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會見尼克鬆總統
4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在西方主導的全球體係中摸爬滾打，在學習過程中沒有迷失自己，沒有放棄對最先進技術的追求，依靠獨特的把管理和規劃與市場相結合的產業政策，後來居上，開發出電動車等一係列領先世界的技術和產品，獲得了豐碩成果，標誌著中國走出了一條成功趕超世界先進技術水平的路子。
反觀蘇聯，由於領導人缺乏敏感和遠見，長期處於落後的經濟模式而不自知，導致最終解體的結果。對比中國的成功經驗，蘇聯的失敗首先是領導力的失敗。如果要追究領導人的責任，斯大林無疑要擔負首要責任。他製定執行的嚴苛死板的計劃經濟體製抑製了基層的積極性。繼任的幾任領導人也難辭其咎，他們都沒有能夠打破計劃經濟的桎梏，更糟糕的是出了赫魯曉夫這種自己不思改變，反而對探索不同道路的中國妄加幹涉，甚至用撕毀合同、撤走專家來脅迫中國就範，驕橫昏聵，搞砸了蘇聯的經濟，也搞砸了中蘇關係。
我們現在可以下結論，蘇聯的失敗主要是計劃經濟體製相對於西方市場經濟體製的失敗。計劃經濟體製排除了競爭，導致效率低下。蘇聯軍工、航天等部門因為與美國競爭成為蘇聯技術發展的亮點，而整個民用經濟卻因為實行計劃經濟而乏善可陳。蘇聯之所以排斥市場因素，可能與沙俄曆史上市場經濟沒有充分發展有關。沙俄從封建農奴製進入資本主義，還未發展起來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崩潰，從未嚐到過市場經濟成功的滋味，加上把馬克思主義當作教條，把西方的市場經濟視為腐朽沒落的經濟體製加以摒棄，把計劃經濟當作趕超西方的捷徑，在一條死胡同裏踉蹌掙紮，直至栽倒。
毛澤東沒有迷信蘇聯的意識形態教條，他敏銳地察覺到蘇聯體製的問題，運用他的政治天才，巧妙地與蘇聯分道揚鑣，擺脫了蘇聯模式的羈絆，使中國避免了蘇聯的命運，打開了與西方市場經濟模式交往的大門。他在這一過程中所展現出來的意誌和智慧，在人類曆史上絕無僅有。毛澤東的繼任者也沒有迷信美國的意識形態教條，堅持從中國的實際出發，瞄準世界先進技術和產業，不懈探索，找到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發展模式，創造出技術和經濟快速趕超西方的發展奇跡！
蘇聯的失敗，使俄羅斯失去了創建自我發展模式的自信，三十年來跟在歐美所謂的自由主義模式後麵亦步亦趨，經濟難有起色。俄羅斯又失去了30年的發展良機。
美國精英層對中國模式的反應則顯得非常敏感且極富戲劇性。2015年，《中國製造2025》一經頒布，就受到美國政經界的關注，很快就達成一致意見：這是對美國科技領導地位的挑戰和威脅。
特朗普贏得2016年總統大選，以《中國製造2025》為目標，發起了對中國的貿易戰。用美國時任商務部長羅斯的話：《中國製造2025》是對美國的“直接威脅”。時任白宮貿易顧問納瓦羅更是直言：加征關稅毫無疑問將直指《中國製造2025》。川普對中國商品的關稅就是從中國的高科技產品開始，然後是中端技術產品，最後剩下未加稅的是低技術的勞動密集型產品，不加掩飾地露出要把中國鎖定在低端產業的用心。
去年4月，香港《南華早報》通過官方數據以及其他權威數據，對《中國製造2025》的進展進行了梳理，發現規劃涵蓋的10個關鍵領域裏的200多個目標已實現了86%以上，其中包括5G及通訊設備、集成電路、操作係統、工業軟件、智能製造、航空航天等。尤其是電動車、可再生能源等一些項目遠遠超過了規劃所定的目標。
在川普和拜登兩屆美國政府動用關稅和聯合盟國的製裁打壓下，86%的完成度已足以證明美國對華貿易戰的失敗，製裁打壓的無效。考慮到離規劃完成的2025年底還有10個月時間，屆時規劃的完成度還將提高。
2021年，拜登繼任總統，見貿易戰效果不彰，馬上著手製定了三個法案：《降低通貨膨脹法案》，《芯片法案》和《基礎設施投資與就業法案》。這三個法案的實質都是用政府資金去投資、補貼新能源、芯片製造等高新技術產業以及基礎設施建設，總金額達到2.2萬億美元，可以看作是美國版的產業政策。美國想要拿回曾經屬於美國的高技術產業，也要動用產業政策的手段。三個法案在國會迅速通過，說明一向指責中國產業政策的美國政客們，一旦發現中國的產業政策管用，能夠立刻拋掉所謂不幹預自由市場的意識形態麵紗，模仿對手的做法，行事速度比俄羅斯快得多，盡管嘴巴上仍舊罵罵咧咧。
有一點需要認清，美國的產業政策不僅僅涉及美國，還涉及到美國的盟國。作為西方盟主，拜登可以強迫盟友——包括中國台灣——把最頂尖的技術進貢給美國。這也說明流出美國的高技術產業並非是無序流出，而是流向美國的盟國，仍在美國的控製範圍之內。中國與美國的競爭實際上並非隻是中美兩國之爭，很大程度上是與整個發達國家群體競爭。
高關稅是經濟技術落後國家的特征。中國曾經用高關稅來保護自己落後的技術和產業，現在輪到歐美對中國的電動車高築關稅壁壘了。攻守異勢。這是大潮開頭，還是曇花一現？將取決於未來各國產業政策的相互較量。不管結局如何，中國模式的產業政策已成全球的經濟時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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