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嚴慶祥先生邂逅的一件趣事
徐家禎
(下)
我是一九八 0 年二月初離開上海去的美國。一九八三年的二月初， 我離開美國直接到澳大利亞的阿德萊德大學來走馬上任，期間，已經整整 三年沒有回過中國了。那三年中，我無時無刻不在想念我上海的家，我的 父母。但是，那時，我在美國是學生簽證，要是離開，就又要重辦簽證了， 於是，不敢回國。到了澳洲，雖然我那時拿的還是中國護照，仍是中國公 民，而且我當時也還沒有澳洲的永久居留身份，在大學也還沒有得到永久 教職，但是，我至少與大學有六年的工作合同，也有澳大利亞進出自由的 四年簽證，所以，我就打算等八三年年底大學放暑假時回國一次。那時， 我離開中國就已經快整整四年了呢!當時，我真是歸心似箭呀!
大學十一月底結束大考，到十二月中，考卷改完，分數結算好，一 年的工作就告一段落了。我打算那時回國，住到第二年的一月底才回澳做 開學的準備工作。於是，就在那年的九、十月訂好了十二月中回滬的飛機 票。誰知，那年十月，國內就開始了一場所謂的“清除精神汙染”運動!
什麽是“清除精神汙染運動”呢?那可得從更早幾年說起。
“文化大革命”一結束，鄧小平和胡耀邦等人就提倡要“撥亂反正”，在 一九七八年開展了全國性的“真理標準的大討論”，確立了“解放思想”和“實 事求是”的指導思想後，就開啟了一九八 0 年開始的“新啟蒙運動”。黨的十 一屆三中全會，決定了全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任務，正式宣布了“改革開 放”政策。由於政治思想上的鬆動，就在全國帶來了文藝界、思想界和理 論界的相對自由。
在文藝界，作家白樺寫了小說《苦戀》，並拍成電影，提出了“你愛 祖國，可祖國愛你嗎”這個大問號。在新聞界，《人民日報》社長胡績偉帶 頭開展了對“黨性”和“人民性”的討論。他提出，“人民性高於黨性”、“黨性 來源於人民性”、“沒有人民性就沒有黨性”等主張。在理論界，周揚提出了 “異化”和“人道主義”的主張。在社會上，開始流行鄧麗君的歌曲，也出現 留長發、穿喇叭褲的風氣。針對這些有自由主義傾向的各種現象，黨內的 保守派就開始組織力量進行批判。其實，早在一九七九年，鄧小平就發表 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長篇講話。於是，不久，就先後開始了對小說 《苦戀》的批判，對胡績偉“人民性”的批判和對周揚“異化”和“人道主義” 的批判。社會上也開始批判鄧麗君的歌曲，說是“靡靡之音”。一九八三年 十月，黨召開十二屆二中全會，與會者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整黨的決 定》，會上陳雲發表了《不搞精神汙染》的講話。於是，所謂的“清除精神 汙染”運動就正式開展起來了。除了對理論上的批判之外，連留長發、穿 牛仔褲、跳迪斯科舞、聽鄧麗君歌曲，都被當作“精神汙染”來批判。再加 上，結合當時社會上出現的一些嚴重治安問題，公安係統在全國範圍開始 了“嚴打”運動，於是社會上風聲鶴唳，大家一時緊張起來，甚至產生了“改 革開放是否還會堅持下去”、“第二次‘文革’會不會重來”的疑問。不過，到 了十一月，趙紫陽和胡耀邦就發表講話，提出要限製“精神汙染”的範圍， 於是，這場“清除精神汙染”運動很快就偃旗息鼓了。前後據說隻延續了二 十七天而已。但是，對於剛剛經曆過“文化大革命”、已成驚弓之鳥的人民 大眾來說，這場運動對他們的影響還是不小的。
八十年代，澳大利亞到中國還沒有直達航班。我從阿德萊德回上海， 要先飛墨爾本，再坐飛機到香港，然後再從香港飛上海。在香港，我住在 我上海時就認識的朱姓朋友家。而那位朱姓朋友，因為生意上的來往，認 識了當時已經在香港定居的嚴慶祥先生的兒子嚴達，於是我就有了邂逅嚴 慶祥老先生的機會。
記得那是一天晚上，吃過晚飯，我的朋友說有事要去見嚴達，問我 有沒有興趣一起去見見，大家認識認識。我在香港反正沒有正經事要辦， 隻是想回上海前休息幾天而已，就答應同朋友一起去見嚴達。
嚴達的住處離我朋友家不近，要坐車才能到。那是一棟香港比比皆 是的高層公寓房子裏的一套公寓。到了嚴達家才知道，原來他父親嚴慶祥 老先生也正在香港，就住在嚴達家，於是，我就第一次見到了嚴老先生。
那天，我們四人是在嚴達家的客廳裏談話的。客廳不大，燈光也不 明亮，隻記得廳裏放著很多東西，不很整齊。牆上有沒有掛什麽字畫也已 經毫無印象了。客廳中間有一張小圓桌，我們四人就圍坐著這張圓桌談話。
我見到嚴老先生時，他已經是八十四歲高齡了。隻見他個子不高， 很清臒瘦削，但精神還是十分矍鑠，留著幾根長須，看上去更加清朗儒雅。 介紹以後，我就稱嚴老先生為“嚴老伯”，這是上海人對老者的一般稱呼。 那天，我朋友主要跟嚴達談生意上的事，我就跟嚴老先生聊聊家常。
我就從我上海住在哪裏聊起，說我與嚴老先生本來就是幾十年的“老 鄰居”了，我經常走過他家門口，也知道他就住在那裏。嚴老先生就問我 家庭情況，他好像說知道我的三叔祖禮耕先生和我的八姑夫沈祖棫先生， 至於熟不熟，我現在已經忘記。談話中，他當然也問我在澳洲做什麽，這 次為什麽回上海去，於是，我就告訴了他我父母親對我這次回國探親的擔 憂。嚴老先生馬上用上海話回答我:
“唔沒關係格。回上海去，勿會出不來的。”(意思是“沒有關係的。 回上海去，不會出不來的。”)說完，再思考了一會，他就說:
“我撥儂一樣物事，假使海關真格勿尼昂儂出來，儂乃撥伊看，保儂 唔沒事體!”(意思是:“我給你一樣東西，要是海關真的不讓你出來，你 拿給他看，擔保你沒事!”)
說著，老先生從懷裏拿出一張名片。我看見名片上除了正中一行豎 寫的三個大字“嚴慶祥”之外，什麽頭銜和職稱都沒有印。
嚴老先生在把這張名片遞給我之前，用圓珠筆在名片的空白處寫了 幾行字:
“國家是均富為目的，1976 年 10 月後大革新，經建等 等一天快一天，國家歡喜同胞回國看看。一定會讓我 弟驚奇進步的快。來日還要快呢!安心回家可也。此 致
徐家禎契弟(注 2) 祥
上海愚園路六九九號
電話五二二六三七號”
寫完這些字，嚴老先生就把名片遞給我。我再三向他道謝，就隨手 把這張名片放進口袋裏，一直保存到現在。
那天我與嚴慶祥老先生的談話，大概不過半小時至一小時之久，以 後就再也沒有見過這位老先生。當然，那次我回國，出國時也沒有遇到任 何麻煩，所以，那張名片就沒有正式派過用場。我之所以把這張名片保留 了四十多年之久，也隻是為了將它作為這次邂逅的一個紀念品而已。
可惜我沒有機會實地試驗過!
二 0 二五年八月十日
寫於澳大利亞刻來佛寺愛閑堂
注 2:“契弟”，廣東話中有“結拜弟兄”之意。那時，老先生已經八十多歲，我卻 剛剛四十出頭:他長我兩輩，而稱我為“契弟”，當然是既脫俗又抬舉我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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