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戰從根本上改變了世界曆史的軌跡，但真正搬動道岔的，不是斯大林格勒，也不是中途島或D day的殘酷廝殺，而是幕後盟友間的激烈的經濟金融博弈。
1941年底日本偷襲珍珠港，把美國拖入了戰爭。但美軍是否像第一次世界大戰那樣跨過大西洋，親自下場與德國陸軍幹，並不是必然的。美國民眾的憤怒是美國曆史上空前的，沒錯，但其目標是東京而非柏林。所以，當希特勒充二杆子，履行協約國義務對美宣戰時，給丘吉爾如釋重負的感受，想必最有體會的人是，耳聞珍珠港被襲就迫不及待地要乘滑杆下山的蔣介石。要知道，當時英國本土天天挨炸，英軍在北非節節失利，東線的蘇軍在苦苦掙紮。沒有美國參戰，英帝國的生存都成問題，倔強的丘胖用以振作士氣的“total victory”就更隻是口號了。
德國對美宣戰後，丘吉爾天真地認為，之前英美間就租借法案實施中的財務糾紛就成往事雲煙了。但是，美國官方正式對協約國宣戰時，英美雙邊的主協定還沒有簽字。美國外交官在談判中毫不含糊，堅持協定第7條，即要求英國接受戰後國際商業政策的基本原則——非歧視的多邊自由貿易，要求英國承諾廢除歧視性的帝國特惠和外匯管製。
In the final determination of the benefits to be provided to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by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Kingdom in return for aid furnished under the Act of Congress of March 11, 1941,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thereof shall be such as not to burden commerc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but to promote mutually advantageous 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them and the betterment of world-wide economic relations. To that end, they shall include provision for agreed action by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United Kingdom, open to participation by all other countries of like mind, directed to the expansion, by appropriate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measures, of production, employment, and the exchange and consumption of goods, which are the material foundations of the liberty and welfare of all peoples; to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ory treatment in international commerce, and to the reduction of tariffs and other trade barriers; and in general, to the attainment of all the economic objectives set forth in the <Joint Declaration made on Aug. 12, 1941, by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Prime Minister of the United Kingdom.
丘吉爾強烈反對美國上訴立場，指責這是幹涉英國內政。為了顧全大局，美國國務院軟化了立場，解釋說第7條並不涉及任何具體的承若。這樣，1942年2月23日《英美互助協定》才得以簽訂。
在整個二戰期間，美國公眾輿論在援英問題上冷熱交替。甚至有的美國人認為英國企業利用租借法案在拉美市場上削價排擠美國貨。美國商務部長Harry Hopkins，羅斯福的心腹顧問，提出把英國的出口限製在她曆史上的特產，如威士忌和哈?斯花呢這類。英國貿易談判代表凱恩斯（對，就是那個凱恩斯主義的那個經濟學家凱恩斯）就此譏諷美國佬還忘了蘇格蘭的雜碎羊肚。美國政府小心翼翼地力求租借法案的執行度維持在滿足英國戰爭需求的最低水平。最露骨的是羅斯福的財長摩根索，他主張對英國賒賬的隻能是像槍炮和機械這類軍事物資，民生產品如糖、魚、紙等等就要英國付現金。其目的就是要消耗英國的黃金儲備，借戰爭的巨大開支永久性地消減英帝國的經濟實力。丘吉爾對此自然強烈抗議，羅斯福不得不出來做好人。連有的美國外交官也批評財政部是想把敵人和盟友雙雙KO翻，前者用武力，後者用財力。
依據的是同一個租借法案，美國對英國和對蘇聯的做法形成了有趣的對照。美援蘇的物資總價值是援英的55%，但卻沒有任何的附加條件。考慮到意識形態上美蘇的對立，當時美國政府的態度對曆史學家和普通人而言，都不無幽默之感。
說美國想趁人之危批發式清倉大英帝國也不盡然。日不落帝國攤子搞那麽大，被德國和日本挑戰，也不是美國的錯。其實，除了地緣政治中的國家利益，反殖民主義的思潮在戰前的美國就已興起。美國外交官們毫不隱諱地表達了他們想看到的，大英帝國在戰後，甚至在戰爭進程中就徐徐謝幕的願望。不妨引用一下當時《生活》雜誌上發表的一封對英國讀者的公開信：“One thing we are sure we are not fighting for is to hold the British Empire together. We don't like to put the matter so bluntly, but we don't want you to have any illusions. If your strategist…are planning a war to hold the empire together they will sooner or later find themselves strategizing alone”.
丘吉爾是一個頑固的殖民主義者，很多人認為他還是一個種族主義者。他在自己豪華的莊園說了這句著名的話，““I have not become the King's first minister in order to preside over the liquidation of the British Empire,” 然而他拚命抵抗的曆史進程就開啟在他的任上。
在二戰期間，羅斯福一直熱心倡導印度的獨立和香港回歸中國。1945年羅斯福對英國的Colonial Secretary Oliver Stanley說，“I don't want to be unkind or rude to the British but in 1841 when you acquired Hong Kong, you didn't acquire it by purchase." 不悅的Stanley馬上反唇相譏道，哦，記起來了，那時候你們在打墨西哥戰爭，對吧。
1944年，盟軍在歐洲戰場和太平洋戰場勝局已定，第二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前，各國開始考慮重建戰後的國際秩序。在這個曆史節點，新興美立堅帝國和老牌大英帝國，雙雙以勝利者姿態登台，盡管這兩國在語言，曆史，文化，意識形態上是近親，他們還是上演了一場“一山不容二虎”的大戲，一場爭奪未來超級大國地位的大戰。雙方下場的不再是將軍，而是政治家，外交官，經濟學家。
左: 英國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徳·凱恩斯; 右: 美國經濟學家，財政部助理部長哈裏·德克斯特·懷特。
吸取經濟危機滋生極端意識形態和戰爭的教訓，人們自然期望建立一個穩定的戰後國際金融秩序。1944年7月1日，來自44個國家的代表在美國的布雷頓森林鎮召開了聯合國貨幣金融會議，史上著名的布雷頓森林會議。著名經濟學家凱恩斯和懷特分別是英國和美國的談判代表。中國代表是孔祥熙。最後會議宣布成立國際複興開發銀行（世界銀行前身）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確立了美元在國際貨幣係統中的主導權，構建了戰後國際貨幣體係的新秩序，即美元霸權。其實在布雷頓森林會議之前，懷特就起草了布雷頓森林體係的95%。到最後開會就是一個形式，英國代表是否參加會議，來了以後談判得如何，都不會改變美國政府的設計。可憐的學者型外交官凱恩斯完全沒有機會讓他理想中的國際清算同盟計劃得到關注。
憑著自己戰後鶴立雞群的經濟實力，美國在布雷頓森林會議上搞的基本就是陽謀。美國的談判代表懷特和他的財長老板摩根索，就是奔四大目標去的：
1）和平肢解大英帝國；
2）變蘇聯為美國的盟友；
3）”去工業化“德國；
4）基於國際間的短期貸款，建立一套新型的多邊貿易係統。
此後80年的曆史證明，隻有第一個目標得到了實現，而且也不能證明布雷頓森林會議是主要原因，或之一。
剩下的一個有趣的問題是，為什麽心高氣傲，才華橫溢的凱恩斯在與懷特的博弈中沒有發揮出戰鬥力，為什麽驕傲的大英帝國吞下了布雷頓森林會議的苦果呢？我覺得原因還是， 二戰讓英國背負的債務是不可承受之重，是無賴的選擇。
1946年5月8日德國投降時，租借法案原定的1945年應該給英國的物資僅僅交付了1/6。這時羅斯福已經去世，杜魯門接任了總統。他立即決定凍結了還沒有啟運的物資。另一個變數是丘吉爾輸掉了戰後的大選。英國新政府還一廂情願地指望得到那剩下的5/6的物資，作經濟由軍向民轉型之用。到了8月，日本的投降比預料的快得多地到來，天皇投降昭書發布的3天後，杜魯門就宣布立即終止租借法案。這對英國戰後重建計劃的打擊是毀滅性的。凱恩斯估算英國政府當年赤字就高達56億美元，驚呼國家正麵臨金融上的敦刻爾克。
情急之下，英國請求與美國進行最後的談判。英國政府希望美國能夠，1.退還英國在租借法案生效前，已經支付了的購買戰爭物資的40億美元；2.另外支付30億的欠英國的所謂“道義債“。美國政府聽了很是惱火，我們在戰爭中對你們的救助，居然成了戰後你們道義綁架我們的理由。什麽時代了，還在想宗主國與殖民地的好事呢。美國拒絕了英國的請求，還給了英國兩個選項：1. 向美國借貸度過眼下危機；2. 立即勒緊褲帶，緊縮開支，變賣海外資產。戰後除了美國外，就其他打得筋疲力盡的各國那光景，如果英國放血大甩賣，顯然定價權是美國佬的。
英國議會對大洋對岸的無情和傲慢非常失望，如夢初醒，經過一番討論後，決定向美國開口借40億美金，利息為0。美國還價借50億，利息為2%。這是美方的best offer，凱恩斯沒有接受，而是拿出了另一個非常燒腦的金融創新，牽扯到要美國去買英國的國債。他算來算去，算出了更好看的底線，美國隻要出30億就可以了。白宮認為凱恩斯的花哨方案不靠譜，拒絕了他。喜劇性的是，這一回合讓美國官員懷疑凱恩斯不是一個書呆子，他故意誇大了英國的金融困境，想敲美國一筆無息巨額貸款。
在後來雙方艱難的討價還價中，每每到了細節處，美國談判代表總是有辦法在布雷頓森林體係框架下逼英國退讓妥協。有一次被激怒的凱恩斯脫口而出，“你們不可以把一個偉大的國家當成一個破產的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