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敏：保持良知、不失本性的錢鍾書
1957年4月，上麵號召黨外人士“幫助黨整風”。文學所內立即組織大家學習文件精神，鼓勵人人鳴放。
但錢鍾書並不理睬，依舊無動於衷。按他們夫妻的看法：“我們認為號召的事，就是政治運動。我們對政治運動一貫地不理解。”
“風和日暖，鳥語花放，原是自然的事，一經號召，我們就警惕了。上麵一再號召鳴放，四麵八方不斷動員催促，請客吃飯座談，鼓動鳴放。其中有我們的老相識，也有人是我們心目中的政客。幾位老相識還親自登門來敦勸我們鳴放；當初號召知識分子改造是他們，這會兒號召鳴放罵黨也是他們。我們兩個不鳴也不放。”
5月，錢鍾書的叔叔錢孫卿參加全國人大會議，在部分民主人士代表參加的座談會上，錢孫卿不知是否應該發表意見，他召集在京的親戚商量，替他拿主意。大家意見紛紜，唯錢鍾書夫婦一言不發。
直到最後，錢鍾書才語氣堅決地說：“根本就不要說。”
反右開始前，有出版社編輯來京向他組稿，包括再版《圍城》，都被他婉言謝絕。編輯說了一些“百花齊放”一類的話，對此，錢鍾書充耳不聞，隻是微笑，總不點頭。
初春時節，因惦記父親錢基博的病情，錢鍾書去了一趟武漢。錢基博在武漢華中師範學院任教，因身體欠佳，70歲的他已經不再上課，隻在家裏指導青年教師。
錢鍾書從武漢探親回京後，一方麵擔心父親的身體，一方麵還怕父親被人動員“亂發議論”。沒想到擔心什麽來什麽，重病之中的錢基博到底還是被人成功地“引蛇出洞”了。
已經來日不多的錢基博，想到自己是政協委員，出於滿腔的熱忱，覺得理當響應“鳴放”號召，於是抱著幫助執政黨整風的態度，給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寫了一封被人稱為“萬言書”的信，很誠懇地表達了自己對於國家大政方針的肺腑之言。
6月，“反右”號角一吹，眾多知名人士紛紛落網，錢氏家門中錢孫卿、許景淵、錢鍾漢、錢鍾毅都被劃為右派。
錢基博的“信”也為自己惹來禍患，省委將信批轉給華中師範學院黨委，要求學校組織批判。
很快，華中師範校園內就出現了揭發批判錢基博教授的大字報。
7月初，錢鍾書因“突擊任務外調”，未能請假探親。武漢方麵派人來京“征詢”他的意見，他回答說：“他年歲大了，你們認為該怎麽處理就怎麽處理吧。”作為兒子，他深知大勢所趨，自己無法左右，隻能提醒對方我父親年事已高，何必大動幹戈。
但學校方麵，在9月26日至29日，還是組織曆史係和中文係連續幾次對錢基博進行了批判。
此後，因錢基博病情急轉直下，批判暫緩，但壓力不減。延至1957年11月31日，在病痛和環境的雙重折磨下，錢基博溘然長逝。
在北京，文學研究所內的反右鬥爭，仍在如火如荼地進行，僅12月10日至27日，文學所內的大小辯論會就開了無數次。
最終結果是，有不少人被打成了右派，而錢鍾書卻安然無恙，有驚無險地度過了1957年，右派帽子與他無緣。
錢鍾書為何躲過一劫？按楊絳說法，“1957年大鳴大放，他沒說一句錯話”，也“從未參加過‘大合唱，鳴放也是‘大合唱，這回是大合唱罵共產黨”。“我們……對一切運動存有戒心。我們覺得政治運動總愛走極端，一切運動都會運動過頭”。“我們當時雖對右派言論思想上有種共鳴，卻沒有發表過一言半語的右派言論，逃過了厄運”。
在當時的大背景下，錢鍾書的閉口不言確實保護了自己。他對運動是有清醒認識的，即使是學術討論，一旦涉及政治，他也會三緘其口，絕不發言。
他私下說過：“If we dont have freedom of speech，at least we have freedom of silence.”所以他對自己的要求是，不做頌聖詩，不做歌德式的表態，凡事謹言慎行，從不貿然發表意見。
他不說不代表他沒有看法，他會以曲筆的形式表達自己的意見。
李慎之回憶說，他在上世紀60年代初讀到錢鍾書的《宋詩選注》時，曾為書中注釋裏“偶爾爆發的狂言大語”捏一把汗。喬冠華也認為《宋詩選注》是“那年頭惟一可看的有個性的書”。
這種曲筆言誌的寫法，在文革後出版的《管錐編》中更為常見。現在有人批評錢鍾書明哲保身，缺少知識分子的道義和擔當，這是不公正的。
他的不說，在當時的大氣候下也是大智慧的表現。如果大家都和他一樣具有清醒的認識，堅持不說，很多傷害是可以避免的，許多運動是搞不起來的，最終隻能草草收場。
楊絳認為，57年大鳴大放，錢鍾書沒有發表過一言半語的右派言論，所以躲過一劫，這顯然是書生看法。57反右中大多數知識分子都是無辜的，他們都沒有說錯什麽話，許多人也是緘默不語，一言不發，不照樣打成了右派？認為隻要自己謹言慎行就能免於浩劫，不消說都是天真的認識。在當年那種大氣候下，錢鍾書所以能免於右派的厄運，絕不僅僅像楊絳說的這麽簡單。
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應該是錢鍾書的“毛選翻譯”、“外事翻譯”等身份，使他有了一把保護傘，海外甚至盛傳他是毛澤東的英文秘書。
在當時，翻譯毛選無疑具有特殊而光榮的政治色彩。
非但如此，高層中的胡喬木、喬冠華都是他的同學，尤其是毛的秘書胡喬木，對錢鍾書很有好感，從他文革後主動幫忙分配給錢鍾書一套部長級住房，就能看出他對錢的關心。
這些因素疊加在一起，會不會成為錢鍾書的保護傘，雖然不能肯定，但想必還是有點作用的吧。
49後的曆次運動，讓錢鍾書看多了知識分子之間相互揭發、彼此傷害的醜陋，看清了人心的險惡，和人與人之間的提防、冷漠。但他自己，卻始終保持良知，從未失去做人的本性，
從下麵幾件事可以看出，錢鍾書對受到傷害的人與迫害他人的人，態度完全兩樣，是非善惡分得清清楚楚。
鄭朝宗1957年因言獲罪，困頓三年。錢鍾書聽到他“歸隊”的消息後，第一個寫信給他表示關懷，囑咐他要讀書養氣，勿因受挫而意誌消沉。（鄭朝宗《不一樣的記憶》第115頁）
蕭乾1958年被錯劃為“右派”，遣送柏各莊農場勞動。一次回京，路遇錢鍾書，錢主動與他招呼，並在熙熙攘攘的北京街頭與之交談一刻鍾。那年頭，許多人路遇右派分子，避之唯恐不及，誰會停下腳步，主動與之交談？（文潔若《與錢鍾書先生邂逅街頭》）
同樣是“右派”的吳興華，為避免連累他人，總是刻意回避親友，但錢鍾書一見到吳興華都會主動招呼。（謝蔚英《和錢鍾書做鄰居的日子》）
與此相反，1979年出訪美國時，有人談起吳晗一家的悲慘遭遇，錢鍾書忽然對著費孝通說道：
“你還記得嗎？吳晗在1957年反右時期整起別人來不也一樣無情得很嗎？”
在錢鍾書看來，知識分子間的互相攻訐，甚於國家在他們的不利處境中所起的作用。人世間最無恥的罪惡，莫過於知識分子間的相互出賣。原本用來啟蒙心智的知識，這時候反而成了助長黑暗的工具。
參考資料：
《錢鍾書為啥沒被打成右派？》
來源：漢嘉女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