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引用的文章應該是許大雄“我的外公錢基厚”。文章中有“兩家家風高下還可以從兩位大舅舅的對比中明顯看出”之句, 似乎他評論錢主要想比較下兩家家風？
許大雄另外兩篇文章如下：
先母錢鍾元與無錫錢家
大雄隨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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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外公錢基博是錢鍾書的父親，也是一位國學大師；建國後一直在華中師範學院任教；1957年冬天去世，一直和女兒錢鍾霞生活在一起。文革結束後，華中師範學院黨委忽然通知家屬為錢基博平反右派，鍾霞阿姨表示抗議，說三外公不是右派，查檔案，華中師範學院已經將他內定為右派，未及宣布，三外公已經去世。
錢鍾書夫婦在1948年末曾經和胡適等人在朋友家討論局勢和蘇聯的實際情況；當時，聯合國和英美台灣多所大學要請錢鍾書；他們卻不想離開祖國。但是對於共產黨是有清醒認識的；所以對於政治運動一直很冷淡。隻是以讀書、教學、翻譯《毛選》度日（他是《毛澤東選集》翻譯組總編審）。後來才知道57年他已經被內定為右派，所以幾次邀請他參加座談會，他一般不發言，不得已就說幾句正確的話，使黨委無從下手。
文革中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下放五七幹校去農村勞動。
改革開放以後，國外學者紛紛來拜訪他，以至於當時流行一句順口溜，外國人到中國要看三件寶“爬長城、吃烤鴨、拜訪錢鍾書”，於是，錢鍾書像出土文物一樣從新被中國人認識了。
有一次在國際漢學大會上，錢鍾書成了人們崇拜的偶像，有三位漢學家的博士論文就是研究錢鍾書的。
胡喬木和錢鍾書在清華外文係為同班同學；改革開放後，胡喬木貴為政治局委員，主管全國意識形態，竟然屈尊去拜訪錢鍾書，錢鍾書不卑不亢，隻是以老同學身份與之敘舊；回去後，胡喬木任命錢鍾書為中國社會科學有副院長、全國政協常委，錢鍾書並未為所動，依然讀書、寫作如舊。
楊絳的父親楊蔭杭是一位學者型官員，博學連錢鍾書也深信凡老丈人之所引據決不會錯。她的姑母楊蔭餘為第一任北京女師大校長；這樣的家庭環境造就了楊絳與林徽因等成為民國時期一代才女和大家閨秀的典範。自尊、自強，但又溫柔體貼，包容大方，甘願犧牲、甘願奉獻，相夫教子，忍辱負重、任勞任怨，不抱怨、不訴苦，再大困難也是獨自默默承擔。
我有幸在娘娘和大舅媽兩位大家閨秀身邊長大，是我一生的幸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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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圍城》中的趙辛楣
2018-12-02 23:57:53
今年是錢鍾書先生誕生一百周年。7月17日是楊絳先生的百歲生日。往事曆曆，夜不能眠，幾次想打電話問候楊先生，又恐怕打擾老人平靜的生活。思之再三，還是作文回憶往事以為紀念。
我的外祖父錢基厚（孫卿）與鍾書父親錢基博（子泉)為孿生兄弟。早年都居於無錫錢繩武堂。抗戰爆發後，共同避居於上海法租界辣斐德路609號（今複興中路573號）。錢鍾書是我大表舅。錢瑗長我45天，是我的表姐。
抗戰期間，我隨祖父母住在法租界，距外婆家極近，所上民立小學就在他們家對麵不遠，我幾乎天天去外婆家。1945年，祖父失業賣了住房，我在外婆家住了一年。他們是看著我長大的。
在民立小學我與錢瑗同班。她八歲時已讀過四大名著，並開始讀英文小說，可謂家學淵源，自小受到極好的教育，她的文學基礎是一般人無法比的。她總是像親姐姐一樣關心和幫助我。錢鍾書夫婦也很喜歡我。
楊絳在《記錢鍾書與<圍城>》一文中說：“趙辛楣是由我們喜歡的一個五六歲的男孩子變大的，錢鍾書為他加上了二十多歲年紀。這孩子至今沒有長成趙辛楣，當然也不可能有趙辛楣的經曆。如果作者說：‘方鴻漸，就是我。’他準也會說：‘趙辛楣，就是我。’”這很可能說的是我。
1996年12月，我最後一次去醫院看望錢瑗。她因為多年的疲累，一直比較黑瘦，有時臉色甚至發灰。這時，由於長期臥床靜養，皮膚又恢複了兒時的白嫩。望著熟悉的麵孔，想著幾十年風風雨雨，百感交集，話卻不知從何說起。對望片刻，她不無傷感地對我說：“告訴你一個秘密，今後大概不會再有人告訴你了。《圍城》中的趙辛楣是參照你和你爸爸虛構出來的。”
《圍城》熱銷熱播以後，社會上掀起一股錢鍾書熱。而且一談錢鍾書必談《圍城》，它似乎成了錢鍾書的代表作。對此，我隻能報以苦笑。我告訴朋友們：《圍城》之於錢鍾書，猶如“光電效應”之於愛因斯坦，哪怕獲得諾貝爾獎，也還是愛氏主要成就中價值最低的。“廣義相對論”是愛因斯坦的最高成就。《管錐編》是錢鍾書的最高學術成就。我曾在信中將這個觀點告訴楊絳。讀信以後，她在電話中說我的信寫得很好，看來對此並無異議。
《管錐編》出版以後，我父親許景淵（翻譯家，筆名勞隴）在第一時間得到簽贈。他讀後對我說：這是一本文化巨著，恐怕隻有少數人能夠真正讀懂。對於《管錐編》，我不敢妄加評論，隻能說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這是真正的驚世之作。
錢鍾書不僅博覽群書，融會貫通，自成一家，而且能用以觀察人生和社會。1957年5月，外公錢孫卿正參加全國人大會議。當時有部分民主人士代表的座談會，外公十分猶豫是否要提意見，就召集在京親戚在我家商議。大家意見紛紜，鍾書夫婦一言未發，隻是靜靜聽著。但在最後，鍾書先生很堅決地說：“根本就不要說。”一個月後，“反右”開始，我家損失慘重，外公錢孫卿、父親許景淵、二舅錢鍾漢、三舅錢鍾毅都被錯劃為“右派”。三外公錢子泉於1958年初病逝，未及戴上“右派”帽子。而身處“反右”漩渦文學研究所的錢鍾書夫婦，卻安然無恙。孔子說：“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這裏的“知”，即“智”的古字。錢鍾書先生其實是有若愚之大智的。
大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