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另外一位骨幹成員張申府也有回憶，“第三國際的代表維經斯基當時來華，首先到北京，對我們講，要我們建黨。以後維經斯基由李大釗介紹到上海去見陳獨秀，要陳獨秀建黨。”
董必武同誌曾經這樣記憶維經斯基：“‘一大’以前，共產國際派人來中國，開始是維經斯基……共產國際代表會講俄文，有口才，幾個月學會了中國話，這個人來是組織共產黨的。”
廣東東莞人袁振英，當年是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的成員，他回憶道：“維經斯基到中國後，宣傳共產主義，宣傳組織共產黨”，還“常到這裏（引者注：即《新青年》雜誌社也就是陳獨秀的家）同陳獨秀密商組織共產黨問題。”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另外一位成員，浙江金華人施存統也有回憶，1920年的“六月間，陳獨秀、李漢俊等籌備成立中國共產黨，無政府主義者沈仲九、劉大白等也參加了。當時，第三國際代表維經斯基在上海，主張成立共產黨”。
在上海，李達與維經斯基接觸較多：“由於李大釗同誌的介紹，威琴斯基到了上海，訪問了《新青年》《星期評論》《共學社》等雜誌、社團的許多負責人，如陳獨秀、李漢俊、沈玄廬及其他各方麵在當時還算進步的人們，也舉行過幾次座談，其經過也和在北京的一樣，最初參加座談的人很多，以後就隻有在當時還相信馬列主義的人和威琴斯基交談了。由於多次的交談，一些當時的馬列主義者，更加明白了蘇俄和蘇共的情況，得到了一致的結論：‘走俄國人的路’。”
包惠僧在回憶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時，記述：“當時上海的黨員不多，推選的方式很簡單，尤以偉基斯克（即維經斯基）的意見有決定作用，一切的部署也是偉基斯克與陳獨秀共同決定的。”肯定了維經斯基在中國共產黨成立時的“決定作用。”
“走俄國人的路”。在上海，維經斯基以上海“革命局”為建黨活動中心，“革命局”的組織處建立了社會主義青年團，它是中國共產主義組織的外圍團體。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立後，主要通過外國語學社的學員開展建團工作，這所學社創辦於1920年9月，由維經斯基的翻譯楊明齋負責，教員有：楊明齋、庫茲涅佐娃（維經斯基夫人）教俄文；李達教日文；李漢俊教法文；袁振英教英文。外國語學社還選派數十名學生分批赴俄留學，學社“從成立到結束，曆時10個月，為培養黨的幹部和造就革命人才，作出了重大貢獻”。
維經斯基注重理論宣傳，親自創辦了華俄通訊社，這是一個進行理論宣傳的機構，據包惠僧回憶，“華俄通訊社是維經斯基到中國來首先建立起的工作部門，由楊明齋負責。”事實上，維經斯基就是“建立共產主義小組的全部工作的‘靈魂和組織者’”。
從1920年5月到1921年1月，維經斯基在華期間的主要活動有：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建立；恢複及開辦《新青年》《勞動界》《共產黨》《上海夥友》等書刊；成立上海機器工會；開辦勞動補習學校、外國語學社等。
1921年1月，維經斯基離開中國，《勞動界》從1921年1月16日起停刊；《共產黨》陷入停頓狀態；1921年1月16日《上海夥友》停刊；1921年4月1日《新青年》改在廣州出版。所以，維經斯基離開上海後，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工作出現停滯”。維經斯基的繼任者馬林，1922年7月向共產國際執委會的報告這樣寫道：“維經斯基同誌在上海工作期間，在陳獨秀同誌領導下組成一個中國共產黨人小組。陳幾年來一直編輯《新青年》雜誌。這個小組劃分為7—8個中心，在全國的人數也不過50—60人。通過勞動學校（工人俱樂部）開展工作，維經斯基同誌離去了，那裏沒有經費，學校不得不中途停辦。”充分肯定了維經斯基的成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