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紫陽為什麽執意訪問朝鮮，犯下平生最致命錯誤？
《伐林追問》第105期，2020年6月3日首播
◆高伐林
2012年6月，住在南加州的許家屯老先生以96歲高齡，飛到美東來看朋友，在長島何頻先生家小住。我從新澤西開車過去看他，老先生精神好得很，我從下午三點鍾聽他聊到晚上12點，他一直聲若洪鍾。當時正是“六四”紀念日剛過去，自然就談到他在北京和香港度過的那段驚濤駭浪的日子。
前中共港澳工委書記、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高伐林攝）
1989年4月30日，趙紫陽從朝鮮一回到北京，就把當時擔任中共港澳工委書記、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的許家屯召回來，了解香港和海外各界對北京學潮的輿論，同時也因為許家屯和楊尚昆的關係不錯，趙紫陽委托他去拜訪楊尚昆，請楊向鄧小平進言，收回對北京學潮的“動亂”定性。這些內容以前我寫過，不細說了。那次許家屯對我談到，趙紫陽在北京學潮問題上過於自信，“輕敵了”——他說的輕敵，是指輕視黨內的政治對手、輕視當時的嚴重局麵了。許家屯說：“有什麽必要嘛，非要去訪問朝鮮？”
胡耀邦1989年4月15日去世、引發學生和民眾的悲情怒火，社會矛盾趨於緊張，趙紫陽為什麽執意要對朝鮮進行一個星期國事訪問？人們不斷探尋、不斷追問。
當時不少人勸趙紫陽推遲訪問。勸說者中最早的是國務院副總理田紀雲。
田紀雲
事實證明，田紀雲對局勢最敏感，1989年4月14日上午，胡耀邦去世前一天，田去趙家拜訪，說出現重大政治動蕩跡象，建議趙推遲訪朝。這是黨內高層最早建議趙推遲訪朝的記錄。田紀雲說：趙紫陽在“六四”期間最大的失誤就是去朝鮮。4月14日，我去勸他，懇切陳詞，說，現在這個形勢怎麽能離開北京？訪問完全可以推遲。趙說，這是國事訪問，推遲不好，反而會讓外界認為我們國內發生了多大的事情。李鵬、姚依林會處理好。
田說，恐怕沒有你說的那麽簡單。
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4月23日給趙紫陽打電話，認為全國已經處於“緊急狀態”，“作為黨的一把手，應該推遲出國訪問”。但並不認為學潮有啥大不了的趙紫陽拒絕了，“我說，耀邦追悼會後，學生已經複課，訪朝這個事是鄧小平和金日成定的，我不好提改變的要求，即使提出來，常委也不好通過，你有什麽事情，可以找在家的領導。”
趙紫陽的智囊班子中，不少人如陳小魯等，也都建議趙不要去朝鮮。
盟友、智囊和政敵，竟然觀點驚人的一致。中南海內外情緒鬱悶、憂慮、緊張，而趙卻出奇地冷靜、放鬆。
1989年，胡耀邦辭世引發了八九民運，最後導致“六四”屠殺。
趙紫陽訪朝的動機，引起了許多猜測和詬病。李鵬就曾埋怨趙扔給他“爛攤子”居心叵測，不負責任地一走了之；還有一種說法是趙紫陽想跟學潮拉開一些距離，靜觀其變，訪朝期間事態若好轉的話當然很好，如果事態不見好轉，那就輪到自己大顯身手了。甚至有人分析，趙是模仿毛文革初期點了火之後，就到外地轉悠，等待劉少奇、鄧小平露出破綻後，回京一擊，後發製人。田紀雲則認為，趙之所以犯如此致命的錯誤，完全是因為“過於自信”，這與許家屯的說法很很相似。
中國著名報告文學作家盧躍剛先生在他的巨著《趙紫陽傳》中，把趙訪朝的動機歸納為三種：“躲避說”，“陰謀論”，“自信說”。他說：
盧躍剛著三卷本《趙紫陽傳：一位失敗改革家的一生》。
關於趙訪朝動機，有一個重要的觀察角度似不能忽視。……在《改革曆程》一書中記載趙紫陽說：我在朝鮮，“看了鄧的講話，當時我腦子裏馬上的一個反應就是又一場反對自由化的運動要來了。我倒沒有想學潮平息不了，因為我並不認為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我擔心的是十三大以來的改革，特別是政治改革的勢頭受到損害。因為鄧認為，學潮的原因是長期反自由化不力。”
“陰謀論”，除了指趙紫陽搞陰謀，還有來自另一個方向的陰謀。美國《紐約時報》2019年5月23日刊登了趙紫陽的秘書鮑彤，與毛澤東的前秘書李銳的女兒李南央對話。鮑彤說，很多人問：趙紫陽為什麽要到朝鮮去？趙紫陽自己是這樣說的：他在1989年4月19日請示過鄧小平，鄧小平跟他說：“你去，回來以後你任軍委主席。”
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的秘書、中央政治局常委秘書鮑彤。
鮑彤當時並不在場，但他認為趙紫陽一定問了鄧小平“朝鮮到底去不去”，才有鄧小平的這句話。鮑彤沒有說，但人們可能理解為：趙紫陽到朝鮮去，是鄧小平的調虎離山計，要趁他不在國內，大權臨時落到李鵬手裏，就能按照鄧小平的意圖來處理學潮。這種理解我看比較牽強：趙紫陽對管軍隊一直沒有多少興趣，“軍委主席”對他有多少吸引力？但趙紫陽可能把鄧小平這句話，理解為自己依然得到鄧的信任，所以就比較放心地去平壤了。
不管是哪種原因，總之產生了致命的後果。朝鮮這個近鄰，實在是中國人的魔障：二十世紀中、後葉中國兩次亂局，都與朝鮮攪在一塊。五十年代初毛澤東介入金日成、斯大林發動的朝鮮戰爭，1989年趙紫陽訪問朝鮮，都不幸導致根本性地改變了中國的治理方式和發展路徑。
趙紫陽與金日成。
趙紫陽出訪前，提出三條意見：一、胡耀邦追悼會結束，社會生活應進入正常軌道，要勸阻學生遊行，讓他們複課；二、對學生采取疏導方針，開展對話，互相溝通，征求意見；三、無論如何要避免流血事件，但對打、砸、搶、燒、衝違法行為應依法懲處。
這三點意見，政治局常委都同意，成為中央的正式意見，而且鄧小平也同意了。所以4月22日上午胡耀邦追悼會結束後，李鵬要求趙紫陽召開一次常委會商量對策，趙說，常委都議過了，不必再開會了，對策已經有了，就照那三條辦。
大意失荊州。文革動亂首先是中學生打砸搶（當然是在毛澤東的蠱惑、煽動下），給鄧小平、李鵬、陳希同等正在掌權的大多數官僚留下了深惡痛絕的記憶，和“學生是社會動亂之源”這樣的負麵結論。文革結束隻有12年，把學潮與文革掛鉤，而不是與民主訴求掛鉤，把處理學潮的不同意見聯想到路線鬥爭是自然而然的，黨內政治文化、思想認識就是這樣形成的。
趙紫陽前腳走，李鵬一夥人後腳就搞出了很多名堂。4月23日至4月29日，趙紫陽訪朝一周，犯了他一生中最嚴重的錯誤，很快就被他離開北京期間發生的一係列事件證明了。人們已經知道的很多，我這裏就從趙紫陽走後第二天長話短說——
4月24日晚，李鵬召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喬石、胡啟立、姚依林出席，楊尚昆、萬裏兩人不是常委，但一直列席常委會，也參加了。還有好幾位政治局委員和書記處書記如田紀雲、芮杏文、閻明複、溫家寶，以及一些相關部門負責人列席，聽取北京市委、國家教委的學潮問題匯報。
這一次會議是胡耀邦逝世以來常委擴大會人數最多的。北京市委匯報的最後，提出了“四點建議”，具體內容我就不細說了，總的精神就是要強硬。北京市匯報後，會議一致認為，當前種種事態表明，在極少數人的操縱和策動下，一場有計劃、有組織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鬥爭已擺在我們麵前。“會議決定：中央成立製止動亂小組，由《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向全黨全國人民指明這場鬥爭的性質”。
4月25日上午，鄧小平在家聽楊尚昆和李鵬匯報，做了著名的“四二五講話”。他肯定了李鵬主持的常委擴大會的定性——“動亂”定性不是鄧，而是李鵬主持的常委擴大會首先提的，北京市委的“四點建議”在學潮定性和強硬態度上顛覆並取代了趙的“三點意見”。《鄧小平年譜》記載的講話內容如下：
鄧小平對國內民主運動一直持強硬壓製態度。
鄧小平指出：這不是一般的學潮，是一場動亂。就是要旗幟鮮明，措施得力，反對和製止這一場動亂。行動要快，要爭取時間。……這些人的目的是推翻共產黨的領導，使國家和民族喪失前途。不能讓他們的目的得逞。我們不要怕人罵娘，不要怕人家說名譽不好，不要怕國際上有反應，隻有中國真正發展起來了，四個現代化實現了，才有真正的名譽……這一場動亂完全是有計劃的陰謀活動，……要害是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製度。要發一篇有分量的社論。這還不夠，還要抓緊立法。準備迎接一場全國性的鬥爭，堅決把動亂壓下去。不然天無寧日，國無寧日，天天不得安寧，甚至永遠不得安寧。現在他們搞的那一套，都是“文化大革命”造反派搞的那一套，唯恐天下不亂。……這場動亂，有後台，有黑手，方勵之夫婦是個典型。表現壞的要解除職務，堅決調離。……我們必須快刀斬亂麻，為的是避免更大的動亂。你們常委的決定是對的，常委的意見是一致的，這很好。隻有態度鮮明，措施堅決，支持地方放手處理，才能把這場動亂製止下去。
原始紀錄中鄧小平還有一句話更露骨：處理學潮，“不怕流血”。這個講話一錘定音，打出了鎮壓的底牌。
4月26日，根據鄧講話精神寫的臭名昭著的“426社論”出籠。
4月27日，學生組織了聲勢浩大的“427遊行”回擊“426社論”。
1989年“427”大遊行。
4月28日，李鵬主持常委碰頭會，他們感覺“426社論”調子太硬，激怒人民，決定展開與學生的對話，並發一篇調子軟和點的社論。
4月29日，人民日報發了新社論，是鮑彤主持並修改的。李鵬集團做了妥協，向趙紫陽“三點意見”靠攏，但沉浸在“427遊行”勝利狂歡中的學生和知識分子，對當局所作的這點退讓根本不放在眼裏，無人理睬；對話也舉行了，但學生代表都是官辦學生會選派的，根本不是示威請願學生的代表，這樣的“對話”等於是拒絕對話。
4月30日，趙紫陽回到了北京。情況已經全然改觀。
趙紫陽這個星期在朝鮮，完全是閉目塞聽，國內的情況兩眼一抹黑。朝鮮是世界上信息管製最嚴厲的國家。趙的秘書李樹橋回憶：“我們一跨過鴨綠江就是無線電管製，再好的收音機，所有的信號都收不到，聽不到國內的聲音。……26日淩晨零時30分，有人敲我的門，說大使館有重要的文件看。……我一去，看了兩個東西，第一，政治局常委會紀要，第二，1989年4月25日上午鄧小平談話記錄。”
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秘書李樹橋。這是他吊唁杜潤生時留影。
這件事太重要了，所以李樹橋到2006年——事情過了17年——都還清楚地記得，是大使館在十六開方格紙上，很工整的鋼筆字謄抄。大使館看文件有一個特殊的設備，怕有人偷窺，像老式照相機那樣，拿布做一個類似微型帳篷那樣的東西罩著頭看。
“我看完快到兩點，跟大使館說，早上七點半，把文件和設備拿到百花園迎賓館紫陽套間外麵安裝好。早上大使館的人來了，7點25分，我跟紫陽說：‘紫陽同誌，北京傳來重要文件，設備已經裝好，請你看看。’沒有426社論，隻有這兩個文件，紫陽也是罩著頭看。他看完，吳學謙、洪學智、朱良等人依次看。大家看完出去後，紫陽走到寫字台前，用圓珠筆寫：小平同誌並政治局常委：我完全讚成小平同誌關於製止動亂的正確決策。趙紫陽 1989年4月26日
他跟我說，把這個內容用電報發回去。”
北京戒嚴前夕，趙紫陽來到天安門廣場勸說學生停止絕食，這一幕定格於史頁，也定格於人心。
七天時間對國內風起雲湧、瞬息萬變的學潮形勢完全無知，成了桃花源中人，又把權力授予了政治局常委中的反對派首領——這對於製訂危機處理政策的最高領導人來說，無論如何是個災難。趙紫陽訪朝，“三點意見”的軟肋就完全暴露了。
盧躍剛對這個問題的分析很精彩，他認為，本來趙的處理學潮三點意見，企圖溫和處理學潮，促使學生回到校園，恢複常態，通過協商對話這樣不流血的現代法治社會方法來緩解矛盾，化解政治危機，是一個正確的選擇。但是，“趙紫陽應該了解，三點意見從曆史經驗、高層政治格局和事態的急劇變化來看，隻是一個脆弱的黨內共識，它的貫徹是高難度的，既有一個安撫學生、不激化矛盾的問題，也要克服階級鬥爭觀念、動輒使用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慣性，齊心協力解決問題，有巨大的操作難度。”
要實現趙紫陽的設想，需要黨內高層及其官僚階層、各高校校方管理層對學潮處理認識高度統一，能夠強有力地貫徹執行三點意見；但黨內高層處理學潮從來都是強硬派占上風，官僚集團和校方長期以來居高臨下，對待學生、學潮，最熟悉的方式是糊弄、哄騙、恐嚇、鎮壓。
另一方麵，學潮的主流呢，被悲情和怒火主宰，又不存在統一領導的組織，在短短半個月的抗爭中，來不及湧現有威信、有膽略的領袖。這是一群有獻身精神、犧牲精神的勇敢無畏的野馬。一邊是被壓抑太久被激怒的學生，一邊是被階級鬥爭觀念訓練出來的官僚集團，從思想到方法都針尖對麥芒，十年改革時間太短暫了，雙方沒有學會對話和妥協。要貫徹落實三點意見，盧躍剛指出，需要實現各方利益平衡的高超政治技巧。
三點意見，是一個符合現代民主政治趨勢、避免流血的好方案，但兌現的基本前提是，趙能自始至終主導方案的執行，而不是假手於人，特別是假手常委中的強硬派和政治反對派頭子李鵬，在政策與執行之間形成斷層。更何況危機處理與常態處理是兩碼事。
“三點意見”在趙離開一天的時間裏就被廢掉。趙訪朝實際是把學潮處置主導權拱手交給了強硬派，雖然此時李鵬拿到權力時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還是傳統官僚的思路，認為此時的權力是燙手山芋，埋怨趙“把這個‘爛攤子’推給我了”。不僅是李鵬，當時中共黨內相當部分人包括李錫銘、陳希同都沒有意識到，由於趙紫陽訪朝，趙李的暫時權力交接，李鵬意外地掌握了“六四”學潮的最高處置權，導致了“六四”學潮處理的根本性轉折。若趙紫陽在北京，在既定方針下，李鵬等強硬派繞不過總書記這個門檻去見鄧。李錫銘、陳希同在趙紫陽麵前說不出渲染事態、推卸責任的狠話來。
趙紫陽訪朝歸來，費了九牛二虎之力要扭轉被動局麵：五四講話、亞行講話……但講得再好，也無力回天。因為歸根結底，要繼續貫徹原來的三點意見，都取決於兩個條件：第一個是得到鄧小平的支持，請鄧小平收回“動亂”的定性，才能從“426社論”的困境中解脫，但他見不到鄧小平了。總書記要見太上皇，通過近臣、秘書甚至女兒等多個途徑，都被擋駕，隻能通過他們得到一些並不靠譜的說法來揣測，這真是中共現代政治的大悲哀！鄧小平一言既出，駟馬難追，要他改口，這是不可能的任務；
萬裏是鄧小平的長期牌友。
第二個條件，就是維持與楊尚昆、萬裏這兩位與鄧小平關係密切的大佬的聯盟。但他們的地位都有賴於鄧小平，在鄧小平明顯與趙紫陽觀點相悖的情勢之下，他們還會支持趙紫陽嗎？楊尚昆在整個八九“六四”期間所起的作用十分神秘，早就啟人疑竇；萬裏雖說與趙紫陽的改革思路相吻合，但對趙紫陽是有心結的，後來趙紫陽去世後，他不送花圈，完全沉默。這兩個人，我一直關注，或許將來專門拿出時間來仔細探究一番。今天沒有時間細說了。
中國古話說“一失足成千古恨”，趙紫陽可以說“一訪朝成千古恨”。今天是（2020年）6月3日，31年前的今天晚上的巨大悲劇，我們要永遠銘記，要讓後代也知曉，共同吸取曆史的慘痛教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