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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
機器都是超負荷運轉，大小機器全部開動，連備份機都用上了，機器一旦出故障，更為緊張，徹夜趕修。值班、搶修機器，每天24小時連軸轉，不知道度過多少個不眠之夜。”在原中央軍委作戰室參謀劉長明的記憶中，那一段時間電報特別多，電報員每天收發電報的頻率比往常高好幾倍。“西柏坡作為指揮300萬軍隊的大本營，與全國各地區、各戰區的往來電報，像雪片一樣，晝夜不斷，分秒不停。”
西柏坡紀念館館長助理趙福山告訴記者，在幾個月時間裏，毛澤東和他的同事們發出了408封電報，平均每個月收發電報的總字數達到140萬，組織指揮了包括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在內的24次重大戰役，把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裏之外的大智慧運用得淋漓盡致，譜寫了人類戰爭史上的奇跡。
三大戰役電報手稿
資料圖片
進京首日，毛澤東和他的同事們在西苑機場檢閱部隊 CFP圖
最小的軍事指揮部
從1948年7月底開始，23歲的劉長明腦袋就沒怎麽挨過枕頭邊兒了，困極了，就在總參謀部的作戰室靠近地圖的那張桌子趴一會兒打個盹。從那張比例1：500000的全國戰區圖上，各個戰場的局勢一目了然。從地圖上看，把戰爭比喻成下棋是再合適不過的了。但是在這張棋盤上每挪動一個子兒，調動的都是幾十萬乃至上百萬的人馬。
“進入7月以來，東北戰場的格局一變再變，周恩來有時親自在那張地圖上用紅藍毛線圈了又圈。”原中央軍委作戰室參謀劉長明回憶說，“當時，我就意識到在東北有場大仗要打了。”
兩年時間，東北的解放軍已從剛入關的13萬增至100萬。就東北而言，已形成我強敵弱的態勢。劉長明意識到，毛澤東在一年前所說的大決戰就要從東北拉開帷幕了，這使他一點都不敢馬虎。“毛澤東和周恩來常常深夜突然把我叫過去要材料，”他隻好把中央軍委作戰室當成宿舍。
在西柏坡中共中央舊址大院，毛澤東、劉少奇同誌舊居之間，有這樣一座土坯壘就、灰沙砸頂的小平房。它坐北朝南，建築麵積隻有69.4平方米。“這4間平房就是中央軍委作戰室。”西柏坡紀念館研究人員趙福山帶領記者走進平房時說，著名的三大戰役就是在此指揮的，“這也是解放全中國的最後一個農村指揮所。”
在這個小土屋內，北牆上掛著一幅碩大的軍用地圖，是解放戰爭的形勢要圖，上麵縱橫交錯的標誌還在向人們展示著那段風雨如磐的歲月。
屋內，整齊地放著三套油漆斑駁的桌椅，當時分別代表三個科：西邊是作戰科，中間為情報科，東邊是戰史資料科。劉長明說，當年，這個屋子裏的工作人員僅有十幾名，後來增加到20多人。屋內還有一部電話，是當時中共中央與中央機關聯係的主要通信工具。
“我們這個指揮部可能是世界上最小的指揮部，我們一不發人，二不發槍，三不發糧，隻是天天發電報，就把國民黨打敗了！”時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的周恩來風趣的話語，劉長明至今記憶猶新。
毛澤東就是通過發往各個戰區的電報來遙控這場戰爭。“很難準確統計，在西柏坡期間，中共中央、中央軍委究竟向各地發出了多少份電文。”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研究員王聚英說，但是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毛澤東在此期間從未親臨前線，卻總是能夠對戰場形勢作出最準確的判斷。
在當時，即使是西柏坡的村民，大多數也並不清楚，三大戰役的最高指揮機構，就在自己身邊。事實上，中央工委早就在這裏工作了一年，隻不過對外的名稱叫做“勞動工人大學”。劉少奇則化名“胡服”。西柏坡一位村民說，“聽老輩們講，當時看到村子裏架起了密密麻麻的天線，人來人往，就知道來了‘大幹部’，可真不知道是誰。”
“如果電波是有形的，那麽1948年的西柏坡就會被一張電波交織的大網嚴嚴實實地罩在下邊。”劉長明說。
除了總參，西柏坡寧靜依舊。除了不斷傳來的前方戰場上的勝利消息，這裏的人根本沒有戰時的感覺。一直到共和國成立，一些從這個大本營出去的人在劉伯承任院長的軍事科學院的課堂上才真正知道，他們在西柏坡一年時間裏，中國發生了什麽事情。
電報解決錦州之爭
西柏坡炎熱的夏天，毛澤東有時會搬到惡石溝小河邊樹蔭底下去午睡。“他對即將發生的大戰很有信心，但是來自東北的消息卻不盡樂觀。”劉長明回憶道，毛澤東、周恩來，都已經反複研究過無數次了。打錦州，把衛立煌堵在東北，讓他出不來，然後關起門來打狗，將48萬國民黨軍隊消滅在東北，這樣就可以騰出100萬的機動兵力投入後麵的總決戰。
但前線最高指揮官林彪卻舍不得放棄已到嘴邊的“羔羊”，力主先打圍困已久的長春。毛澤東一口氣回複了30多封電報，有些電文長幾千字，而間隔隻有一兩個小時。林彪最終接受了中央軍委的意見，東北野戰軍將錦州圍了起來。
圍起錦州還沒打，關內傅作義的軍隊動了。隻帶了7天給養的林彪麵臨著腹背受敵的危險，當時被林彪比喻為“準備了一桌飯，來了兩桌客人，這飯怎麽吃？”
這一突變，也令毛澤東著急，“他盯著地圖上那個雞腦袋的位置，不住地抽煙。”劉長明說。
9月7日，毛澤東電報明示：“置長春沈陽兩敵於不顧，並準備在錦州殲滅可能由長、沈援錦之敵。”
10月2日黎明前，毛澤東交給電報員的電報畫了“AAA”，要東野依靠自己的力量對付津榆可能增加的或山海關外的援敵。
第二天，毛澤東晚上辦公，白天睡覺的習慣也堅持不下去，整整一天都在等錦州的消息。下午，林彪的電報終於來了，卻重提回師長春。
毛澤東看完後，一掌把電報拍在桌子上，口裏不停地說：“這個林彪，這個林彪。”一邊使勁兒地抽煙，一邊在屋裏來回踱了幾步，夾著香煙的兩個手指熏得發黃。
10月3日淩晨，毛澤東把一份右上角畫了“AAAA”的電報讓秘書送給電報員。4A電報，中國共產黨軍隊中級別最高，它的含義是“十萬火急”。
“四五月間，長春本來好打，你們不敢打；七月間，長春同樣好打，你們又不敢打。現在攻錦部署業已完畢……你們卻又不敢打……”
這封電報中一連用了三個“不敢打”，人們不難感受到電報起草者難以掩飾的怒火。這可能是三大戰役中，毛澤東在西柏坡發出的最著名的一封電報。這封電報手稿如今在西柏坡革命紀念館三大戰役展室展出。
剛發完這封電報，毛澤東又寫了一封電報：“我們不讚成你們再改計劃，而認為你們應集中精力，力爭十天攻取錦州，並集中必要力量與攻錦州同時殲滅由錦西來援之敵四至五個師。隻要打下錦州，你們就有了戰役上的主動權，而打下長春並不能幫助你們取得主動，反而將增加你們下一步的困難。”
4日，毛澤東連續發出2封批評電報後，終於等到了林、羅、劉決定“仍打錦州”的電報，以至於十幾年後，毛澤東在悼羅榮桓的詩中還說：“長征不是難堪日，戰錦方為大問題。”
雖然無從考證打錦州時毛澤東的具體反應，但新中國成立60周年獻禮影片《建國大業》的編劇在片中設置了這樣的細節：主席拿一個梯子就上房了，他在房頂上看，房下人問他：“你看什麽呢？”“我看錦州，10點半還沒打進去，哪個部隊啊？”別人說：“你已經問了8遍了。”
這樣一場關係到戰爭結果乃至曆史走向的爭論，僅僅用了兩三個小時，憑著幾封電報便解決了。
然而正是這兩三個小時，“毛澤東寢食難安，端到他屋裏的飯菜涼了又熱，熱了又涼，都不見他動一筷子。”劉長明回憶說，如果說那交織在西柏坡空中的電網是無形的、不可捕捉的話，那麽從毛澤東和中央軍委的飯桌上則可見戰略決策的醞釀與形成有多麽不容易。
10月16日，毛澤東叫警衛員李銀橋為他做了一碗紅燒肉吃，錦州之役勝利了。
接下來，勝利便勢如破竹，整個東北迅速解放。據趙福山統計，遼沈戰役期間，毛澤東共擬就了77封電報，其中指揮錦州之戰達50多封。遼沈戰役，使整個解放戰爭的形勢發生了根本變化。人民解放軍在總數上超過了國民黨軍隊——敵軍下降到290萬人，人民解放軍上升為300餘萬人，從而改變了敵軍長期居於優勢的局麵。
“不要事事請示”
遼沈戰役結束後的第四天，即1948年11月6日，毛澤東等又指揮華東、中原兩大野戰軍打響了淮海戰役。
當時，徐州劉峙集團80餘萬
人，密集於以徐州為中心的東起海州、西至開封、北起臨城（今薛城）、南達淮河的區域內，依托隴海、津浦兩路機動增援迅速。人民解放軍參加淮海戰役的兵力為華東野戰軍36萬人，中原野戰軍15萬人，以及華東軍區、中原軍區和華北軍區所屬冀魯豫軍區部隊，總兵力約60萬人。
國共雙方均對此戰寄予期望。蔣介石聲稱：徐蚌會戰是政權“存亡最大之關鍵”。毛澤東指出：“此戰勝利，不但長江以北局麵大定，即全國局麵亦可基本上解決。”
“戰鬥打響前半個多月，毛澤東就給淮海前線發去電報。”劉長明說，在電報中，毛澤東明確提出首要突擊方向：一是指向徐州以東新安鎮地區的黃百韜兵團，割斷劉峙的一條臂膀；一是指向徐州、蚌埠之間的戰略樞紐宿縣，切斷徐州國民黨軍唯一的陸上退路。旨在首先將其分割成幾塊，然後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
毛澤東依舊電報指揮千裏之外的部隊，但與遼沈戰役打錦州時事無巨細地過問不同，對淮海戰役，毛澤東更多地放權給前線的指揮官，他還給粟裕發去電報：“……在此方針下，由你們機斷專行，不要事事請示。”
淮海戰役原定11月8日晚發起攻擊，粟裕發現敵軍集中兵力固守徐州及徐海段、徐蚌段，阻我南下攻勢，掩護其加強江防及江南後方部署；李彌兵團由碾莊圩、曹八集西移徐州；住海州的國民黨軍四十四軍西移新安鎮，歸黃百韜指揮；黃百韜兵團有西移的跡象。隱蔽在馮治安部第三綏靖區的地下黨員張克俠、何基灃要率部起義。
根據上述情況，粟裕認為戰役發起的時間，宜早不宜遲，他當機立斷，決定將戰役發起的時間提前兩天，即由原定的11月8日晚改為11月6日晚發起攻擊。他一麵將作戰部署及提前發起攻擊的時間，上報中央軍委、鄧小平、陳毅、華東局，一麵下令部隊按新的作戰部署執行。後來實踐證明這一決策是及時正確的，打了敵人一個措手不及，牢牢掌握了戰場的主動權。
在解放軍銳利攻勢下，黃百韜兵團在碾莊、新鎮地區陷入重圍。11月22日，他的17萬人馬，彈盡糧絕，全部被殲。
“未經中央軍委同意，擅自改動淮海戰役的發起時間，很可能被認為無組織、無紀律。”談及電文，中國革命軍事博物館研究員王聚英認為粟裕請示理所應當，然而毛澤東的“不要事事請示”的複電更體現了遠離戰場的指揮者高超的指揮藝術與寬廣胸懷。
淮海戰役中，前線指揮部共接到毛澤東起草的電報命令64封，內容主要是作戰方針，具體部署大多交給一線作戰的指揮官。
淮海戰役進入第二階段（1948年11月23日至1948年12月15日），總前委提出以殲滅由平漢路遠道趕來增援而孤軍突出的黃維兵團為上策。收到電報後，毛澤東表示完全同意先打黃維兵團，並回電指出：“情況緊急時機，一切由劉陳鄧臨機處置，不要請示。”
根據戰勢的變化，總前委決定采取吃一個（黃維兵團）、挾一個（杜聿明集團）、看一個（李延年、劉汝明兩兵團）的方針，先殲滅黃維兵團。為此，集中中原野戰軍6個縱隊和華東野戰軍3個縱隊及特縱一部，對拒絕投降的黃維兵團發起總攻，全殲該兵團10萬餘人，生俘兵團司令官黃維。
到1949年1月10日，粟裕和鄧小平、劉伯承的兩支野戰軍，硬生生“吃”掉了國民黨軍隊55萬餘人。60萬打敗80萬，被毛澤東喻為“一鍋夾生飯”的淮海戰役的勝利，就這樣在西柏坡與前線往來的充滿信任與主動靈活精神的電文中誕生了。
智取平津
就在淮海戰役鏖戰期間，毛澤東又看準了華北平津一帶的戰場，指揮剛取得遼沈戰役勝利不久的東北野戰軍秘密入關，於1948年11月29日發起平津戰役。
作戰先從西線打起。當夜，華北第三兵團對柴溝堡等地發起攻擊。傅作義立刻命令部隊馳援張家口，並調原在涿縣的第十六軍移至昌平、南口，以便在形勢不利時保住西撤的通路。12月5日，秘密集結在北平以北地區待命的東北先遣兵團兩個縱隊采取突然行動，迅速攻占密雲，傅作義判斷他們將直下北平，急忙調整部署：命令部隊火速撤回北平，並從天津、塘沽等調集兵力增防北平。根據毛澤東和中央軍委的部署，華北第三兵團迅速包圍了張家口，華北第二兵團將從張家口匆忙東撤的傅作義嫡係主力第三十五軍包圍於新保安。接著，東北先遣兵團占領了懷來、康莊、南口。
“戰局瞬息多變，戰機稍縱即逝。”劉長明說，在西柏坡簡陋的指揮室內，毛澤東斷言這種形勢“對於大局極為有利”。
1948年12月11日一天內，毛澤東為中央軍委起草了8封給林彪、聶榮臻等部的電報，要求各縱隊提前入關，於12月20日至25日取神速動作“包圍天津、塘沽、蘆台、唐山諸點之敵，務使敵人不能跑掉”。同時，電示華北的第二兵團，部署在張家口、新保安附近的平綏線上，堵住敵西逃的道路。
“這8封電報，後來以《關於平津戰役的作戰方針》為題收入《毛澤東選集》。”劉長明說。
如何作戰上，電報均作出了具體部署：“基本原則是圍而不打（例如對張家口、新保安），有些則是隔而不圍（即隻作戰略包圍，隔斷諸敵聯係，而不作戰役包圍，例如對平、津、通州），以待部署完成之後各個殲敵。尤其不可將張家口、新保安、南口諸敵都打掉，這將迫使南口以東諸敵迅速決策狂跑，此點務求你們體會。”
電報規定：“攻擊次序大約是：第一塘蘆區，第二新保安，第三唐山區，第四天津、張家口兩區，最後北平區。”“隻要塘沽（最重要）、新保安兩點攻克，就全局皆活了。”
在完成具體部署後，毛澤東指揮東北、華北野戰軍依照“先打兩頭、後取中間”的方針，對蔣、傅兩係近60萬之眾部署在1000多公裏防線上的“長蛇”開始“剁尾”“斬頭”了。首先圍攻張家口，誘使傅作義派兵西援，調出敵三十五軍，在新保安殲滅了這支傅作義賴以起家的部隊，隨後殲滅張家口、天津之敵，最後以90萬大軍兵臨北平城下。
對這樣的作戰部署，葉劍英後來評論道：“‘兵貴神速’和‘出敵不意’的軍事原則，為一般軍事家所熟知，但毛澤東同誌運用之妙，卻超乎尋常。‘圍而不打’和‘隔而不圍’的作戰方針，以及延緩華東戰場對杜聿明集團殘部最後殲滅部署的指示，則更表現了軍事指揮上的高度藝術。”1949年1月14日，在天津國民黨守軍奉命拒絕和平解決後，人民解放軍發起總攻，到15日攻克天津，殲滅守軍13萬人。這樣，傅作義集團的北平守軍已完全沒有退路，在我重兵威懾和政治爭取之下，接受和平改編，宣告北平和平解放。
平津戰役，曆時64天，共殲滅和改編國民黨軍隊52萬餘人，除歸綏、太原、新鄉等少數幾個孤立據點外，解放了華北全境。
沒有一封電報被敵人破譯
西柏坡紀念館半景畫展館和大決戰展廳之間的走廊很獨特，因為牆上刻滿了電報報文，這些刻製的“電報”來源於當時的電報原樣。整個電報廊長56米，展出電報37份，多為毛澤東親筆所書。
一封封電報的右上角，標有不同數目的“A”。趙福山說，在移駐西柏坡前夕，由於往來電報偶有丟失，經毛澤東同意，形成了文件的圈閱製度，即閱過文件的人，簽上自己的名字、日期，並在自己的名字上畫圈，“畫圈為證”。而毛澤東在簽發電報、文件時，有他自己獨特的方法來表示急緩和密級：4個A為特急電報，限6小時內發出；3個A為加急報，限一天內發出；兩個A為急報，限兩天內發出；一個A為平報，限3天內發出。
有時，“A”後邊還綴個“毛”字，表明是毛澤東的電報，要立即發出。三大戰役期間的電報多為“AAAA”，也有“AAAAA”或“AAA”的。4個“A”以上的表示刻不容緩，須立即送呈周恩來，隨即簽發。
以中共中央駐地西柏坡為中心，各主要部門星羅棋布分布在附近的各個村莊。眾多部門中，駐在通家口村（後搬到郜家莊村）的軍委三局、駐在東崗南村的軍委二局和駐在東黃泥村的中央社會部是三個異常重要的部門。軍委三局負責通訊，後兩個部門則是情報機關。黨中央、中央軍委與全國各解放區、野戰部隊、敵後根據地以及敵區我地下工作人員進行無線電通信聯絡，要靠“三局”的電台來實現。
當時，為了中共中央的安全，西柏坡沒有電台，電台都設在周圍的村子——南莊、北莊、通家口、窯上、東西崗南等村。外地來的電報，電台接收後送到西柏坡的中央大院；中央給外地的電報，也要通過周圍村的電台發出。
劉長明說，“人員、機器都是超負荷運轉，大小機器全部開動，連備份機都用上了，機器一旦出故障，更為緊張，徹夜趕修。值班、搶修機器，每天24小時連軸轉，不知道度過多少個不眠之夜。”“西柏坡與全國各地區、各戰區的往來電報，像雪片一樣，晝夜不斷，分秒不停。”
西柏坡，不夜的小山村，指揮簡明，決斷迅捷。中央機要室和作戰室裏電話頻頻，參謀們手持電報，穿梭於機要室、作戰室和領袖們的土屋之間，一切都緊張有序。絕非當今有些影視或文學作品中描述的那種煙霧繚繞的場麵。
三大戰役期間，西柏坡發出過多少封電報？這個數字，有的說是197封，有的說200多封，趙福山說，“是408封。”
趙福山對三大戰役期間西柏坡發出過197封電報的說法，一開始就有懷疑。他翻看《毛澤東軍事文集》，裏邊記錄的電報數就遠遠超過了197封，而且，這本書收錄的電報還不全。2006年的時候，一位朋友跟趙福山說起一本書——《毛澤東軍事年譜》。趙福山當時想，三大戰役期間，西柏坡發出過多少封電報，這本書裏或許有答案。果不其然，趙福山在這本書裏找到了答案：408封。
毛澤東在西柏坡發出這麽多電報，在電報裏對部署兵力等問題都講得非常詳細，這些軍事機密萬一被國民黨破譯怎麽辦？
“這種事是不會發生的。”劉長明說，因為敵我雙方情報人員的素質不同。國民黨的密碼技術雖然複雜，但有規律，按照漢字的古韻排列。為了掌握古韻，軍委有一個幹部能把整個《康熙字典》背下來。而從西柏坡發出的電報，變密技術非常高。“至於有什麽秘訣，我們也不知道，目前還屬於秘密。”
靠電報指揮，為什麽總打勝仗
美國人曾責問蔣介石，“你有飛機，可以坐飛機指揮卻為什麽總打敗仗？而毛澤東沒有飛機，靠電報指揮，為什麽卻總打勝仗？”
戰略戰役學著名教授、國防大學紀明葵將軍認為，翻開毛澤東為中央軍委起草的數以百計的有關作戰決策的電報就可以找到明確的答案。
毛澤東常常用如下語句與各戰區的司令員、政委們商討戰策，“究竟如何？望斟酌電告”“以上意見妥否望複”“如何部署盼告”“對該電內容哪些可以實行，哪些與情況不符不能實行，表示你們的具體意見”“你們另有何種更有效之方法，盼告”而這些博采眾長，善於納諫的決策方法正是以毛澤東為首的老一代革命家在決策過程，獲得致勝主動權的科學決策方法。
《時代》雜誌記者愛潑斯坦曾這樣描寫對毛澤東和蔣介石的不同印象：“蔣經常沒有必要地過問過多的繁瑣事務，事後批評他的指揮官做的大小每一件事……毛則相反，他極擅長於委任他人負責某件事，以便他有充分的時間去考慮、分析一個更大的遠景；他也擅長於樹立榜樣，總結經驗。”
在愛潑斯坦看來，由於交通的阻斷和困難，共產黨內部通信聯絡不可能對很遠的抗日根據地在軍事和政治上給以具體的指示。“這就要求每個人了解並遵循總體的方針路線，把一致性和主動性靈活地結合起來，由他們自己判斷，決定自己的行動。”
1948年5月22日，中央軍委給陳毅和粟裕發出電報進一步明確作戰重心，指出：“夏季作戰的重心是各方協助粟兵團殲滅五軍，隻要五軍被殲滅，便取得了集中力量殲滅十八軍的條件，隻要該兩軍被殲滅，中原戰局即可順利發展。望本此方針，部署一切。”
5月27日陳毅、粟裕向中央軍委發電請示，“為配合華東野戰軍主力在魯西南殲滅敵第五軍作戰計劃，許世友、譚震林部、陳士榘、唐亮部應以五軍之行動而決定自己之行動。許譚兵團應以一個縱隊為預備隊，待命進入魯西南參戰。”
28日中央軍委複電：（一）陳錫聯兵團擔負鉗製十八軍務使不能東援之任務，望劉鄧按情部署實行之。（二）許譚兵團是否應以一個縱隊進入魯西南協助殲滅第五軍，以八十四師、十二師是否向魯西南增援五軍定。”並提出‘兩個如果、一個或者’可能行動的設想，電報最後明確“此事由粟裕按照上述情況，臨時命令許譚辦理。”
紀明葵將軍說，從上述兩封電報中，我們不難看出中央軍委在決策過程中不但明確了夏季作戰重心，而且在具體戰役力量的使用上全麵地預測了作戰過程中可能產生的各種可能預案，並正式地明確了陳粟在作戰過程中有隨機決策的權力。
5月28日陳毅、粟裕給許世友、譚震林、陳士榘、唐亮並報中央電報做了作戰部署。中央軍委在收到陳粟電報後，29日又給粟裕回電進一步明確了中央軍委的看法，具體闡述了中央軍委對如何執行戰略決策行動的建議和理由，並與粟裕同誌進行了商榷。
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研究員王聚英認為，中國共產黨軍事鬥爭史上的一個重要現象在於軍事民主。中央與各野戰軍互相討論，以理服人，中央不穿小鞋，部隊心無芥蒂——這是我軍一個優良傳統，也是我軍始終掌握戰場主動權並最終取得革命勝利的法寶之一。淮海戰役期間，毛澤東給前線的兩封不要事事請示的電報，體現的是一種相互信任，這種信任始終貫穿於毛澤東與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指揮三大戰役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