次全會決定。對與會者普遍質疑和批評的“兩個凡是”的問題，華國鋒承認“在不同程度上束縛了大家的思想，不利於實事求是地落實黨的政策，不利於活躍黨內的思想”。他主動承擔了責任：我的講話和那篇社論，雖然分別經過政治局討論和傳閱同意，但責任應該主要由我承擔。在這個問題上，我應該作自我批評，也歡迎同誌們批評。[110]會議的最終結果，同華的包容、寬厚不無關係。然而，無論他是否意識到，這次會議之後他實際上已開始失去權力核心的地位。
然而，官方和研究者在高度高評價三中全會時，卻從不提及華的作用。倒是與會的兩位“實踐派”人物，多年後作了一些公道的評論。胡績偉稱：“他（指華國鋒——引者注）對於自己這個重大錯誤（指‘兩個凡是’——引者注），是在黨內作了自我批評的”，“回過頭來冷靜地衡量一下，在他作為黨的主席的短短時期內，就他的一個很重要的政治品德來說，畢竟是我們黨的曆史上一位比較開明比較民主的最高領袖。”[111]於光遠說：華國鋒“自始至終主持了這次會議。在建設問題上他是積極的、主動的，很願意多講。可以看得出他是希望能集中地討論開幕會上提出的那三個議題（指農業問題，1979、1980年國民經濟計劃以及李先念在國務院務虛會的講話——引者注），他也努力去引導這樣的討論。對會議提出為‘天安門事件’性質平反，提出解決許多重大的冤假錯案，會議提出‘兩個凡是’和真理標準這樣的問題，我認為他是有精神準備的。有兩點可以證明，一是他在閉幕會上沒有再提‘兩個凡是’，沒有再采取引用‘最高指示’這種方式來講話，讓出席者更加討厭甚至激怒許多出席者；二是他批準北京市常委擴大會上對‘天安門事件’講一篇與自己在1977年3月工作會議調子很不一樣的話，想爭取到一些主動。整個說來在這些問題上他是被動的，但是他並沒有硬抗，雖然不可能徹底轉變，但一直采取考慮大家意見甚至接受大家意見這樣一種態度。會議開得比較順利，他這種態度是起了積極作用的。”[112]
中共曆史上，華國鋒不算是強勢政治領袖。他主政的兩年多，高層權力核心經曆了兩次變化：一次是毛澤東逝世後最高權力真空的填補，一次是從他本人轉移到了鄧小平。經曆如此大的變局，中國大陸保持了平穩和安定，避免了可能發生的新的震蕩，並開始了深刻的社會變化和轉型。據林京耀文章提供的材料，胡耀邦在1978年12月的一次會議上說：“我個人的看法是：粉碎‘四人幫’兩年多來，是撥亂反正的兩年，是扭轉乾坤的兩年。兩年多，我們搞了一場政治上的搏鬥，階級鬥爭的大搏鬥，確實是一場政治大革命，出現了多少驚心動魄、雄偉壯觀的場麵。”兩年多時間“扭轉乾坤”，原因自然不是單一的，而主政的華國鋒不能不是一個重要因素。這種經驗告訴人們：一個社會的深刻變化和轉型，未必需要強勢政治領袖。
最大的錯誤
同任何曆史人物一樣，華國鋒的政治實踐也是複雜和多麵的。這裏不多作敘述和分析，隻想指出一點：華有一個最大的錯誤，即1977年對所謂“反革命謠言”的處置。
1977年1月，周恩來逝世一周年。民間自發舉行了聲勢不小的紀念活動，一些地方出現要求為天安門事件平反，追究吳德、陳錫聯、吳桂賢等人責任的大字報，令高層異常緊張。華國鋒當即指示“對此反革命大字報，應該追查”，並親自簽發通知，要求各地了解“有沒有出現關於天安門事件的大字報、大標語以及政治謠言的情況”，報告中央。[113]按照這個指示，1月份，北京市和一些地方逮捕了一批所謂“謠言製造者”和“反革命分子”。
1977年2月8日和22日，中共中央先後發出《關於堅決打擊政治謠言的通知》（即中發1977年五號文件），批轉《全國鐵路工作會議紀要》（即中發1977年六號文件）。兩個文件認定，“在一些地方，出現了攻擊和汙蔑中央領導同誌的大標語、大字報。現在社會上還流傳不少政治謠言”，“政治上十分反動，惡毒攻擊一些已經去世的和現在的中央領導同誌，妄圖蠱惑人心，煽動群眾挑撥離間，分裂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要求“對攻擊毛主席、華主席和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現行反革命分子，要堅決鎮壓”。[114]
華國鋒本人就親自批發了北京市關於“李冬民事件”的報告。李冬民係北京重型機器廠工人，時年32歲。1976年，李曾參與“四五運動”，寫大字報對“批鄧”表示不滿。1977年1月8日前後，李和十多位年輕人在北京長安街貼出大標語，要求讓鄧小平出來工作、為天安門事件平反。李的活動被北京市公安局跟蹤，市委第一書記吳德武斷地認定李是借紀念周恩來，以天安門事件做文章，“陰謀策劃先提‘保鄧’口號，讓鄧出來工作，然後宣布打倒‘四人幫’是右派政變，打出保王洪文口號，號召推翻以華主席為首的搞‘右派政變’的黨中央”。2月25日，北京市公安局將李冬民逮捕。28日，北京市委給中共中央上報《關於一個反革命集團案件的情況報告》。3月中共中央召開工作會議，華國鋒決定將這個報告及所謂“罪證材料”作為會議文件印發（1980年李冬民獲平反）。[115]
各地奉五號、六號文件的指令，進一步追查、逮捕“謠言製造者”，立案審查，判刑收監。此後，一些地方和部門又逮捕了一批人。有關逮捕的準確數據，迄今未見官方公布的材料。更厲害的是，3月28日，國務院發出三十號文件，要求對攻擊毛主席、周總理、華主席和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破壞揭批“四人幫”鬥爭的現行反革命分子，要堅決逮捕法辦；“對極少數罪大惡極，證據確鑿，不殺不足以平民憤者，要堅決殺掉”。[116]據一些材料顯示，抓捕“四人幫”之後，全國處以死刑的所謂“反革命分子”達44人（還有兩種模糊的說法，一說四十餘人，一說五十餘人）。這些案件有些是“文革”中立案、“文革”後才審判的案件，最著名的個案是王申酉案件和李九蓮案件。王、李都是“文革”中被捕，1977年4月、12月先後以“反革命罪”執行死刑的（均於1981年平反昭雪）。王、李案件的最終判決，都同五號、六號和三十號文件有關。[117]
華和高層的處置，自然是出於對可能發生的政治動蕩的憂慮。對於民間輿論和自發活動的應對，如果隻是采取意識形態的手法（如宣傳“兩個凡是”），充其量不過是政治上的失策；一旦動用司法手段，尤其是開殺戒，則不能不鑄成大錯。
深究起來，這個錯誤的根源並不在華國鋒，而在於長期的“專政”製度和傳統。“文革”時期的“惡攻罪”，將以言定罪推到極致。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關於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加強公安工作的若幹規定》，即“公安六條”。其中第二條規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開張貼、散發反革命傳單，寫反動標語，喊反動口號，以攻擊汙蔑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同誌的，都是現行反革命分子，應當依法懲
辦。”[118]這項根本沒有經過立法程序規定的“罪名”，根本違背了憲法關於公民言論自由的規定，其內涵和外延又毫無界定，可以任意解釋和放大，成為政治鬥爭、派係鬥爭的工具，導致了難以計數的冤假錯案。1977年“打擊政治謠言”的後果，當然不能與“文革”相提並論，但手段卻沿襲了“文革”，隻是把“攻擊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罪名換成了“攻擊毛主席和華主席”。從性質上說，它是“專政”製度悲劇的重演，而這一點才是最應該反思的。
（作者係華東師範大學曆史學係教授）
[1] 新華社北京2008年8月31日電：《華國鋒同誌生平》，《人民日報》2008年9月1日。
[2] 《李先念傳》編寫組：《李先念傳》（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899-901頁。
[3] 吳德口述，朱元石等訪問、整理：《十年風雨紀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經曆》，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年，第235-236頁。
[4] 張根生：《我所了解的華國鋒》，載張根生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深圳：海天出版社，2004年，第293-294頁。
[5] 熊蕾：《1976年，華國鋒和葉劍英怎樣聯手的》，《炎黃春秋》2008年第10期。
[6] 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葉劍英年譜（一八九七——一九八六）》（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年，第1111頁。這裏記載的時間，與華國鋒、李先念、吳德所說的時間相差十來天，孰對孰誤，尚待考證。
[7] 參見《葉劍英年譜》（下），第1108-1111頁；《葉劍英傳記》編寫組編：《葉劍英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5年，第643-635頁。
[8] 《十年風雨紀事》，第236-241頁。
[9] 《我所了解的華國鋒》，載《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第294頁。
[10] 《李先念傳》（下），第902-903頁。
[11] 《葉劍英年譜》（下），第1110-1113頁。
[12] 《十年風雨紀事》，第237-250頁。
[13] 《耿飆回憶錄》，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511-516頁。
[14] 華國鋒、李先念同陳丕顯、胡立教的談話（1978年11月19日）。
[15] 《十年風雨紀事》，第255頁。
[1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電視台：《大型電視文獻紀錄片〈鄧小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第121頁。
[17] 毛毛著：《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第529頁。
[18] 《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第529頁；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153-155頁。
[19] 《十年風雨紀事》，第255頁。
[20] 楊肇林、醜運洲、喬崖著：《從高山到大海——共和國上將蘇振華》，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1年，第396-397頁。該書稱蘇、倪去西山看望鄧是1976年底，此說可能有誤。如果是去西山，當為1977年2月以後，因為鄧是1977年2月3日出院移住西山的；如果是1976年底，則當是去解放軍三○一醫院看望的。
[21] 中央理論學習組是粉碎“四人幫”之後成立的，歸屬中共中央辦公廳領導，負責人是李鑫。實際上，這是一個專門為中共高層起草文件的寫作班子。不久之後，這個班子並入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著作編輯出版委員會辦公室（簡稱“毛著編辦”），成為“毛著編辦”的二級機構，仍稱理論組。
[22] 李鑫傳達華國鋒同誌的講話（1977年1月14日）。
[2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1731-1734頁。
[24] 李鑫傳達華國鋒同誌的講話（1977年1月14日）。
[25] 轉引自王洪模等著：《改革開放的曆程》，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3頁。
[26] 《1976年，華國鋒和葉劍英怎樣聯手的》，《炎黃春秋》2008年第10期。
[27] 李鑫在理論務虛會的發言（1979年2月2日）。
[28] 轉引自張湛彬著：《石破天驚——中國“第二次革命”起源紀實》，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1998年，第65頁。
[29] 轉引自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雲傳》（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第1449頁。
[30] 華國鋒、李先念同陳丕顯、胡立教的談話（1978年11月19日）。
[31] 李鑫傳達華國鋒同誌的講話（1977年1月14日）。
[32] 《關於李鑫同誌的幾個問題》（初稿，供討論用），時間不詳。
[33] 李鑫在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的發言（1979年2月2日）。
[34] 李鑫在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的發言（1979年2月2日）。
[35] 時任中共中央委員、中共中央宣傳口領導小組負責人、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引者注。
[36] 時任中共中央宣傳口領導小組成員、新華通訊社社長——引者注。
[37] 時任中共中央宣傳口領導小組成員、《解放軍報》總編輯——引者注。
[38] 時任中共中央宣傳口領導小組成員、《紅旗》雜誌總編輯——引者注。
[39] 李鑫在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的發言（1979年2月2日）；《關於李鑫同誌的幾個問題》（初稿，供討論用）。
[40] 李鑫在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的發言（1979年2月2日）。
[41] 華國鋒、紀登奎聽取中央宣傳口匯報時的講話（1976年10月26日）。
[42] 轉引自《陳雲傳》（下），第1449-1450頁。
[43] 參見於光遠著：《1978：我親曆的那次曆史大轉折》，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第192頁。
[44] 參見《1978：我親曆的那次曆史大轉折》，第191頁。
[45] 《鄧力群自述：十二個春秋（一九七五——一九八七）》，香港：博智出版社，2005年，第84頁。
[4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155頁。
[47] 胡耀邦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1980年11月19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匯編》（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739-740頁。
[48] 胡耀邦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1980年11月19日），《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匯編》（上），第739頁。
[49] 滿妹著：《思念依然無盡——回憶父親胡耀邦》，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年，第212-213頁。
[50] 胡績偉著：《胡績偉自述（一九七七年——一九八三年）》，香港：卓越文化出版社，2006年，第1頁。
[51] 專委指中央專門委員會，係領導原子能工業的中央機構。
[52] 張勝著：《從戰爭中走來——兩代軍人的對話》，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8年，第406-407頁。
[53] 華國鋒同胡耀邦、譚啟龍的談話（1978年7月4日）。
[54] 曾誌著：《一個革命的幸存者——曾誌回憶實錄》（下），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43頁。
[55] 戴煌著：《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2004年，第114頁。
[56] 《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第122-123頁。
[57] 任平：《抓綱治國》，《人民日報》1977年2月8日。
[58] 華國鋒、紀登奎聽取中央宣傳口匯報時的講話（1976年10月26日）。
[59] 華國鋒在國務院財經工作會議的講話（1976年11月5日）。
[60] 《華主席在第二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上的講話》（1976年12月25日），《人民日報》1976年12月28日。
[61] 華國鋒：《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1977年8月12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42頁。
[62] 鄧小平在中共中央軍委座談會上的講話（1977年8月23日）。
[63] 華國鋒在全國計劃會議的講話（1977年12月11日）。
[64] 葉劍英在中共中央軍委全會上的講話（1977年12月12日），參見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葉劍英年譜（一八九七——一九八六）》（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年，第1136頁；華國鋒：《團結起來，為建設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而奮鬥——在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的政府工作報告》（1978年2月26日），《人民日報》1978年3月6日。
[65] 鄧小平聽取解放軍沈陽軍區黨委常委匯報時的講話（1978年9月17日）。
[66] 從傳達記錄看，至少有吳冷西、胡繩參加。
[67] 這五條標準是：一、恢複軍隊的傳統；二、看是不是真正統一了；三，看軍隊在地方、在人民中的觀感是不是變了；四、紀律，一起行動聽指揮；五、幹部隊伍要整頓好。見鄧小平聽取解放軍沈陽軍區黨委常委匯報時的講話（1978年9月17日）。
[68] 吳冷西傳達華國鋒的講話（1978年10月10日）。
[69] 吳冷西傳達華國鋒的講話（1978年10月10日）。
[70] 吳冷西傳達華國鋒的講話（1978年11月6日）。
[71] 吳冷西傳達華國鋒的講話（1978年10月10日）。
[72] 轉引自《1978：我親曆的那次曆史大轉折》，第22頁。
[7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1595頁。
[74] 華國鋒、汪東興、烏蘭夫聽取張平化、朱穆之、廖井丹匯報的談話（1978年4月7日）。
[75] 參見《1978：我親曆的那次曆史大轉折》，第192-193頁。
[76] “四不”即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辮子，不裝袋子——引者注。
[77] 華國鋒同胡耀邦、譚啟龍的談話（1978年7月4日）。
[78] 胡德平：《耀邦同誌在“真理標準”大討論的前前後後》（中篇），《財經》2008年第12期；沈寶祥：《真理部長問題大討論》，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專題史稿》第四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7頁。
[79] 《胡績偉自述（一九七七年——一九八三年）》，第35頁。
[80] 指1973年從國外引進先進設備和新技術的方案，因需動用外匯43億美元，故稱“四三方案”。
[81] 房維中編：《在風浪中前進——中國發展與改革編年紀事》第一分冊，2004年11月初稿，未刊，第34-36頁。
[82] 《在風浪中前進》第一分冊，第55-62頁。
[83] 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政府工作報告（草稿）》經濟部分時的談話（1978年2月9日）。
[84] 《在風浪中前進》第一分冊，第90頁。
[85] 《鄧小平年譜（一九七五——九九七）》（上），第279頁。
[86] 《鄧小平年譜（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第298頁。
[87] 《在風浪中前進》第一分冊，第93頁。
[88] 《在風浪中前進》第一分冊，第118-120頁。
[89] 華主席和中央政治局領導同誌聽取穀牧同誌訪問歐洲五國的情況匯報時的重要指示（1978年6月30）。
[90] 華國鋒同胡耀邦、譚啟龍的談話（1978年7月4日）。
[91] 華主席和中央政治局領導同誌聽取穀牧同誌訪問歐洲五國的情況匯報時的重要指示（1978年6月30）。
[92] 華國鋒聽取李人俊關於擴大新技術引進初步設想匯報後的講話（1978年7月11日），《在風浪中前進》第一分冊，第138-139頁。
[93] 1978年12月9日，王震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西北組發言：“鄧小平同誌講用外國貸款由五百億增到八百億。”見《王震傳》編寫組：《王震傳》（下），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1年，第165頁。
[94] 李先念聽取各部匯報後的講話（1978年8月3日），《在風浪中前進》第一分冊，第140頁。
[95] 李先念在國務院務虛會上的講話（1978年9月9日）。
[96] 葉選基：《葉帥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南方周末》2008年10月30日。
[97] 胡耀邦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1980年11月19日），《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匯編》（上），第746頁。
[98] 華國鋒：《把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進行到底——學習〈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日報》1977年5月1日。
[99] 國務院領導同誌聽取胡耀邦等同誌關於“科學院工作匯報提綱”時的講話（1975年9月26日）。
[100] 項南時任第一機械工業部黨的核心小組成員兼農機局局長。
[101] 胡少安著：《敬畏人民——項南傳》（上），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4年，第198-199頁。
[102] 華國鋒聽取國家計委關於引進新技術和引進成套設備計劃匯報的談話（1978年3月13日），《在風浪中前進》第一分冊，第90頁。
[103] 華國鋒聽取林乎加、段雲匯報後的談話（1978年6月3日），《在風浪中前進》第一分冊，第118頁。
[104] 華國鋒同胡耀邦、譚啟龍的談話（1978年7月4日）。
[105] 華主席和中央政治局領導同誌聽取穀牧同誌訪問歐洲五國的情況匯報時的重要指示（1978年6月30）。
[106] 華主席和中央政治局領導同誌聽取穀牧同誌訪問歐洲五國的情況匯報時的重要指示（1978年6月30）。
[107] 中共中央政治局關於林乎加為團長的赴日經濟代表團和段雲為組長的赴港澳經濟貿易考察組工作報告的討論（1978年6月3日），《在風浪中前進》第一分冊，第119頁。
[108] 朱良：《鐵托與華國鋒互訪——對改革開放帶來啟迪的外事活動》，《炎黃春秋》2008年第8期。
[109] 參見《1978：我親曆的那次曆史大轉折》，第89頁。
[110] 參見《1978：我親曆的那次曆史大轉折》，第191-192頁。
[111] 《胡績偉自述（一九七七年——一九八三年）》，第104頁。
[112] 《1978：我親曆的那次曆史大轉折》，第207頁。
[113] 參見《改革開放的曆程》，第50頁。
[114] 參見《改革開放的曆程》，第50頁；陳文斌等編：《中國共產黨執政五十年》，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9年，第464頁；譚宗級、葉心瑜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四卷，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16頁。
[115] 參見《改革開放的曆程》，第43-44、50頁；《石破天驚》，第65頁。
[116] 《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四卷，第14頁。
[117] 參見金鳳：《血寫的囑托》，金鳳、丁東編注：《王申酉文集》，香港：高文出版社，2002年，第242-246頁；《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第175-197頁。
[118] 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編：《“文化大革命”參考資料》上冊，1988年，內部印行，第247頁。
原載《往事》第七十四期 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