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政府上個月高調舉行鄧小平誕辰120周年紀念活動。鄧小平的政治經濟遺產再次引發討論。中國曆史調查記者戴晴的新版《鄧小平在1989》6月由紐約博登書屋出版。在媒體上消失多年之後，83歲的戴晴接受了美國之音的獨家專訪。她希望用這本書為鄧小平在“六四”期間的一連串決定提供新的細節，尤其是透過趙紫陽的政治生涯起伏來檢視鄧小平與陳雲之間的權力鬥爭，解讀“六四”事件的性質，探討中國在1989年為何從原本充滿希望，準備向現代化轉型的方向逆轉。
鄧小平陳雲權力鬥爭影響中國1989年政治走向
在研究六四的書籍中，已經出版的有張良的《中國六四真相》、趙紫陽《改革曆程》，《李鵬六四日記》 ，還有前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副研究員陳小雅的《89民運史》等。戴晴說，她的新版《鄧小平在1989年》關注“六四”期間的“上層惡鬥”。
戴晴對《縱深視角》解釋說，與官方和民間敘事不同，“六四”的根源是中共上層從“政爭”（陳雲要計劃經濟，鄧小平要開放市場）到“權爭”（誰說了算或一線指揮的人是誰的人），最後發展成“權鬥”（你死我活）。這是自毛澤東以來共產黨政爭-權爭和權鬥模式的再重複。她這本書要做的就是公開這個過程。在戴晴看來，這種“頂層的惡鬥”導致中國的現代化轉型遭遇巨大挫折。
戴晴認為趙紫陽的遭遇就是“六四”時期的上層惡鬥的例子。在戴晴看來，鄧小平對趙紫陽的態度是信賴甚至有意全麵交班，鄧小平曾對趙紫陽說要將軍委主席交給他。但陳雲對趙紫陽有相反的看法。在陳雲大獲全勝的時候，也就是十三屆四中全會，李鵬代表政治局做《關於趙紫陽同誌在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中所犯錯誤的報告》時，陳雲曾經表示自己早就不喜歡鄧小平支持的趙紫陽，希望盡快替換。趙紫陽就是在陳雲為主將的“左傾衛道”的進攻下，被褫奪了總書記的權位， 而由於趙紫陽不肯在“六四”問題上認錯，最後隻能將他從中央委員名單中除名。
“紫陽太優秀了。鄧小平舍不得。”
當美國之音記者詢問是否有鄧小平在將趙紫陽一貶到底（踢出中央委員僅保留黨籍）後，感到後悔並有意請趙紫陽複出，戴晴回答說，鄧小平曾經將他最信任的丁關根派到趙紫陽家，勸說趙紫陽在“六四”問題上退一步，但是趙紫陽表示自己是按照鄧的方向行事，並沒有錯。後來，鄧小平的家人說，田紀雲專門找趙紫陽說重新安排。92年鄧小平南巡之後，鄧家的人請趙家的人再勸趙紫陽改變對“六四”的態度，這樣還可以用趙紫陽。戴晴說，“紫陽太優秀了。鄧小平舍不得。”
閻明複泄露上層惡鬥，趙紫陽處境危險
為了佐證“六四”事件是中共上層惡鬥的分析，戴晴首次透露了35年前的一次親身經曆。她說，1989年5月14日，她與一些知識分子代表被請到統戰部與時任書記處書記、統戰部長閻明複談判。她建議當局與學生對話。閻明複說，他隻能保證動員趙紫陽或李鵬一位到廣場去見同學，但隻能說“同學們好”這句話，不能答應跟同學們說 “同學們，你們是愛國的”這句話。
戴晴見此，轉身離去，於是，閻明複“在我背後就說了一句：“告訴他們：鬧吧！再鬧，趙紫陽就完蛋了。”戴晴告訴《縱深視角》，閻明複“那時候已經知道局勢局麵非常壞，他知道有一股力量就是要讓他們下去，5月14日的時候，政爭政鬥權鬥已經走到這一步了。 ”
戴晴表示自己在1989年7月14日因“涉嫌動亂””被捕並被關進秦城監獄。在審訊期間，警察一再詢問她當時與閻明複會麵的內容，而閻明複這句關於趙紫陽命運的話，她一直守口如瓶至今。
兩次親曆說明中國曾經“很有希望”
戴晴專訪中說，1989年的中國其實很有可能走向現代化，並以自己的兩次親曆說明中國當時走向開放的跡象。
戴晴1989年4月15日陪伴台灣《天下雜誌》總編輯殷允芃拜訪時任中共中央對台辦主任汪鋒。在見麵中，汪鋒說“小平同誌最近考慮四個堅持從憲法裏拿出來放進黨章。”戴晴還說，前中央組織部常務副部長李銳親口告訴她，胡喬木（曾任中共政治局委員）告訴李銳，鄧小平曾經考慮四個堅持是否需要改變。戴晴認為，將”四個堅持“從憲法拿出來放入黨章，意味”四個堅持“隻對黨員有約束力，這是開放黨禁“走出了的一步”，是”不得了的一件事“。她在書中也說，這是“向世界傳達中共即將邁出的實質性政治改革步伐。”
此外，戴晴說在同一年的5月13日問統戰部與時任主管意識形態的中共常委胡啟立說，外國媒體采訪她關於北京的抗議事件，為什麽中國自己的報紙不能報道？胡啟立回應她說，”可以報啊“，他繼續說，”我早就說過，版麵由本報的總編輯做決策。”戴晴說，聽到胡啟立這些話 ，“當時真是嚇了我一跳”。在她看來這有“在新聞自由上走一步”的意思。她對美國之音解釋說，當時中國所有報紙出來以後，都是中宣部要求撤文章，報紙的版麵，全是中宣部決定，因此胡啟立說版麵由各報決定將是一大突破。
鄧小平的神秘自由派知識分子死刑名單
在與美國之音的專訪中，戴晴提到了她一度進入中共準備處決的6名自由派知識分子名單，然後又獲釋的經曆。戴晴說，1989年年底，檢察院披露當局出台了一個新精神，要對“動亂的黑手們”流放一批、關押一批、處決一批，而被處決的人中就包括戴晴。秦城監獄的看守從在餐廳用餐的檢察官對話中獲悉這一消息後，馬上轉告了戴晴。據戴晴本人的理解與分析，她上這個處決名單，可能與當時的國際局勢變化，齊奧塞斯庫夫婦被槍決有關，她認為這對鄧小平影響非常大，觸發了鄧小平想在中國處決一批的想法。
不過，處決並沒有發生，她在90年的6月被釋放了。戴晴對美國之音說，她認為這是因為世界的局勢的發展。當時世界銀行有條件對中國恢複貸款，在這背景下，她與另外200名政治犯獲得釋放。
坦克人謎團，偶遇攝影謎證人
六四“坦克人”事件至今是個大謎團。戴晴也為此提供了新的信息。戴晴說，她寫這本書的時候碰到了一位社科院研究員,他見證了6月5號早晨目擊“坦克人”阻擋坦克的場麵。
這位目擊證人說，當時多人衝著“坦克人”喊“回來”、“回來”，結果“坦克人”不予理會，徑自爬上坦克。下來之後，市民抓住“坦克人”，表達對他的關心。此時坦克也停下來了，裏邊的三個人荷槍實彈地出來，士兵端起槍朝路邊的草叢打了幾梭子子彈，包括“坦克人”在內的民眾立即逃跑。這位目擊證人說，“坦克人”一句話都沒說過，他判斷“坦克人”可能是外地進北京的年輕人，大約20歲到30歲之間，不像是學生。這與六四曆史文獻學者吳仁華認為從男子隨身攜帶的袋子可以判斷他可能為其他省份來到北京的學生的判斷不同。
戴晴說，她後來又專門問過警察，問“坦克人”是不是警察 “製造這局麵”？警察告訴她由於當時情況混亂，當局不可能策劃一個“坦克人”的局。
詳述鄧小平的政治性格，給出一個“完整的鄧小平“
戴晴在《鄧小平在1989》修訂版中新增了（《綿裏藏針---鄧小平的政治性格》）這一章, 期望借由提供自己從未披露過的親曆和調查發現，解釋鄧小平在“六四”期間的一連串決定。她指出，
台灣學者鍾延麟《文革前的鄧小平---毛澤東的“副帥”(1956–1966)》和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的《鄧小平時代》寫了改革時期的鄧小平，她的這本書是對鄧小平“六四”期間所為的一個“補缺”。“這三本書放在一起就是一個完整的鄧小平了。”
