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章士釗之女章含之所著《跨過厚厚的大紅門》（文匯出版社，2002年版），第6頁，有“1963年起，毛主席以‘還債’為由，每年春節送父親兩千元，父親堅決不要。我轉達他的意思，對主席說父親當年為他征集的兩萬銀元不是他個人的錢，是社會各界響應他的呼籲，為青年學生赴歐洲深造而募集的，所以他不能接受主席的還款。毛主席聽後大笑，說‘行老就是這個脾氣！他這個人真是兩袖清風啊！’隨即，毛主席對我說：‘你這個共產黨員也不懂我的意思嗎？我哪裏是真的還錢嘛！這錢是還不清的！那時候，黨剛成立，經費非常緊張，行老這筆錢，我們派了大用場。一部分同誌用這個錢去了歐洲，另一部分錢，我拿到湖南搞秋收起義，後來上了井岡山。”
關於這兩萬大洋的記載，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1年翻印斯諾寫的《毛澤東自傳》第33-34頁：“一九一九年初，我到上海去，和準備赴法的學生一起”；接著毛說他登了泰山遊了曲阜，“不過當我到達浦口以後一文不名了，而且車票也沒有。沒人有錢借給我，也不知道怎樣才可以離開這個地方。不過最倒黴的就是一個賊偷去了我僅有的一雙鞋子！啊呀！怎麽辦呢？可是‘天無絕人之路’，我的運氣非常好。在車站外麵，我碰到一個湖南的老友，他借給我足夠買一雙鞋子和到上海車票的錢。到了上海後，我才知道已募有一大筆款子資助學生留法，並且可以資助我回湖南。”三聯書店1979年出版斯諾的《西行漫記》，第128-129頁也有完全相同的記述。
可是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撰的《毛澤東年譜》2003年版（以下簡稱《年譜》），上卷，第40頁記載他這年直至2月19日在北京還參加了活動，“3月12日 因母親病重，從北京動身回湖南。為歡送赴法勤工儉學的湖南青年，歸途中繞道上海。十四日到達上海。”這樣毛所說的登泰山遊曲阜就根本不可能進行。接著，“3月15日 在上海參加環球中國學生會召開的赴法留學學生歡送會。十七日送別湖南青年赴法。二十九日，參加又一批赴法留學學生歡送會，三十一日送別。”中央文獻出版社、三聯書店1990年版《老一輩革命家家書選》第24頁，載有毛澤東當年給舅父的信，其中有：“陽（曆）三月十二號動身，十四號到上海，因事逗留二十天，四月六號始由滬到省”，又證明其並非1919年獲得兩萬大洋。而且，《年譜》上卷第50頁，（1919年）“12月，楊昌濟病重，在德國醫院治療。毛澤東到醫院探望。楊昌濟在病中給滯留上海的章士釗寫信，向他推薦毛澤東、蔡和森。”同頁注〔１〕引章士釗所著《懷念楊懷中》引用楊懷中信中的話：“吾鄭重語君，二子海內人才，前程遠大，君不言救國則已，救國必先重二子。”可見此前毛澤東與章士釗之間互不相識，當然更不可能有兩萬大洋的授受，此事隻能發生於１９２０年。章士釗後來的回憶也說是毛轉交的這封信請他籌款資助留法學生的。次頁，記錄著“二十二日，同蔡元培、範源濂、章士釗、楊度、黎錦熙、朱劍帆等聯名，在《北京大學日刊》發出啟事稱：楊先生操行純潔，篤誌嗜學，無意於富貴利達，依薪資維持生計。為撫恤遺孤，請諸知交慨加賻助。”此引文說明，楊、章私交應可，且此時楊家亦屬囊中羞澀，需舍出麵子公告求助了。毛亦成倡導者之一。隨即緊鑼密鼓地加入湖南驅張活動，也無暇顧及其他，隻是在3月5日掛名陳獨秀在上海《申報》刊登的《上海工讀互助團募捐啟》，成為該慈善組織一掛名成員。
3月14日毛致周士釗信中明確表示了自己不打算介入留學的態度。“4月11日 離開北京去上海。途中，在天津、濟南、泰山、曲阜、南京等處遊覽，看了孔子的故居和墓地，登了泰山，還看了孟子的出生地。 5月5日 到達上海，住哈同路民厚南裏二十九號。”（《年譜》上卷，第57頁。）在時間上相吻合《毛澤東自傳》及《西行漫記》記述的貧寒困苦的旅程故事。據《年譜》第58頁，“5月11日 與在滬會友送陳讚周等六人赴法，同他們握手揮巾，道別於黃浦江邊。”那麽，此時尚未得款，不可能交一個子兒給他們。且接下去我們看見，毛等5月起就試驗“工讀互助”生活，“6月7日 致信黎錦熙，說‘工讀團殊無把握，決將發起者停止，另立自修學社，從事半工半讀’。”（《年譜》第58頁。）可見囊中依舊羞澀。這段時間再無涉及旅歐學生事的記載。《年譜》第60頁，在1920年“6月”項下有“毛澤東為組織革命活動以及一部分同誌去歐洲勤工儉學，急需一筆數額較大的款項，在上海找章士釗幫助。章士釗當即熱情相助，發動社會各界名流捐款，共籌集兩萬銀元全部交給毛澤東。”這裏就有些問題了，此款並非毛“找章士釗幫助”的，而是楊懷中臨終前修書給章求助的。且，毛既然已不打算介入留學，怎麽還獨自領取資助留法學生的專款呢？楊懷中自1918年起就配合蔡元培一起為赴法勤工儉學奔走，這是同鄉章士釗知道的。如果沒有楊懷中的推薦信，章士釗未必會募捐，就算募到錢也不會交給素不相識的無名小卒毛澤東。可是毛拿到錢之後，已經送走兩批赴法湖南學生，他們也不可能屬於毛所言“一部分同誌用這個錢去了歐洲”的。毛當時摯友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冊第5頁記述：“我們一九一九年赴法的一批全是自備用費。我主要靠第一師範教員朱炎先生幫助一百元。”（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版）直至他7月初離滬經漢返湘，已經不再有留法學生出發的記錄了，於是這些大洋就成了毛自由支配的銀子。
查當年銀元比價，每銀元值白銀0.6148關兩；時價美金0.7624元。兩萬銀元值15248美元。又查中國火柴工業史，同年天津北洋火柴廠開業資本恰好二萬元，尚不是銀元。還有1920年全國共新開火柴廠23間，總資本183.7萬元，平均每家廠不足8萬元法幣，非銀元。可見兩萬銀元確係一筆巨款。
問題是，這筆錢是章士釗以助青年留學歐洲募集的，合法的用途隻能是資助留歐學子，用於其他都算挪用讚助款，是犯法的。接著查閱《年譜》，至“7月初 離滬返湘。”之後也沒有送別留歐學生更沒有贈款之記錄，“一部分同誌用這個錢去了歐洲”之事自然無從談起。截至1920年底，通過各種途徑先後赴法勤工儉學的湖南學生共有346人，在全國赴法學生總數1576人中占22％，在全國各省份中僅次於四川，居第二位。如此之多留法學生，而且新民學會就有18人之多，歌頌毛之文章亦不少，竟沒有發現一個人提及他雪裏送炭的恩德，或者這幫家夥全都忘恩負義了？前邊所引李維漢的文字說明：“我們一九一九年赴法的一批全是自備用費”；羅章龍《回憶新民學會》稱：“新民學會會員許多人家裏很窮，要留法一個人得幾百元旅費，先後幾批來京的會員，隻有二十五人取得了一筆路費，這是我們通過留京湘紳和華法教育會活動的結果。1920年在上海半淞園集會後留法的一批新民學會會員全都是公費。”沒人得到章士釗為他們募來的捐款，自然想不到感恩。
繼續查閱下去，見到毛與旅法的向警予、歐陽澤、羅學瓚、蔡和森、蕭子升等抵法學生通信，均無任何關於錢的議論，法國方麵沒有要，毛氏沒有寄，井水不犯河水。不經意間，《年譜》第87頁上，1921年“9月28日 致信在北京的蕭子升，談從上海回湖南後的生活情況。‘我回鄉即寓船山，專以療病為主，病即大有起色。現在心裏非常快活，因病既日好，又沒有事務責任上重大負擔；每天因操勞飲爨，口腹既飽，身體更快；還可隨意看所要看的書，故大有‘此間樂’的氣概。……’信中談到新民學會旅法會友陳讚周籌款醫病問題，說此款在國內同人中似隻能以你我及叔衡三人擔任為度。‘此款事勢急迫，非籌不可，隻有不管償還如何困難，姑且借來付去。’”於是問題繼續複雜化了，老人家後來自己承認“有一部分錢，我拿到湖南搞秋收起義”，也即直到1927年秋季還有錢。那麽還在1921年時，這筆理應資助留法學生的錢更不少。懷裏揣著本應資助留法學生的“應付款”兩萬大洋，留法摯友病危急需用錢，可毛卻要蕭子升“此款事勢急迫，非籌不可，隻有不管償還如何困難，姑且借來付去。”怎麽解釋？不知誰能否尋些替俺們的領袖開脫的資料？看上去那位蕭子升先生根本不知老毛揣著各界讚助留歐學生的兩萬大洋！而陳讚周尚未等來老毛“事勢急迫，非籌不可”的錢治病就死了，“姑且借來付去”也便不了了之。至於也病死法國的楊開慧的堂兄弟，無資料可查，擱置。
那麽，1920年6月得款，“黨剛成立，經費非常緊張，行老這筆錢，我們派了大用場”，也許用於建黨費用去了，那麽，目光遠大的他老人家運籌帷幄把好鋼用在刀刃上，亦不失明智之舉。查中央檔案館編的《中共中央文件選集》（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一冊），第47頁有１９２２年６月３０日陳獨秀給共產國際的報告：“黨費，自一九二一年十月起至一九二二年六月止，由中央機關支出一萬七千六百五十五元；收入計國際協款一萬六千六百五十五元，自行募捐一千元。”第168頁有《陳獨秀在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1923年6月）：“黨的經費，幾乎完全是我們從共產國際得到的，黨員繳納的黨費很少。今年我們從共產國際得到的約有一萬五千，其中一千六百用在這次代表大會上。經費是發給各個小組的，同時還用在中央委員會的工作上，用在聯絡上和用在出版周刊上。”陳說此話否定了毛所謂這筆錢進入黨的活動開支可能性。毛就坐在陳旁邊並沒有異議辯白，隻能相信它根本沒有進入黨的活動經費裏，反而因“經費是發給各個小組的”，毛領導的小組亦有得款的份額。
毛澤東拿到兩萬大洋以後，把它用於別的革命事業也無可厚非。我們繼續查《年譜》，從1920年7月7日毛回到長沙，直至1921年7月初抵達上海出席中共成立會議，李銳《毛澤東同誌初期革命活動》稱：“其中影響最大並與建黨有密切關係的事，是創辦文化書社。”李維漢《回憶新民學會》亦稱：“影響最大，與建團建黨工作關係最密切則莫過於創辦文化書社這件事。”據湖南出版社1991年5月版《文化書社DD中國早期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書刊發行機構》記載，1920年8月20日，由易禮容、毛澤東、彭璜3人任籌備委員，在長沙潮宗街56號租了三間房子開辦文化書社，9月9日開業。
各種宣傳誇耀毛籌集400-1000元辦這個書社，甚至說楊開慧之母“慨然拿出餘下的幾百元‘奠儀’費給了女兒，由她交給毛澤東辦書社。”（《毛澤東的足跡DD舊居、革命活動遺址史話》，群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34頁）毛岸青、邵華在1983年12月22日《中國青年報》發文《兩個90周年誕辰》，稱：“外祖父病逝時，家境已經很蕭條，北京的一些朋友贈送了一筆‘奠儀’費，這筆錢為安葬外祖父用了一部分。後來媽媽看到爸爸為籌措革命經費而到處奔忙，就動員外婆將這筆剩餘的錢拿出來，協助爸爸辦了文化書社。”
這些介紹因為不知道或忽略了老毛懷裏揣著章士釗募捐得來的兩萬大洋，合理想象並不奇怪。然而並非真實。所幸白紙黑字的東西尚在，1921年4月編印的《文化書社社務報告》第二期記載了至1921年2月27日為止，全部文化書社30位個人股東連同《大公報》館合計投資股本金六百九十二大洋另六角三分五厘之細目。其中，最大股東薑濟寰三次入股二百二十八大洋，長沙總商會會長左學謙投股二百元。毛澤東1920年10月17日投股一次，交納光洋拾元。（參見：湖南新聞出版局編寫、湖南出版社1991年5月出版的《文化書社DD中國早期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書刊發行機構》，第25頁）如此，前述緬懷文章基本都是胡侃，倘若稍有真實，比如這拾元大洋果然係“奠儀”所剩餘，那就更慘，懷揣兩萬大洋不掏去討要“奠儀”入股，豈不是越描越黑麽？何況，《年譜》上卷第83頁說，毛親自主持這份詳細報告的編製，主張反對秘密營業，要搞財務徹底公開。而且強調文化書社的重要性：“現實的急務，莫要於傳播文化；而傳播文化有效，莫要於辦‘文化書社式’的書社”的。
那麽書社經營期間毛是否有所補貼呢？易禮容1978年7月6日的《毛主席創辦長沙文化書社》、次年5月《回憶長沙文化書社》稱，“書社開辦時經費十分困難，由我經手向趙運文借款20元作開支。由於少錢買鐵爐子，我和陳子博用黃泥小火爐，架著瓦缽做飯，這樣撐了一兩個月。”毛於1923年赴上海中共中央機關工作，1924年12月回長沙養病，得知文化書社虧損狀況以後，隨即與湖南省委書記李維漢商量，由省委撥款800元為書社清理債務；1926年1月已在廣州參加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毛亦非常關心文化書社的情況，多次找易禮容、夏曦商量，讓易禮容給第二軍軍長譚延G寫信求援，譚撥付了400毫洋，解決了書社存在的困難。（參見湖南出版社《文化書社》一書，第80頁）可見，歌頌了老毛如何關心文化書社的這些文章，沒有一個提及老毛解囊，果真捂得緊。
這段時間，毛還涉及另一項革命工作，就是1921年8月創辦湖南自修大學。《年譜》上卷，第86頁：“與何叔衡創辦湖南自修大學。自修大學是在船山學社董事會總理仇鼇和社長賀民範支持下，利用船山學社社址和經費創辦的。賀民範為首任校長，毛澤東任教導主任，負實際領導責任。”查廣西人民出版社、漓江出版社聯合出版的《毛澤東大辭典》第22頁，自修大學經費為“每月的400元銀元”。這件大事，老毛又沒有破費之記錄。
那麽，如果“另一部分錢，我拿到湖南搞秋收起義”的話，也是不錯的。可讀書看見楊奎鬆教授著《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5頁：蘇聯撥款“具體如1927年，為組織上海三次工人武裝起義得援款約3萬元；為開辦黨校得5萬元另月開支1.5萬元；7-8月為解決湖南農運問題得援款近五萬元；9月為準備秋收起義得援款1萬元”。原來老毛在湖南農民運動和秋收起義用錢都是蘇聯給的，三個月共得了6萬元，比起章行老那點募捐款，大巫見小巫了。
我們詳細翻閱《年譜》，感覺到至少從1920年7月開始，老毛的日子明顯寬裕起來，不再為銀子發愁。1920年“11月下旬 因工作過於疲勞，作短時間休息，到醴陵、萍鄉考察遊覽。”（P71）“冬 同楊開慧結婚。”（P76）1921年1月3日起參加新民學會新年大會，討論各項工作時免不了“籌措經費”的問題。毛說：“我可願做的工作：一教書，一新聞記者，將來多半要賴這兩項工作的月薪來生活。現覺專用腦力的工作很苦，想學一宗用體力的工作，如打襪子，製麵包之類，這種工作學好了，向世界任何地方跑，均可得食。”（P80） “2月上旬 同毛澤覃從長沙回到韶山過春節”，財大氣粗地宣布：“房子可以讓給人家住，田地可以給人家種，我們欠人家的錢一次還清，人家欠我們的一筆勾銷”（P82）；“在小吳門外清水塘租賃一所房子，作為中共湖南支部的秘密機關，並與楊開慧搬到這裏居住。”（P88）到醴陵萍鄉休養遊覽；辦過一些企業卻經營不善賠掉了；到湖南各地考察巡視，直至老婆孩子嶽母娘甚至連保姆也帶著赴上海下廣州上武漢都無所謂了。問題在於，這些花銷從何而來？與1919年（應該是1920年）進上海時那種“當我到達浦口以後一文不名了，而且車票也沒有。沒人有錢借給我，也不知道怎樣才可以離開這個地方。不過最倒黴的就是一個賊偷去了我僅有的一雙鞋子！啊呀！怎麽辦呢？”真正是天壤之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