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紹毛澤東時代的五虎上將》
一談到毛澤東的五虎上將，一般人馬上會想到國共大戰、逐鹿中原時的幾位名將：劉伯承、彭德懷、林彪、粟裕和陳賡。 這些將領在不同的戰役中展現了卓越的指揮才能和戰力，為毛取得政權做出了巨大貢獻。
槍杆子得天下之後，治國時毛重用的是另一撥‘五虎上將’：河南的吳芝圃、四川的李井泉、安徽的曾希聖、山東的舒同、甘肅的張仲良。毛委任這幾個愛將擔綱封疆大吏、省委第一書記，大放衛星，忠實貫徹毛的左派幼稚病路線、方針、政策。 隻有過之，而無不及。因此成為毛的愛將，破格重用、提拔。
大躍進失敗後，到毛對劉鄧反攻倒算的文化革命時期，又換上另一撥‘五虎上將’：林彪、江青、張春橋、王洪文、謝富治。。。
對於前、後兩撥五虎上將，中國人無不耳熟能詳。這裏介紹的是河南的吳芝圃、四川的李井泉、安徽的曾希聖、山東的舒同、甘肅的張仲良，這幾個毛的愛將的‘光榮、偉大、正確’的貢獻。
1. 先說說河南的吳芝圃：黨內鬥爭的勝利者。
吳是河南杞縣人，生於1906年，死於1967年。他是中國共產黨的一位重要政治人物，曾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擔任多項職務，所謂‘大躍進’時任河南省省長和中共河南省委書記。大躍進期間，當時河南省委內部出現以建設速度的爭論，在激進的吳芝圃和穩健的潘複生之間，黨中央出麵支持激進派在河南的領導權和作為。結果河南當地躍進運動大失誤、大失敗，生產大倒退，非正常死亡兩百多萬人。吳某在“大躍進”期間以奉行極端激進的政策聞名，被稱為“左王”。然而，這些政策導致了河南省的嚴重饑荒和非正常死亡事件，尤其是“信陽事件”，使他備受爭議。在1961年，他開始檢查自己的錯誤，並承認對河南的災難負有責任。表示他的所作所為“對不起河南人民”，“對我處極刑，我也應引頸受戮。”然而，吳芝圃在1979年還是被平反，恢複了名譽。
“信陽事件”曾見之於中央紅頭文件，事後中央對當時直接責任的地方黨幹特別作了處分和結論。但對省委大員，隻是調到別處為官了事。因為他們心知肚明：真正的責任在黨中央、根子是在毛本人的極左路線和指令。
1958年，吳芝圃提出了極為激進的口號和目標，包括“一年實現‘四、五、八’”（即黃河以北糧食畝產四百斤，以南畝產五百斤，淮河長江以南八百斤），以及水利化、除四害、綠化、消滅文盲等“四化”目標。他還聲稱河南一年內可以實現水利化、機械化、良種化、綠化等“十化”。這些高指標嚴重脫離實際，導致基層幹部為了完成任務而虛報浮誇。例如，遂平縣衛星農業社放出小麥畝產3530斤的“衛星”，西平縣和平農業社更是放出小麥畝產7320斤的“超級衛星”。1958年河南全省的糧食產量實際上隻有281億斤，而河南省委竟然吹估為702億斤； 1959年河南受災，糧食產量隻有240億斤，但是吳芝圃硬是估產為450億斤。這些虛假的高產數據不僅誤導了上級決策，也加劇了基層的浮誇風。
為了上交糧食的數量能符合幹部們虛報的產量，吳芝圃推行高征購政策和“反瞞產”運動。1958年至1959年，河南省委年年虛構糧食高產，在糧食大大減產的情況下，依然要求農民完成高征購任務，導致農民的口糧、種子糧全都被征走，春耕生產和群眾生活都陷入極度困境。1959年秋收後，信陽地區出現了大量浮腫病和餓死人的現象，但吳芝圃和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卻推說這是農民瞞產私分導致的，當信陽已開始發生非正常死亡的時候，路憲文還在推廣確山縣所謂反瞞產萬人大會的錯誤經驗。全區各縣相繼召開了52次萬人、雙萬人大會，到處鬥、逼幹部和群眾，直到把群眾的口糧擠光收淨。在餓死人的事已經發生的情況下，地委不僅沒有采取任何補救措施，反而加大‘反瞞產’的力度，直接導致信陽出現大麵積饑荒和村村餓死人。
1958年毛發動的‘全民大煉鋼鐵’群眾運動的‘土法小高爐’左派幼稚病場景實拍。
1959年到1961年期間，河南有200多萬人口非正常死亡，其中信陽地區餓死的就有105萬。信陽的農業生產遭受嚴重打擊。據調查，全區大牲畜損失24.6%，家禽、家畜損失70%以上。大量良田荒蕪，生產資料被嚴重破壞，許多村莊的樹木被砍伐一空。基礎設施與生活資料損失：房屋倒塌和失修現象嚴重，生活資料匱乏，許多家庭一貧如洗。吳芝圃後來在檢討書中也承認：“人民被摧殘得家破人亡，幾乎人人戴孝，戶戶哭聲，有的整個村莊變為廢墟，令人目擊淚下。”這一慘劇震驚全國，但吳芝圃卻將這些問題歸咎於政治鬥爭，聲稱是“壞人當權”和“地主封建勢力破壞”，掩蓋自己的錯誤和責任。
吳芝圃在信陽事件發生後，下令封鎖消息、隱瞞災情，阻撓中央調查組的調查。堅稱信陽地區的形勢“一派大好”。在吳芝圃的授意下，路憲文專門召開會議，要求各郵局嚴格檢查郵件，凡是發往北京的信件一律扣押，以防止群眾向中央寫信反映災情。扣押的信件多達12000多封。為了防止農民逃荒導致餓死人的消息傳開，信陽地委指示各縣到處設崗攔堵，並且命令：隻要是離開信陽的人，全部拘捕毆打。吳芝圃指示路憲文將餓死人的責任全部推給自然災害，以此來推脫責任。吳芝圃還支持路憲文把敢於說真話、敢於為民請命的信陽行署專員張樹藩停職，壓製基層幹部對上麵反映真實情況。
1960年2月，剛剛複職的張樹藩陪同國務院內務部的郭姓處長來到信陽淮濱縣檢查救災工作。張樹藩向郭處長如實反映了信陽地區大概餓死了不下幾十萬人的慘狀。郭處長迅速返回北京匯報情況。隨後，中央紀委書記董必武派兩個處長來信陽調查餓死人的問題。然而，在調查期間，省、地委依然多方設置障礙，掩蓋真相。兩位處長經過3個月的逐縣逐社的艱難調查，基本查清了信陽地區餓死人數超過105萬的驚人真相。
即便在中央調查組介入後，吳芝圃聲稱省委對這些問題“全不知情”，將責任推給基層幹部，指責他們欺上壓下、弄虛作假、隱瞞災情。以至於在固始召開的萬人控訴縣委書記楊守績的會議上，楊守績忍不住插話說：“吳書記，你真的不知道嗎？”吳隻好顧左右而言他。。。
直到1960年11月，為了糾正“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出現的“左”的錯誤，特別是針對信陽事件等嚴重問題，中央發出了《關於農村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之後，吳芝圃才被迫承認有錯誤。然而，在中央多次要求嚴肅處理信陽事件相關責任人時，吳芝圃仍然拖延不處理。不僅沒有及時處理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還在1960年3月發現固始、潢川出現浮腫病和死人現象後，沒有采取果斷措施扭轉局麵。這種做法，進一步加劇了信陽地區的災情，給當地人民帶來了更大的苦難。
當時毛在得知信陽事件的真相後，卻定性信陽事件是“打著共產黨招牌的國民黨在實行階級報複，是反革命複辟，是民主革命不徹底”的‘階級鬥爭’表現。他心裏明白：這是一場“人禍”，而非“天災”。卻把一切責任推到所謂‘階級敵人破壞’上麵，主要源於所謂‘階級敵人篡奪了部分基層領導權’。要求在信陽地區開展整風整社運動，堅決揭露和懲治階級敵人和犯罪分子。
對信陽事件追責。在河南，共有13萬幹部受到審查，其中983人被撤職，275人被判處刑罰。信陽地委行署中，地委書記路憲文被開除黨籍，判處三年有期徒刑。除張樹藩和紀委書記外，其他人員全部停職反省。此次事件中，共有12名縣級幹部被逮捕，光山縣委書記馬龍山和固始縣委書記楊守績被判處死刑（後改判為死緩），其餘人員則被撤職或停職反省。相比之下，代表黨的‘永遠正確’領導的河南省委和吳芝圃本人隻得到了很輕的職務調整。1962年吳調往中南局，擔任中南局文教書記。
1979年1月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為吳芝圃舉行平反昭雪追悼會。悼詞中居然說吳芝圃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無產階級的忠誠戰士”，“為發展河南和中南地區的國民經濟，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作出了積極的貢獻”。中共中央決定推翻林彪、“四人幫”強加於他的一切誣陷不實之詞，為其恢複名譽。。。
2. 安徽的曾希聖：情報高手治國。
曾希聖（1904—1968)，湖南興寧人，早年留蘇的中共情報骨幹，長征時破譯國軍電碼使紅軍幾次逃過危機。大躍進時期安徽省的主要領導人。毛用情報軍頭信得過的愛將治理一方，成了封疆大吏。
1958年冬，曾希聖濫用民力興修水利，計劃8億土石方，上報數字卻是64億土石方。1959年4月29日，內參《黨內通訊》文章，指出當時全國在農業生產上搞浮誇。曾希聖扣發文件不往下傳達。還將反浮誇風的副省長張愷帆打成反黨集團。曾希聖在‘大躍進’期間積極推行毛的極左路線，導致數百萬農民在三年大飢荒時期餓死。中共官方出版的《安徽省誌·人口誌》承認當時安徽407萬人被活活餓死。
現代的許多人不相信中共當時居然餓死了三千萬農民之多。但是中共自己的文件承認光是安徽一省就餓死407萬，如上述中央調查組發現僅僅河南信陽一個地區就餓死105萬，用民兵持槍不許農民逃荒的事實，河南一省至少也餓死400-500萬。中國有23個省：如河南省、四川省、山東省、甘肅省等災情、人禍最為嚴重。另有5個自治區：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西藏自治區、廣西壯族自治區、內蒙古自治區和寧夏回族自治區災情也很嚴重。28個大省區總計，至少也餓死了三千萬農民。據人口統計文件，1960年全國人口比上一年減少了約1000萬。1960-1961年期間的非正常死亡人數估計在1500萬到5500萬之間。有資料說是三年困難時期中國人口減少約6千萬，是‘非正常死亡’。
所以，中共餓死百姓三千萬的數字，還是大大低估了的！
由於中共對百姓的殘酷統治，三年就餓死百姓三千萬到六千萬，還未計入中共曆年搞各種‘運動’、‘文革’、‘整風’、土改、三反五反、‘鎮壓反革命’弄死的幾千萬，合計起來，比世界大戰死難人數還多！
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918年）：總死亡人數約為1600萬人，約900萬士兵和700萬平民。
第二次世界大戰（1939-1945年）：總死亡人數為5000萬左右，其中約2500萬是士兵。
鑒於曾希聖整治農民犯下的罪惡，劉少奇曾下令處死他，但毛把他保下來，調到災情同樣慘重的山東省當第一書記，以代替在山東搞死很多農民的原第一書記舒同。1960年9月成立華東局，曾希聖兼任華東局第二書記。1960年11月，兼任山東省委第一書記，領命扭轉山東餓死人的局麵。對於曾希聖由安徽調職山東，研究救災的學者周飛舟寫道：“災荒比山東更為嚴重的安徽省委第一書記竟然被調到山東去當第一書記救災，可見其人隱瞞本省災情的本領之高。”
3. 四川李井泉：政工幹部治國。
國共內戰時期，任晉綏軍區政治委員、晉綏野戰軍政治委員、中國人民解放軍第20兵團政治委員。
李於1952年擔任第一任四川省省長、四川省委第一書記，長期主持四川工作。在此期間內，他緊跟毛的各項政策，在各次政治運動中不遺餘力，尤其是1959年在廬山會議上緊跟毛澤東批判彭德懷。1960年後他升任中國共產黨西南局第一書記兼成都軍區第一政委，成為中國西南地區最有權力的領導，人稱“西南王”。在浮誇風中，他於1959年宣布在四川取消已發的糧票，引起群眾極大不滿。
李在大饑荒時期，在四川糧食儲備極少的情況下對於中共中央派給四川的糧食征購任務全力完成，雖然保障了中共中央及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糧食供給，但反導致了本省因缺糧而造成大量民眾因饑荒死亡。國家統計局中國人口統計年鑒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萬，而1962年5月《省委行政機關編製小組關於全省國家機關、黨派、人民團體精簡工作的意見（草案）》的附錄上寫有的1960年底的四川人口總數是6236萬，四川人口淨減少1000萬，可見死亡人數不止1000萬。在七千人大會上，李被爆出欺瞞中央的醜聞，但是毛澤東、周恩來等都對其將四川口糧上調救了黨中央的急表示讚賞，終於在大會上派到四川了解情況的鄧小平的保護下安然無恙，未被追究責任。
一九五九年七月廬山會議前，從武漢到九江的船上，毛澤東的私人秘書田家英對李井泉說：“現在可是有的地方餓死了人。”李井泉卻滿不在乎地答道：“中國這麽大，哪朝哪代沒有人餓死！”
李井泉在大饑荒時期的表現使得四川省餓死至少上千萬人，其本人也與安徽省的曾希聖、河南省的吳芝圃、山東省的舒同、甘肅省的張仲良齊名。在這苛政猛於虎的五隻‘老虎’的領導下，這五個省是大饑荒時期非正常死亡人數最多的五個省份，李井泉則從未有任何認錯的表示。三年困難時期，四川為全國各地輸送糧食147億斤，在《四川省誌》中都有這樣的記載：“沈陽、武漢、南京、濟南、成都五大軍區出動車輛協助四川運糧。”為此，四川人民付出了生離死別的沉痛代價。李井泉也因此成了“搞極左、餓死人”的罪魁禍首。
由於李井泉在饑荒時不間斷地給中央供糧造成四川人民大批餓死，四川人對李井泉的評價極低，而中共中央反而對其評價很高。1962年，毛澤東聽李井泉說四川今年可能增產50億斤糧食，不無友善地說：“你們就是增加了，也不要支援那樣多！”1965年，毛澤東在聽取李井泉匯報糧食問題時，評價道：“隻懂得大公無私，不懂得大功有私。”李井泉逝世後，中共中央在悼詞中評價其為“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無產階級革命家”。
4. 山東舒同：宣傳幹部治國。
此人是一個不錯的書法家、搞宣傳很有一套。曆任中共華東局常委兼宣傳部長、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華東文教委員會主任、華東人民革命大學校長、中共華東局黨校校長等職。1954年被委以重任，治理貧困的山東省，擔任中共山東省委第一書記兼濟南軍區第一政委、黨委第一書記。1958年-1959年期間，由於山東省虛報、浮誇嚴重，上百萬平民因饑餓而死。在其主政山東期間，山東省人口從1957年的5500萬，減至1960年年底的5000萬。1960年，舒同被降為省委書記處書記職務，暫時下放到章丘縣擔任縣委第一書記。。1963年，提職任命為中共陝西省委書記處書記。
5. 甘肅的張仲良：軍頭治國。
張仲良（1907—1983）陝西耀州人。1949年9月調任中共青海省委書記，兼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11月任西北軍政委員會委員。1950年春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員。1953年任青海省人民政府主席、省軍區司令員。1954年5月調任中共甘肅省委書記，後改任第一書記，兼省政協主席、省軍區政委。
1957年打了九萬七千個右派（據楊繼繩於《夾邊溝祭事》紀錄片采訪）。任內甘肅全省餓死上百萬人，是三年困難時期治下餓死人最多的五個地方最高長官之一（餓死全省一千萬人的四川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以下，分別是治下餓死以幾百萬計的河南書記吳芝圃、山東書記舒同、安徽書記曾希聖、甘肅書記張仲良）。1960年12月，張仲良被免職，改任第三書記。1965年8月調任江蘇省委書記處書記。
甘肅的通渭事件：1965年7月5日，中共縣委才就此事件寫出報告：《通渭的曆史經驗教訓》，這個報告稱：“全縣人口死亡60210人， 死絕了2168戶，1221個孩子失去了親人成了孤兒，外流11940人，土地荒蕪36萬多畝，牲畜死亡33000多頭，羊被宰了40000多隻，豬、 雞、貓、狗等幾乎絕了種，拆毀房屋5萬多間，砍伐樹木27萬多株，農業生產停頓，學校工廠關門，社會動蕩不安。”（《中共甘肅省委文件》甘發 [65]347號。這一官方文件，有力地駁斥了現在一些人力圖為中共餓死幾千萬人的曆史翻案、洗地，硬說那時並沒有餓死那麽多人，等等等等。
中共甘肅省委在糧食問題上大搞浮誇，1958年糧食產量最初說是220億斤，後來落實到185億斤，最後說是完成了110億斤，實際不到80億斤。1959年又提出糧食總產270億斤的大計劃，結果離計劃更遠，比1958年還少。實際產量不高，但征購任務還是完成得很好。在1958年，甘肅省在中央裏得到了“由缺糧省到餘糧省”的好名聲，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認為甘肅的糧食問題已經解決。但是，征購任務一完成，口糧、種籽、飼料都沒有了。
甘肅省的饑荒在1958年春天就開始了，當時農村就有餓死人和人口外出逃荒的現象。接著問題越來越嚴重，而張仲良一直認為甘肅是“餘糧省”，不承認農村缺糧，聽不進餓死人的情況。隻要哪裏反映這類情況，就認為這是政治問題，就大搞反瞞產私分的鬥爭，批判、鬥爭反映真實情況的人。1959年冬到1960年春，情況已經發展到相當嚴重的程度，張仲良等卻在基層幹部的政治態度上找問題的根子，仍然搞高指標、高征購，堅持左傾蠻幹的作法。直到1960年7月，才被形勢所迫，作了一次檢查，向中央寫了《關於檢查一個指頭問題的報告》，當時發生嚴重問題的縣有13個，隻報了9個；報告還說外流人的人口多半已經回來了。他們一麵粉飾太平，一麵讓農民每天吃三四兩糧食，千方百計地完成征購任務。
一些幹部在反瞞產私公中胡作非為。1960年初，清水縣食堂已經沒有糧食，還搞反瞞產私分。張樹驛公社派公社黨委副書記徐效瑞去鬆河大隊支“發動群眾、狠抓鬥爭”。徐到鬆河以後，一方麵到社員家翻箱倒櫃地搜糧食，還向公社匯報說查出了11萬零920斤糧食，按每人每月22斤計，可以安排到6月底。除口糧安排好了以外，還可以征購5萬多斤。為了讓公社相信，讓總支書記毛文清和生產隊長造了一個名冊，還代表社員在冊子上按了手印，說口糧已經安排好了。結果這個隊1月下旬就餓死了44人。毛文清自殺身死。在反瞞產私分中，清水縣白駝公社黨委書記王世榮指使總支書記王秉正打死生產隊長馬春生。黨委副書記張世秀酷打社員30多人，給有些被鬥爭的社員觜上戴驢籠頭，身上駕上馬鞍子。總支書記文五美親自組織撞鬥、捆綁社員40多人，並私設監獄，把3個生產隊幹部關押40多天。總支書記李文生捆打社員20多人，致死2人。生產隊長南維正打死逼死社員6人。這個縣有些社隊比白駝公社更嚴重。幹部掌握了勺把子、秤把子，剝奪了社員的吃飯權。這些人殘害群眾的刑罰有100多種，其中有：在臉上刻字、撥頭發、撥胡子、剪耳朵、砍指頭、頭上淋開水，最普通的刑罰是扣飯、扣糧。問題被揭發以後，省裏按中共中央的精神定為“民主革命不徹底，在清水縣進行了“民主革命補課，並將補課的經驗在全省推廣，稱之為“清水經驗”。
1959年在農村餓死人的時候，張仲良、何承華在河西地區檢查工作，和張掖地委書記安振一起，提出把農村供應比例由80％、90％壓縮到20％。為了證明農村有糧，何承華讓人寫了《農村一瞥》，極力粉飾太平。1958年省衛生廳到農村檢查，寫報告說浮腫病是“營養不良、勞動過度”造成的。省委常委會討論時，對這個看法作了批判，說“這是攻擊大生產運動”。有些地方群眾向上級反映餓死人的情況，就封鎖、打擊。高台縣縣委第一書記楊某派幹部到郵局扣押、修改群眾反映生活問題的信件1萬多份。這件事反映到省委，省委聽之任之。
從1958春年到1960年底，“全省四分之三的地區嚴重缺糧。全省1300多萬人口中，有700萬人口每天口糧在7兩以下（16進位，7兩相當於10進位的4.375兩）。沒有食油，沒有蔬菜，沒有肉，這點糧食是繁重體力勞動的唯一能源。許多地方群眾食不充饑，衣不遮體，屋不避風，成千上萬人外出逃命，浮腫大量發生，疾病到處流行，人畜大批死亡，大片耕地荒蕪。”在這場大饑荒中，除了外界知道的“通渭問題”“清水經驗”以外，其它地區也沒有幸免。
除了外界知道的通渭大量餓死人以外，其他地方也大量餓死了人，死亡率在5％以上的有六個縣、市，占14個縣市的42.9％。而且表明，廬山會議以後，繼續反右傾，死亡人數增多，即1960年死亡人數大大超過了1959年，死亡率也大大上升。
從甘肅省檔案館保存的當年匯報材料的簡報中，可以零星地看到饑餓的情況：
天水：天水地委1960年12月24日在給“省委生活安排領導小組”的報告中說，馬跑泉公社峽口生產隊患浮腫、幹瘦、子宮下垂等因營養不良造成的病人占總人口24.2％。公糧征購任務隻完成一半，口糧每人每月按12斤算，也隻能到明年2月份。這個報告說，像這樣的生產隊全地區有1800多個，占生產大隊總數的40％左右。
岷縣：省委農村工作部於1960年8月19日給省委的《關於岷縣問題的報告》中說，岷縣的問題十分嚴重，其中以理川、閭井、南川、南陽等公社最嚴重。全縣患浮腫病的有5萬多人。死亡21900多人，占總人口的3.16％。
武威：最困難的1960年情況不得而知，直到1962年元月，這裏的饑荒還相當嚴重。中共武威地委1962年1月15日向省委的報告說：“據永昌縣委14日電話匯報，該縣雙貝、朱王堡、紅山窯、宗家莊、八壩、焦家莊、西坡、河西堡、水源、陳倉、流泉、西灣、龔家堡、南壩等14個公社，有浮腫病等病人3255人，斷炊1876戶、8782人，占總人口的11.9％……地委認為，永昌1961年的糧食收成比1960年好，糧食征購任務已基本完成。但是，由於在征購工作中部分社、隊把口糧、種籽也征購了，部分社隊有些問題是可能的，但總是不會太大。”從這個報告的文字看，像是向省委解釋和掩飾這裏發生的情況，並不是報告問題。
甘南：直到1962年4月，這裏還處於饑餓狀態。1962年4月8日，中共甘南州委向省委的報告說：“由於口糧安排緊張，人口外流現象仍在上升，疾病也有增長，宰殺耕畜的現象各地都有。由於種籽不足，今年糧食作物麵積有完不成的危險。臨潭縣共缺糧369萬斤，州上僅給110萬斤，該縣長川公社種籽缺142740斤，口糧缺198956斤，共缺341696斤，縣上給了114000斤，口糧一顆不安排，隻安排種籽26740斤，……由於種籽不足，不少公社和生產隊已停止下種。……由於生活所迫，一些農民變賣家產、以物易物。浮腫病、瘦病、小兒營養不良症大量發生。……最近夏河縣拉卜楞公社30多人在縣裏請願，其它縣也發生請願情況。”
臨夏：也是在全國形勢正在好轉的1962年，中共臨夏州委向甘肅省委報告這處州保安族的困難：“在全縣糧食極端困難的情況下，這個民族的的生活更為困難。……由於糧食問題得不屋解決，出現了許多嚴重問題。為了保命，拆賣房屋，出賣家具、衣物，甚到賣子女，家的家具賣光，一貧如洗。疾病問題十分嚴重，患病者占總人口的22.8％。非正常死亡也陸續發生。外流乞討日有增加。”
在枯燥的死亡數字後麵是血淋淋的故事。長期任甘肅省婦聯主席的李磊，是延安時代的老幹部，在1956年至1961年間，她任中共臨夏回族自治州委書記處書記。在此期間，由於說真話，一度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1960年12月的西北局蘭州會議以後平反。在她81歲的時候（1999年），她自費印了一本回憶錄《悠悠歲月》，這是一本很有資料價值的書，事情都是她親身經曆的，完全可靠。其中，對臨夏在大饑荒的情況提供了鮮為人知的資料。現摘錄幾段如下：
“1959年12月9日，我下放到和政縣蘇集公社。這裏群眾沒有糧吃，餓得幹瘦、浮腫，有的凍餓而死。榆樹皮都被剝光吃掉了！有一天縣上來電話，說張鵬圖副省長要到康樂視察，命令我們連夜組織人把公路兩邊被剝光皮的榆樹，統統砍掉，運到隱蔽的地方去。人都快餓死了，哪有力量去砍樹、抬樹？我們辦不到，留下榆樹正好讓張鵬圖副省長看看。可張省長沒有來。當時和政縣委書第一書記是薛振田同誌，為了保住烏紗帽，竟如此不顧人民死活！
有一次，我去臨夏向葛曼匯報吃樹皮、餓死人的情況。葛曼根本不相信，說那是地主、富農在搗亂，故意製造假情況，是給我們臉上摸黑。我說，討飯、吃樹皮、餓死的都是貧下中農呀。他說，富裕中農不敢出頭，故意讓貧下中農那樣幹的。你說的餓死人是因疾病而死，是正常死亡。他還讓我去反瞞產私分，把糧食找出來，說在某公社搜出了幾百萬斤糧食。葛曼整天坐在州委辦公室裏，不下去看看群眾吃什麽，不看看群眾怎樣在死亡線上掙紮，卻在臨夏大興土木，營造四大公園：紅園、綠園、藍園等。這像一個共產黨的幹部嗎？但他確確實實是共產黨的臨夏州委第一書記。”
何承華到河西視察，汽車陷在泥裏。群眾看是省領導的汽車，許多人奮不顧身地跳進冰冷的泥水，把汽車推出來。他卻認為群眾能推動汽車，一定有糧吃。就讓農民報總編黃文清寫了一篇為《農村一瞥》，這一瞥，不知瞥死了多少人。因為他們認為農村有糧食，就不供應了。
據中央派到臨夏市工作組1961年3月18日的報告，臨夏市1959年、1960年兩年共死亡人口41381人，占人口總數的8.7％。死亡率在15％以上的有馬集、韓集、紅台、癿（讀qie）藏四個公社。有些生產隊和小隊人口死亡達三分之一以上。紅台小溝門生產隊共有人口1267人，死亡414人，占總人口的32％。癿（讀qie）藏公社錦光9小隊106人，死67人，死亡率63％。全市死絕388戶，留下孤兒100多名。有的生產隊一天就死20多人，人死後無人抬埋。尹集公社鐵寨生產隊兩個蘿卜窖裏就挖出60多具屍體。紅台公社陽窪李家莊貧農馬有卜全家10口人，全死在炕上，屍體腐爛了沒人埋。有的婦女死了，小孩還爬在母親屍體上吃奶。
不少地方發生人吃人的事件。臨夏市全市10個公社，41個生產隊，588人吃掉337具屍體，其中，僅紅台公社就有170人，吃掉屍體125具、活人5名。小溝門生產隊8個作業隊，有6個隊發生吃人的情況。23戶吃掉57人。有的父子、母女、夫妻、兒女、姐妹相互殘食。有的吃剛死的人，有的吃埋了7天的人，甚至埋了一個月的人也被吃了。癿（讀qie）藏錦光生產隊，馬希順吃了病人的屍體，自己死了，全家11口人也全部死掉。社員白一努先後吃了8個死人，其中有父、妻、女、三代人。癿（讀qie）藏公社貧農社員馬阿卜都，餓得奄奄一息時，囑咐其女馬哈素非說：“我身上的肉沒有了，我死後可把我的心挖出來吃。”馬死後，其女就把他的心挖出來煮了吃了。癿（讀qie）藏公社團結生產隊貧農社員馬一不拉夫妻二人把自己14歲的女兒活活吃掉，馬死後又被其妻吃掉。紅台公社小溝門作業隊李尕六吃了自己的兩個死孩子。李尕六死後又被社員胡八吃了，胡八死後，又被肖正誌吃了。
除了餓死以外，還有打死的。在農村，幹部不僅掌握著“印把子”、“刀把子”可以對不聽話的群眾施以種種酷刑。甘肅省對農民的刑罰有100多種，如：臉上刻字、拔頭發、剪耳朵、砍指頭、頭上澆開水等。幹部還掌握著勺把子，秤把子，可以隨時剝奪農民的吃飯權。對不聽話的可以扣飯、扣糧，讓他活活餓死。被揭露出來的清水縣的問題就比較突出。1962年12月3日甘肅省委三屆四次會議上通過的《中共甘肅省委關於兩年來貫徹執行西北局蘭州會議精神若幹問題的檢查報告》中寫道：“清水縣白駝公社黨委書記王榮親自指揮總支書記王秉振打死生產隊長馬春生。黨委副書記張世秀，酷打社員30多人，給有些被鬥群眾嘴上戴驢籠頭，身上駕著馬鞍子。總支書記文五美，親自組織撞鬥、捆綁社員40多人，並私設牢獄，把三個生產隊幹部非法關押了40多天。總支書記李文生，捆打社員20多人，致死2人。生產隊長南維正，打死逼死社員6人。有的社隊比白駝的情況還嚴重，那裏成了中共壞人統治的天下。”
據一些曆史記錄和口述資料顯示，劉少奇確實曾對毛澤東說過這樣的話。他在一次討論中提到：“餓死這麽多人，曆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這句話反映了當時中國在“大躍進”期間所麵臨的嚴重饑荒和社會問題。可悲的是，現在中國有不少無知或有意的人們，卻刻意抹掉這段血淋淋的曆史！
中共在中華大地上犯下的駭人聽聞的滔天大罪，真是千古未有、罄竹難書。抹是永遠抹不掉的！
‘苛政猛於虎’，這五隻吃人的老虎，害了多少無辜中國人的性命？曆史一定會記住他們！
更多我的博客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