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另外一位骨幹成員張申府也有回憶，“第三國際的代表維經斯基當時來華，首先到北京，對我們講，要我們建黨。以後維經斯基由李大釗介紹到上海去見陳獨秀，要陳獨秀建黨。”
董必武同誌曾經這樣記憶維經斯基：“‘一大’以前，共產國際派人來中國，開始是維經斯基……共產國際代表會講俄文，有口才，幾個月學會了中國話，這個人來是組織共產黨的。”
中共一大代表周佛海也曾講述：1920年夏，他在日本留學放假時，回到上海，在陳獨秀家中遇到維經斯基與人談話。這個情形讓周佛海記憶深刻———維經斯基在討論會上說“中國現在關於新思想的潮流，雖然澎湃，但是第一，太複雜，有無政府主義，有工團主義，有社會民主主義，有基爾特社會主義，五花八門，沒有一個主流，使思想界成為混亂局勢。第二，沒有組織。做文章、說空話的人多，實際行動，一點都沒有。這樣絕不能推動中國革命。維經斯基的結論就是希望我們組織‘中國共產黨’。”
廣東東莞人袁振英，當年是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的成員，他回憶道：“維經斯基到中國後，宣傳共產主義，宣傳組織共產黨”，還“常到這裏（引者注：即《新青年》雜誌社也就是陳獨秀的家）同陳獨秀密商組織共產黨問題。”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另外一位成員，浙江金華人施存統也有回憶，1920年的“六月間，陳獨秀、李漢俊等籌備成立中國共產黨，無政府主義者沈仲九、劉大白等也參加了。當時，第三國際代表維經斯基在上海，主張成立共產黨”。
在上海，李達與維經斯基接觸較多：“由於李大釗同誌的介紹，威琴斯基到了上海，訪問了《新青年》《星期評論》《共學社》等雜誌、社團的許多負責人，如陳獨秀、李漢俊、沈玄廬及其他各方麵在當時還算進步的人們，也舉行過幾次座談，其經過也和在北京的一樣，最初參加座談的人很多，以後就隻有在當時還相信馬列主義的人和威琴斯基交談了。由於多次的交談，一些當時的馬列主義者，更加明白了蘇俄和蘇共的情況，得到了一致的結論：‘走俄國人的路’。”
包惠僧在回憶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時，記述：“當時上海的黨員不多，推選的方式很簡單，尤以偉基斯克（即維經斯基）的意見有決定作用，一切的部署也是偉基斯克與陳獨秀共同決定的。”肯定了維經斯基在中國共產黨成立時的“決定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