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的流沙墜簡，我寫得起勁，寫了吐魯番，又寫喀什。吐魯番和喀什的人口，種族融合如百溪歸川，源遠流長，不從中斷。伊犁可不同，這裏流沙不多，卻有墜簡，人口流變有清零之時、斷裂之痛。1755-1758年，清乾隆帝平定準噶爾瓦剌叛亂，對準噶爾人口進行大規模清洗，伊犁幾無人跡，須要重建人口。
先秦時期伊犁由烏孫占領。人類學考古表明，烏孫人基本是高加索人。他們跟塞迦的關係，我們不清楚。上古音，烏ag孫su?n。有識之士可以據此推測烏孫人的語言。實際上他們到底講突厥語、波斯語、還是別的什麽印地語，我們並不確知。進入南北朝時期，烏孫人幹脆從史籍中消失。
伊犁之名，有不同寫法。自漢及唐“伊列”，唐朝“伊麗”，西遼“益離”，元代“亦剌八裏”，明朝“亦力把裏”，清代“伊犁”。但伊犁之名來自什麽語言、什麽含義，我們不明白。當然這並不妨礙伊犁河的水流，和伊犁一帶的人流。
元朝短暫，但其他蒙古政權還在繼續。瓦剌，又作衛拉特、厄魯特，就是其中一支，一直陪伴著明朝。其中發展出的準噶爾部又陪伴清朝，不斷在漠北、西域和西藏興風作浪，曆經康熙、雍正，直到乾隆二十年到二十三年（1755-1758）徹底清剿，前後七十年。其間俄羅斯是一個影響戰事發展的因素。
其後北疆普遍實行屯田製，通過多種方式補充人口，包括兵屯，綠營漢兵，須繳納公糧；旗屯，八旗子弟，自給自足、不繳公糧；回屯，維吾爾；戶屯，關內貧民；遣屯，充軍流放人員。曆史資料顯示，伊犁人口恢複相當緩慢，兵屯到乾隆四十四年也才2500名，旗屯到三十六年也不過7675人。一直到四十二年，戶屯還沒拓展到伊犁。遣屯直到四十八年也隻達到三千多名。伊犁屯田的主力，是來自南疆的維吾爾，到三十三年，回屯達到20356口。見成崇德《清代西部開發》（2002）。
跟屯田人口不同，哈薩克人到伊犁是自願的。一開始清朝還驅逐，到三十一年清朝開始來者不拒，此後根據形勢變化，迎拒不一。但哈薩克人口真正的大量湧入發生在民國時期。1916年，為反抗俄羅斯因應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征兵政策，十數萬哈薩克人湧入新疆。1930年代，蘇聯實行農業集體化，哈薩克斯坦發生饑荒，又有十數萬哈薩克人進入新疆。不曾想共產主義光芒照耀四方，二十年彈指一揮間，新疆和平解放、土地改革即將到來。伊犁是哈薩克人的主要居住地，伊犁號稱哈薩克自治州。
乾隆二十七年開始設伊犁將軍，統管南北疆軍政，一律由旗人擔任，正一品。正一品，放今兒，就是政治局常委。沒有大學士頭銜的總督也才從一品。這是軍府製，說白了就是軍政府，地方行政事務由軍隊管轄。
鹹豐六年（1856）雲南回變，清朝鎮壓後，雲南回民人口減少大約九成。同治元年至十二年（1862-1873）陝甘回變，戰爭、饑荒和疾病導致陝西人口減少710萬、約48%，甘肅1455.5萬、約74.5%。同治三年至光緒三年（1864-1877）新疆回變，北疆人口減少34萬、約72.6%。見曹樹基《中國人口史》第5卷《清時期》（2001）。這些數字，是人類文明和中國曆史的恥辱。
按理說，伊犁將軍的人身安全應該有保障。但信仰的力量無窮盡。回民相互串通，回變四處蔓延。參加新疆回民起義的，不光包括信仰伊斯蘭的維吾爾、哈薩克、吉爾吉斯（黠嘎斯）和回族，也有漢族。新疆回變爆發時，陝甘回變已讓清朝應接不暇。時值新舊伊犁將軍交接，前任將軍常清遭戮，現任將軍明緒攜家小、侍從在官邸自盡。伊犁將軍尚不能自保，何談定邊封疆？
如何看待清代回變？如果站在儒家大義名分的角度，那當然是違反秩序、大逆不道。但是儒家的君臣之義，對君臣各有要求。《論語·八佾》：“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忠的本義是盡心，而不是無條件愚忠。《孟子·離婁下》：“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這些未始不可以看作君臣之間的一種契約。孔孟並沒有格外譴責武王伐紂，因為紂王無道在先。
將回變歸結於伊斯蘭教的看法，不符合馬克思唯物史觀。唯物史觀主張，物質決定精神，經濟決定政治。而在回變前後，民眾反抗已經此起彼伏。川楚白蓮教亂（1796-1804）、太平天國（1850-1864）、河南山東撚軍（1853-1868），其關鍵既不是伊斯蘭教，也不是種族。
馬克思不馬克思，孔孟不孔孟，清代回變確有其深刻而直接的經濟根源。兩次鴉片戰爭失利，不但是清朝治國無方的確證，而且戰爭賠款造成沉重財政負擔。太平天國興起，清朝失去江南稅收，國家財政依賴北方。但北方偏又河南山東撚軍起事。財政負擔進一步向其它北方省份轉移，尤其陝西、山西這樣相對富裕的省份。給列強的戰爭賠款，鎮壓太平天國、撚軍和雲南回變的軍費開支，全依靠這些個數不斷減少的省份。民眾不堪稅賦，是大規模回變在陝甘和新疆爆發的根本原因。所以從唯物史觀的角度，清代回變，跟其他農民叛亂，並沒有根本不同。這些叛亂都利用真真假假的宗教作為道具，回變也完全一樣。
清朝的統治已經難以為繼，隻能靠大規模屠殺民眾來替自己續命。它既沒有實行仁政的意願，也沒有實行仁政的機會，已經失去了執政的道德合法性。回變、漢變，都是反抗滿清專製的正義行動，天早該變了。回變四起，反映了中國穆斯林的先知先覺和超凡膽識。
有人讚頌乾隆平定準噶爾，在盛唐之後再次統一新疆。但康、雍、乾是清朝最偉大的三位皇帝，清剿準噶爾耗費了整整七十年時間。北疆人口清零重啟進展緩慢，人礦並不好挖。這樣的社會代價，是不是太高昂了一些？種族滅絕，跟華夏教化不符，更違背現代觀念。殺人手起刀落，但人的生產成長可沒那麽快。皇帝老兒，去你的“霹靂手段”！
有人讚頌左宗棠平定陝甘、新疆回亂。左宗棠是一員幹才，更是一名惡魔。他以十數萬漢人之血，洗千萬中國穆斯林之血，血債累累，隻是為了挽救一個政治、經濟、外交已經全麵破產的滿清政權。他在為一個根本不值得他效勞的政權肝腦塗地，既為走卒，枉為英豪。
有人為左宗棠殺回民大聲叫好。其實對左宗棠這樣的滿清走卒，鎮壓太平天國、殺漢人，也是完全一樣的。那些為殺人叫好的人，讓我想起沈從文先生在《我的教育》中寫到的，湘西軍閥殺人砍頭時，千百看客對人犯風度、智識的品頭論足。有經驗的看客知道，有經驗的人犯會以特定姿態迎接砍頭，結果可以胸部朝天，而不致屁股朝天。砍頭看多了，就會懂得其中門道。輪到砍自己頭時，就駕輕就熟。
當你為獨裁者殺人叫好時，專製的屠刀已經懸在你的脖頸上。
左宗棠是晚清四大名臣之一，他的才幹罕有其匹。平定新疆回亂時，伊犁將軍隻是他的副帥。所需一千萬兩白銀軍費，有一半是向列強借國債。清政府一方麵要償還國際衝突戰敗導致的戰爭賠款，另一方麵要為平定內亂不斷向列強舉新債，本來難以為繼。多虧了左宗棠、李鴻章這樣的走卒，才支撐到辛亥革命。
清朝為平定新疆大型叛亂，康熙曾禦駕親征，乾隆曾殫精竭慮，非出動左宗棠這樣的精銳不能竟功，反映治理新疆巨大的社會成本。回顧曆史，最早西漢在新疆駐防。東漢已意識到“西域諸國…與漢隔絕，道裏又遠，得之不為益，棄之不為損。”見《漢書·西域傳》。宋、明兩朝態度就更消極了，元朝也沒為新疆大動幹戈。唐朝設安西大都護府，在新疆實行軍府製，但安史之亂後無以為繼，證明內部完善，遠比對外擴張重要。同治回變，在鴉片戰爭、太平天國之後進一步消耗清朝國力，加速其衰落和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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