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緬科的中華偽史考
阿納托利·季莫費耶維奇·福緬科（Анато?лий Тимофе?евич Фоме?нко）生於1945年3月13日的烏克蘭頓涅茨克，是俄羅斯數學家、莫斯科大學教授兼俄羅斯科學院院士。現毅然投身於偽史事業。福緬科是操縱曆史年代學這一概念的開山鼻祖之一。福緬科聲稱，他已經發現許多曆史事件在數學上與它們應該發生的日期不一致。
注意：以下正文為福緬科多年的研究成果，幾乎通篇錯誤，均不代表作者及轉發者的觀點。
讓我們從兩個要點開始說起：
首先，與傳統觀點恰恰相反的一點是，中國的曆史編纂其實非常混亂；
其次，現代中國的曆史名字的發音，無論是人名還是地名，都與古代有很大的不同——一旦我們翻開其原本的名字，我們馬上就能認出歐洲曆史中熟悉的名字和術語。
一旦我們仔細甄別一些曾被認為是正確的觀點，就能夠解開東方（尤其是中國）曆史的虛偽本質。
何人在何時以什麽目的建造了中國長城？
今天，人們認為中國的長城始建於公元前三世紀，是為了防止北方遊牧民族的入侵而修建的。關於這一點，莫羅佐夫（N.A. Morozov）寫道：
據稱秦始皇於公元前246年開始修建著名的中國長城，高度為6-7米，厚度為3米，綿延3000公裏，直到公元1620年才完成，這種說法是荒謬的，對一個嚴肅的思想家和曆史學家來說是完全不可信的。畢竟，每座大型建築都有一個預先確定的建造目的。誰會萌生出建立一個隻能在2000年後完成的巨大建築的想法呢？而在此竣工之前，它隻是人們的一個無用的負擔。而它卻能如此順利地保存到今天。依此來看，中國長城的曆史最多幾百年。
我們會被告知，長城在兩千年來一直修修補補。這是值得懷疑的。隻有不太古老的建築，才有維修的意義；否則，修複工作就會顯得沒有必要，因為它會分崩離析並且遭到淘汰。順帶一提，我們在歐洲觀察到的情況：舊的防禦牆被拆除了，新的防禦牆被建在原地，比原先更加堅固。例如，俄羅斯的許多軍事防禦工事是在十六世紀重建的。
然而，我們被告知，中國的長城已經建了近兩千年了。他們並沒有說“現存長城是在古代的遺址上建造的”。不，他們堅持認為，這堵牆是兩千年前建造的。在我們看來，這至少可以說是非常奇怪。
中國長城
現代中國長城與其周邊環境
他們是在什麽時候、針對誰修建的長城？正如我們已經指出的那樣，“中國古代”的曆史在現實中在十五世紀之前的歐洲展開，中國長城不可能在公元十五世紀之前建造的。
當然，他們建造長城不是為了對付公元前三世紀的銅製甚至石製的箭和矛頭。對付這種武器不需要厚度為3米的石牆。而這樣的牆對於防範火器卻是必需的。這種結構的建造開始於不早於十五世紀，當時戰場上出現了槍支和炮彈。例如1453年，君士坦丁堡在強大的攻城炮幫助下被攻陷。
中國長城。顯然，它還有別的稱呼
他們建立長城是為了抵禦誰？我們無法準確回答。這個答案需要更多的研究。然而，我們可以提出一個假設：中國的長城主要作用是作為一種表明中國和俄羅斯兩國邊界的建築。誠然，它被認為是一個軍事防禦結構，但幾乎沒有以這種身份發揮作用。
再長的城牆，隻要無法發揮防禦作用、難以抵禦敵人進攻，那也是沒有意義的，即使它“隻”延伸一兩千公裏。更別說現存長城還沒有達到四千公裏。古米列夫（L. N. Gumilev）較為中肯地評價道：
城牆綿延四千公裏，高度達到10米，每隔60-100米就有一座瞭望塔。但是，當工程完成後，事實證明，中國所有武裝力量不足以在城牆上組織有效的防禦（福緬科注：為什麽他們在開始建設之前沒有想到這一點）。如果一個人在每個塔樓上都放一組小分隊，那麽敵人就會在鄰近處設法提供幫助之前摧毀它。如果你投入數量較少的大分隊，那麽就會形成空隙，敵人就會輕易地、不知不覺地滲透到境內。可以說，沒有防禦者的堡壘不是堡壘。
該觀點與傳統看法有何不同？我們被告知，長城將中國與遊牧民族分開，以確保前者免受後者的襲擊。但是，正如古米列夫正確指出的那樣，這種解釋經不起考驗。如果遊牧民族想穿過長城，他們會很容易做到這一點，無論什麽位置以及多少次數。
我提出了一個截然不同的解釋。即長城主要是作為兩個國家之間的邊界而建造的。顯然，它的存在是為了排除未來的邊界爭端。而這樣的爭論，可能是存在的。今天，達成協議的各方在地圖上畫出了邊界。他們認為，將其視作長城的作用足矣。
中國人似乎認為雙邊協定非常重要，他們決定不僅在紙麵上，更要在“物理”上將其穩固，所以在邊界上修建了長城。這一舉措更可靠，而且，正如中國人所認為的那樣，它將永久地排除邊界爭端。支持上述說法的還有長城本身的長度。一兩千乃至於四千公裏，是兩個大國之間邊界長度的常態。但作為一個純粹的軍事結構——它是毫無意義的。
但畢竟，在據稱超過兩千年的曆史中，中國的政治邊界已經改變了許多次。所以中國人告訴我們這些曆史學家：中國分分合合，分為不同的地區，失去並獲得一些土地，等等。
一方麵，這似乎使我們的假設難以得到驗證；但是恰恰相反的另一方麵，我們不僅有機會檢驗它，而且還有機會確定長城的建造日期。如果我們能找到一張政治地理圖，上麵的中國邊界是沿著中國長城的，這就意味著長城正是在這個時候建成的。
今天，中國長城在中國境內。它是否曾是中國國家的邊界？這又是什麽時候的邊界？很明顯，如果它是作為邊界而修建的，那麽當時它正好沿著中國的政治邊界。這將使我們能夠確定長城的建造時間。
公元十七世紀之前的中國曆史是怎樣的？
我們看到，“中國古代史”的很大一部分是歐洲、拜占庭和俄羅斯曆史的碎片。歐洲、拜占庭、俄羅斯的編年史中報道了歐亞大陸的真實曆史。這些文獻是由來自歐洲的新移民在契丹（中國）創造的，並被納入當地的曆史，形成了中國曆史編纂學的基礎。滿人的後裔和當地人很快就忘記了這些史料的歐洲起源。一旦這些史料“以中文抄寫”，它們就變得無法辨認了。就這樣，“中國古代史”橫空出世。隨後，它們被中國本地的編纂者繼續視為自己國家的曆史。它成為一部關於“古代”中國曆史的令人信服和有分量的教科書。
那麽，在十七世紀到來之前，中國發生了什麽？今天，這個問題已經無法回答了。至少，從書麵資料來看是這樣的。正如我們所言，今天的中國編年史告訴我們當代中國領土上的事件，實際上隻從公元十六至十七世紀才開始。
紙張、火藥和絲綢真的是中國發明的嗎？
我們從小就知道，紙、火藥和絲綢由很久之前的中國發明。也就是說，紙據說是在公元105年左右。火藥——據說是在公元九世紀。下圖是我們認知中的蔡倫——中國紙的發明者——的所謂古代形象。
蔡倫，發明紙張的中國人。
另一方麵，眾所周知，據稱紙是在歐洲獨立發明的：在西班牙，大約在公元1150年。另外，據稱歐洲火藥，是在公元十四世紀獨立於中國的發明。據認為，中國人在紙上寫書和編年史已有兩千年之久，但中國手稿隻從十七世紀開始出現。
換句話說，從公元1150年的那一刻起，紙已經在歐洲被廣泛使用了幾百年。無論如何，我們有理由對中國人在很久以前發明紙張的“理論”表示懷疑。最有可能的是，這種紙從歐洲，或從拜占庭，或從埃及和寫在上麵的“中國曆史”的手稿一起帶到了中國。
顯然，在公元十四世紀俄羅斯（即“蒙古”）大征服期間，紙張第一次來到了中國。當時，古老的埃及象形文字的書寫方法和後來的修改沒有被遺忘，並在中國保留到今天。這樣一來，紙張進入中國。
然後是關於火藥的問題。據稱，中國人在公元九世紀就已經開始使用火藥了。這一點暫且不反對。我們唯一不明白的是，為什麽他們沒有發明火器，而是像他們向我們解釋的那樣，以節日的煙花為樂。中國古代的大炮在哪裏？公元九至十世紀為抵禦中國強大的火炮而建造的厚石牆在哪裏？大牆並不算數。正如我們所確信的那樣，它是為了抵禦遊牧民族的進攻而建造的。後者並沒有火藥。
而在歐洲，火藥被立即用於製造火器。這個想法是如此簡單，而且對國家的防禦和攻擊至關重要，以至於人們隻能猜測——中國人是如何在幾百年的時間裏設法錯過槍支的發明。
最後是絲綢的問題。從小到大，“中國”和“絲綢”這兩個詞在我們的腦海中是緊密相連的。大家都知道，絲綢是在中國發明的。哪裏有古代的絲綢，哪裏就有古代的中國。據稱，絲綢在中國的發明是在公元前2640年。也就是說，大約有五千年的曆史。然而除了中國的絲綢之外，其他的絲綢是在歐洲發明的。具體在哪裏？答案顯而易見。在此，讓我們引用萊特（J.K.Wright）的話：
絲綢的生產始於公元552年的拜占庭帝國，而且完全有可能對生產絲綢的方式有更多或多或少的技術理解，這些信息取自拜占庭（福緬科注：原文說的獲取拜占庭技術的國家正是契丹！因為萊特說的是塞裏斯人國家，那就是中國）。
看來，當遙遠的歐洲祖先在石器時代的山洞裏裹著獸皮坐在火堆旁勉強取暖時，“古代中國人”早就穿著絲綢衣服行走，仔細觀察天文現象，豎起長城，吃喝玩樂，創造了一個極度發達的文明。
然而，後來技術被遺忘了。令人高興的是，這樣的技術隻是在中世紀晚期才重新綻放——很顯然，相關技術的發明年代又是偽造的。
順帶一提，即使我們暫時承認絲綢確實是在大約五千年前在中國發明的，那麽請回答一個簡單的問題：中國人是從哪裏知道它的？畢竟，他們在絲綢之後三千多年才發明了紙（據稱是在公元105年左右）。此外，就在那之後，他們可以在上麵寫下他們偉大發現的曆史。然而在那之前的幾千年來，那些中國人似乎都在牢記這個重要的日期。
可以推斷，在我們看來，所有這些所謂的“中國古代”的發明都是中國偽造時間的結果。實際情況是歐洲在不早於公元十四至十六世紀創造並出口的。
曆史編纂的真相
問題來了，中國“曆史”是如何被發明的？
“中國古代故事”是如何被書寫的，由誰書寫的，又是何時書寫的？事實證明，在十七至十八世紀，中國正處於滿清的統治之下，發生了文字獄。這種活動伴隨著爭端、迫害異己、毀壞書籍等。中國的實際曆史是在公元十七至十八世紀的滿清王朝時期寫成的。
以下便是中國史學史鮮為人知的真相：
對立潮流的鬥爭展開了，通過研究曆史。大清統治者組成了一個專門的顧問團，負責明朝前朝曆史的撰寫。反對派不能接受對亡國王朝曆史的這種解釋；因此，出現了明代相關的“私史”。 大清當局對曆史學家的反對活動采取了決定性的措施，如鞭打和監禁。這種鎮壓在十七至十八世紀反複發生過。敏感的書籍被大肆搜刮。例如，從1774年到1782年，這種沒收行為發生了34次。
根據文字獄的信息，我們不得不斷言，現存的中國曆史文獻是在1770年之後寫成的，或者是經過重大修改的。年譜、彗星表、朝代史以及整個中國曆史的編輯，都被遺忘了。如果有人一再堅持中國曆史的源遠流長，我們的回答是，這些所謂的“古物”隻是從公元十七世紀末的資料中得知的。
因此，大清從十七世紀統治中國。更確切地說，是在公元1644年。我們可以看到，他們大約在1770年開始書寫中國曆史。這是他們對於中原統治的130年後。根據我們的理解，大清帶來了描述真實俄羅斯、歐洲和拜占庭曆史的史書。
起初，在中國可能還記得——這些編年史是關於什麽的。然而，130年後，要麽被遺忘，要麽出於某種政治或其他目的，大清統治階層決定將他們所有的古代歐洲曆史移植到中國。也許是了解到他們沒能使中國成為恢複前世界帝國的理想之地，並且看到中國在軍事技術方麵比歐洲越來越落後，大清決定“忘記”自己的天下觀念和他們的過去。
就這樣，中國的曆史就編寫好了。當然，也有不同意見者。滿清對於這些人的處理方式是斬首。異議很快就消失了。從那一刻起，中國人就不再懷疑自己國家的曆史真實性。
在格哈德-墨卡托-伊爾的地圖上，“契丹”這個名字就寫在俄羅斯的中心，或者說是部落的中心（靠近西伯利亞城市托博爾斯克，緊挨著奧布河）。這一事實可以通過我們的重建來解釋，根據我們的重建，“契丹”正好是斯基泰（Scithia，或Kithia）的名字。
不過，這些小把戲終究會露出雞腳，讓我們看看1606年墨卡托-楊格爾的地圖上哪裏標有契丹/中國。
中國的名稱在小墨卡托的地圖上被謄寫為“蒙古省”。
那麽秦始皇所謂的“焚書坑儒”是什麽情況？
根據推算，我們能夠得出一個很離譜的結論：被燒毀的書是在公元十七至十八世紀寫的。換句話說，中國人聲稱公元前三世紀的焚書坑儒實際上並不在那個年代，實際上發生在公元十七至十八世紀。
那麽結論是顯而易見的
我們知道，對於讀者來說，戳破中國和整個東方文明的博大精深的神話有多麽困難。我們所有人從小就習慣於東方比西方更古老的觀點。然而，經過我們分析，有一點顯然不得不承認，即東方文明的起始年代與西方文明實際上大致相同。
東方的書麵資料比西方的情況要差得多。如果說在西方，絕大多數保存下來的古老手稿和書籍都不早於公元17世紀，而且這些文獻直到公元14世紀才開始向我們展示歐洲曆史的細節，那麽中國的情況就更糟糕了，絕大多數的書麵文件都不是在18世紀之前產生的。因此，我們不太可能了解到任何關於15-16世紀之前的中國曆史。讓我們再重複一遍，因為事實證明，中國“古代史”的最終版本是在十八世紀末到十九世紀初才產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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