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維基）
我仔細回想了自學潮和動亂發生以來這些日子我是怎樣做的，哪些地方做得對，哪些地方做得不對或不妥。
一、胡耀邦同誌的追悼會舉行以前，常委內部沒有什麽分歧。
二、追悼會結束後，我提出三點意見：一．追悼活動已經結束，社會生活應納入正常的軌道，對學生遊行要堅決勸阻，讓他們複課。二．對學生要采取疏導方針，應開展多層次、多渠道和各種形式的對話，互相溝通、增進理解。三．無論如何要避免流血事件，如果出現打、砸、搶、燒、衝行為要依法懲處。李鵬同誌和常委其他同誌也都同意。
三、四月一十四日到三十日晨我不在北京，對這一段具體情況不太清楚。
四、我在五月三日北京紀念“五四”大會上的講話，事前經過了政治局、書記處同誌的審核，送審時，不少同誌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見，根據這些一意見，我們對稿子做了多處改動。
我覺得，這次會提出了兩個問題，一是必須堅持兩手抓，不能忽視政治領域的工作；二是政治體製改革必須跟上，主要是社會主義的民主和法製建設必須跟上。……我主觀上認為，這是真正為黨和國家的前途著想。多年來，在經濟改革上，我是積極的，大膽的，但在政治改革上，我一向持謹慎態度。我也曾自稱是“經濟上的改革者，政治上的保守者”；近年來，我的思想上有了變化，感到如不把政治改革擺到重要議事日程上，不僅經濟改革中的難題很難解決，社會、政治各種矛盾也會日趨尖銳。我的這種想法，影響著我對一些具體問題的觀察和處理。我覺得，在今天黨的會議上，我應該講明這些心裏話，向同誌們交心。很可能這種想法是錯誤的。希望同誌們批評幫助！
五、我五月四日會見亞洲銀行理事年會代表的講話，本意是想促進學潮的平息，同時也想使外資增強對中國穩定的信心，講話發表後，開始聽到的是一些好的反映。我當時並沒有意識到有什麽問題。李鵬同誌也對我說，話講得很好，他在會見亞行年會代表時，也要呼應一下。這次講話的調子比較溫和。我的這次講話，從當時各方麵的反映看，效果還可以。後來同誌們批評我的講話未經常委討論，這是事實。不過，中央各位領導同誌接待外賓時的談話（除正式會談方案外），曆來都不提交常委討論，一般都是根據中央的方針自己去準備。
六、五月八日的常委會和五月十日的政治局會。四月二十七日的大遊行後，學生們堅持要我們改變四月二十六日社論的定性。我非常為難。我當時的想法是，先繞過這個問題，在廉政和民主建設方麵辦幾件好事，使群眾看到我們正在做出努力，事態也許會逐步平息。……我的基本想法是，把廉政作為政治體製改革的一件大事來抓，把廉政同民主、法製、公開性、透明度、群眾監督、群眾參與等密切結合起來。五月十三日上午，我和尚昆同誌在小平同誌處匯報時，向小平同誌報告了這些想法，小平同誌讚成，說，要抓住這個時機，把腐敗問題好好解決一下，要增加透明度。
七、關於我同戈爾巴喬夫談話的問題。十三大以後，我在接待國外黨的主要領導人時，曾多次向他們通報，我黨十三屆一中全會有個決定，小平同誌作為我黨主要決策者的地位沒有改變。我的目的是讓世界上更明確知道小平同誌在我們黨內的地位不因退出常委而發生變化，在組織上是合法的。這次訪朝，我也向金日成主席談了這個問題。我跟戈講這個問題實際上是慣例了。問題在於這次作了公開報導。……照理說，這些內容的話，是不會給人以一切事情都是鄧小平決定的印象的。我實在沒有想到，這樣做，反而傷害了小平同誌，我願對此承擔一切責任。
八、關於五月十六日夜間的常委會。我從朝鮮回來以後，聽到各方麵對四月二十六日社論的反映很大，已成為影響學生情緒的一個結子。當時我曾考慮，可否以適當的方式，解開這個結子，以緩解學生的情緒。……在五月十六日晚的常委會上我提了一下這件事，這是第一次在正式會議上提出。李鵬同誌說，社論中所說的“這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製度”、“這是擺在全黨全國各族人民麵前的一場嚴重的政治鬥爭”是小平同誌的原話，不能動。我當時不同意這種說法。九、五月十七日，在小平同誌處召開的常委會上，李鵬、姚依林同誌批評我，把學潮升級的責任全部歸結到我五月四日在亞銀年會上的講話，其激烈的程度出乎我意料之外。這次常委會再次肯定四月二十六日社論的定性，並做出了調軍隊進京戒嚴的決策。我表示有決策比沒有決策好，但我非常擔心它將帶來嚴重的後果。由我來組織執行這個決策，很難得力。我是在黨的會議上坦率地講出我所擔心的。會後，我再三考慮，很害怕因為我的認識水平和思想狀況而影響和耽誤常委這一決策的堅決貫徹執行。我在情緒比較急躁和衝動的情況下便想提出辭職。尚昆同誌知道後，立即勸我說，如我辭職，將在群眾中起激化作用，並說常委內部還是能夠繼續共事的。我無論如何不能做使黨為難的事。因此辭職信沒有發出。但情況的發展仍使我憂心忡忡。五月十八日，我又給小平同誌寫信，要求他再次考慮我的意見，並打電話給尚昆同誌，請他再向小平同誌說一下。我覺得無論如何，在黨內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是允許的。身為總書記有不同看法如果不提出，並不是一種負責任的態度。現在回想，辭職信雖然沒有發出，但當產生這個念頭，從全局來看，就是很不妥的。
十、關於五月十九日淩晨到天安門廣場看望絕食的學生。原來在學生絕食二天後，我就準備去看他們。後來我又幾次提出要去，但都因種種原因而未去成。五月十九日學生已絕食進入第七天，有死人的危險，已經到了緊急關頭。盡管我當時身體已感不適，但我還是下了決心一定要去。因為學生已絕食七天，在那樣的情況下，我去了以後，除了動之以情，勸說他們停止絕食外，還能說些什麽呢。在我們看望之後，當天絕食學生的情緒已有緩和，並於當晚九時，宣布停止絕食。我不能說我的講話在這方麵起了很大作用，但起碼是沒有起反作用。
十一，關於我沒有出席五月十九日晚召開大會的問題。我要說明，那天我是因為有病向常委請假的。喬石同誌在會上也是這樣宣布的。我請了三天病假，假滿以後我就沒有工作可做了，也不再讓我參加任何會議。情況我也就不知道了。
從以上可以看出，我對處理學潮和動亂的問題當時總的想法就是要設法緩和與學生的對立，爭取學生中的大多數，使學潮逐步平息下來。我十分擔心在同多數人的矛盾尚未緩解的情況下采取強硬手段，特別是動用武力，將很難避免發生衝突和流血事件，那樣就會使事態更加擴大，即使把學潮平息下去，將會留下很大的後遺症。最近小平同誌發表了非常重要的講話，使我受到了很大的教育。他說，這場風波的到來，是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是國際大氣候和國內小氣候影響的必然結果。還說，現在來比晚來好。如果從這樣的高度來觀察問題，我的原來的那些想法當然就成為多餘的了。我當時確實沒有認識到這樣的高度和深度，我願意結合學習小平同誌的講話進一步思考這個問題。
我對李鵬同誌的報告中提出的撤銷領導職務的建議沒有意見，但對我提出的“支持動亂”和“分裂黨”這兩項指摘我有保留意見。對於如何處理學潮和動亂，我的確根據黨章允許的範圍在黨的會議上提出過自己的不同意見。不管這些意見是否可行和有效，但都是關於如何平息動亂的意見。我從來沒有提出過支持動亂的意見。再從實際情況來看，學潮和動亂的擴大，也不能說是我支持的。事實上從四月二十三日到月底這一段，學潮和動亂急劇擴大，而這段時間我並不在國內。李鵬同誌的報告中，說我在亞行年會的講話，使動亂升級，事實上在我講話以後，各大學繼續紛紛複課的情況，說明這種批評不符合事實。當時首都各報都有報導。這至少可以說明我那次講話並沒有引起學潮升級。五月十九日實行戒嚴以後，我就沒有工作了，當然也再沒有發表任何講話。此後動亂的升級更沒有理由說是我的原因，如果說我請病假沒能參加五月十九日的會議，以後事態的發展也主要是由於我的原因引起的，這無論如何解釋不通。
關於分裂黨的問題。什麽才是分裂黨的行為？黨的曆史上是有案例的，《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幹準則》中也有規定。我們黨從來沒有把在黨內的會議上提出不同意見，甚至表示保留意見就叫做分裂黨的。領導人之間的公開講話中側重點有時有些不同，口徑不那樣一致，人們中間有這樣那樣的議論，這是不斷出現過的事，不能因此就叫分裂黨。而李鵬同誌報告中指摘我在亞行講話中沒有提到四月二十六日社論，又指摘我在已經出現動亂的情況下講話中卻說了“中國不會出現大的動亂”，但是就在第二天，李鵬同誌在亞行講話中也沒有提四月二十六日社論，而且說中國要努力“避免動亂”。我認為像這樣一些不同場合不同時間出現的講話側重點的不同，甚至口徑上不太一致，有些是不合適的甚至是錯誤的，但都不能上綱為“分裂黨”，更不能因為我請病假不能出席五月十九日會議算作“分裂黨”的行動。 既然黨章規定黨員有對自己的處理意見進行申辯的權利（黨章第一章第四條中規定：“在黨組織討論決定對黨員的黨紀處分或做出鑒定時，本人有權參加和進行申辯……黨的任何一級組織直至中央都無權剝奪黨員的上述權利”），我今天就著重對這兩個指責提出申辯，希望予以考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